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 信譽、信任和信用構成了共享經濟運行結構中的軟基礎，成為了消費者判斷共享經濟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基本要素。 共享經濟的軟基礎關系到這一新經濟業態的形成、運行和發展。 在我國，包容審慎的監管策略促進了共享經濟的發展，但也存在著諸多問題。
【摘 要】 信譽、信任和信用構成了共享經濟運行結構中的“軟基礎”，成為了消費者判斷共享經濟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基本要素。 共享經濟的“軟基礎”關系到這一新經濟業態的形成、運行和發展。 在我國，“包容審慎”的監管策略促進了共享經濟的發展，但也存在著諸多問題。 共享經濟的信用監管通過信用評估對其相關主體的未來行動能力進行判斷，具有穩定、連續、可量化的特性，有助于鞏固共享經濟的“軟基礎”，穩定共享經濟的信用水平，能有效消除共享經濟的監管歧視，還是多元主體開展合作監管的抓手，因此信用監管與共享經濟有很好的契合性。 為了提升共享經濟的監管效能，要加強對信用監管頂層制度的設計，推廣信用監管工程，更為重要的是要消除信用信息的共享壁壘，凈化信用信息數據。
【關鍵詞】 共享經濟; 信用監管; 軟基礎
引 言
在規制或者監管理論發展的學術史上，信用監管的研究相對較新、理論建構相對較弱，但理論界一致認同信用監管的價值。 目前，對共享經濟信用監管的文獻主要集中研究了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其一，信用監管方式層面。 信用監管對共享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重要作用，它能緩解規制對共享經濟發展的直接沖擊，識別難度高、追訴難度大，虛擬環境中的失信行為又與傳統失信行為交織在一起，所以，政府應充分融合線上線下的信用約束。 為了提高信用監管的效果，有文獻還提出建設互聯網商譽體系，以增強行業自律的設想[3]。
其二，信用監管對象層面。 有文獻將共享平臺企業視為信用監管的主要對象。 因為通過實證分析得知：消費者約車的意愿并非受司機信任度的影響而主要受網約車平臺信任度的影響，因此網約車平臺企業應當受到重點監管[4]。 在影響共享經濟信任度的因素中，平臺、商品及服務提供者的信譽是重要因素; 共享平臺企業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擔保措施、商品服務提供者的資質、技術審查、質量保障承諾、平臺的回應能力等都會對用戶信任度產生重要影響[5][6]。
其三，隱私保護層面。 因為共享經濟平臺依賴用戶量生存和發展，故而共享經濟平臺企業的成功崛起是以特定多數、持續增加的用戶量為標志的。 共享經濟生存和發展的動力，驅使它們變本加厲地占有用戶信息。 盡管共享經濟平臺企業形式上給了用戶選擇自由，實際上還是采取強制形式獲取用戶信息。 同時，有文獻指出，用戶隱私風險的感知會直接降低他們對平臺企業的信任水平，直接影響他們的共享意愿和參與行為，而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的交互組合對用戶隱私風險的感知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7]。 為了保護共享經濟中的隱私信息，政府應當充分發揮信用監管的作用。
總體而言，目前的文獻沒有解釋清楚為什么共享經濟與信用監管是相契合的，如何才能提高共享經濟的信用監管效能等問題。 因此，本文關注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支持對共享經濟開展信用監管的基礎是什么? 二是共享經濟和信用監管的契合性如何? 三是如何才能提升共享經濟信用監管的效能?
一、共享經濟信用監管的“軟基礎”
為了節約成本、獲得更大的利潤，地中海商人與海外代理商建立了一種信托關系，這種信托關系能夠幫助他們在不攜帶貨物出海的情況下，使代理商接受分銷商品的協議。 可見，維持信譽和獲得長遠利益的動機使代理商和商人保持長期穩定的信任(trust)關系[8]。
在共享經濟形成過程中信譽有著重要價值。 一方面，有信譽的平臺是共享經濟形成的基礎; 另一方面，信譽好的主體顯示了更“高貴的品格”，消費者更愿意支持其快速發展。 為使自身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共享經濟平臺、商品服務提供者都要為持續維持良好的信譽而奮斗。 可以說，信譽代表了共享經濟的初始競爭力。
在一段時間內，信譽也是維持其信任穩定性的重要維度。 因為在共享經濟形成過程中，消費者對共享平臺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受共享平臺信譽的影響。 信任的形成、積累和穩定發展，主要來自于共享平臺的發展歷史、平臺商品信息展示的吸引力和用戶的評價。 由于共享經濟的生產和消費基本同步進行，在接受服務的過程中，用戶既可以根據服務情況調整信任，又可以在消費結束后對商品和服務做出信任評價。 這些多樣性的評價也成為了共享平臺積累信譽的重要途徑。
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信用交易范圍的擴大[9]，而信用交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參與者的聲譽。 在大數據時代，共享經濟交易行為的數字化，為信用監管積累了可持續觀察的、客觀的數據。 進一步而言，“一次性”監管的效果難以延續，而聲譽機制則為持續監管提供了新的可能，所以政府應進一步將聲譽機制納入信用監管之中。
其二，信任促進共享經濟活動的持續發生。 信任主要指行動者事前的心理狀態，是一種相互關系，包含相信、托付其行動等含義。 在這個關系中，受信方會根據他做出的或明或暗的承諾，以某種方式自覺踐行[11]，授信方也會根據受信方的行為調整自身所期待的滿意度。 如此循環的過程就形成信任博弈。 當信任不足時，授信方會對受信方可能做出的各種行為進行評估，以減少信任缺失帶來的不確定性[12]。 共享經濟活動大都發生在陌生人之間，陌生人間的信任是形成、維護、推進共享經濟活動的動力。 牢固的信任關系是促進共享經濟活動發展的基礎，相反，信任削減將使共享經濟活動逐漸減少，最終以一方的信任消耗殆盡而結束共享。
在農業社會，信任只發生在熟人之間，如果陌生人之間要建立信任，時間代價和情感代價都會非常昂貴。 在信息社會，共享經濟及其信任關系的建立是時代的產物，共享經濟之所以能夠在陌生人之間建立起信任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社會環境要素，包括契約和契約精神、法治精神、共建和共享精神; 二是信息技術的賦能，互聯網、電話、微信、微博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具有的即時性溝通功能，使商業行為更加透明化。
在這個透明化的社會，“認識人的成本低，各種信息檢索更便捷，增加了互信的可能”[13]。 所以，網絡、新社交媒體的即時性溝通和實名制規定，鞏固了共享經濟活動的信任基礎; 基于信息社會的信任使人們能夠參與以前難以想象的共享市場的交易活動[14]。
有數據顯示，69%的人起初不相信共享經濟，除非有他們信任的人推薦它[15]。 信任具有可傳遞性，信任的可傳遞性體現了群體的從眾心理。 然而，從眾心理可能導致高度不確定性并產生突發事件，這就要求共享經濟能夠主動應對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問題。
這對共享經濟而言是一個挑戰。 因此，在監管方式的選擇上，應對這類問題最適合的方式是維護信任，增強信譽。 如果不對共享經濟的失信行為加以制止，由此產生的從眾行為將迅速弱化信任關系的正向影響力[16]。 所以，對共享經濟的信用監管不是針對信用本身，而是為了建構牢固的信任關系，防止信任關系突然崩塌。 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共享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其三，信用是維持共享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在中文中，信用可以直接理解為信任的使用; 在英文中信用的意思是我給予信任(I place trust)①。 馬克思指出：“信用，在它最簡單的表現上，是一種適當或不適當的信任，它使一個人把一定的資本額，以貨幣形式或估計為一定的貨幣價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給另一個人，這個資本額到期歸還。 ”[17]經濟互動中的承諾會形成一定的契約關系，而信用則是授信人在充分信任受信人的基礎上，利用這種契約關系產生的一種保證其本金回流和增值的價值運動[18]。
在共享經濟中，信用是特定主體開展經濟活動的結果，這個結果可以作為判斷個體或組織是否值得信任的標準。 共享經濟中相關主體的信用是累積而成的，其信用度與信息披露有關，還與平臺引入的評分機制、經濟杠桿獎懲、接受投訴舉報、公共的推薦或吿示等所構成的平臺環境有關[21]。
由于信用意味著主體未來的行動能力，自然就成為了信用監管的標的。 共享經濟的信用監管是對其相關主體未來行動能力的管理，內含著“信用度高的主體未來行動能力強，反之則弱”的假設。 2016年，澳大利亞政府發布的《共享經濟：私人供應者指引》的報告，明確了供應者向消費者承擔的三大義務，包括不得有虛假或誤導的言行、保障產品與服務的質量、保證產品與服務符合安全標準[22]。 這三種義務都是圍繞共享經濟的“信用”來規定的。
綜上所述，對共享經濟的信用監管過程，是對其相關主體的未來行動能力進行判斷的過程。 信譽、信任和信用是共享經濟運行的“軟基礎”，是政府、消費者和生產者判斷共享經濟行動能力的基本要素。
二、共享經濟與信用監管的契合性
共享經濟的“軟基礎”與信用監管是契合的：在功能上，共享經濟與信用監管的契合性表現為信用監管可以維護共享經濟的信用價值，可以消除共享經濟發展過程形成中的監管歧視; 作為一種基礎性監管工具和方式，信用監管還是多元主體合作監管共享經濟的要求。
其一，信用監管可以鞏固共享經濟的“軟基礎”。 對于具有跨地域、跨部門、跨行業特征的共享經濟而言，信用是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 那么，什么樣的統一監管才適用于共享經濟呢? 根據制度同構理論，理性參與者在組織場域中處理不確定性、打破約束并試圖改變組織時，會使組織產生同質化的傾向[24]，而制度的同構性會喚醒并驅動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25]。 于共享經濟而言，只有守信才能贏得信譽，才能得到好的信用評價，才能促使其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共享經濟發展的重要規則。
在共享經濟中平臺企業、商品和服務的提供者、消費者是相互依賴的、一體的，共享經濟的發展是系統性的發展，系統內部的個別因素不可能單獨崛起。 共享經濟平臺中的消費者、商品服務的提供者、平臺組織，要想可持續發展就要依賴于信用。 也就是說，只有信用增加，才能促進體系中的個體與“他者”的一體化。 制度同構分為規范同構、強制同構和模仿同構，在共享經濟中對應著行業自律、監管制度和榜樣模范三個方面。
共享經濟的信用監管是促進制度同構的方法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作為新的經濟業態，共享經濟與傳統經濟不同的是，它具有經濟倫理屬性。 只有建構起信用，共享經濟的發展才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6]。 信用監管不但可以節約監管成本、有效地實現監管目的，還可以提高平臺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進行業自律，促進政府與平臺企業形成合作監管，是維持共享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動力。 所以，共享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信用監管是相契合的。 歸根結底，是因為信用監管可以鞏固共享經濟的“軟基礎”。
其二，信用監管可以穩定共享經濟的信用水平。 共享經濟具有虛擬組織的特征，它通過網絡連接廣大人群，形成新型社群[27]，這種分散化、扁平化和目的多樣化的虛擬組織可以視為合作制組織。 這種合作制組織的特性是，只要“軟基礎”牢固，它的規模就可以無限發展; 如果“軟基礎”崩塌，它就會很快崩潰。 在這個意義上，能否消除共享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風險取決于保障共享經濟整體運行的多元主體的品性，即共享經濟中多元主體的誠信度是保障產品和服務質量的關鍵[28]。 支持共享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是各種主體通過信用行為來累積和促進的，因此，需要通過信用監管才能更好地維護共享經濟的信用水平。
共享經濟不是完美無缺的，它具有一些負面表征，包括開源表象與內核不民主、天然壟斷、自利性監管、依附風投資本逐利等[29]。 它很容易被資本、利益所誘惑，很容易被壟斷的生存狀態所牽引，從而偏離公平、正義等價值取向，然而，如果偏離了這些價值，它就會對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造成破壞[30]，動搖甚至摧毀共享信念，最終損傷共享經濟的“軟基礎”。 共享經濟的發展過程表明，處于發展初期的共享經濟很難單純地通過自律、兌現承諾和分享合作利益來保持、提高穩定的信用度、調節共享合作中的脆弱性及其所可能帶來的負外部性。
實踐表明，共享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行業亂象、不法行為乃至刑事案件等都會導致共享企業平臺的信用流失、信用削弱，削弱其“軟基礎”，最終影響共享經濟的發展前景。 共享經濟的“軟基礎”一旦塌陷，其死期就不遠，恰如共享單車發展中的那些“范例”。 共享經濟在我國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2015-2017年準公共交通領域獲得了大量的融資，但是2018年發生的“順風車”惡性刑事案件以及共享單車的押金問題，使共享經濟平臺的社會聲譽急轉直下，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最終導致共享經濟的直接融資規模首次出現了負增長[32]。 所以，共享經濟的失信行為既降低了其信用度又損害了消費者利益，還減少了風險投資。 這恰恰說明信用監管不但可以保障共享經濟的健康運行，而且可以維護、鞏固共享經濟的“軟基礎”，有利于共享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其三，信用監管可以消除共享經濟的監管歧視。 受傳統監管模式的影響，共享經濟目前采用屬地監管的原則，監管呈現出“屬地化”的特征。 這一監管模式的表現形式是：中央政府首先頒布針對某領域的監管政策，地方政府隨之頒布同類的地方性監管政策。
一是束縛了共享經濟的戰略性發展。 “屬地化”監管束縛了共享經濟的活力，多層級的監管體系與平臺企業“一點運營、服務全國”的管理特點相沖突，阻滯了其戰略性發展[33]。 例如，網約車平臺要在各地設立分公司，企業就要遵守巡游出租車行業屬地管理的規定，需要獲得各地政府的行政許可[34]，這會耗費共享企業大量的時間精力，影響其發展速度和積極性。 “屬地化”監管過程中，地方政府監管網約車的目的有差異性，這些差異與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利益博弈、公共交通壓力及就業等多元動機和民眾需求等因素密切相關[35]。
監管目的的差異可能導致監管政策的差異。 一些地方采用落后的“管控型”思維，導致其對共享經濟的粗暴干涉，與共享經濟的運行不相適應[36]。 “屬地化”監管是阻礙共享經濟戰略性發展的因素之一。 此外，地域歧視是屬地化監管的產物，是由當前地方性的監管體制決定的，與國家整體治理共享經濟的政策相沖突，可能導致監管體系紊亂的問題。 地域歧視與地方保護主義密切關聯，主要涉及對本地傳統行業和就業的保護。 在網約車的屬地監管中出現了許多“排外性”規則，包括對外地車輛和非本戶籍地人員的限制，提高準入門檻等，這些歧視性規制既束縛地域經濟活力又影響新經濟業態的成長。
二是形成共享經濟監管中的業態歧視。 業態歧視是政府、社會在特定時期輿論壓力下對新舊業態的差異性對待。 例如，2018年準公共交通領域出現的惡性刑事案件激起了公眾的巨大憤怒，這些刑事案件與網約車平臺事前監管不力有關。 由于新事物的社會影響力更大、關注度更高，政府在事后監管中對共享經濟領域采取了更嚴厲的措施。
然而，有研究卻發現：傳統出租車行業出現的刑事案件和服務投訴數量、比例遠遠大于網約車，且由于網絡平臺具有實時在線監控的特點，網約車刑事案件的破案率高于巡游出租車[37]。 業態歧視本質上涉及了不同經濟業態間的公平問題，會直接影響共享經濟的發展全局。 針對業態歧視問題，如何緩解由于不當輿論所導致的歧視性監管，給予共享經濟發展機遇，就成了值得探究的問題。
總之，地域歧視和業態歧視都不可避免地對共享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 在各地對網約車的監管中，由于傳統行業和新業態之間的利益沖突程度、公共交通壓力各異，政府官員對風險的認知偏好不同[38]，政府官員監管的目標不可避免地與組織目標形成分歧，導致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監管政策把握的錯位。
其四，信用監管是多元主體合作監管的要求。 對共享經濟進行跨部門監管是當前我國的基本思路，這就要求形成多元主體合作監管的模式。 在政府體系內，主要由市場監管部門和有關政府部門協同合作監管。 如準公共交通領域的監管主體目前跨交通、公安、通信、工商、工信、質檢等多個部門[39]，隨著新監管問題的產生，可能還需要更多部門發揮監管職能。 具體而言，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下設信用監督管理司和網絡交易監督管理司等機構; 各地設有市場監督管理委員會、市場監督管理局，且交通、網信、質監等部門也參與監管; 市場監管部門設有網絡交易公眾服務平臺、市場主體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等工具協助跨部門合作監管。
總之，為了確保共享經濟的“寬入”和“嚴管”，進而為包容審慎的行政監管策略提供實質性支持，降低其制度交易的成本和監管成本，信用監管必然要成為政府跨部門合作監管的基礎。
三、共享經濟信用監管效能的提升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提出了要逐步落實網絡實名制，完善網絡信用建設的法律保障，大力推進網絡信用監管機制建設的任務。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推進“雙隨機、一公開”跨部門聯合監管，推行信用監管和“互聯網+監管”改革，用公正監管管出公平、管出效率、管出活力。 以此為目標，理論界需要進一步闡釋的問題是，對共享經濟實施信用監管，其優勢有哪些呢?
信用是判斷共享經濟監管力度的重要標準; 信用是判斷共享經濟是否健康的晴雨表。 信用水平良好，消費者對共享經濟的信用牢固，意味著共享經濟業態運行良好，此時就不需要過多監管。 如果信用水平差，就需要加大監管力度。 一方面，要激發共享平臺主動采取應對措施，開展更有效的自律監管; 另一方面，政府必須采取約談、罰款等針對性的措施，加大監管力度。
信用監管是促進共享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障。 共享經濟發展過程中會產生更多的創新行為，一些顛覆性的創新甚至會沖擊市場秩序，引發利益矛盾和監管難題。 信用是檢驗共享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以信用作為監管共享經濟的工具，可以為其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性保障。 一方面，政府部門通過共享信用信息、使用信用產品對市場主體進行信用分類和排序，進而通過守信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機制，可以有效實現跨部門的聯合監管，提高監管效率; 另一方面，作為事中事后的監管，信用監管契合了共享經濟的跨地域性特征，可以有效解決監管中的地域歧視性問題; 信用監管還可作為共享平臺企業自律監管的基礎工具，既懲治失信者，又可以建立、維護和提升共享平臺的信用水平，同樣有利于共享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信用監管可促進新舊業態的轉化。 新舊業態的接續轉換及其融合發展，不但關系到新經濟業態的可持續發展，也關系到新舊產能接續轉化等重大經濟發展問題。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以“雙隨機、一公開”為基本手段、以重點監管為補充、以信用監管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模式，可以實現監管的“聯合、精準、共享共治”①。
如果將信用視為共享經濟發展的“軟基礎”中的關鍵要素，將信用監管作為市場監管的基礎，那么，綜合線上線下信用監管的結果，就可以更好地發揮其經濟狀況“晴雨表”的指向作用，可以為政府有針對性地調控新舊經濟業態提供依據，更好地促進新舊業態的融合發展。 那么，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信用監管的效能呢?
其一，加強信用監管頂層制度的設計。 信用監管是新型監管，既是市場監管的基礎又是監管共享經濟的有效方式。 在包容審慎監管策略的指導下，建立以信用監管為基礎的事中事后監管方式，是我國政府監管模式、監管體系的重大改變。 在充分吸收原有監管制度功效的基礎上，加強信用監管頂層制度的設計，賦能各級政府推行信用監管和“互聯網+監管”改革，形成系統、科學、有效的新型監管機制是十分關鍵的。
由于信用是共享經濟“軟基礎”的核心要素，信用監管是基于信用統計和測量的監管，可以產生深層的、系統性的監管效果，因此，如何做好信用監管的頂層制度設計，形成科學、有效的信用監管制度體系，是理論界和實踐界都需要積極、認真、深入探究的重要問題。
其二，推廣信用監管工程。 目前政府監管部門的“互聯網+”監管方式主要是網絡定向監測②。 然而，由于共享經濟行業多、領域多、發展快、監管對象龐雜，現有的信息化手段不能實現全覆蓋，網絡定向檢測的方式未能完全發揮全面監管的作用，對共享經濟的監管還要依賴于其他手段①，且成本相對較高。
其三，消除信用信息共享壁壘。 市場是一個競爭的領域。 由于行業競爭的存在，不同共享領域之間也存在信用信息共享壁壘，這是自然的。 在國內外共享經濟發展過程中，信息共享壁壘都類似地存在。 共享經濟平臺之間信用信息壁壘的形成，多出于平臺各自短期利益的驅動④。 比如，在Uber平臺上的五星信用等級并不能使駕駛員在Lyft上得到更多乘客的信任[43]; 作為限制流動的一種手段，信用信息不流通必然將置消費者于被動地位。 信用信息壁壘使平臺處于分散和分割的狀態，難以形成統一的組織場域，不但會提高監管成本，還會加重信用監管負擔。 新制度主義理論認為，制度同構首先要增強組織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聯動作用，在參與者之間發展一種相互意識[44]。 因此，要通過信用監管的建設來促進共享經濟體系內各主體間的互動合作。
在市場監管領域，我國在公共信用信息分類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國家發改委已牽頭完成涉天然氣、涉煤炭等27個領域近40萬家主體的公共信用信息評價，為相關部門更加便利、精準地開展信用監管提供了有力保障[45]。 不可忽略的是，共享經濟主體大都是民營經濟，交易活動頻繁、監管對象龐大、市場的統一性不足，難以形成有效的自律監管，這就要求各級政府部門作為監管的責任主體，以“互聯網+”為基礎，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促進與平臺企業、征信機構和其他監管主體合作，消除信用信息壁壘，不斷擴大監測對象的覆蓋面，使信用監管成為系統性的、常態性的監管方式。
其四，凈化信用信息數據。 信用監管的基礎是信用信息的收集。 信用信息的客觀性、有效性是信用監管的基礎，因此，無論是政府部門、共享經濟主體還是征信機構，都需要保證信用信息的有效性。 如果信用數據沒有可信度甚至是虛假的，那么，信用監管就毫無價值。 在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未完善的條件下，征信機構使用的信息數據被污染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目前我國已經統一了信用代碼，下一步可以通過信用代碼來確定信用主體，以大數據為工具，有效收集信用信息，以此為依據分類評估、確認不同信用主體的信用水平。 這是有效開展信用監管非常關鍵的基礎性環節。
在我國，信用監管是一種新的治理工具，然而，在發展過程中，信用泛化問題也初露端倪，因此加強對信用監管機構、征信機構的管理，加強對個體信用的評估同樣必要。 目前，我國對消費者的信用評估，已從過去依賴銀行轉變為依賴多維度、非結構化的信息主體，如社交信息、網購記錄、興趣愛好、行為習慣、事后評價等[46]。 這就說明在對消費者的個人信用做出權威、公平、公正的量化評估中，第三方信用評估機構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無論如何，信用評估是系統性的工程，凈化信用數據同樣是一個系統工程，要保證信用評估結果的客觀有效，最為根本的是要通過信用立法來消解信用監管中出現的問題。
結 語
在新經濟業態中，信用的培育依賴于堅實的信用制度[47]。 作為新經濟業態的共享經濟具有交易虛擬化、門檻低、競爭規則新等特點，這些新特點伴隨著共享經濟失信成本低的行為特征，擴大了它們對既有經濟秩序的影響，也沖擊著既有的監管模式。 如果監管工具不科學，監管力度不當，就會影響共享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對新經濟業態采取了包容審慎的監管策略，有效釋放了新經濟業態的活力[48]，由于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理念在實踐中得到應用，共享經濟的多元監管主體正在不斷思考、嘗試提高監管成效。
經濟論文投稿刊物：《環球法律評論》(雙月刊)創刊于1962年，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辦的學術期刊，乳名《法學研究資料》，專事譯介以前蘇聯為主的外國法學，然刊行不久便夭折于"文革"的疾風暴雨之中。
信用監管與共享經濟之間有良好的契合性，有效的信用監管，可以維護、提升共享經濟的信用度，不但有利于消除監管歧視和業態歧視，而且契合了多元主體合作監管的要求。 在我國，信用監管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監管的有效性還需要長遠、系統的計劃，因此，加強頂層制度設計、推廣信用監管工程、消除信息壁壘、凈化信用數據，對形成系統、科學、高效的信用監管體系十分重要。 當然，最為關鍵的還是要推進信用監管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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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新水 檀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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