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效果測度

　　摘要:京津冀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是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抓手，為有效測度京津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效果，以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合理化為分析框架，采用CRS群組向上參比DEA模型測算門類行業的技術效率，從產業結構的“質量”角度，構建測度京津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效果的新指標。研究結果顯示:三地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效果還沒有達到最佳，但都取得一定成效，而且北京的產業轉型升級效果整體上優于天津與河北。

　　關鍵詞:產業結構轉型升級;CRS群組向上參比DEA模型;產業質量;高度化;合理化

　　一、問題提出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經濟整體保持高速增長。但是隨著近些年中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時期，在這些令人欣喜的成就背后，凸顯出諸多問題，如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資源、環境承載壓力逐漸增大，經濟結構性矛盾加劇。所以，進入“十三五”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不能再是單一地追求經濟規模和增長速度，而是注重“量”和“質”的統一，關注如何轉變發展方式、轉換增長動力、優化經濟結構，以提升經濟增長質量。

　　產業結構作為國民經濟結構的核心，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一個地區的經濟結構以及發展方式。京津冀位于東北亞環渤海心臟地帶，長期以來三地發展水平差距過大，這顯然阻礙了中國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和重要影響力的現代化首都圈的宏偉藍圖。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核心目標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提出，使京津冀經濟發展開啟新征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京津冀協同發展以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為手段，保證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當前京津冀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因此，本文針對京津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推進效果進行測度，以給京津冀及時、科學、有效地進行戰略措施動態優化與調整提供數據參考。

　　二、文獻綜述

　　產業結構理論在經濟增長理論與經濟發展理論的基礎上形成，國外學者較早開始對于產業結構的研究，主要利用一些發達國家或準工業化國家的歷史數據研究產業結構演進規律，如霍夫曼工業化經驗法則、“雁行形態理論”和工業化階段理論———闡述了基于消費品與資本品的比例、產業發展與國際市場的聯系和不同時期起主要作用的制造業劃分的工業化階段[1];配第-克拉克定理以及在其基礎上提出的庫茲涅茨(Kuznets，1973)法則分別闡述了勞動力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在三次產業中的結構變化以及各產業部門的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結構變動[2]。

　　在此之后，國外一些學者從勞動生產率、就業份額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等角度分析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3-7]。近些年，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研究中國產業結構演進過程。如干春暉和王強(2018)通過回顧產出結構、就業結構和動力結構轉變情況，分析中國產業結構變遷過程[8];黃群慧(2018)研究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認為中國工業“大而不強”[9]。

　　第二，產業結構發展水平的測度研究。整體上以產業結構優化的兩個方面(高度化和合理化)為框架進行測度研究，其認為產業結構優化的本質是一個動態過程，一方面為通過創新作為核心動力使產業結構從低水平向高水平發展的產業結構高度化過程，另一方面為產業間協調能力加強和產業素質提高的產業結構合理化過程。對于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測度指標多數根據其特征①構建，學者們認為傳統的非農產值比重已經不能衡量中國呈明顯服務化的產業結構，所以目前較多研究[10-14]使用干春暉等(2011)[15]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的產業結構高度化指數(TS)。

　　也有學者單獨衡量第二產業結構變遷情況，如宋錦劍(2000)[16]使用的霍夫曼比例、工業加工程度、技術密集型程度和鄔義鈞(2006)[17]采用的產業高加工化系數，這些指標只適合分析工業或制造業的產業結構情況，不能測度宏觀經濟的整體產業結構優化效果。此外，部分學者還構建了測度產業結構變動方向的產業結構超前系數[18-19]。僅利用產業產值比例進行測度是上述指標的共同特點，但劉偉等(2008)指出產業結構高度化是一個動態過程，產業結構高度化不是單純的產業間份額的轉移，而是產業間產出比例關系變遷同時勞動生產率得到提升，提出用各產業產出比例與勞動生產率乘積的和反映產業結構高度化[20]。

　　基于此方法，匡遠配和唐文婷(2015)[21]用標準化的勞動生產率替代實際勞動生產率，黃亮雄等(2013)[22]、劉偉和張立元(2018)[23]用全要素生產率替代勞動生產率，后者用各產業效率指數與第二產業效率指數比值的和計算高度化指數。對于產業結構合理化，其中心內容是協調，大多數研究者是根據經濟學中經濟最終處于均衡狀態的假設進行構建。具有代表性的指標為結構偏離度和干春暉等(2011)[15]新定義的泰爾指數，兩者都基于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時，各產業生產率相同的假設構建指標，但前者將各產業的重要程度一視同仁，而后者考慮了產業的相對重要性，因此被較多使用[10-14]。除上述兩個使用較多的指標外，鄔義鈞(2006)[17]采用結構效益系數，龔唯平和趙今朝(2010)在短期不存在技術進步、總產出只受產業結構協調程度影響的假定下，通過代入參照經濟體的總產值與測度經濟體的實際總產值之比構建協調指數[24]，匡遠配和唐文婷(2015)采用有限點集貼近度衡量與標準結構的貼近度測度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21]。

　　第三，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胡曉鵬(2003)認為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變動存在相互作用的聯動效應，并用實際數據進行靜態和動態的聯動分析[25]。李博和胡進(2008)[26]、薛白(2009)[27]、龔唯平和趙今朝(2010)[24]、肖興志等(2012)[28]實際都是基于最優經濟增長理論分析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只不過前三者利用大道定理將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合理化分別對應于經濟增長的非均衡增長和均衡增長過程，而后者利用理論模型分析實際增長率與最優增長率，實際產業結構與最優產業結構的關系。干春暉等(2011)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分析了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的影響[15]。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的不足在于:第一，關于產業結構演進規律的研究主要基于20世紀經濟形勢和發達經濟體的歷史資料數據，描述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產業結構演進規律，但是由于各國的國情不同，什么樣的產業結構才合理，才能有效推動經濟發展，還要根據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選擇，而不能生硬按照國外發達國家的標準，所以這些成果對于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效果的研究有參考價值，但指導意義不足。第二，國內學者關于產業結構發展的相關概念的提法，主要有產業結構變遷、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升級)、以及產業結構優化等，這些概念的內涵有所交叉和重復，但也有不同。產業結構變遷實際上等同于產業結構演進，指產業結構的動態演變。產業結構優化指推動產業結構發展的動態過程，主要包括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合理化兩個過程，而產業結構調整是其實現手段。

　　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升級)的內涵根據現有研究文獻的闡述，其實質等同于產業結構高度化，測度產業結構優化的一個方面。上述關于產業結構變遷的提法與國家經濟發展階段和戰略政策相適應，處于經濟“新常態”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應運而生，其在產業結構優化的基礎上擁有新內涵，其中“轉型”的實質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類型”，即由原來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轉為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更加注重經濟結構的質量和效率，而不是單單轉行業、轉產業;“升級”則既包括產業間結構比例的升級，也包括產業生產效率的升級，只有使得各產業的生產率都得到提升，才是合理的產業結構，否則只是“虛高度”。

　　第三，目前，關于產業結構優化的測度較多，但是基于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京津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測度比較少。因此，本文基于現有的研究成果，就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效果測度進行如下擴展:(1)不局限于產業結構的“數量”表征，從“數量”和“質量”出發構建相關測度指標;(2)拓寬產業結構優化測度的研究層面，從國民經濟的門類行業而不是三次產業或單一的制造業層面;(3)在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合理化的框架下，結合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新內涵，改進現有的測度指標。

　　三、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效果的測算方法分析與選擇

　　從現有文獻看，多數測度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指標只考慮了產出比例的變化，將產業間份額的轉移視為產業結構高度化，認為第三產業是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但是，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合理化是一個動態過程，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TS)一定程度上衡量了經濟的服務化趨勢，但第三產業比例提高并不代表其就是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也不代表其比第二產業高級[29]。中國經濟新階段無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還是《中國制造2025》戰略都要求提升中國實體經濟水平特別是國民經濟的主體———制造業的水平，這說明制造業的主導地位無法取代。

　　四、測算數據的選取與說明

　　估算京津冀行業的效率時，需要各行業的產出、勞動和資本投入數據，其中行業按照2017年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GB/T4754-2017)，選取19個門類的行業①，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在具體的分析中將BCD三個門類合并為一類，統稱為工業。產出指標。文中分產業的按當年價格的產出指標分別選取2000—2016年京津冀分產業的地區生產總值，并利用1978年=100的分產業的增加值指數將其折算到2000年不變價。由于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更改，GB/T4754-1994的標準與GB/T4754-2002、2011和2017標準的行業大類劃分存在明顯不一致，所以分行業的相關數據考察期從2003年開始。為了剔除價格影響，用各行業所屬的產業的增加值指數(1978年=100)將分行業的產出值折算到2000年不變價。勞動投入指標。

　　官方公布的各地區分行業就業人員指標只有分行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但考慮其口徑太窄，本文參考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30]的做法，根據分行業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換算分行業的全社會就業人數，方法為分行業全社會就業人數等于全社會就業人數乘以分行業城鎮單位就業人數與城鎮單位總就業人數之比。資本投入指標。資本投入指標本文選取固定資本存量，由于目前還沒有官方公布的資本存量數據，本文采用永續盤存法估算，其計算使用的四個核心變量的選取和估算參照單豪杰(2008)[31]、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30]的做法。上述基礎數據均來自于歷年《北京市統計年鑒》《天津市統計年鑒》《河北省經濟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

　　經濟人員評職知識：高級經濟師可以做的課題怎么選

　　五、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效果的測算結果與分析

　　(一)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量”與“質”本部分首先從京津冀三次產業產出結構的比例關系變遷以及庫茲涅茨三次產業結構標準說明京津冀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數量”表征，然后在測算京津冀的行業技術效率的基礎上，結合式(1)考察京津冀產業結構高度化程度。

　　六、主要結論總結

　　隨著近些年中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時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作為中國的區域協調發展改革引領和示范區，京津冀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成為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關鍵。本文在現有的測度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合理化的指標和方法的基礎上，從產業結構的“數量”和“質量”層面，提出測度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效果的新指標，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總體上京津冀的各區域內部產業結構差異較大，三地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效果還沒有達到最佳，但都取得一定成效，而且北京的產業轉型升級效果整體上優于天津與河北。對于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水平，從產業“數量”表征看，北京呈現明顯的“三二一”產業結構特征，天津呈現“二三”并重，“一”較小的產業結構特征，而河北還處于“二三一”產業結構狀態;從產業“質量”層面看，三地產業結構高度化程度整體都不算高，但一直在不斷提升。對于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水平，從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程度看，三地的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較為合理，協調程度整體得到提升;從區域分工和產業專業化程度看，三地的產業結構同構現象較為嚴重，對于當前三地的產業結構狀態，北京和天津還較為合理，但河北存在較明顯的錯配。從產業質量的協調程度看，整體上三地產業“質量”的協調程度較差。

　　作者：韓英，馬立平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jjlw/235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