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科學合理的碳排放責任核算與碳排放權分配是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市場建立的基
摘要：科學合理的碳排放責任核算與碳排放權分配是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市場建立的基礎。考慮到省際存在大量電力調配，本文從生產者責任、消費者責任以及基于受益原則的共擔責任三種角度核算了我國30個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并將共擔責任下的核算結果應用到基于世襲制、平等主義、可行支付能力原則的綜合加權碳排放權分配模型中。
核算與分配結果表明：1)不同的核算方法下各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存在明顯差異�？傮w上，我國東部地區的生產者責任低于消費者責任，而中西部地區的生產者責任高于消費者責任，共擔責任平衡了前兩種責任之間的差異。2)在綜合加權分配模型下，我國八個省域電力碳排放值須在2017-2020年期間率先達到峰值并降至2016年碳排放水平之下。此外，根據2020年各省域電力碳排放權分配額度與碳排放預測值的對比差異，我國東部沿海以及西北地區共九個省域2020年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分配不足，需進行碳排放權貿易或采取相應減排措施。
關鍵詞：電力調配,碳排放責任,碳排放權分配,隱含碳
0.引言
電力行業作為我國一個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產業，其碳排放占全行業總排放量的比例近年來超過了40%，是我國碳減排措施優先行動部門(Yang等，2016)。基于此，2017年1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正式宣布啟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方案(發電行業)。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建立，依賴于區域電力碳排放責任認定和碳排放權分配�？茖W合理地核算各個區域電力碳排放責任量，是公平制定各區域電力行業碳排放權配額的基礎。但是，由于我國存在大量跨省域電力調配，電力轉移隱含碳對各省域電力碳排放責任認定引起了不小的爭議(Tao等，2016;Wang等，2017)。
因此本文有兩個研究目的：1)在考慮到電力隱含碳省際間轉移的前提下，構建公平合理的區域電力碳排放責任認定方法;2)將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核算結果作為考慮因素之一，討論各區域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分配額度。
碳排放責任核算的原則主要三種：1)生產者責任(付坤等，2014)，即碳排放責任歸屬于生產者，該原則下的核算操作性強，易計算，但存在“碳泄漏”問題。2)消費者責任(Tao等，2016;Wang等，2017)，即碳排放責任由消費該產品的主體承擔。雖然該核算體現了公平性，但由于出口區域將碳排放責任最終傳遞給消費者，缺乏對碳排放生產者的必要約束。3)鑒于生產者責任核算和消費者責任核算均存在不足，一些學者提出了介于生產者責任和消費者責任之間的第三種方案——共擔責任(Kondo等，1998;Lenzen等，2007;王文治，2018)。
共擔責任核算下，區域碳排放責任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承擔，但兩者之間的責任分配系數難于確定。從現有文獻來看，系數確定的主流方法有三種：第一種認為生產者和消費者責任具有對稱性，即假定分配系數為0.5(Kondo，1998)。然而，有學者認為平均分配并不合理，如Lenzen(2007)就反駁了這一說法。第二種以技術水平為標準的分配系數(Kander等，2015;羅勝，2016)，認為生產效率高的區域值得獎勵，其所應擔的生產者責任應減少。
第三種基于受益原則(王文治，2018)，將經濟利益與生態環境責任相掛鉤，秉著“利益大、責任大”的分配原則對生產者和消費者責任進行分配。王文治(2018)以各省域商品流出中的省內增加值占比作為分配因子，對我國省域碳排放空間轉移凈值進行分配，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鑒。
現有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核算研究中，較少學者采用共擔責任核算方法對區域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進行核算，并且在共擔責任下僅以區域發電效率為基準確定生產者和消費者責任分配系數。如付坤等(2014)以及周嬪婷等(2014)都以發電效率為分配系數制定的基準，分別對電網、省域層級的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進行了核算。碳排放權分配一直是個復雜問題，也是熱點問題，主要歸咎于碳排放權往往意味著發展權。
國際上現有的區域碳排放權分配方案中，加權分配法是較為主流的一種碳權分配方案，其可解釋性、可操作性和交互性均較好，也能較好反映決策者對各種分配原則的偏好(宋杰鯤等，2017a)。現有文獻主流分配原則有：世襲制、人口公平、發展效率和可行支付能力等。例如：宋杰鯤等(2017a)基于人際公平、發展承續、發展效率和可行支付原則對我國2020年碳排放權進行加權分配。
駱躍軍等(2014)基于歷史責任與基期產能對電力行業的碳排放權進行算術平均分配，且認為兩者權重可以隨著碳權市場建設周期進行調整。陳勇(2015)基于對區域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影響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更詳細地多層次加權分配指標體系。以上研究都從不同的角度考慮了碳排放權配置的公平性。
基于文獻的梳理，當前共擔責任下的區域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核算多以發電效率為基準制定生產者與消費者責任分配系數。在此分配原則下，由于經濟發達地區往往發電效率較高，易對經濟發達的區域產生偏向性，不利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此外，現有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分配方案也缺乏基于區域共擔責任核算結果進行的分配研究。
本文的貢獻在于首先提出了以受益原則為基礎的共擔責任核算方法，對我國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進行核算，減少了核算結果的偏向性;其次將共擔責任下的責任核算結果運用到2020年省域電力行業加權碳排放權分配模型中，科學合理地分析各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權的配置情況，為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市場的建立提供理論基礎。
1.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為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由于數據可得性以及統計口徑的差別，本文未對港澳臺及西藏地區進行評估分析。各省市能源消耗量、發電量、電力調配量均來自2005-2016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人口規模和生產總值取自2005-2016年《中國統計年鑒》�；剂系奶寂欧畔禂岛推骄臀话l熱量來源于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指南》。
2.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核算結果與分析
隨著近十年來來省際間電力調配量的不斷上升，我國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在不同責任認定原則下存在明顯差異。生產者責任核算下東部沿海、京津冀等經濟發達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相對于消費者責任明顯偏小，如北京、河北、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等地。
其中尤數廣東，相對偏少8836t。消費者責任核算下，山西、內蒙古、新疆、安徽、貴州、云南、湖北等中西部地區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明顯降低，尤其是內蒙古承擔了15642萬t其他省市的碳排放責任，占到其碳排放總額40%。山西、內蒙古、新疆等西北地區擁有豐富的化石燃料資源，四川、云南、湖北等省域擁有豐富的水力發電資源，這些區域不僅憑借資源優勢帶動經濟發展，減少地區經濟差異，同時也緩解了電力進口地區的供需矛盾，體現了我國西電東輸的政策結果。
共擔責任核算下，各地區的所需承擔的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相對于其他兩種核算方法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此核算方式下，以進出口類型與用電效率值為劃分標準(用電效率值高于或等于省域用電效率平均值0.49為高用電效率省，反之為低)，將中國30個省域分為四種類型：高用電效率進口省、低用電效率進口省、高用電效率出口省和低用電效率出口省。
高用電效率進口省多數位為經濟發達地區，例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廣東、湖南、重慶等地。此類省域雖然用電效率高，但其本地資源供給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伐，享受了大部分的電力調配帶來的福利，其消費者責任占比應高于生產者責任。低用電效率進口省僅有三個，分別是河北、遼寧、青海。此類省域產業結構存在明顯問題，淘汰落后產能，加速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工業低碳化，是降低其用電成本和提高用電效率的重要途徑。
高用電效率出口省有安徽、湖北、四川和陜西等地，具有經濟相對發達且自身資源也豐富的特性。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往往電力碳排放因子越低，此類省域在滿足自身需求的情況下，輸送低碳排放因子的電力解決其他區域的電力缺口，值得承擔較少的生產者責任作為鼓勵。低用電效率出口省有內蒙古、新疆、山西、貴州、云南等地。此類地區經濟欠發達而資源豐富，經濟發展模式屬資源依賴型。
除了依靠出口資源帶動經濟，其本地產業也大多是能源密集型產業，尤其是西北地區，各種經濟要素向資源型行業流動，產業轉型困難，減排壓力大，應該突出其生產者責任。由上述可知，以受益原則為基礎的電力行業共擔碳排放責任核算方法平衡了生產者責任與消費者責任核算方法下的結果偏向性。
3.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分配結果與分析
3.1分配結果
根據我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中提出的碳強度下降要求對2020年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分配總額進行假設。由文件得，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相對于2005年須下降40%～45%。2005年我國的碳排放總量為546600萬t，GDP為198979億元，碳排放強度為2.747t/萬元。
假設2020年的碳排放強度相對于2005年降低為45%，碳排放強度為1.511t/萬元。根據“十三五規劃”綱要以及我國處于經濟新常態時期，我國GDP的年均增長速度按照6.5%進行推算，得出2020年我國的CO2排放總量要保持在1177852萬t及以下。按照電力行業約占全國碳排放量40%，得出2020年電力行業碳排放分配總額為471141萬t。依據(11)-(13)式，得到各省域2020年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分配額度。除此此外，依據各省域近5年電力行業碳排放變化趨勢對2020年各省域碳排放量進行擬合預測，并將其與2020年各省域碳排放權分配值進行比較。
3.2分配結果分析
不同分配原則下的碳排放權分配結果存在明顯差異。如按照世襲制分配原則下山東、江蘇、內蒙古、廣東、河北此類基期排放量大的分配額度最多;按照人口規模排在前列的是廣東、山東、河南、四川和江蘇五個省市;按照可行能力支付原則，甘肅、云南、貴州、山西和廣西等減排能力薄弱的地區分配額度最多。在綜合加權的評價下，山東、江蘇、廣東、河南、河北分配額度最多;重慶、海南、青海、天津、北京分配額度最少。
總的來說，東部地區占據了我國電力行業碳排放權配額的主要份額，并且綜合加權分配原則下的分配結果減少了單原則分配下的結果差異。由加權分配結果得到30個省市中，山東、江蘇、廣東、河北、內蒙古、新疆、浙江、上海8個省市2020年電力行業碳排放權配額低于2016年的碳排放責任，這就意味著這8個省市需要在2017-2020年電力行業碳排放量達到其峰值，并且最終下降到2016年水平以下。
此外，經過對比可以發現，山東、江蘇、廣東、河北、浙江、遼寧、上海、內蒙古、新疆這9個省市2020年電力行業碳排放預測值超過了碳權分配額度，需采取相關措施從而確保能夠履行與國家之間的碳排放約定。前7個省市屬于東部沿海地區，高額的經濟體量需要大量的電力支撐，導致了電力行業碳排放權配額最多但仍存在缺口。后者兩個省市地處西北地區，高耗電產業密集且存在二次能源出口，發電效率又低，碳權缺口問題嚴重。
在綜合加權碳排放權分配模型下，前者類型省域在面對碳排放權缺口時可以主要采取兩種措施：
1)經濟發達地區往往技術效率的提升空間相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說較小。當其減排邊際成本高于其碳排放權購買成本時，地區更傾向于通過市場機制向其他碳排放權配額富余省域進行購買，以“不足”購買“結余”，促進碳排放權有效流轉配置。
2)加強用電需求的管理，通過負荷管理及用電結構的優化升級，保障電力供需平衡、減少無效電力需求，從而完成碳排放權履約工作。對于后者經濟體量小的電力出口大省，向配額盈余區域購買碳排放權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反向作用，并且由于我國電力市場的定價受政府管制，發電企業無法將原料成本直接轉嫁給下游消費者。
在這種情況下的碳排放權的缺口，可以倒逼西北地區主動提高本區域的發電技術效率，或利用能源優勢調整發電結構，如加強核電、風電等可再生能源以及天然氣等新能源的利用，引導發電行業轉向更清潔的方向，在等量電力貿易中獲得更高的經濟與生態效益。
4.結論與建議
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市場的建立依賴于合理的碳排放責任認定和碳排放權分配。本文在考慮到省際間存在大量電力調配的基礎上，分別從生產者責任、消費者責任以及以受益原則為基礎的共擔責任三種角度對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進行核算，并將共擔責任下的碳排放核算結果應用到我國電力行業綜合加權碳排放權分配模型中，得到了2020年各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分配額度。具體結論如下：
1)不同責任核算原則下，各省域所需負責的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地區在生產者責任核算下更占優勢，而中西部地區在消費者核算下更占優勢。中國電力流動方向主要呈現由西向東，由經濟欠發達地區轉向經濟發達地區。以受益原則為基礎的共擔責任核算結果不偏不倚，并沒有顯著利于經濟發達地區或欠發達地區。
2)綜合加權分配原則下的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分配可以減小單原則分配下的結果差異。在綜合加權碳排放權分配方案下，2017-2020年期間我國八個省域電力碳排放值須率先達到峰值并下降到2016年水平以下。除此之外，根據2020年各省域電力碳排放權分配額度與碳排放預測值的對比，我國東部沿海七個以及西北兩個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分配不足，需向碳排放權盈余省域購買配額或采取相應減排措施。
基于以上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1)制定差異化電力行業減排政策。各省域電力行業碳排放責任在三種責任核算原則下的明顯差異，代表著不同的減排重點。例如：對于高用電效率進口省，應優化其產業結構，發展現代服務業與高端制造業，或利用其技術、資金等優勢要素提高其發電效率，降低其電力行業碳排放量;而對于低用電效率出口省，應加快重化工業的技術進步，淘汰落后產能，此外在承接經濟發達地區產業梯度轉移過程中應避免技術落后設備進入，加強與經濟發達地區的技術對接，提高其用電效率，獲得生態與經濟的雙重效益。
2)進一步完善電力行業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電力行業碳排放權市場的建立能夠促進電力行業碳排放權的最優配置，降低我國的減排成本。然而穩健的市場機制離不開政府的推動以及個體的支持，政府需制定科學合理的碳排放權分配機制以及一系列管理與監督政策，交易主體需積極且規范參與電力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各方共同促進碳排放權的最優配置。
電力行業率先啟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其理論與實踐有利于逐步擴大參與碳市場的行業范圍。考慮到數據可得性，本文僅在省級層面進行初步研究，然而未來電力行業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主體將以發電企業為主，這是本文不足。所以在未來的研究中，根據各省域分配所得的初始碳排放權配額進行更詳細單位(發電企業、發電機組等)的分配研究，是我們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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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坤，齊紹洲，2014.中國省級電力碳排放責任核算方法及應用[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4(4):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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