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 基于移動數據流量，移動智能正在改變世界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的方方面面。 流量社會正在崛起! 在和受眾相結合之前，互聯網平臺有的只是沒有內容和形式的元數碼，它是流量社會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基質性生產資料，任何發生在互聯網空間的數字
【摘 要】 基于移動數據流量，移動智能正在改變世界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的方方面面。 “流量社會”正在崛起! 在和受眾相結合之前，互聯網平臺有的只是“沒有內容和形式”的“元數碼”，它是“流量社會”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基質性生產資料，任何發生在互聯網空間的數字行為都是對它的“塑形”，因而對它的私有者來說，都是使用價值和價值，進而是商品、剩余價值的生產。 數字資本家正是通過占有“元數碼”，進而占有普通受眾生產的各種“數據商品”及其自然建構的“商品空間”得以獲利的。 “流量社會”數字生產占據并整合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時空，使生產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日常生活本身也被當作“數據商品”來生產。 “流量社會”生產資料的數字化使其不必被資本家排他地占有在自己手中，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結合是資本借助社會日常完成的，生產勞動因而采取了不支付工資的普遍雇傭的形式，數字雇工和普通大眾已無法區分。 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數字化，而在于“元數碼”私有制基礎之上的數字化。
【關鍵詞】 “流量社會”; 數字資本主義; “元數碼”; 數字生產資料; “商品空間”
一、“流量社會”的崛起及對已有理論的追問
邁克爾·塞勒于2013年出版的《移動浪潮》說的是由“移動網絡支持的手機軟件所推動的財富浪潮”，它有個響亮的副標題“移動智能如何改變世界”。 塞勒在書中指出，“移動技術和社交網絡的合力將在未來10年提升全球50%的國內生產總值。 它們的影響力將不斷增強，并將最終改變商業、工業以及整個經濟”[2]。 當然，塞勒十分清楚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改善的問題。 他同時指出，移動浪潮為社會變革提供了可能，將從根本上影響各個國家的政治、教育、醫療、非營利組織，以及社會的方方面面。
經濟學論文投稿刊物：《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雙月刊)創刊于1982年，是西華大學主辦的學術刊物。本刊辟有EMDR與心理創傷、蜀學研究、地方文化與文化遺產、澳大利亞研究、中國文化、文學研究、語言文字、歷史研究、外語研究、法學、社會與政治、經濟與管理、西部經濟與社會等欄目。
雖然不過短短幾年時間，但是跟塞勒當時所觀察到的事例和依靠的數據相比，現在移動互聯網絡技術的發達程度、移動智能終端的普及率、使用率以及與之相關的市場行情、產業結構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過去一年，用戶每天會花3小時在APP上，使用時長比三年前增加了50%。
現如今，移動互聯網已經是當今世界發展最快、市場潛力最大的行業。 2019年移動行業創造了3.9萬億美元的財富規模，占全球GDP的4.6%，比2017年增長了2.8萬億美元，增速遠遠高于GDP的增速? R貧幸迪衷謨滌? 0多億用戶，占全球人口的39%，并且還在爆發式增長。 預計到2022年，全球移動用戶將達到57億，移動連接設備將達到123億部，移動數據流量的年數據量將達到930EB，是2017年的7倍之多。 其中，智能手機產生的數據流量在數據總流量中的占比超過80%。
移動互聯網相關行業的發展深刻影響著世界財富格局的變化和走向，同時在其中得到生動反映。 2019年世界500強的公司中，與移動互聯網密切相關的超過10家，它們的排名多有提升。 其中，阿里巴巴作為中國最大的電商集團，排名上升了118位，騰訊上升了94位，雙雙躋身于排名躍升最快的十家公司之列。 阿里巴巴、京東(以及滴滴出行)還入選了“改變世界的公司”排行榜。 而成立僅9年的小米集團是2019年世界500強中最年輕的公司。 Facebook在利潤率榜上高居第二，凈利潤率為39.6%，利潤總額為221.1億美元，位列第十四。
位列第二的是蘋果，位列第七的Alphabet年度利潤增長率高達142.7%，它們和阿里巴巴、騰訊一起，同樣位居2019年最賺錢的50家公司。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公司的名字還重復出? 衷? 100家增長最快的公司、最受贊賞公司等榜單中。 在這些公司出任要職或持有大量股份的人，不出意料地躋身全球富豪榜，2019年全球首富杰夫·貝佐斯正是全球第一電商亞馬遜的CEO。
由于智能手機及應用程序數量的增加，作為移動互聯網公司一大盈利手段的數字廣告收入呈現出持續走高的態勢。 2018年全球廣告支出高達6268億美元，其中數字廣告約2800億美元，占比近45%。 其中移動互聯網廣告市場飛速擴張，市場份額高達68%。 2018年美國數字廣告支出約1110億美元，移動端占比68.5%，支出高達760億美元。 2018年Google、Facebook繼續領導全球數字廣告公司，中國BAT公司緊隨其后，BAT三家占中國互聯網廣告收入的69%。 阿里巴巴2018年數字廣告創造了241億美元的收入，遙遙領先BAT其他兩家公司。 即便如此，百度數字廣告收入也突破100億美元，其中移動端收入占比高達79%。 ①
中國作為移動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截至2019年6月，手機網民規模達8.47億，較上年新增2984萬; 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1%，較2018年底提升0.5個百分點。 2019年，中國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消費達1220億GB，比上年增長71.6%。 移動用戶月均使用流量達7.82GB，是上年的1.69倍; 手機上網流量達到1210億GB，比上年增長72.4%，在總流量中占99.2%。 ②
由是觀之，一種新的社會邏輯和生存架構正在抬頭，“流量社會”的崛起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可以說，《移動浪潮》已經完全失去了其預言力量。 作為一位軟件企業家，塞勒的分析更接近于共識、常識。 《移動浪潮》主要是案例性的，和當下在媒體話語中已然存在的“流量社會”一樣，“移動浪潮”遠遠沒有成為一個具有建設性力量的學術概念。 從學術的角度簡單考察一下其他相關的研究和概念，對于把“流量社會”從一個干癟的指稱名詞變成富有內容的術語，從抽象變成具體，無疑是有幫助的。
稍早一些更具學術性的探討是在世紀之交，主要是在信息革命、互聯網的大視野內進行的，“網絡社會”“數字資本主義”作為最具代表的概念和分析路徑被提出來。 曼紐爾·卡斯特之所以提出“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這一概念，就是基于強調社會的“網絡化”邏輯及其建構功能。 他指出，“網絡社會”作為一個新的社會形態是網絡建構出來的，“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 [3]“網絡社會”指的是“由生產、權力與經驗的網絡所組成，在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全球流動中建構出一種虛擬的文化”。 [4]其獨特之處在于“文化相對于我們生存的物質基礎獲得了自主性”[5]。 可見，網絡還是被看成是不過具有自主滲透性的，但外在于生產過程的獨立的技術性架構。
丹·希勒則一開始就抓住了資本邏輯對網絡的宰制，他的“數字資本主義”說的其實就是網絡的市場化發展。 受擴張性市場邏輯的影響，網絡促成了政治經濟的“數字資本主義”轉向，在全球范圍內把社會與文化的諸多部分都納入了到資本主義的經濟領域之中，出現了以前從未發生過的家庭娛樂與教育的商業化，從而實現了資本主義的“市場深化”。
移動互聯網完全具有從因特網那里派生而來的新聞資訊、搜索、視頻等服務內容，同時已經發展到包含共享經濟等在內的原生模式，從而更高程度地融合了百貨商超、零售集團、生鮮超市等線下實體資源。 由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支撐，線上線下的一切對象和行為都被即時地數字化，從而為服務商帶來更多的用戶流量與交互數據資產，因而極大地擴大了資本主義經濟中社會與文化的范圍，并使其得以控制生產以及進行智能化決策。 所以，移動互聯網一開始就是直接創造和積累財富的領域，它表明數字資本作為“第三種起支配性作用的資本樣態”[7]必然展示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將上演激烈的資本集聚和競爭。 移動互聯網公司在世界500強家族中展現的強大競爭力，就是很好的例證。
希勒對數字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 對比之下，尼葛洛龐帝贊賞“數字化生存”寓意著一個可期的“樂觀的年代”“沙皇退位，個人抬頭”，年輕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多地掌握了未來。 [8]圍繞互聯網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尤其對隱私問題的格外關注，爭論被拉回民主、自由、剝削等傳統話題之中。 麥克盧漢及其門徒關注的“網絡社會”(Internet Society)是在“媒介論”中進行的。 在麥克盧漢看來，傳播內容的媒介本身是更為本體的東西，媒介的有無以及人在媒介中的位置，事實上決定人與信息，亦即信息(內容)本身。 萊文森指出：“不僅過去的一切媒介是因特網的內容，而且使用因特網的人也是其內容。
因為上網的人和其他媒介消費者不一樣，無論他們在網上做什么，他們都是在? 叢? 內容。 ”[9]因特網成了一切媒介的媒介，一切都成了因特網的內容。 萊文森倡導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趨勢”理論，以反對麥克盧漢的“媒介決定論”。 他認為人具有空前自主的選擇能力，是積極駕馭媒介的主人，任何一種后繼的媒介，都是對過去媒介的補救。 數字時代媒介的活力正在轉化為人的活力，人類的技術會越來越完美，越來越“人性化”，而手機真正結合了說話和走路、生產和消費。
傳播學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新近代表人物，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基于該學派泰斗人物達拉斯·斯麥茲的受眾商品論和受眾勞動論所做的拓展性研究更具啟發意義。 斯麥茲的受眾商品論和受眾勞動論是基于廣播電視提出來的，他想要解釋基于廣告的媒體的資本積累模式，即對勞動的剝削方式。 廣播電視即媒體事實上通過“銷售”廣告獲利，而“消費”廣告的是受眾的注意力，或者說其注意力的耗費，即勞動。
反過來說，廣播電視把受眾生產為商品賣給了它們的廣告客戶。 因此，使人們成為受眾勞工，讓他們進行受眾勞動，就是媒體的本質向度了，廣播電視節目則是實現這一轉變的“免費午餐”。 受眾在消費(享受)這些“免費午餐”打發時光時，也是在勞動，不過是無償的，剩余價值就此產生。 斯麥茲故而認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的時間都是勞動時間。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數字勞工和數字勞動則特別用以揭示互聯網平臺的資本積累模式。
在他看來，“由于互聯網使用者的大部分行為——發博客、線上社交、編輯維基百科、發微博、上傳視頻等——都是無償的，因此實際上是這些勞動成了互聯網公司利潤的直接來源”。 事實上，最大不同在于，原來在斯麥茲那里的廣播電視節目，在福克斯那里大都變成了數字勞工自己生產的數據商品，是“用戶數字勞動所生產的個人的、社交的元數據”。 [10]綜上可見，不能跳出特定的生產方式，抽象地談論和分析移動互聯網，對“流量社會”的解剖還是要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二、“流量社會”商品和勞動的形式
《資本論》開篇第一段這樣寫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 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 ”[11]這意味著政治經濟學總是起始于這一問題：我們討論的商品形式是什么? 進而生產商品的勞動的形式是什么? 換言之，商品—勞動力仍然是理解分析“流量社會”的基礎概念。
互聯網向移動互聯網的轉向升級，受眾由PC端向移動端的“大遷徙”，并沒有改變互聯網的基本運作機制。 受制于資本的積累模式，互聯網平臺是作為生產時空而存在的。 但與直接的物質生產側面不同，“流量社會”集中反映的是以數字生產資料和數字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數字生產這一側面。 馬克思說：“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 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 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 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 ”[12]這不能僅僅被看成是從本質性向度把不同社會加以區分的方法，同樣也應該被看作是從? 憒渦韻蚨勸淹嗌緇峒右鄖值姆椒ā?
起初，移動互聯網平臺有的只是“沒有內容和形式”的“元數碼”，只有和受眾相結合，經過受眾的數字勞動加以“塑形”或者“賦形”之后，這些“元數碼”才有了特定的形式和內容，才成為商品化、信息化的數據(我們知道，按照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一開始就考察這些“元數碼”作為直接生產過程結果的商品的方面是沒有必要的)。 認識到這一區分非常重要，因為是“元數碼”而非“一般數據”構成了分析“流量社會”的本體論基石。
①這些“元數碼”應當首先被置于馬克思的“生產資料”的概念下加以考察，它們發揮著吮吸“活勞動”的作用。 勞動力的使用，即實際的勞動過程是勞動力作用于生產資料的過程，是勞動力借助生產工具(或者單純就是人的身體)對原料加以“塑形”的過程。 資本家只能這樣來使用勞動力，即“通過勞動力把生產資料作為商品形成要素來使用”[13]。
那些單純的消費性勞動——網上購物、訂餐、點擊瀏覽、生活繳費等——對于“元數碼”的“塑形”雖然看起來并不明顯，但事實上造成了數碼的流動和沉淀，因而生產了“數據商品”。 它們可以用于分析受眾的行為、心理、偏好、購買力等等，專門有數據公司收購這些數據。 那些創造性的交往勞動——發表及轉發微博和朋友圈、上傳視頻、評論、編輯百科等——“塑形”于“元數碼”生產出了新的“數據商品”，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它同樣造成了數碼的流動和沉淀。 受眾商品和“數據商品”是同時產生的，它們共同構成了數字勞動最基本的商品形式。 可以說，“元數碼”是“流量社會”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基質性生產資料，任何發生在互聯網空間的數字行為都是對它的“塑形”。 因而對它的私有者來說，都是使用價值和價值，進而是商品、剩余價值的生產。
問題在于“元數碼”作為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是歸資本家嗎? 因為乍看起來“元數碼”普遍存在于網絡空間，單純以接入網絡為條件，可以被隨意獲取和使用，似乎并不牽扯任何所有權問題，網絡不正是以其共享性而著名的嗎? 又因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生產過程結果的商品的所有權具有一致性，所以，我們其實也是在回答，數字生產過程結果的商品歸誰所有，是歸資本家嗎? 但答案同樣是不明顯的，難道個人不是對其數字勞動的產品有所有權的嗎，我們不都有個人專屬的數字空間嗎?
其實，這里涉及一個更為核心的問題，即資本的價值實現的問題。 因為與以往社會不同的是，“流量社會”資本家最為主要的獲利方式不是通過占有進而出售作為生產結果的“數據商品”，而是通過對“數據商品”建構的“商品空間”的占有。 以谷歌、Facebook這類全球頂級的數字廣告公司為例，它們需要的只是植入廣告的“商品空間”——不管是直接附著在“數據商品”上，還是委身在“數據商品”之間的夾縫中——而這一空間正是由用戶的數字勞動及其數字產品建構起來的。 顯然，普通用戶沒有對這一數字空間的所有權，除非人人都樂意給自己強行插播廣告。 當然，這種“商品空間”一開始就抽象地“存在”于作為直接生產過程結果的“元數碼”之中(廣告一開始就可以存在)。
我們知道，在馬克思那里，資本作為生產關系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 如果不進一步回答受眾是不是被雇傭的，受眾勞動是不是雇傭勞動，那么我們一直以來考察“流量社會”資本的增殖模式就仍舊是武斷的。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受眾付出勞動但并不獲得工資。 因此，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受眾作為勞動者和資本之間并不存在傳統意義上固定的、正式的雇傭關系，雇傭工人這個稱謂已經不適合通常意義上的受眾。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拉扎拉托在提出“非物質勞動”這一概念時就已經提出，“雇傭勞動和(對組織的)直接屈從不再構成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契約關系的首要形式。 一種多形態的自我雇傭的自治工作已經作為一種占優勢的形式顯現出來，一種他或她自身是企業家的‘知識工人’嵌入了變動不居的市場以及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可改變的網絡”。 [14]
拉扎拉托將這些獨立的“自我雇傭的”“知識工人”也稱為“知識無產者”，他仍然是在受剝削的框架內研究“非物質勞動”的，并借此考察了后工業經濟剝削的滲透性和擴張性。 可如果就此認為受眾的數字勞動是非物質的、不創造價值(也就談不上創造剩余價值)，將其重新置于馬克思已經明確批判過的，所謂的能給資本帶來利潤的那類勞動下加以考察，實在是一種倒退。
①雇傭勞動的核心問題是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與工資之間的差額，即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占有問題。 沒有雇傭、沒有工資，并不意味著沒有剩余價值、沒有剝削，反而可能意味著最為嚴重和普遍的剝削。 不支付工資，使這一差額最大化，一直是資本努力的方向。 資本家通過占有“元數碼”無償占有受眾所生產的“數據商品”及其“商品空間”，正是我們已經闡釋過的。
只是由于雇傭勞動表現為生活，生活及其產物已經和資本的生產過程及其商品日漸同質，這就造成了沒有雇傭勞動的假象。 因為我們只是在生活，所以我們為什么要領工資; 因為我們不能不生活，所以我們可以沒有工資; 但不管怎樣，我們拒絕承認自己是受雇者。 可以說，“流量社會”意味著資本作為生產關系已經進入了它的普遍雇傭時代，并使其具有了非雇傭勞動的假象，因為我們無法將數字雇工和普通大眾區分開來。
三、“流量社會”的特征
“流量社會”所展現出的獨特的商品和勞動形式，是由其更具本質性的維度所決定的，從中我們可以繼續沿著政治經濟學的路徑前進，概括出“流量社會”不同與以往社會的一些主要特征。 這些特征將為我們提供深入理解和界定“流量社會”的不同側面，使之成為具有豐富規定性的具體。
1.生產的即時性
“流量社會”是一個隨時隨地與網絡連接的社會，互聯網以手機流量為媒介成為人的身體以及社會有機體的器官，人們“在世”的方式是“在移動互聯網絡中”。 而網絡媒體的存在即意味著生產的存在，這就是萊文森所說的“無論他們在網上做什么，他們都是在創造內容”。 “流量社會”的首要特征就是實現了生產的即時性，也就是說生產的空間和時間，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隨時隨地的。 這是“流量社會”仍舊處于網絡社會范式內又超越網絡社會的地方。
按照塞勒的比喻來說，生產的即時性就是生產的氣態化。 在臺式電腦時代，網絡生產平臺被固定在電腦桌前，這嚴重限制了生產的時間和地點; 手提電腦時代，網絡生產平臺通過Wi-Fi這個“液態”的“出水孔”實現了局部的流動。 直至移動智能時代，借助流量，網絡生產平臺掙脫束縛成為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氣態”，我們隨時隨地進行著生產。 網絡空間作為“流動空間”(卡斯特語)，現在是“流動的流動空間”。 因此，斯麥茲所認為的，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的時間都是勞動時間，現在必須再加上一條，所有的空間都是勞動空間。
這事實上反映了，互聯網的普及是通過移動互聯網的普及首先實現的，由智能手機的便攜性而來的強滲透性，完成了整個社會無斷裂的網絡化。 那些還沒有成為互聯網受眾的人將首先成為移動互聯網的受眾，對于互聯網滲透率較低、但漲幅空間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的非洲來說是如此，對于那些老年人、文化水平較低，不足以使用PC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對于不斷新生的“手機一代”更是如此。 ①人們普遍地絕對地成為智能手機的受眾，受眾“每一次網上購物、微信聊天、瀏覽網站、在線游戲、生活繳費等，都會生成大量信息與數據。
這些用戶生產的數據在谷歌、蘋果、百度、臉書等互聯網公司的眼中具有潛在的巨大的商業價值，從而被不斷地搜集、利用、霸占，并售賣給產業資本家和廣告公司”。 [16]剛開始，受眾還只是消費了互聯網平臺提供的“元數碼”，然而消費活動一經發生，這些“元數碼”就會變成信息化的數據，進而成為可被兜售給廣告客戶或者專業數據公司的商品。 這些商品作為生產資料、價值不變的數字資本，將在規劃調節生產、推送產品、吸引受眾等過程中發揮吮吸數字勞工勞動力的作用，剝削也就變得無處不在了。 ②然而，從互聯網行業自身的發展而言，的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即時將成‘殺手級’戰略”，“未來得即時者得天下”[17]。 全方位、超高速的移動網絡、真正的不限量等一切技術性的革命和操作環節，都是為了保證生產的即時性，也必將演變為資本獲利最初級的領域。
2.日常生活的商品化
一方面，人們的日常行為普遍具有了生產和消費商品的性質。 日常行為一經網絡中介就具有生產和消費的性質，“流量社會”就是個媒介化極度發達的社會。 穿衣有明星衣櫥，飲食有美團，出行有滴滴，購物有淘寶，支付有支付寶，運動有keep，社交通信有QQ、微信，聽音樂有網易云音樂，看視頻有騰訊、抖音、快手，新聞有每日頭條，等等。 數字化生活最為直接和基礎的就是流量消費，例如，2017年全球移動生態規模為1.1萬億美元，運營商以60%的比重，成為絕對贏家。
但也正是這種媒介性，流量資費必然會越來越低，直至免費。 這從中國三大運營商取消流量“漫游”費用，就可以看出一二。 但在現階段通過5G的技術升級和推廣，開辟新的流量利潤空間還是主要趨勢。 在生產方面，日常行為通過移動互聯不僅生產了受眾商品——直接消費廣告，由于數字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差異，還生產了可被搜集、利用、霸占的數據商品及其空間。
另一方面，人們日常生活本身日益作為一種商品而被生產和消費。 當前社會給人最直觀的一個感受是，由于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不管是以文字的形式，還是圖像、音頻和視頻的形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搬上了熒屏，獲得了數字化的存在形態，成為供他人消費使用加工(觀看、點贊、分享、收藏等)的社交元數據。 起初可能只是單純地為了記錄、再現、傳播和分享，后來則更多的具有了類似于電視廣播節目的制作性質，成為互聯網絡平臺吸引人們成為受眾的真正意義上的“免費午餐”。
個人的隨性行為被專業化、有意識的生產行為取代，網紅、主播行業及其雇傭制的興起，抖音的全球化及其用戶的活躍度，就是生產日常生活最典型的例證，求贊、求分享、求收藏、求關注、求打賞就成為了我們被賦予的日常。 馬克思所強調的“龐大的商品堆積”才被推向了極致，充斥著以“元數碼”為基礎的被受眾數字勞動層層“塑形”的“元數據”以及將所有人都納入在內的受眾勞動力商品。
很顯然，日常生活一旦作為商品被生產，它就不再是日常生活了。 這也意味著，我們已無力辨識什么是真實的日常生活了，甚至可以說，我們喪失了真實生活的能力和條件。 拉扎拉托所提出的“非物質勞動”，就特別強調“在某種意義上，生活與工作變得不可分了”。 [18]鮑德里亞曾宣稱西方社會已進入了由指涉物的消失所開啟的“模擬時代”[19]。只不過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既是刻意進行編碼詮釋的主體，又是被詮釋的客體。 此外，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展現了資本進行“市場深化”的新方式。 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只能通過迫使勞動力“塑形”于生產資料進而生產商品的形式實現，一種新商品的存在即意味著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結合、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有了新領域，使用價值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意義即在于此。
3.“商品空間”的資本化
即時性生產和日常生活的商品化的結果是龐大的“數據商品”的堆積，與此同時，這些“數據商品”建構起一個獨特的空間——“商品空間”。 使這一空間本身成為商品，利用這一空間使資本增殖，構成“流量社會”的又一重要特征。
空間的資本化亦如資本的空間化，一開始就是資本的存在方式和擴張路徑。 空間資本化的深度和廣度對應著資本積累方式不斷遞進的歷史形態，以至今日，空間生產本身已經成為資本增殖的基本形式，已經成為“當代資本生產主導的歷史形態，空間規劃和空間建構成為當代資本運動環繞的軸心”。 [21]按此路徑考察，把網絡空間的資本化看作空間資本化的當代形態，當然沒有錯。 但與物理空間的資本化不同的是，網絡空間生產的實質并不在于搭建或重置數碼空間，以生產出符合人需要的空間產品。
簡單來說，現實世界商品存在于空間之內，空間又可以作為商品被生產，但虛擬世界空間存在于商品之內，空間本身不是生產活動的直接目的和結果，而是生產活動的間接目的和結果，即“數據商品”的結果，是“數據商品”自然建構出來的。 因為，在普遍雇傭勞動的形式下，“數據商品”是用戶自己生產出來而被資本無償占有的。 作為一種社會力量，資本占有的不僅是雇傭工人彼此分離的勞動產品，還是它們的總體，這一由商品建構的總體同時構成了一個可以容納商品(如廣告)的空間。 這也決定了資本不會按照使用價值即人的需求，像規劃房屋和城市那樣，關注“商品空間”本身的形式。
資本關注的是這一空間的量(可以投放多少廣告)，這又關系到“數據商品”的形式、內容及其量。 而這一要求正好與實現了即時性生產和日常生活商品化的“流量社會”相適應，前“流量社會”在生產時空、網絡受眾、產品形式等方面都無法滿足。 因此，被大家直觀感受到的信息-數據的大爆炸，作為空間生產的結果與資本的無限增殖是統一的。 甚至可以說，信息-數據大爆炸本身就是資本追求無限增殖的產物，而且當下還沒有達到它的巔峰狀態，還有30多億人可以被轉化為生產“數據商品”的受眾。
此外，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現實社會的物理空間普遍存在公共空間被占用和資本化的事實，哈維甚至這樣直白地指出，“城市治理是為了資本繁榮而不是為了人民”[22]。 網絡社會也是如此。 以“元數碼”的私有化為基礎的“商品空間”的資本化，使得網絡社會的公共空間一開始就具備了被占用的技術基礎，這是現實社會不具備的。 而所謂的私人空間也不過是一個一開始就由“元數碼”和網絡意識形態語言建構起來的，以“我的”(朋友圈、微博、云空間)為標識的私有化空間。
除了上述特征外，“流量社會”還表現出其他特征。 就交往來說，交往活動已經越發不能從工作領域中分離出去，成為獨立自主的領域，甚至已經扁平化一種生產方式，特別地在為社交媒體公司增殖資本。 具體又表現出線上交往開始主導線下交往，“移動交往”主導“靜態交往”，“分人交往”趨向“分群交往”(群內無人)等特點。 思維方式方面則表現出大腦立體思維(識記、回憶、想象、創造)趨向拇指平面思維(手機即時閃存、搜索、提取、剪貼)、規范思維(嚴肅、真實、理性、應當)趨向娛樂思維(調侃、戲謔、求贊、求受眾)、人際思維趨向人機思維(人求助命令役使手機而非尋求人與人之間的合作)等特點。
結 語
研究的結尾是得出“最終的定義性的概念”的地方，這個概念“不能放在研究的開頭，而必須在研究結尾時得出”。 [23]人們普遍地成為移動智能終端的受眾，世界普遍地被移動智能終端中介和再現，正在“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馬克思語)。 信息時代的支配性功能與過程將日益以流量這一商品為支撐和單位，通過移動互聯網絡組織起來。
移動互聯網絡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形態，形成了生產的新的社會形式，進而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交往方式和思維方式等多個方面。 而流量的技術屬性，又讓? 獬”涓锍閃艘懷”紉醞魏問焙蚨既菀住壩米勻豢蒲У木沸災該韉謀涓鎩保? 4]。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正是借助移動數據流量這一商品，網絡空間成為“流動的流動空間”，成為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氣態”，人們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時空被整合為生產領域，人的全部和整個世界日益呈現為數字化、資本化的“虛體”。 因此，我們可以稱這個社會為“流量社會”。
其最為主要的特征在于生產的即時性、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和“商品空間”的資本化。 雖然，“流量社會”資本的增殖模式仍舊以生產資料(“元數碼”)私有制為基礎，但由于“元數碼”的數字特性，這一方面改變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表現形式，使其具有了“共享”的假象，卻不影響資本家占有作為生產活動直接結果的商品; 另一方面則改變了雇傭勞動的表現形式，使數字雇傭具有了非雇傭制的假象，數字資本主義生產和日常生活日漸同質。 這也反映出資本越發表現為獨立于資本家之外的社會力量，一個基于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勞動的未來社會就此展現出更為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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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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