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漢人入滇對大理地區經濟發展影響

　　摘要：以清代大理地區漢移民入滇為背景，緊密結合國家、云南及地方史料，對漢移民進入大理地區的歷史背景、人口規模、遷移特點、帶來的社會經濟發展表現等問題進行分析后發現：清朝進入大理地區的漢移民多為自發行為，遷入原因與當時政局有關，他們的到來改變了前朝“夷多漢少”的民族比例。

　　在經濟發展上，漢移民成為開發大理地區的主力軍，對城鎮、鄉村、山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帶動作用，與土著居民共同開墾荒地，興辦水利，發展農業、手工業，為響應國家“興銅政”政策，開掘礦業，拓展交通網絡，壯大城鎮集市，與各族勞動人民共同創造財富，不斷鞏固社會基礎，使社會經濟文化得到了極大發展。總之，漢移民的到來為開發大理地區和民族統一發揮了積極作用。

　　關鍵詞：清朝,大理地區,移民,經濟

　　在清代二百多年間，大理地區人口“爆發”。從乾隆七年的20萬人增長至乾隆三十七年的50萬人，再到道光十年，人口再創新高，突破100萬人，88年間，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8.46‰，遠超全國年均增長率7.3‰。人口的迅速增長促使人地矛盾加劇，但“矛盾”也推動了大理地區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繁榮。

　　人口“爆發”，一方面是因為人口統計上的因素，乾隆五年以前沒有將婦女、夷人入籍;另一方面是現實的人口自然增長。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內地“漢人”遷入，促使大理地區人口增長。本文以清代漢人入滇作為研究背景，分析該時期漢移民規模、特點，以及對大理地區經濟發展影響和啟示作出探討。

　　一、清代大理地區漢人入滇背景

　　在大理地區移民史中，清代是一個十分突出的時期，內地漢移民規模遠勝之前任何朝代。從史料記載和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遷入大理地區的漢族移民人口，有清一代，數量逐漸超過了土著居民，他們的流入改變了大理地區民族分布與比例。1250年，大理地區有十余個土著民族，鮮有漢人。然而，到了16世紀，漢族人口占大理地區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至19世紀，漢族人口發展迅速，占總人口比例提高了近一倍，約60%，接近現今民族比例。清朝大理地區大量漢族移民的遷入，與當時政局有關。

　　清政府為實現云南政治上“大一統”，切實治理云南，雖然對人口遷移制定了相關管制措施，但實際上清政府非常靈活看待滇移民問題。首先表現在清初政策制度改革，“改土歸流”打破了漢人進入大理地區的政治壁壘，“攤丁入畝”為人口遷移提供了條件;其次，相對寬松的墾荒政策和墾殖優惠政策，助長了內地漢人入滇的熱情;再次，清政府加強了對滇經濟的控制，興銅政，擴大國內外貿易往來。

　　這些措施的實施不僅為“三藩之亂”后的云南經濟恢復發展提供保障，而且成為吸引移民入滇的主要因素，推動了民族融合及國家統一。總之，清代漢族移民遷入大理地區，是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的復雜歷史事件。

　　二、移民規模及特點

　　清代移民進入大理地區的時間主要在乾隆以后。18世紀以前，大理地區留存下來的人口史料甚少，在現有的官方記載中，我們很難找到關于這一階段的移民史料。直到乾隆五年(1740年)以后，人口統計資料才逐漸趨于完整，從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開始，道光《云南通志》所載大理府、蒙化直隸廳人戶統計“遵例分民、屯各一冊”。

　　乾隆至道光年間，大理地區大理府、蒙化直隸廳人口總數增長顯著，近半個世紀，兩府的民丁、屯丁數增長了一倍。期間，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大理府屯丁年均增長率高達76.38‰，這個增長速度在大理地區歷史上是空前的。到道光六年(1826年)，期間受災害、起義等影響，人口增長速度有所減緩，但增長率仍保持在10‰以上，人口總數不斷上升。從大理府民丁數來看，乾隆四十二年總數是屯丁的7倍，之后因其年均增長率略低于屯丁，嘉慶、道光年間民、屯比例逐漸縮小，嘉慶年間在3倍左右、道光年間在2倍。

　　從大理府民、屯人口增長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實際人口增長率已遠超人口自然增長率，而屯民的構成主要是移民，由此看來，大理府人口“爆發”的主要原因是“移民入滇”數量的增長。與同期蒙化直隸廳民、屯人口數量及增長相比，大理府人口總數是蒙化直隸廳的4~5倍，但兩府的增長率變化趨于同步，乾隆末期至嘉慶初期都因人口遷移導致人口“爆發”，之后減緩但仍持續增長。

　　民國《大理縣志稿》載，光緒九年(1883年)，大理土著居民23709人，移民11104人，人口總數共計34813人，移民占總人口的31.9%，移民比例在云南省排第四。從人口總量來看，清后期人口總量因當時戰亂、災害有所下降，但移民在總人口的比例卻逐漸增大。從移民特點來看，清代遷入大理地區的內地漢人，遷移模式以自然流徙為主，開發進程從平壩城鎮推向山區和偏遠地區。

　　元、明時期，漢移民以軍事戍守為主，居住地多為城鎮、壩區。清代進入大理地區的移民，多以農墾型為主，其次是商販型、工匠及傭工型，開發進程由平壩推向更偏遠的山區，打破了地理環境與民族之間的隔閡，真正意義上實現邊疆地區與內地之間的經濟互補與文化融合。

　　三、漢移民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在元、明兩朝移民的基礎上，清初改土歸流、攤丁入畝的政策背景下，漢移民的到來對大理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對土地利用率的大幅提高

　　從經濟活動的投入角度來看，漢移民的到來不僅彌補了當地勞動力的不足，而且與當地居民共同努力，不斷擴大墾荒面積，不斷興修水利設施，新的生產工具和技術被廣泛應用。清初，大理地區因三藩之亂，各地人煙稀少，田地荒蕪嚴重。改土歸流后，人口激增與土地資源開發嚴重失衡，特別是宅基地等非生產用地的擴大造成人均可耕地面積絕對數減少。從時人判斷可知，人均耕地面積4畝是當時農業生產水平下維持基本生活的限度。

　　嘉慶二十年，大理府和蒙化直隸廳在冊可耕田地共139萬畝，人口共計90萬，人均耕地僅為1.5畝，與同期全國人均耕地面積2.36畝相比，明顯偏低。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清政府曾多次下令墾種，“荒土有主者，令本主開墾;無主者，招民開墾”。但事實上，早在乾隆年間“水陸可耕之地，俱經開墾無余”。

　　為保證生產順利進行，清政府及當地居民將目標鎖定在荒山瘠地，并對其進行開墾種田，就連在明朝被認定不可開發的賓川大姚“奧區”，至道光年間已是“深山大壑之中，無不開辟之地，即無不居人之境，而村屯望，若指掌矣”。從清朝大理地區在冊田地面積變化來看，田地總數并沒有因墾荒的擴大而擴大，康熙三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田地總數持續下降，新開墾的荒地面積并沒有對田地總數做出貢獻。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墾荒多為山頭地角之處，不免有很大一部分田地沒有入冊;另一方面，由于開墾的山區土地質量不高，受自然災害影響較大，耕種幾年便失去生產能力成為永荒之土;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真的無地可耕。

　　在進行墾荒的過程中，漢移民對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和生產技術的提高做出了極大貢獻。經過百年實踐，我國勞動人民意識到，要想增加糧食總產量，除擴大耕地面積以外，提高土地利用率也是很有效的辦法。在荒地開發過程中，漢移民將內地先進的生產技術傳入。

　　《鄧川州志》載：“六七月耘，凡耘必三遍，否則荼蓼滋蔓。”反映出精耕細作的耕作方式在清朝已被普遍推行。水利設施方面，清初至光緒十七年，大理地區水利工程建設共計265處，以供灌溉、防水患之需，保證農業的發展命脈。漢移民與當地少數民族共同努力耕作、興修水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人均耕地不足的問題。

　　(二)產出增質增量

　　農業是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物質生產部分，糧食產出是反映當地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經過清前中期勞動人民的辛勤勞作，開發山區，鑿地開溝，提高土地利用率，直接促進了大理地區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從耕種作物來看，糧食品種不斷增加，并具地方特色。前文所述，至清中期人均耕地面積已低至1.5畝，在如此緊張的人地關系下，并沒有因饑饉而導致人口銳減，除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稻、麥畝產量以外，高產作物玉米、土豆的引入及推廣對山區農業經濟發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從糧食產量來看，雖然地方縣志沒有直接記載，但從墾殖面積、田賦稅收情況我們可以作出大致判斷。①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大理府冊載田地108.97萬畝，占全省比例11.5%，位居第一;麗江府南部田地面積次于大理府，但墾殖指數遠低于蒙化直隸廳，說明該地區耕地開發利用程度相對較低;永昌府耕地面積少，墾殖指數低，間接反映出該地區糧食生產總量少。②清政府實施攤丁入畝政策后，對田、地所征收的田賦制定了統計標準，上等田納糧多，下等田納糧少。

　　嘉慶二十五年，永昌府、大理府均超過了云南省每畝納糧均值，說明永昌府優質田較多，糧食生產水平較高;麗江府、蒙化府直隸廳畝均納糧較少，間接反映出土地略為貧瘠。除農墾型移民外，清代進入大理地區的漢移民還有很大一部分為傭工及工匠型，從事采礦業或手工業，使當地由單一的農業開發轉變為多產業開發，生產力得到了極大提高。清前期，在國家政策的宏觀調控下，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內地礦丁離鄉背井，為利遠道而來。因此，大理地區金屬礦業和鹽業在政策和人力保障下得到了極大開發，這一現象不僅帶動了當地稅收及商業的發展，發揮出較大的產業聯動功能，而且消化了農村剩余勞動力。

　　手工業方面，漢族移民與當地居民一同進行技術交流，在土著民族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形成極具地方民族特色的紡織工藝;其次，棉桑麻等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與內地貿易往來的空前活躍，在擴大手工業生產范圍和規模的背景下，生產方式的改變使大理居民的生活方式具有了一些新的特點。

　　(三)商品經濟的空前繁榮

　　如果說移民在大理地區掀起了一場商業革命活動，那么他們從中也獲得了巨大利益。康熙《大理府志》載：“云南財富土著擁有者不到十分之一，其他全歸移民商賈。”在這一開發進程中，商販型移民不僅在商貿中獲得了經濟利益，也增強了民族商品意識，為城鎮網絡建設提供了資金與人力，加緊了內地與西南邊疆地區之間的經濟往來，促進了大理地區商業的空前繁榮，為更多勞動人民提供了就業機會，二者形成了良性互動。少數民族商品意識的增強，漢族商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代雍正以前，大理地區商人大多數是行商及農兼商，“巨富不過萬金”。隨著商販型的漢移民日益增多，經濟活動范圍無處不在，大范圍影響著當地少數民族的商品經濟意識，一時間從“不好商賈”轉變為“商賈如云”。乾隆年間，大理地區的白族商人“合群結隊旅行四方”“又或走礦場，走夷方，無不各挾一技一能暨些資金，以工商事業，隨地經營焉”。隨著商人群體不斷壯大，經營范圍擴大，他們開設堆店(貿易貨棧)和商號，為山區、偏遠地區人民帶來急需的生活用品。

　　光緒初年，下關地區涌現10多家堆店和80余家商號。光緒后期，鶴慶、喜洲、騰沖商幫發展為迤西三大幫，商人多為白族和回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移民與人口增長、土地開墾和農業的發展，對城鄉市場的發展、國內外貿易流通體系的建立起到了支撐作用。漢移民流動性打破了地理環境的阻礙，在商品運輸中，使市場網絡深入農村和山區，實現了更廣范圍的經濟交流，在少數民族地區興起了一些大范圍的物資交流會。

　　三月街是輻射范圍較廣的綜合性市場，嘉慶時師范所作的《月街吟》中記三月街：“昊羅蜀錦紛成束，紅者珊瑚白者玉;藥氣薰天種種全，奇形百出搖雙目;氈裘靄帽耳珠墜，鬢緬番戎貌各殊;璀璨疑游五都市，喧囂如展上河圖;對此人山與人海，山河當之色亦改……”詩中描述出三月街當時的繁盛、規模之大，更重要的是體現出交通干線不僅連接著全國各地及省內各州縣，還加緊了西南地區與內地之間的經濟往來。除此之外，鄧川魚潭會、鶴慶松桂會、太和草帽街等市集也聞名于滇內外。

　　與農村市場同期發展的還有城鎮商貿，二者相輔相成，彼此承擔著不同經濟功能。農村市場作為居民集會貿易的地方，為城鎮市場提供了資料的供應，而城鎮的發展，對農村集市具有輻射和引領作用。貿易地域范圍不僅局限于省內外，對外貿易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人口的增加保證了對市場的需求，促進了大理地區市場總量不斷增加。針對不同消費者的需求，市場交易商品、交易對象會有所區別，并趨于多元化發展。但從每市每月趕集次數來看，頻率有些許下降，這與當時人們的購買能力、市場差異化有關。地區集市發展狀況，各府、州市場發展也存在著差異，但各有特點，成為聯系生產者與消費者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四、總結

　　清代移居大理地區的漢族人民，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們帶動了一場萬眾求生存的群眾運動。在這場自發性的群眾運動中，對當地社會經濟活動各要素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在投入要素方面，漢移民的到來，雖導致人口總量急劇增加，人地矛盾激化，但他們彌補了當地勞動力，將內地先進的農業、手工業等生產技術傳入，生產力水平大幅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的經濟壓力。

　　在產出方面，耕種作物種類增加，高產作物普遍推廣，特色農業、手工業的發展豐富了他們的物質生活，礦冶、鹽業的開發，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市鎮商業的繁榮;此外，漢移民的思想文化對當地少數民族也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盡管我們無法估計移民在資金和人才方面帶給大理地區的總價值，但漢人入滇對大理地區經濟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其貢獻總體還是清晰可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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