本文摘要：摘要:認為現有研究圍繞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發展的理論基
摘要:認為現有研究圍繞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發展的理論基礎、測度指標、耦合實證、生態化政策等，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界定、多元整體系統中環境治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論，以及協同測度指標體系、多尺度多模塊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實證研究、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綠色生態位置研究等方面存在不足。
為加快現代化環境治理體系建設和提升治理能力，提出應界定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盡快形成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耦合發展的理論基礎和指標評價體系;構建多元整體系統中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和諧互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實證模型，從多維空間和產業綠色轉型層面分析揭示國家間、省域間產業發展與環境耦合發展的機制;加強對兼容生態保護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政策目標、政策工具的分析和提煉，實現整體經濟生態化綠色化發展等方向的研究。
關鍵詞:經濟高質量發展，生態環境保護，協調耦合度模型
習近平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生態文明建設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1]。
立足于黨中央對新時代我國歷史發展階段的科學定位、經濟發展進入全面轉型攻堅期大背景和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對國民經濟帶來消極影響的現實，系統總結和梳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耦合協調發展研究成果和經驗，進一步明確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協同發展的內涵目標、理論體系和實現路徑等，科學處理“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冶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就成為實現后中國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的必然選擇。
當前，國內外圍繞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發展的理論基礎、測度指標、耦合協同、生態化政策等方面進行了比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觀點，指出了存在的不足。梳理這些觀點，明確并化解不足，對新時代下建立現代化環境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保護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就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耦合的基礎理論
經濟與環境的關系研究是一個復雜的、棘手的問題，其研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和生態環境治理能力的變化而不斷深入。該研究最早可追溯至英國經濟學家博爾丁(Boulding，1960)[2]。此后，博爾丁(Boulding，1988)、皮爾斯(Pearce，1993)、瑙嘎德(Norgaad，1996)等進一步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是一個覆蓋要素多、綜合作用強的復雜過程，主張在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系統之間搭建反饋循環，以實現協調發展。
隨著認識不斷深化，生態環境保護被一些學者作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變量引入增長模型，進而分析了揭示生態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自身，不但涉及多個影響因素，而且它們相互之間還存在諸多內在聯系、相互作用，再加上決策中還存在多個不同利益相關者。
這就意味著，建立良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發展的理論基礎非常關鍵。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現有成果在分析揭示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的情況下，重點圍繞納入環境變量的經濟增長模型構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檢驗、環境與經濟耦合協調度測算等三個方面展開研究，努力為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發展奠定理論基礎。當前，中國經濟進入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新時代。
(一)經濟高質量發展概念的界定
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個新概念。它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升級版，是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客觀需要，也是中國進一步明確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建設生態文明社會的根本要求[5]。國外沒有該概念，國內對該概念開展了大量研究。
2017年，《人民日報》社論指出“經濟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冶[5]。高質量發展是黨中央“五大發展理念冶協同作用的基本發展形態，既涉及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又兼顧生態環境保護;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任保平等(2018)在構建我國高質量發展評判體系過程中認為，高質量發展包括經濟發展高質量、改革開放高質量、城鄉建設高質量、生態環境高質量、人民生活高質量等內容，這一定程度明確了高質量發展的具體內容[6]。劉志彪(2018)則認為，推進高質量發展，需要有良好的發展環境和堅實的發展底線，需要適當減少政府的經濟職能，并增加其民生、文化、生態和社會職能等，這就較好地闡釋了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職能[7]。
由于這種主要采用列舉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定義的方法，缺乏對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的研究，因而就造成我們無法了解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也無法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議。本文認為，將生態環境保護理念滲透到高質量發展過程，明確經濟高質量發展概念內涵，建立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良好關系，尤顯非常必要。
(二)構建納入生態環境變量的經濟增長模型
20世紀70年代，作為新古典增長理論代表，Ramsey鄄Cass鄄Koopmans模型被廣泛運用于經濟與環境關系研究。此后，德阿志和科格庫(D蒺Arge&Kogiku，1973)[8]、貝克爾(Becker，1982)[9]、馳雷斯凱(Chichilinsky，1994)[10]等進一步將污染和環境變量納入新古典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進行分析，但因未能考慮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內生性且涉及部門較為單一，導致研究結果存在不合理性。
20世紀80年代，以羅默(Romer，1986)等為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為經濟發展與環境質量關系的研究打開了新思路[11]。博文伯格和斯馬爾德斯(Bovenberg&Smul鄄ders，1995)首次將污染程度引入Romer模型生產函數[12]，格里莫和柔哲(Grimaud&Rouge，2005)在新Schumpeter模型框架中納入環境外部性，考察了經濟平衡增長的路徑[13]。
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彭水軍等(2006)[14]、李仕兵等(2008)[15]將污染程度引入生產函數、將環境質量引入效用函數;許世春等(2010)[16]、何正霞等(2011)[17]將污染治理引入生產函數、將污染程度引入效用函數;黃茂興等(2013)在構建以環境為內生變量的五部門經濟增長模型基礎上，實證剖析了污染損害、環境管理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等[18]。
很顯然，學界將環境變量納入經濟增長模型，現已形成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兩類框架。這兩種模型都證明了環境作為內生變量在環境治理促進經濟發展質量提升中的積極作用。相對國外，國內相關研究起步較晚且受國外影響較深，但研究多集中于在內生增長模型基礎上揭示環境治理正外部性的經濟效應。
(三)檢驗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適用性
1991年，格羅斯曼和克魯格(Grossman&Krue鄄ger)首次證實了“低收入水平上污染隨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隨GDP增加而下降冶的現象[19]。1996年，潘納約托(Panayotou)借用庫茲涅茨(Kuznets)1955年界定的人均收入與收入不均等之間的“倒U型冶關系，首次將環境質量與人均收入間的“倒U型冶關系稱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20]。
根據EKC邏輯，發展中國家獲得發展的路徑就是“先污染、后治理冶，但隨著資源耗竭加快、環境污染嚴重、溫室效應加劇等問題凸顯，該邏輯已不能適應環境治理新要求。正如格里姆斯和羅伯茨(Grimes&Roberts，2007)所說，發展中國家當前的發展環境和發達國家走“先污染、后治理冶的環境已發生徹底變化。
發達國家發展之初是依靠剝削殖民地、轉移污染產品而獲得良好環境的(“污染避難所理論冶)[21]，由于其收入與污染關系已呈為“N冶型而非“倒U型冶[22鄄23]，因此發展中國家不能走發達國家的老路。另外，不同污染物對應不同的EKC曲線。如二氧化碳等跨區性排放有很強負外部性，如不能實現有效減排，會帶來全球性生態環境災難。一旦一個排放國或地區不采取有效減排措施，其排放水平就會持續超過其合理收入水平，排放水平與經濟發展之間不存在必然聯系[24]。傳統EKC曲線就無法得到解釋(蔣萍等，2010)。
于是，圍繞EKC曲線適用性，諸多學者進行了持久探討與檢驗，其關注焦點主要是EKC曲線的形態與拐點、曲線內生形成機制、曲線影響因素等。為揭示“倒U型冶EKC曲線形態的形成機制，格羅斯曼和克魯格(Grossman&Kruger)最早將污染排放變動分解為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和技術進步三項效應，分析揭示其影響機理。約翰(John，1994)[25]、塞爾登(Selden，1995)[26]將投資視為抑制污染排放的關鍵因素，指出減污活動只有在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會產生。
科普蘭德(Copeland，2004)發現，高收入國家環境改善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27]。帕納約托(Panayoutou，1997)[28]、達斯吉普塔(Dasgupta，2002)[29]、孫成浩等(2009)[30]、高宏霞等(2012)[31]、鄭思齊等(2013)[32]、侯景新(2015)[33]等則從人力資本、國家政策、技術創新以及公眾環境關注度、環境治理等多方面證明EKC曲線的影響因素和實用性，指出經濟增長并不必然帶來生態環境的改善，環境治理才是EKC曲線形成、拐點提前出現的影響因素。如帕納約托(Panayoutou，1993)較早論證了環境政策能顯著減少SO2引起的環境退化，并且高收入水平能加速環境改進[34]。
2002年，他通過研究又指出，嚴格的環境規制使經濟增長在每一時期的排放水平都低于沒有規制時的排放水平，EKC曲線拐點因此變得比較平緩且處在相對較低位置，拐點也可能提前出現。此外，王勇等(2016)對不同區域下EKC曲線頂點還做出理論數值預測[35]。
(四)環境治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治理是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和個人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36]。環境治理是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等不同利益主體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通過協調合作，解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氣候變化、環境與發展沖突等問題的實踐過程。由于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等利益主體在發揮其作用過程中分別存在“政府失靈冶、“市場失靈冶和“社會失靈冶等缺陷。
因此，通過建立利益相關者協同機制，依靠各方真誠合作，運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創新性方法開展環境治理，就可有效遏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進而促進環境與經濟協同發展[37鄄38]。政府、企業主要應通過正式制度促進環境保護和治理。辛(Shin，2005)通過分析政府在環境保護方案中的作用，認為政府應在支持計劃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資源環境保護主要參與者應是企業[39]。
張學剛、鐘茂初(2011)在引入外部性成本基礎上，運用博弈分析方法對政府環境監管與企業污染治理的互動決策進行了探討，認為建立增加企業污染聲譽成本、提高地方政府縱容污染的政治成本等措施，是改善環境質量重要方向[40]。但政府、企業力量還是有限的，提高環境治理現代化水平，還必須提高社會公眾的參與度，激勵其發揮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鄭思齊等(2013)基于2004—2009年中國86個城市面板數據的解析就指出，公眾環境關注度能有效推動地方政府投入更多努力進行環境治理[32]。
張洪等(2017)則基于政府、企業、社會公眾三方博弈建立了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中三個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動態博弈模型，提出了政府、企業、社會公眾三方共同實現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減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基本思路和措施[41]。很顯然，我國應運用多種手段和制度安排，充分發揮多元環境主體開展環境治理，必須高度重視處理低碳綠色發展背景下經濟與環境、生態協調發展的關系，積極構建高質量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發展理論基礎。
二、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的測度指標體系和衡量方法
(一)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測度指標體系
如何測度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保證生態環境保護與高質量經濟發展，現大致形成了增長型、生態型、綜合型和可持續型等四種測度指標體系。
(1)增長型測度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將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甚至將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將GDP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這樣理解，抹殺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差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效率、結構、動力和環境等問題。很顯然，這種做法是錯誤的。
(2)生態型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不僅關注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而且關注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互動關系，具體指標體系包括循環經濟發展、低碳綠色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等。發展指標主要包括減量化系統、再循環利用系統、社會經濟系統、生態環境建設系統等4大子系統，包括能源強度、二氧化硫(SO2)排放強度、碳排放強度、森林覆蓋率、農藥化肥施用強度、秸稈綜合利用率、環保投入占GDP的比例、建成區綠化覆蓋率、政府生態文明考核等指標.該類指標體系更突出生態環境因素，但卻忽視了經濟發展質量指標。
(3)綜合性指標體系。是為彌補增長型、生態型指標體系不足，發展質量指標被納入的測度指標體系。該體系即涵蓋經濟增長，也涉及社會層面等具體指標，但研究仍偏重經濟因素，對社會、資源環境等因素考慮不夠。
針對上述問題，可持續型指標體系被提出，即涵蓋經濟、環境、社會等多因素及考慮其協同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核心指標包括就業結構、產業結構、單位GNP污染物排放和能耗、人口城市化水平、環保投資及占GNP比重等。該體系是更全面評判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對測算高質量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調耦合關系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二)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程度和衡量方法
在低碳綠色發展背景下，一國或地區應始終認清其在全球價值鏈(GlobalValueChain，GVC)分工中所處的位置，即綠色生態位置。綠色生態位置是衡量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耦合程度的基本指標。加入全球價值鏈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改善其技術、工藝、資本深化等各種能力的機會，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產業升級等[41]。
隨著資源環境約束增強，全球價值鏈綠色低碳化發展趨勢明顯。于是，找到一國或地區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所處的綠色生態位置，就成為解決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耦合的突破點。諸多學者從碳排放角度指出，雖然中國當前采取措施積極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依然是全球最大碳排放國和最大碳輸入國，在全球所處的生態位置較低。
蘇(Su，2011，2014)利用亞洲AIO(AsianInternationalInput鄄OutputTable)、采用MRIO和EEBT方法，分析了亞洲國家雙邊貿易間接碳轉移模式[43鄄44].彭水軍等(2015)使用WIOD(WorldInput鄄OutputDatabase)、采用MRIO模型測算了中國生產側及消費側碳排放，發現存在“發達國家消費與中國污染冶的“碳泄漏冶問題[45];殷寶慶(2018)則從出口產品技術含量、產業高度及出口部門碳生產率3個方面、采用基于非徑向非導向的松弛測度方向距離函數測算了嵌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國內各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發現了綠色技術進步是促進中國制造業水平升級的重要因素[46]。中國全球生態位置較低的情況必須改變。
三、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耦合的效果分析
耦合是指兩個或兩上以上系統或運動方式之間通過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以至協同運動的現象。在“經濟—社會—生態環境—氣候變化冶等復雜問題研究中，耦合經常被應用。目前，從空間區域、產業發展等角度關于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系統耦合關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考慮產業結構、制度創新、城市化、技術進步、氣候變化、社會公眾等多系統、多因素的研究依然匱乏。這無法適應建設現代化環境治理體系的基本要求。
四、經濟綠色化生態化發展路徑與政策設計
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調耦合的發展形態，呈現為經濟綠色化、生態化發展模式。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開展經濟綠色化、生態化發展的政策目標、政策工具、績效評價方法、實現路徑等的深入研究，并提出明確政策建議。
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局限及發展方向
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黨的十九大對我國創新驅動、轉型升級和生態綠色發展背景下發展階段的理性需求，是我國“十三五冶及其以后發展的重要任務。因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時間較短，人們對其與生態環境保護耦合發展的認識還不到位，既缺乏理論創新、又沒形成明確的政策操作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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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刊物推薦：《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創刊于1960年，是教育部直屬高校陜西師范大學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雙月刊。創刊尤其是1999年實施名牌學報建設工程以來，始終關注學術發展前沿，注重理論探索和創新，已在文史有關基礎學科及西北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方面形成明顯的內容特色，學術質量穩步提高，社會影響日益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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