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郵輪，一個被新冠肺炎疫情波及的特殊載體，有著其獨有的復雜性。即相對封閉的海上空間內，承載來自世界各地龐大數量的游客和船員，同時還牽扯多個國家的管轄權，這使得它在面臨災難的時候，極易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 在疫情之下，兩艘代表性豪華郵輪鉆石公主
郵輪，一個被新冠肺炎疫情波及的特殊載體，有著其獨有的復雜性。即相對封閉的海上空間內，承載來自世界各地龐大數量的游客和船員，同時還牽扯多個國家的管轄權，這使得它在面臨災難的時候，極易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
在疫情之下，兩艘代表性豪華郵輪——“鉆石公主”號和“歌詩達賽琳娜”號的迥異遭遇，為我們展示了一幕“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的命運之曲。讓大家在感嘆各國在危機中對郵輪的處理方式之外，也對郵輪企業的未來提出了疑問：在遭受諸如疫情等危機的打擊下，以后還有人敢坐郵輪嗎?
據悉，由于疫情波及，3月2日，日本神戶夜光郵輪公司(LuminousCruisingCo.)宣布破產，而“鉆石公主”號母公司也陷入股價危機，股價下跌已經超過了35%。3月20日，又一郵輪“紅寶石公主”號上也確診了4例新冠肺炎，值得慶幸的是，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衛生部門并未像“鉆石公主”號那樣讓乘客和船員在大海上漂泊，而是讓未確診的乘客下船隔離。20日當天，3名確診乘客已送往醫院，1名確診船員在船上接受隔離治療，其他船員也在郵輪上隔離。
由此可見，如何應對疫情危機，已經成為郵輪企業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一、“鉆石公主”號對比“歌詩達賽琳娜”號，應建郵輪命運共同體
疫情災難，是檢驗道德與責任的一面鏡子，1月中下旬，疫情爆發的時候，航行于海上的郵輪也未能幸免。“鉆石公主”號，位列全球15大最豪華郵輪之一，號稱“一座海上的五星級酒店”，卻在新冠疫情的波及下亂了陣腳。1月20日，“鉆石公主”號從日本橫濱出發，預計于2月4日返回橫濱，然而這一切都在2月1日被改寫，一位之前下船的游客被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于是2月3日，郵輪提前返回橫濱，日本政府卻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鉆石公主”號不允許靠岸，所有乘客與船員必須在郵輪上隔離14天，并且在檢疫安全后才能上岸。
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此項決定并非是當天的決策，要知道“鉆石公主”號的身份比較特殊，理論上英美兩國都擁有郵輪的管轄權。所以事件發生后，日本政府與英美兩國緊急協商，尋求處理辦法，然而英國卻沒有表態，美國政府一直拖到2月7日才對外表示，正與日本政府協商打算利用駐日軍事基地撤離美國公民，但之后卻遲遲未有行動。
于是，游客們長達半個月的海上隔離就此開始。2月5日，日本政府派遣醫療人員上船檢測，可是檢測速度非常緩慢，同時，郵輪上密閉的私人客艙和人員聚集的公共空間，為病毒的傳播提供了有利的環境，于是確診患者的人數從2月15日的67人一直飆升到19日的696人。在此期間，擁有管轄權的英美兩國，卻一直在互相推諉責任，既沒有拯救本國公民，也沒有對別國公民伸出援手。
與“鉆石公主”號形成鮮明對比，停泊在中國天津東疆港的“歌詩達賽琳娜”號卻是另一種命運。1月23日，“歌詩達賽琳娜”號停靠在日本佐世保港，船上有15人出現發熱癥狀;1月24日，天津市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接到“歌詩達賽琳娜”號告急報告;1月25日凌晨1點，天津指揮部發出指令，要求“歌詩達賽琳娜”號暫不進天津港停靠，并明確由海關、衛健委等部門組成應急小組，前往實施登輪檢疫，檢疫結果于當天12時送至天津市疾控中心檢測。
隨后，“歌詩達賽琳娜”號被允許靠港停泊，于25日20時30分，開始組織乘客下船，2小時后下船完畢，并于后續開始進行有針對性的隔離。1月26日零時15分，該郵輪應急處理工作全部結束，從第一道命令發出，到安排乘客下船，剛好花費了近24小時的時間，體現了中國速度與中國責任。
郵輪，一個“全球化”的縮影，理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然而因為日本政府不夠重視，管理混亂，再加上英美兩國不作為，導致郵輪在海上漂泊過久，疫情未能有效地得到控制，最終演變成了公共衛生事件。對此，記者采訪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歷史語言與戰略傳播研究所所長何輝，他認為：“大型郵輪由于人員密集，而且乘客往往涉及多國人員，一旦郵輪上出現疫情苗頭，就意味著有可能成為公共衛生事件。新冠疫情期間的郵輪疫情事件，不僅給郵輪公司提出了挑戰，也給各國如何應對郵輪疫情事件提出了挑戰。“鉆石公主”號的遭遇，說明各國在應對此類疫情時，協調機制存在嚴重缺陷。這種協調機制，必須考慮國家政府、企業、個體等多方面因素。如果協調機制不能改善，今后出現類似的事件恐怕依然會出現問題。”
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馬丁·阿爾布勞說過：“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需要全人類的集體智慧和協作，凸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所以，一旦突發危機，就應該是由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共同參與，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能夠解決全球問題的“全球機制”，這既能體現出構建合作共贏的全球命運共同體文化，又能保障郵輪全球化產業鏈，還有助于利益互通、合作多贏、促進國際合作。畢竟通過此次疫情可以看出，郵輪突發事件考驗的并不只是郵輪公司或者單個國家的行動力，而是暴露了郵輪管理制度中的缺陷，這讓游客對郵輪或多或少產生了陰影，極其不利于該行業今后的發展。
二、雖有疫情打擊，但亞洲市場仍舊重要
據悉，近幾年郵輪企業正逐步擴展在亞洲的市場，亞洲游客，特別是中國游客，已成為郵輪業的重要目標客戶群體。根據郵輪國際協會統計，亞洲地區的郵輪數量已經從6年前的43艘，增長到了去年的79艘，2019年的旅客數量也達到了400萬人次，比2013年高出了約249萬人次。雖然郵輪行業出現過一些負面新聞，比如2012年嘉年華集團的“歌詩達協和”號失事造成32人死亡，第二年同屬此集團的“凱旋”號發動機失火，造成游客被困海上;但是郵輪業的受歡迎程度仍舊呈上升趨勢。
不過，相比之下，中國市場的打開還是任重而道遠的，即便近幾年客流量不斷增多，可是依舊沒有達到郵輪公司的預期。比如去年，挪威郵輪公司開通了中國到阿拉斯加的“諾唯真喜悅”號，為了迎合中國市場，船上還配備了茶室等能夠吸引亞洲旅客的設施，但是它的銷量并沒有比預想的好。不過，這也從側面表明了，中國市場充滿機遇，誰能成功打開中國市場，誰就是最大贏家。
可是，就在郵輪企業對中國這個新市場躍躍欲試的時候，新冠疫情的爆發讓郵輪行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全球多艘郵輪上相繼出現病例，各大郵輪公司由此停運，市值大幅縮水，使得郵輪行業陷入“冰封期”。目前，全球三家最大的郵輪公司——嘉年華郵輪、皇家加勒比郵輪和挪威郵輪已經暫停所有航行班次，而被一度看好的郵輪亞洲市場，也因這次疫情而出現波折。3月2日，日本神戶夜光郵輪公司(LuminousCruisingCo.)宣布破產，這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第一家宣布破產的郵輪企業。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評價過這次疫情，稱目前最大的敵人不是病毒，而是恐懼、謠言和污名化。郵輪因疫情緣故屢次遭遇停靠被拒，對于船上的游客和船員來講都是不小的打擊，他們被隔離在船上，每日都提心吊膽，生怕自己也被感染。這對郵輪行業來說很糟糕，因為相當一部分人都已經預定了他們新一年的郵輪旅行計劃，這次打擊會使很多人對郵輪望而卻步，事實也正是如此，目前各大郵輪公司正在逐步為游客們辦理退款，不過具體有多少損失還無法確定。極訊公司分析師表示，想要評估疫情對郵輪企業收益的影響，目前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還是需要等到疫情徹底結束，媒體對郵輪業的負面報道消散之后，才能得出結論。
不過，香港的一家郵輪中介公司——香港意中遊的負責人則表示：一般已經預訂了郵輪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會取消訂單，因為大家都是花了大力氣去計劃和攢錢的，他們不想輕易放棄。不過此公司也表示，本來寄希望于2020年擴大業務，現在看來不可能了。可是也不能因此就放棄郵輪業務，畢竟人都是健忘的，只要疫情有所好轉，人們還是會來預訂的。
三、危中有機，疫情側面推動郵輪業抗疾病能力的提升
目前世界各國疫情頻發，郵輪市場的停擺已經不再局限于中國和亞洲，而是擴展到了全球。雖然郵輪業目前處于停擺階段，但是這并不代表郵輪業就此消極應對。相反，在此期間，郵輪企業應該履行其社會責任，在做好應對工作之時，也應對未來的復蘇做好準備。同時，此次疫情的發生，也給郵輪業以警示：在對消費者“再培育”的同時，也應具有成熟的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機制和防控預案，還要加強科技能力建設，重建消費者對郵輪旅游的信心。
1、完善郵輪制度，提高國際性合作應對能力
此次疫情，充分暴露了郵輪應對能力的薄弱，在處置“歌詩達賽琳娜”號的時候，中國的應急處理措施，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郵輪宛如一座海上“城市”，可是這座“城市”的管轄和處理卻不是單憑一個國家一個港口能解決的。每一次重大的海上事故，都會推動國際海事規則的完善和發展，比如1909年“泰坦尼克”號事件推動了《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公約)的修訂，“斯堪的納維亞之星”號火災推動了《國際安全管理規則》(ISMCode)的制定。那么本次新冠疫情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會引起國際社會怎樣的重視呢?
我們可以看到，《國際衛生條例》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并沒有關于沿海國、港口國具有接納疫情船舶的明確規定，衛生防疫方面的國際公約也不完善。然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于“每個國家應對懸掛該國旗幟的船舶有效地行駛行政、技術及社會事項上的管轄和控制”也沒有統一的實施標準，這都對海上防控和救援的執行力有一定的阻礙。
郵輪的復雜性決定了一旦發生突發情況，必須聯合相關國家以及相關國際組織一同解決。何輝教授說：“由于科技的大發展，交通工具的發達，世界已然一個‘地球村’。現代社會各國各地間的人員流通、人員交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未來的社會，世界各地人民的交流愿望可能進一步加強。盡管此次新冠疫情，可能使全球化在某些地方、某些領域出現倒退，但是世界各國、各地已經因為產業分工、跨國移民等因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世界各國、各地的利益也已經彼此交織在一起。世界性公共衛生事件，需要世界性的協作應對。”疫情面前，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所以當務之急，就是必須加強國際合作，完善國際海事規則中有關郵輪的抗疫制度。
2、科技建設，加強郵輪自身疫控能力
對郵輪行業來說，若想要盡快復蘇，擺脫負面影響，防止再次遇到衛生事件時措手不及，還應該尋找自身的不足，即衛生防控方面的缺失。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正在考慮引進可以在海上進行應急治療的醫院船，以備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大規模病害。而皇家加勒比除了執行原有嚴格的美國公共衛生標準之外，還啟用了更為嚴格的OPP2(OutbreakPreventionPlanLevel2)衛生防疫措施和防護消毒流程2級的防控預案。
在我國，通過這次疫情的經歷，也在呼吁郵輪應配備具有診治專業傳染病能力的醫護人員和醫療設施，如必備的醫用防護口罩、免息消毒液和相應的檢測設備;同時，船上也要在進行救生演習之時，對游客加強傳染性疾病的防治宣傳。對此，何輝教授說：“每次危機，人類都應該認真從中汲取歷史的教訓。對于郵輪企業來說，今后不僅僅應該加強一般的疾病防御設施，還有必要考慮對郵輪本身的開發設計進行改良，有必要對郵輪現有配備的防疫設施進行重大改進或升級;比如，在郵輪上配備數量足夠的負壓倉，以應對傳染病的出現。”
再有，相應的科技建設，也是郵輪自身疫控的必需條件。如5G會診、大數據的追蹤和共享、隨身健康碼、數字化疾控、無感檢測等，都應成為建設郵輪疾控系統，乃至全球預警平臺不可或缺的力量，讓郵輪這種“海上城市”更加安全和完善，從而使國際合作救援更加即時和有效。
3、履行社會責任，重建消費者信心
除此之外，郵輪企業在現階段的工作也很重要，在行業的“冰封期”之時，有序地履行社會責任。如為預訂游客辦理退改手續，維護自身的良好形象;盡己之力加入到世界抗疫的戰斗中來，除捐贈醫療物資之外，還應推出關于抗疫一線戰士們的郵輪旅行服務政策。同時，還應為復蘇郵輪市場提前做好準備，如制定一系列疫后的旅行品牌——養生醫療、家庭套餐等，用以滿足相應客群的需求。
對于郵輪產業來說，疫情帶來的最大影響，其實是消費者對郵輪出游信心的大幅度降低。雖然大眾對一些事件是“健忘”的，可是疫情帶來的恐懼和傷痛不會輕易磨滅，所以對消費者的“再培育”將成為郵輪行業未來工作的重中之重。郵輪企業要拿出誠摯的態度來，讓大眾相信，疫情終會過去，郵輪的防疫機制也在改善和提升，未來必會給游客一場安全而舒適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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