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倫理生活的共產主義

所屬分類：經濟論文閱讀次時間：2021-03-29 10:32

本文摘要：[摘要]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的當代構建并不必要是近康德的闡釋路徑，事實上，對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的近康德闡釋既是不必要的，更是危險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在作為自我實現的自由、規范作為客觀現實與旁觀者與行動者的統一方面符合黑格爾倫理生活

　　[摘要]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的當代構建并不必要是“近康德”的闡釋路徑，事實上，對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的“近康德”闡釋既是不必要的，更是危險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在“作為自我實現的自由”、“規范作為客觀現實”與“旁觀者與行動者的統一”方面符合黑格爾倫理生活的規定。馬克思的規范性政治哲學是近黑格爾的，而非近康德的。康德規范性政治哲學的“作為自我規定的自由”、“規范作為主觀建構”與“旁觀者與行動者的分裂”特征，表明康德哲學沒有真正超出主體性范圍，勢必陷入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外在現實的虛無主義之中。黑格爾規范性政治哲學則超出主體性范圍，關注具體的、歷史的現實，有助于我們面對中國當下現實，構建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

　　[關鍵詞]共產主義;馬克思;倫理生活;規范性政治哲學;“近康德”闡釋;黑格爾

哲學分析

　　近些年來，國內外學界對馬克思哲學的“近康德”闡釋成為一股不小的潮流，不斷沖擊和深化著我們對馬克思哲學與德國古典哲學、與黑格爾哲學關系的理解。對馬克思哲學的“近康德”闡釋的興起，一個重要原因或背景就是政治哲學的當代復興，而當代政治哲學的主流是羅爾斯與哈貝馬斯的康德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但這是否意味著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的當代構建只能對馬克思哲學作“近康德”闡釋呢?本文希望能夠闡釋黑格爾法哲學對于構建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的意義，反思對馬克思哲學“近康德”闡釋的問題所在。

　　一、自由作為自我實現

　　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的當代構建，為什么“近康德”闡釋是必要的呢?因為在一些學者看來，對馬克思哲學的黑格爾主義闡釋必將導致決定論，而規范性政治哲學的前提預設則是康德所強調的自由意志。正如王南湜教授所說，“在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時，我們仍然要以……近康德的闡釋方式來超越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決定論式理解，證明世界的可改變性。這是一個基本前提”[1]。“對馬克思哲學的黑格爾主義闡釋方式……未能成功地解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最為核心的決定論與能動論的關系問題。”[2]如果世界是被嚴格決定的、絕對確定性的，那么對世界的改造和規范就成為不可能，人只能成為解釋世界的旁觀者，而不能成為改變世界的行動者。

　　如果規范性政治哲學是可能的，人的實踐是可能的，那么社會歷史必須是可改變的、可規范的，而不能是嚴格決定論的。馬克思處在康德與黑格爾之間，黑格爾比康德更加強調外在現實對主體的限制，因而更接近決定論;為了消除決定論，有必要把對馬克思哲學的闡釋更加靠近康德、更加遠離黑格爾。這是對馬克思哲學“近康德”闡釋的基本預設。

　　可以說，馬克思哲學的“近康德”闡釋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們反思和消除對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闡釋，為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的當代建構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但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闡釋建立在對黑格爾哲學的誤解上，黑格爾哲學本身并非決定論的。因為自由之于黑格爾哲學，特別是對黑格爾法哲學這座“大廈”而言，也是“拱頂石”一般的存在。黑格爾說:“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構成法的實體和規定性。”[3]

　　34自由意志是法權的基礎，如果意志不是自由的而是被決定的，那么人的行為也就沒有正當與否可言。這一點，黑格爾與康德并無二致。因此我們有必要反思一下，馬克思哲學的“近康德”闡釋是否真的有必要。黑格爾哲學與康德哲學的最高目標都是自由，但是他們對自由的理解有所不同。這種不同卻導致了人們對黑格爾哲學是“決定論”的誤解。

　　在康德那里，自由即自律，自由是意志自我規定的能力，“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律和與之相符合的義務的唯一原則”[4]43。所謂意志自律，就是對意志之外的一切質料的獨立性，自覺地排斥感性愛好之于行動的決定因，使意志自身成為行動的唯一原因，從而樹立起意志的自我立法、“自成因果性”。正如亨利希(DieterHenrich)所言:“自由是一種因果律，它不僅決定屬于理智世界的法則，而且也決定行動，這些行動的影響在感性世界中是已知的。”[5]

　　143康德希望通過本體界“意志自由”的懸設，以行動為中介影響現象界。康德的意志自由意味著，自我規定性的確立需要排除意志之外的現實因素的影響。與康德不同的是，黑格爾的意志自由包含了主觀意志之外的客觀現實因素。黑格爾說:“自我從無區別的無規定性過渡到區分，過渡到設定一個規定作為一種內容和對象。”[3]

　　42意志包含的第一個環節就是純粹的無規定性，意志只是意欲，但并不意欲一個特定的內容和對象。因此，意志的第一個環節是空洞的、抽象的自由，它通過消滅意志之外的一切規定性而成全意志自身之自由，這種絕對的可能性、空虛的自由，會演變成“破壞一切現存的社會秩序的狂熱”[3]38。康德的自由概念就有這種傾向性。

　　為了成全自我規定，意志需要排除在它之外的一切現實規定性，并通過行動去影響并非意志之自我規定的外在現實，因此，康德的自由概念就有一種通過行動去消滅一切并非自我規定的客觀現實的沖動和傾向。這種自由只是一種主觀任性，只是主體自我認定的正當性，卻能夠拿來批判并非由它規定的一切客觀現實。這是一種“哲學的恐怖主義”!意志不能停留在這種空乏的恐怖主義之中。意志的第二個環節就是外在現實對意志的限制。意志不僅僅是自我規定，還需要外在現實對意志的規定性。康德并不承認外在現實、感性愛好對意志自由的規定性，并且認為外在現實與感性愛好是對自由意志的剝奪與損害，“將欲求能力的一個客體(質料)預設為意志的規定根據的一切實踐原則，全都是經驗性的，并且不能充當任何實踐法則”[4]24。

　　在康德看來，如果外在現實成為決定意志的一個規定，那么所謂意志的自我立法就成為空談。但是，黑格爾將現實因素稱為意志規定性的一個環節，并非意在取締意志的自我規定、自我立法，讓外在現實成為決定意志的原因，從而陷入決定論之中。黑格爾只是希望意志自由能夠獲得現實性，在現實中得以實現。這就需要意志的第三個環節對前兩個環節的綜合，前兩個環節在第三個環節中得到和解。意志的第三個環節是“在自身之中的自我中介的活動并返回到自身”[3]44。意志以外在現實亦即以他物為中介并在他物中守住自身、返回自身，“自我在它的限制中，即在這個他物中，守住自己本身(indiesemAnderenbeisichselbstsei);自我在規定自己的同時仍然守住自身，而且并不停止持存為普遍的東西”[3]45-46。

　　意志盡管欲求一個他物，但意志在他物中保持自我，而不是在他物中迷失。守住自身是為了返回自身，意志將自身放置在對象之中，是要在對象中認出自身。就像人格與事物之間的關系一樣，事物在人格之外限制人格，但人格占有事物，把事物視為財產，卻能夠確證人格自身的本質與自由，“由于這個規定占有物就是財產，占有物作為占有物是手段，但作為人格的定在則是目的”[6]278。

　　就像人格之間的關系一樣，同他者的關系是對自己的限制，但自己能夠在他者那里直觀到自己，“表明自己是自由的自身，并且對他者作為這樣的自身而在那里，———這就是承認的過程”[6]199。因此，自由不是單個人所具有的抽象本質，而是一個關系，自我與他者、他物的合理關系，“對黑格爾來說，自由是一種關系屬性。它包含自我、對象(就這個詞的寬泛意義而言)和自我的合乎理性的計劃”[7]77。

　　盡管康德在法權論中也探討一個人格對另一個人格以及與外在占有物之間的外在關系，但決定這些外在關系正當與否的法權法則的確立，同樣需要排除外在現實和感性愛好的影響，僅由理性的即可普遍化的自由意志來決定。康德說:“普遍的法權法則:‘如此外在地行動，使你的任性的自由應用能夠與任何人根據一個普遍法則的自由共存’。”

　　[8]239法權通過強力防止他人的任性，即受感性愛好的影響而發出的行為阻礙我的自由，同時也防止我的任性阻礙他人的自由。自由意志(Will)不等于自由任性(Willkür)，人的任性盡管不受外在現實與感性愛好的規定，但要受到它們的刺激和影響，從而偏離普遍法則，“從概念上看，如果使欲求能力去行動的規定根據……與自己產生客體的行為能力的意識相結合，那它就叫做任性”[8]220。由于受到各自外在現實與感性愛好的不同影響，任性的諸行為是相互矛盾、相互抵觸的，因此不能普遍化為一個法則。而自由意志就要排除感性愛好的影響，由純粹意志單獨發出行為，這樣，意志倒空了規定各異、矛盾重重的經驗因素，進而產生了可普遍化的理性法則。

　　二、規范作為客觀現實

　　自由的實現需要自我處理好與外在現實的關系，但外在現實是特殊性的、具體的。在黑格爾那里，倫理生活(Sittlichkeit)就是自由的實現，是特殊的、具體的現實，“倫理法是自由的理念，作為有生命力的善，在自我意識中對它有知識，有意志，并通過有意識的行動具有現實性”[3]282。倫理生活是活著的善，就在于它是特殊的、具體的現實，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觀念。倫理生活的現實性在于，它體現為意志之外的不同的規章制度、權威力量、風尚習慣等現實因素，并且這些現實因素反過來限制著、規定著意志自身。

　　意志在這些倫理現實中守住自身并返回自身，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自由，“個體為他們主觀上規定的通往自由的權利，只有在他們所屬的倫理現實中，才能得到實現，因為只有在這種客觀性中，他們對自己自由的確信才具有真實性，也只有在倫理的東西中他們才現實地具有他們本己的本質，他們內在的普遍性”[3]294。個體在倫理生活中才能現實地、具體地獲得自由。

　　個體之所以能夠在倫理現實中確證自己的自由，是因為倫理現實中已經包含了使人獲得自由的確定性的規范。所謂“規范”(Norm)，就是人的行為應當達到的標準或尺度。眾所周知，黑格爾區分了道德與倫理生活，實際上他區分了兩種規范:道德是主觀(間)性的規范，而倫理生活是客觀的、現實性的規范。

　　三、旁觀者與行動者的統一

　　康德規范性政治哲學只是對道德規范、正義原則的主體性(或主體間性)建構，但對黑格爾與馬克思的規范性政治哲學而言，這種純粹建構既是不必要的，同時又是十分危險的。道德規范的建構本身是主觀(或主體間)的任性，甚或是虛無主義的理論實踐。雅可比(FriedrichJacobi)曾批判過康德與費希特主體性哲學的“唯我論”與“虛無主義”后果。主體性哲學只承認自我創造的東西，從而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并非它所創造因而它不可理解的外在現實，包括外部世界、他者的心靈與上帝，“純粹理性的哲學研究因此也一定是一種化學的過程，通過該過程，純粹理性之外的萬物都被化為虛無，并且只剩下純粹理性———一種如此純粹的精神，以至于在其純粹性之中，它自身并不存在卻能產生萬物”[19]201。

　　康德與費希特觀念論的主體—客體同一性原則，使客體成為主體構造的對象，因而認識活動只是認識主體對它自己的創造物的認識，客體失去了自在自為的實在性，同時主體心靈本身為了能夠創造一切也必須是一種虛無，因為無中才能生有。因此，雅可比稱康德與費希特的觀念論為“虛無主義”[19]215。在康德那里，知性范疇為自然立法，一切自然—現象都要服從于主體性的知性范疇。而知性范疇無法理解的世界、靈魂與上帝則統統被康德斥為“先驗幻相”，“先驗幻相甚至不顧批判的一切警告，把我們引向完全超出范疇的經驗性運用之外，并用對純粹知性的某種擴展的錯覺來搪塞我們”[20]259-260。

　　盡管靈魂不朽、上帝存有作為“純粹實踐理性的懸設”得到康德的承認，但實踐理性的懸設并不增進我們對于靈魂和上帝本身的知識，靈魂與上帝始終處于康德的懷疑之中，“我們雖然由此既沒有對于我們靈魂的本性，也沒有對于理知的世界，更沒有對于最高存在者，按照它們自在本身所是的而有所認識，而只是使它們的概念在作為我們意志客體的至善這一實踐的概念中結合起來了”[4]182。另外，為了能夠規定一切經驗現實，知性范疇必須是先驗的、純粹的，由于沒有經驗現實的規定性，所以知性范疇本身是空的;按照雅可比的說法，知性范疇本身就是一種虛無。康德哲學即便不是否定一切，也是懷疑一切的虛無主義。

　　康德哲學只承認主體的知性范疇所理解的東西，對主體知性范疇之外的一切現實都予以懷疑，甚至否定。可見，康德的主體性純粹建構是十分危險的。盡管康德哲學彰顯了主體的能動性與行動力，但雅可比所認定的虛無主義恰恰是對主體能動性的彰顯，“對雅可比而言，觀念論否認超越意識的真理，并因此缺乏衡量它自身的任何客觀標準。它把任何事物都消解為主體性。雅可比沒有把虛無主義的來源定位在意志的縮減，而在于意志的擴大，在于人的絕對意志與自由的學說”[21]xvii。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也很難講康德以及對馬克思哲學的“近康德”闡釋能夠解決好決定論與能動論、旁觀者與行動者之間的關系。

　　把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闡釋為康德的建構主義，并且把共產主義(按勞分配)視為馬克思主體建構的道德規范、正義原則，以此產生實踐、行動，批判和否定社會現實。這種理論路徑只能把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推向雅可比所言的“虛無主義”深淵之中。因為這些純粹的、主觀(或主體間共識)建構起來的超歷史的普遍適用的道德規范、正義原則本身就缺乏現實性，因此無須旁觀與理解具體的、歷史性的現實，就可以徑直地要求否定一切現實，否定具體現實中存在著的實現自由的社會條件，從而否定了自由實現的可能性。康德的“規范建構”所導致的就是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分裂、旁觀者與行動者之間的分裂。

　　綜上，可以從黑格爾倫理生活的三個特征即“作為自我實現的自由”、“規范的客觀重構”與“旁觀者與行動者的統一”出發理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黑格爾意義上的倫理生活。共產主義倫理生活是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的實踐目標。與黑格爾、馬克思相比，康德規范性政治哲學的特征是“作為自我規定的自由”、“規范的主觀建構”與“旁觀者與行動者的分裂”。從康德與黑格爾規范性政治哲學的對比出發，我們能夠發現，馬克思規范性政治哲學是近黑格爾的，而非近康德的。

　　哲學論文范例：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當代價值

　　不可否認的是，盡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與黑格爾的倫理生活在理論進路上是一致的，但二者對倫理生活內容的理解卻有著非常重要的差異。最大的差異在于，黑格爾認為最重要的、最完善的倫理生活形式是國家;但對馬克思而言，作為倫理生活的共產主義是社會革命對國家的超越。但無論如何，對于建構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而言，“近康德”闡釋既是不必要的，更是危險的。康德對規范的純粹主觀建構，對歷史—現實的忽視，容易使馬克思主義陷入否定一切現實的虛無主義深淵之中。相反，馬克思主義規范性政治哲學的近黑格爾闡釋對具體現實的看重，使其能夠更好地切入中國當下實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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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南湜:《馬克思哲學的近康德闡釋(上)———其意謂與必要性》，《社會科學輯刊》，2014年4期。

　　[3]黑格爾:《法哲學原理》，鄧安慶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4]康德:《實踐理性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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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李秋零主編:《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