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

　　〔摘要〕人工智能尚處于起步階段，但它已經引起了人們對就業前景的擔憂‍‌‍‍‌‍‌‍‍‍‌‍‍‌‍‍‍‌‍‍‌‍‍‍‌‍‍‍‍‌‍‌‍‌‍‌‍‍‌‍‍‍‍‍‍‍‍‍‌‍‍‌‍‍‌‍‌‍‌‍。尚且不去討論人工智能在未來的就業影響，仔細回顧歷史和現實就可以發現，眼前的就業不足問題也沒有解決，這說明用于指導實踐的相關研究是存在問題的‍‌‍‍‌‍‌‍‍‍‌‍‍‌‍‍‍‌‍‍‌‍‍‍‌‍‍‍‍‌‍‌‍‌‍‌‍‍‌‍‍‍‍‍‍‍‍‍‌‍‍‌‍‍‌‍‌‍‌‍。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本文回顧了關于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及由此而得的路徑總結的研究文獻，發現假設條件過于嚴苛，以至于脫離現實的狀況，并把二者當成一個既定的整體概念和前提來對待，卻沒有把握技術和市場的本質。本文認為，需要深刻認識這一點，才能更加科學地理解人工智能的就業影響。

　　〔關鍵詞〕技術進步;就業;人工智能;斯密學術思想體系

　　雖然目前處于弱人工智能發展階段，但是，人工智能已經引起了關于其就業影響的、尚未有結果的大范圍爭論。人工智能新技術就業影響的爭論暫時只停留于增加還是減少的層面上，還可以借此向著更加深刻和廣泛的領域進行探索和反思。梳理過往研究文獻就會發現，基于統計數據和過往理論模型測度和研究技術進步與就業變化因果關系的經濟學研究居多，針對研究本身進行反思的居少。因此，以人工智能時代為契機，圍繞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本文將從路徑研究背景、路徑總結設計、路徑研究方法與前提等方面對相關研究進行再研究和反思。

　　一、引言

　　人工智能是技術長期進步的最新成果，其就業影響引發了諸多爭論;關于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研究獲得重大進步和成果，但依然不能有效解決人類的就業問題。這一方面提出了對相關研究進行反思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從現實背景和理論背景兩個角度共同為反思相關研究尤其是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一)現實背景

　　全球范圍內的人們都在討論人工智能的就業影響，但人類目前并沒有形成對尚處于起步階段的人工智能全面和深刻的認識，尤其是各界尚沒有達成令人信服的、統一的認識，對其就業影響的理解和認識也只是局部的。在人工智能對就業影響的學術研究方面，有學者采用任務模型法，也有學者分析電商平臺、制造業等特定情境下的相關問題，往往都不具備普遍又準確的預測和解釋能力。

　　人工智能在未來會產生什么樣的就業影響，目前沒有形成定論。需要明確的是，就業問題并不是在人工智能革命發生后才出現，而是在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時代以后便一直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圍繞技術進步影響就業的原因、路徑、后果和對策等的研究也隨之發生和發展。遺憾的是，技術進步與就業的研究及其成果不斷豐富，但各界人士始終沒有找到根治失業問題的方法，人類失業問題卻總是如影隨形，甚至在創造巨大財富的今天，世界范圍內出現了“無就業增長”，人類依然飽受大規模失業或就業不足的折磨[1]。人工智能引發的就業影響爭論，需要我們重新審視關于技術進步與就業的相關研究及其方法和所形成的認識。

　　在上述背景下，總結和梳理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分析該路徑的前提條件、理論基礎以及相關研究方法和重大前提，必將有利于更加全面和科學地認識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明確后續研究的改進方向。

　　(二)理論背景

　　早在古典經濟學時期就已經存在關于技術進步對就業影響的研究，并延續至今成為百年爭論的話題，相關研究也延續至今。當今的研究結論依然停留在古典經濟學時期的爭論中，大致包括技術進步在總量和結構上的就業效應，并在此基礎上延伸和總結了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

　　1技術進步就業效應的百年爭論

　　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是一個百年爭論，早在古典經濟學時期就存在技術進步創造就業和破壞就業這兩種觀點的爭論。比如，斯密、薩伊和卡里等學者肯定了前者，其中，斯密的觀點最為突出。斯密[2]認為新發明的各種機械減輕了工人勞動強度，也縮減了各類勞動，讓原本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現在則不需要這么多人了，減少了一定產出下勞動者的雇傭數量，但因為生產性勞動、非生產性勞動的增加和結構性變化，必然會引起就業結構的變化，失業工人也會因為分工范圍的擴大而得以重新就業。而巴頓、穆勒、西斯蒙第、馬爾薩斯等學者則持反對態度，認為技術進步破壞就業。比如，西斯蒙第認為產生經濟波動和導致失業的根源是機器大生產，他堅信技術、機器設備能減少就業和增加失業。

　　比較特殊但影響同樣深遠的是李嘉圖的觀點。他肯定了機械發明創造在長期中的就業促進作用，但后來又認為機器的使用確實損害了勞動階級的就業和利益，是不能被彌補的，聲稱與他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也是一致的[3]。這種前后矛盾的觀點被后人稱為“李嘉圖之謎”。

　　這三種觀點延續至今，而“李嘉圖之謎”逐漸演化為第三種觀點，即肯定技術進步同時創造就業和破壞就業，但不確定技術進步創造就業的力量和破壞就業的力量哪種更大的模糊觀點，并進一步演化為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要視具體情況而定。馬克思[4]認為技術進步能不能擴大就業，要看資本有機構成比例提高的速度與總產出和總資本規模擴張的幅度的比較。

　　19世紀中后期開始，新古典經濟學迅速發展，并逐漸將就業問題在內的經濟學問題研究帶入了實證研究的軌道，認為技術進步能夠通過降低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擴大銷售和生產規模來增加就業，但受到工資剛性的影響[5]。也有學者認為要視技術進步類型而定[6]，物化技術進步會產生就業破壞效應，非物化技術進步會增加就業[7];執行成本較低時，技術進步表現為非物化技術進步，增加就業[8];相反，表現為物化技術進步，減少就業。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應該從長期和短期兩個方面來考慮，短期會產生就業破壞效應，但從長期來看有利于就業增長[9]。唐國華[10]認為在技術進步初期，破壞作用占主導地位，在中期，創造作用開始占主導地位，在長期，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趨向于零。也有學者認為，技術進步在長期未必一定會導致就業率的減少，這主要取決于科技資本深化的程度[11]。劉明等[12]認為在資本化程度較低時，技術進步的就業創造效應占主導地位，資本化程度較高時，技術進步的就業破壞效應占主導地位。而丁明磊和陳寶明[13]認為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要取決于專業化分工的速度、技術擴散的渠道暢通程度等方面。

　　2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

　　根據百年爭論，學者們也對其進行了歸納總結，以更好地明晰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比如，在就業補償或創造方面，Pelit[14]等學者認為科學技術的進步可以通過價格、投資、工資、機器、收入和新產品等六種不同的要素效應補償機制來降低生產成本、降低價格、增加勞動者收入，提高就業率。

　　根據前人的研究思路和成果，趙利等[15]將技術進步的就業補償效應及其路徑進一步歸納，并概括為以下四種：技術進步降低了生產成本從而降低產品價格(價格效應)、技術進步促進消費者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效應)、技術進步的聯動效應(產品開發)、技術進步的全球化效應;而且，從人力資本效應、生產率(包括直接參與生產的資本與勞動者的生產率、不直接參與生產的管理效率)、產品生命周期與波動等方面總結了技術進步的就業破壞效應。兩種效應一起影響了技術進步的就業總體效應。在后續研究中，朱英明[16]從技術進步對不同工業企業的價格策略方面總結了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總體上依然處于趙利等[15]的總結框架內。

　　二、路徑研究中暗含的前提假設

　　技術進步就業創造路徑和破壞路徑得以確立和可行是有一定的前提條件的，而不是基于各類模型和數據測算后就可以完整無誤地實行。

　　(一)技術進步就業創造路徑的前提假設

　　創造理論視野下的技術進步就業創造路徑可以進一步精煉和歸納，可以概括為三種，即價格效應、收入效應、投資(利息)效應。

　　1價格效應

　　技術進步降低生產成本，價格卻不一定下降。如果價格不降，生產者利潤會增加，而且這一利潤的增加額度恰好等于失業工人的工資，生產者會將利潤轉化為再投資、實現與工人工資等額的消費，從而擴大了生產規模，吸納就業。這里的問題是：利潤能不能轉化為再投資或轉化為消費?如果發生了轉化，轉化的規模是不是足夠吸納擠出的勞動者以實現再就業?如果價格下降，必然會帶來需求規模從而生產規模的擴大，重新吸納失業者實現再就業，但這里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第一，勞動成本在生產總成本中的比例高低，如果很高，這種效應是存在的;如果很低，這種效應就要小得多，甚至不存在。第二，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是不是大于1，如果大于1，可以促進生產規模的擴大;如果小于1，這種效應要小得多，甚至不存在。第三，這種產品及其所在的行業在整個市場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如果占據主導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價格下降的規模效應、范圍經濟都會很顯著;如果所占市場比例很小，這種效應同樣是要打折扣的。第四，技術進步會不會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計劃，如果會，價格下降的就業創造效應往往就會大打折扣‍‌‍‍‌‍‌‍‍‍‌‍‍‌‍‍‍‌‍‍‌‍‍‍‌‍‍‍‍‌‍‌‍‌‍‌‍‍‌‍‍‍‍‍‍‍‍‍‌‍‍‌‍‍‌‍‌‍‌‍。

　　2收入效應、投資(利息)效應

　　技術進步降低生產成本，卻沒有降低價格、擴大產出規模(在壟斷行業的表現最為突出)，這就意味著用同樣的支付手段完成了既定的工作量，增加了剩余資金，利率從而降低，投資增加，就業規模擴大。而在技術進步就業創造的收入效應方面，技術進步降低了成本和價格，相當于增加了消費者的收入，增加了剩余資金，降低了利率，增加了投資，促進就業規模擴大。

　　這兩種路徑有兩個嚴格的假設前提，即利率不受其他因素影響，以及支付手段和貨幣流通速度不變。實際上，利率要受到社會信用體系、投資過程、政府調控目標和手段的影響;而且，支付手段、貨幣流通速度是不可能不變的，尤其是貨幣流通速度一直處于變化之中。

　　此外，關于產品創新和開發會促進就業的論點，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技術進步發生在相對“必需品”而言的“奢侈品”領域(包括降低生產成本和開發新產品)，并使之趨向于成為“必需品”或大眾化，這種技術進步對就業的積極影響要比發生在“必需品”領域中的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要大的多，尤其是如果后者的技術進步僅僅是降低生產成本的話。

　　3關于工資剛性影響就業創造的評析

　　有學者認為，技術進步不能有效降低成本的一個原因是工資剛性，只要實行了工資彈性，就不存在失業問題，這樣的建議也體現在相關研究文獻中。其實不然，削減工資未必會帶來就業的穩定和增長，因為工資的減少意味著消費規模從而生產規模的縮小。更何況，工資剛性是一個世界性的現實問題，不可能為了研究需要而進行彈性設置。如果進行了此種設置，那么，這便是理論研究與現實應用的本末倒置;同時，如果實行了工資彈性制度，技術進步會不會還能帶來額外的失業呢?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上述分析是建立在局部均衡之上的分析，需要非常嚴格的假設條件，也就是上面所講到的各個方面。進一步分析，這些假設的成立也需要非�？量痰臈l件，意味著這種分析近乎沒有任何實質意義，除非可以證明在均衡位置上的穩定性。而且，即使是穩定的，也要視市場的完全程度而定，如果市場處于存在壟斷因素的狀態下，技術進步一般不會降低價格。雖然技術進步可以在理論上體現為新的生產方法和新產品，以保障新的廠商進入壟斷市場，但現實中的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傊�，如果除了生產函數外的其他函數都沒有因為技術進步而發生相應的移動，那么，就業量往往會呈現出凈減少的特征和趨勢。

　　(二)技術進步就業破壞路徑的前提假設

　　在技術進步就業破壞路徑中，暗含著一個假設前提，即市場結構是完全競爭市場結構。這顯然忽視了非競爭的市場結構情況下的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而現實中的非競爭市場結構更為常見。也就是說，技術進步還可以通過影響市場上的資本集中程度間接影響就業變化，這種集中往往就是通過自由競爭來完成的。

　　根據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競爭理論，在不存在外力干擾的情況下，市場勢必會有少數對多數的勝出，因為有競爭必然就會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勝利者的節節勝利和失敗者的不斷退出，大大增加了壟斷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并最終形成一定程度的壟斷。而勝出的主要途徑便是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也正在變得越來越壟斷化，尤其是在產品和生產技術越來越復雜、內容越來越豐富的情況下，因而為了從“技術”上發現和測量技術進步，將其內生化，新增長理論便越來越多地將壟斷競爭作為初始的市場狀態，而不存在所謂的演化過程。

　　更何況，技術(包括產品開發技術、生產技術)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需要資本強有力的集中，而且技術進步也確實促進資本集中，資本力量越來越強。當然，在沒有技術進步發生的情況下，資本集中亦不可避免。比如，圈地運動形成的資本集中。再比如，產業聯盟，但它們的背后卻都是市場需求規模的變化在起作用，間接地受到技術進步的影響。而且，在以下條件的作用下，技術進步更可能促進資本集中：第一，技術進步的引入，尤其是專利技術的申請，足以保障技術創新者和使用者在特定的行業內、時間內保持持久優勢、主導和壟斷。最好的例子就是蘋果手機的iOS系統。第二，技術進步的復雜程度，已經超過了單一學科、專業的支撐限度，需要不同學科、專業的知識和人才，這時的組織協調便顯得尤為必要。各類大型實驗室、研究型組織機構應運而生。這顯然是不能夠為中小企業可以為的，已經被大型企業尤其是超大型企業所壟斷。

　　技術進步與資本集中之間相互助長的關系構成了資本主導下的市場經濟發展和波動最重要的動力、風險。隨著技術進步，資本集中加快，資本集中加快又促進技術進步，但往往是僅限于某個特殊的環節和領域，尤其是傾向于發展資本節約型技術，越來越可以利用巨型廠商的折舊、補貼來完成融資，無法提供凈投資機會，而這卻是增加就業的至關重要的因素，這也是金融資本加快對產業資本的滲透、產業資本也加快發展金融資本的關鍵原因。于經濟發展可能有利，但對于就業而言，技術進步與資本集中的這種互長模式，抬高了其他企業在規模、必要資本量等方面的進入壁壘，剝奪了其他公司引入資本從而實現技術多樣性和技術進步的權利，這必然會帶來凈投資的減少，就業機會也就越來越少。

　　如果設想就業可能出現的最壞形式，莫過于勞動節約型技術被引入到一個寡頭壟斷市場條件下的行業企業里，其后果將會是成本降低，但價格不變、產出不變，最終導致就業減少。當然，還存在一些個別情況。比如，壟斷企業成本降低，最終導致成本線移動到彎折曲線中不連續段的范圍，導致價格降低、產出增加，以及排擠競爭者、改進產品等情況。這依然不能否認在不存在自然壟斷的情況下，技術進步發生在寡頭壟斷市場中的某個行業企業，對就業增加甚至就業穩定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完全抵消了主流研究所主張的通過其他渠道實現的就業創造效應。

　　然而，這種情況似乎正在從一種假象和抽象成為現實情況，原因在于：隨著技術的研發越來越復雜，在這種創造性的進步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學科、不同學科的人員和不同專業技術開始加速融合，而協調不同專業的人才、知識并使之融合在一起的努力和成本越來越大，建立各種類型的巨型組織就顯得尤為必要，但這已經遠遠超出了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和范圍。最為直觀和可參考的依據便是當今眾多高科技企業的研發支出規模。據市場調研機構FactSet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亞馬遜、Alphabet、英特爾、微軟和蘋果等公司的研發投資規模分別達到226億美元、166億美元、131億美元、123億美元和116億美元，按規模大小分列第一位到第五位。

　　三、路徑研究方法與概念認知

　　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所歸納設計的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并不能很好地契合現實就業狀況，其原因就在于這些研究范式和模型的有效性都是有其特定研究方法和前提等限制條件的。一旦突破這些研究方法和前提的限制，眾多結論和路徑也往往需要修改。

　　(一)研究方法

　　從古典經濟學時期到新古典經濟學占主流的當代，關于技術進步與就業的研究一直都在進行并不斷細化，更是一個不斷數學化的過程，以至于當前的研究已經完全放在了數學等式中的變量(如代表技術、資本、勞動等生產力要素的變量)及其相互關系的測度上。數學方法的采用使就業研究更加方便和規范，對其他研究方法卻產生了排斥，包括歷史分析和制度分析方法。在特定的科研考核體制下，這種研究方法可以保證研究人員生產出有利于成績考核的各種結果，卻未必有利于實際問題的解決。

　　1關于當前研究邏輯與方法的概述

　　正如前文所展示的，不同人的研究層面和角度是不同的。比如，宏觀層面、產業層面、行業層面的，以及技能角度、貿易角度等，但基本的研究邏輯是相同的，即基于某種研究理論模型，用數學方法呈現和測度研究特定視角下的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及其影響程度，中介變量則包含了資本、產出等。

　　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大致包括索洛余值法、(非)線性回歸、向量自回歸模型(VAR)、隨機前沿分析法、數據包絡分析法、誤差修正模型、廣義矩陣等。隨著計量經濟學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新的計量軟件的不斷開發，不同的模型都在試圖打破約束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自身的解釋力。遺憾的是，依然存在各種問題和局限，要么只能適用于宏觀分析，要么對數據要求較高，得出的結論往往僅局限于所考察的變量之間，模型以外的因素和機理并沒有得到揭示，更何況，因為研究設定的模型、考察時間段的長短、變量的增減等因素，往往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

　　2關于當前研究邏輯與方法的評論

　　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盡相同的階段特殊性，也具有一般性特征，同樣不同的制度之間也有其異同之處‍‌‍‍‌‍‌‍‍‍‌‍‍‌‍‍‍‌‍‍‌‍‍‍‌‍‍‍‍‌‍‌‍‌‍‌‍‍‌‍‍‍‍‍‍‍‍‍‌‍‍‌‍‍‌‍‌‍‌‍。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社會天才們的任務是：在這種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對立統一中尋找和發現完備的真理、概念，還原歷史發展、生產發展的真實面貌，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各種背反的公式中，從一個假設和范疇跑到另外一個假設和范疇。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不是從各種公式推導中創造出來的，但在很多經濟學家的眼中，經濟科學已經是數學公式推導的科學和推導的科學公式，追求數學公式已成為他們的主要目的，而放棄了作為一個社會觀察家所應該承擔的發現真理、揭示真理的責任。因此，在做包括技術進步與就業不足問題在內的各種研究時，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了按照物理學所采用的數學工具和等式，以及一系列的抽象法則，把從歷史中演化而來的現實世界似乎可以呈現在幾頁紙上[17]。

　　客觀地講，數學方法的使用對理解和把握所涉及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有著重要作用。如果僅是在觀念、(數字符號)理論中探尋就業變化規律，用頭腦中先驗的理論模型和一堆數字來研究不同歷史和制度環境下的就業問題，都顯得過于簡單和不夠嚴謹[18]。正如新劍橋學派所指出的，所有的經濟現象都不過是歷史的一個瞬間，它們的發展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也就是說，經濟現象很難函數化，更不可能用一個函數“一統天下”，經濟學研究應該從過去的“均衡概念”轉向“歷史概念”。

　　遺憾的是，這種轉變似乎一直都沒有到來，反而倒退。新古典經濟學的繼承者薩繆爾森等一直都在積極努力地尋找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并將經濟學納入到近似自然科學的公理化體系中，實現了看似成功的經濟學的“科學化”。過度依賴數學方法的使用，忽視了歷史和制度環境這一特定因素，導致的結果往往是用各種頭腦中的理論模型、公式定理以及經驗結論生搬硬套地“考核”實際問題，一旦發現與這些“現成的標準”不匹配不吻合，就認為是現實發展出了問題。這不是科學的研究，沒有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基于此而提出來建議只能是籠統模糊的有悖于現實問題的解決。

　　(二)對技術、市場等概念的認知

　　正如陳愛中和趙利[19]曾經說過的，當前關于技術進步與就業關系的研究依然沒有突破新古典分析框架，關于技術進步就業效應的爭論也沒有突破古典時期的討論范圍。在新古典研究范式指引下，主流經濟學家按照均衡分析框架對各類函數進行數學求解，無需也不再有興趣探討技術的本質和性質，更不愿討論技術變化及其趨勢的內源動力問題，只是默認技術就是生產的技術，而不是其他的技術。關于勞動力要素的配置，他們默認市場就是最好的配置方式，也沒有興趣去討論市場的本質是什么，默認作為整體概念存在的市場是促進就業增長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配置方式。這種默認不利于前文提到的路徑研究的科學性，也不利于形成關于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的精確認知，重新認識技術和市場是有必要的。

　　1技術的本質是一種生產要素

　　技術進步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技術進步推動了新產品不斷出現，也推動了產品生產手段不斷革新，新舊產品及其生產手段此消彼長的結果是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優化。在這些路徑的基礎上，技術進步不斷影響著就業在規模和結構上的變化。不難看出，這里所提到的技術是產品生產的生產技術，技術進步與就業關系研究也默認技術就是生產技術。我們需要明確的是，技術可不只是生產技術，還包括其他類型的技術，只是在財富夢想的指引下，包括經濟學家、技術研發人員和企業家、政治家等在內的人們將范圍鎖定在了生產領域的技術概念上。

　　進一步講，技術的本質是一種生產要素，與勞動力具有同樣的性質，都要受到資本的“雇傭”。正如《國富論》中提到的，私人資本一旦集聚起來，資本所有者就會為了獲得利潤而安排勞動人民進行勞作[2]。對技術的需要和安排也是如此，即勞動力和技術都是資本家追逐利潤的手段，究竟是采用哪種生產手段，這要取決于利潤實現所處的實際情況，包括生產力發展水平。因此，生產領域中的技術因素、就業規模，以及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無論是增加還是減少，都是私人資本利潤最大化這一目標的附帶效應，而不是主要目標。

　　如果看不到和不能深入到私人資本的利潤動機，就不可能看到是該動機決定了技術進步的偏向性及其對就業影響的偏向性。如此一來，看似各種研究理論層出不窮，仔細審查就會發現，它們中的大多數理論不過是“穿舊了的理論外衣的翻新”[20]，對解決當下的就業不足問題不會有根本性的作用。按照一般的研究觀點和邏輯思維，技術進步帶來了失業，失業工人卻總可以在新創造的部門里找到工作。事實上遠非如此，進入這些部門的人往往是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人，而不是那些被解雇者[21]。這同時也揭示了一個道理：技術進步影響就業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事后問題，關于就業問題的研究也不過是事后的研究，要考察研究技術的本質及其就業的影響，需要從事后環節延伸到生產安排和技術進步發生的事前環節，需要深入到市場競爭參與者動機與行為的研究環節，深入到歷史和制度等生產關系層面。

　　2市場的本質只是一種機制安排

　　無論是在技術進步就業效應的研究中，還是在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研究中，都暗含著一個假設前提，即市場是完全競爭和自由的。自由市場一直是經濟學家和企業家追求的目標，這里的每一個市場主體都可以按照自己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去競爭，競爭規則就是優者勝出、劣者淘汰的叢林法則。對自由市場的這種憧憬，慢慢滲透到了就業研究中，自由市場被視為研究就業的潛在前提。因此，就業不足問題的出現不是市場出現問題，而是政府干擾的存在，是勞動者技能水平不夠，或是市場競爭機制不健全等因素導致的。進一步講，解決就業不足問題需要交給市場來解決。其實，這是市場本質的誤解和缺乏基本認知的表現，而這種誤解的根源則在于沒有深入和全面地把握自由市場理論的源頭，即斯密完整的學術思想體系。在斯密完整的學術思想體系中，市場經濟理論是有其前提的，即自然法哲學、倫理和法律正義等共同構成的前提。

　　市場本質是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屬于運行機制的范疇，由各方力量共同安排和制定。隨著各方力量此強彼弱的變化，這種機制逐漸開始由強勢的資本主導，其他力量則處于跟隨和配合的位置。遺憾的是，無論是西方經濟學家，還是馬克思主義者，都越來越傾向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統一體，不再分析其內在的機制問題、分工問題，而充斥其中的只是貨幣關系和金錢關系。包括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在內的人們普遍沉迷于無限擴張的市場和金錢關系。在這種觀念下，市場溶解了所有的社會關系、抹平了所有個性和文化的區別，也使社會科學研究忘記了市場機制的本質以及真實市場的運作方式[22]。從此，包括橫跨經濟領域的和非經濟領域的就業不足在內的所有問題，完全都交給了經濟學家來解決，經濟學家又統統交給了自己信奉的市場來解決。

　　要理解市場本質，就需要重新回到斯密學術思想體系。熟悉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市場理論的源頭是斯密的經濟學說，分工與交換理論是其一切論述的起點，也是論述市場的邏輯起點。而分工交換理論內在地包含了自然法哲學的思想，斯密經濟思想體系則是在完成對自然法哲學和道德哲學繼承的基礎上構建的，主要體現在了他的著作《道德情操論》[23]中，以及他想完成但沒有完成的“有關正義的法律原理或所謂法理學的”著作。如果他的經濟學理論是“毛”，那么，他的倫理學理論和法律、正義的理論就是“皮”，如果離開了“皮”而談“毛”中的市場理論，那就是一種空談。

　　這“皮”和“毛”就共同構成了斯密學術思想，但自19世紀中后期開始，西方經濟學直接轉向了實證經濟學的研究，已沒有興趣討論其完整的學術思想，也不再追溯和研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淵源，這或許與當時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基本確立、宗教倫理和法律制度已經基本完善有關，經濟學者無需再去討論法律和道德的問題[24]。對其斯密學術思想體系的片面繼承和理解，尤其是關于市場的理解，不利于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也不利于理解和科學發揮市場在就業增長方面的作用。在作為人口大國的社會主義中國，研究就業問題更需要完整和系統地理解斯密學術思想體系，而不是局限于其體系中關于市場的局部理論，更不能滿足于當前的研究方法、研究層面。

　　四、反思與結論

　　今天，人工智能時代已經開啟，還沒有形成對人工智能及其就業影響的全面而深刻認識，本文通過梳理技術進步和人類歷史發展的脈絡，研究和反思關于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路徑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前提，可以更加清晰地認識和把握人工智能及其就業影響，并采取相應的對策。

　　(一)人工智能引領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向

　　就人工智能而言，其快速發展得益于摩爾定律、智能算法和網絡技術(互聯網+物聯網)多種成果的匯聚‍‌‍‍‌‍‌‍‍‍‌‍‍‌‍‍‍‌‍‍‌‍‍‍‌‍‍‍‍‌‍‌‍‌‍‌‍‍‌‍‍‍‍‍‍‍‍‍‌‍‍‌‍‍‌‍‌‍‌‍。雖然人工智能目前依然有一些專業的屬性和表現，只是在部分行業領域應用，但它將不再僅屬于某一個專業領域的新技術，而是對所有發展成果的整合與升級，是一種增加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等的“類人思維”的顛覆性通用技術，是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向和引領者。

　　僅從人工智能研究專利項目數量來看，2012年僅為708項，到2016年就已經達到了2888項[25]，其發展速度之快可見一斑。如果人工智能的這種發展趨勢得以保持，在不久的將來，人工智能將使機器在一定條件下獲得一定程度上的人類能力，在生產發展等領域起到關鍵性作用[26]。人工智能的影響將是全面的，甚至要超過之前工業革命的影響[27]，并從專業的單一功能向通用的綜合功能快速轉化。

　　也正是考慮到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及其在創新方向上的重要引領作用，中國在戰略上給予了高度重視，從2015年到2017年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多次發布指導建議和規劃方案，寫入“十三五”規劃，并在2017年專門出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同時，連續多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強調了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性和相關措施，其重要程度可見一斑。

　　(二)人工智能減少就業是一種必然

　　前三次科技革命先后實現了人類生產的機械化、電力化和自動化，突出解決了人類勞動方面的三個主要問題：減輕人類勞動強度、擴大人類勞動影響范圍、減少參與勞動的人數或減少就業，從整體上講，技術進步正在實現產品生產需要體力操作環節的“無人化”。在此基礎上，人工智能正在實現生產的智能化，向著替代具有一定腦力要求和更高技術要求的崗位發展�？梢钥吹剑�技術進步的發展總體軌跡是：通過生產工具的智能化、生產過程的“無人化”加速產品創造與人類勞動的分離。

　　這是符合人類發展、生產力發展終極目標的，即人全面和自由的發展，包括自由勞動、自由就業，而不是被迫勞動和被迫就業，也即勞動就業作為人類謀生手段的工具性逐漸弱化和消失，人類生存生活的保障不再依靠勞動就業。由此可見，技術進步不斷減少勞動者數量、減少作為謀生手段的就業是一種必然趨勢，符合以最少的勞動者和勞動力投入實現更高水平發展的經濟學目標。

　　然而，人類發展距離這一目標似乎越來越遠，其原因在于經濟學研究的目標長期以來僅僅被鎖定為經濟增長和財富最大化，這一目標下的就業問題也就表現為生產函數中勞動雇傭數量因為技術進步而呈現出來的增減現象，而不是其他。在勞動就業依然是謀生手段的今天，作為生產要素的技術進步不斷減少勞動者雇傭數量、影響勞動者就業，對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提出了重大挑戰，在全球空白市場日趨消失的情況下顯得尤為突出。

　　顯然，只停留在生產力層面、生產領域進行就業問題研究和考察以解決就業問題是徒勞的，必須要從理論層面、生產關系層面進行研究和考察。

　　(三)完善相關研究需要從研究的假設前提開始

　　就技術進步與就業問題的研究視角來看，自19世紀中后期開始，新古典經濟學興起，其均衡分析框架逐漸成為包括技術進步與就業關系問題在內的經濟學研究的主要依據，數學方法大行其道。不可否認，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為研究技術進步與就業關系問題提供了簡捷的依據，如果只是基于這種框架進行數理上的推導和驗證，可能就會因為假設條件和數據統計的不同而產生巨大差異，更有可能會導致相關研究忽略了對就業問題的整體考察，僅局限和滿足于某一個層面的局部考察。如此一來，對技術、市場等的含義和本質的考察就顯得越來越沒有興趣，只停留在生產領域變量的數學邏輯研究，其結果必然是越來越脫節于不斷發展的歷史和社會經濟現實。

　　社科論文投稿刊物：《中國人口科學》(雙月刊)創刊于1987年，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主辦的中國人口科學期刊。自創刊以來，發表了大量有影響、高質量的理論文章，及時反映人口與勞動領域及交叉學科的最新學術研究成果，是各界人士了解人口學發展的重要窗口，它為國家和政府決策部門提供理論信息和對策。

　　仔細觀察人類生產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就會發現，從表面上看，人類就業規�？傮w上是在絕對擴大的，失業率隨著人口規模不斷擴大和基數的增長而保持相對穩定甚至相對下降。從實質上看，人類失業的規模也在絕對擴大，人類就業規模是在相對縮小的。人工智能革命會催生新的行業部門，這些部門會吸納具備算法、語言、設計、美工等方面高技能人才的就業，對占比依然很高的中低技能勞動者來說卻未必是福音。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凸顯這種對比。對此，當前的許多經濟學家不以為然，而是對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一直抱有樂觀態度，這是因為，基于新古典研究范式下的生產函數和過去生產領域統計數據的分析可以知道，只要產出不斷增加，就可以擴大社會分工范圍，并解決就業問題，尤其是在長期來看。在過去，世界市場的增量空間此前不斷擴大、范圍經濟不斷發展，產出規模和就業規模隨之不斷擴大;在今天，世界市場的增量空間不斷縮小甚至趨于消失，而生產技術自然力替代人類勞動力速度加快。顯然，這種樂觀及其所依據的研究依據是帶有非常大的風險的。

　　改進和完善技術進步的就業影響研究，清晰梳理技術進步的就業路徑，需要從生產力層面進入生產關系層面，從生產領域進入經濟社會體制機制設計領域。因此，需要積極擴大社會分工、不斷提高產權明晰機制下個體經濟效率，以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和技術的推動作用，更需要在共同占有、聯合生產、共同受益基礎上重新設計產權機制，不斷弱化就業作為謀生手段的工具性作用，使人類向著自由勞動、自由就業和自由發展的終極目標加速發展。

　　參考文獻：

　　[1]楊偉國,邱子童,吳清軍人工智能應用的就業效應研究綜述[J]中國人口科學,2018,(5):109-119

　　[2]吳清軍,陳軒,王非,等人工智能是否會帶來大規模失業?——基于電商平臺人工智能技術、經濟效益與就業的測算[J]山東社會科學,2019,(3):73-80

　　作者：惠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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