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采用基于有限理性的進化博弈分析框架，對企業是否參加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行為邏輯進行研究。研究發現，企業個體是否參保的決定因素是參保后的比較預期收益及憂慮成本，而企業參保的比例除受個體因素的影響外，還受初始參保水平的影響。因此，可對企業
[摘要]采用基于有限理性的進化博弈分析框架，對企業是否參加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行為邏輯進行研究。研究發現，企業個體是否參保的決定因素是參保后的比較預期收益及憂慮成本，而企業參保的比例除受個體因素的影響外，還受初始參保水平的影響。因此，可對企業的環境污染責任事故實施更為嚴厲的處罰，可對企業是否參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實施差別處罰措施，還可對企業參保實施更為靈活的發展策略。
[關鍵詞]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基因復制;均衡穩定策略
一、引言
作為公共生態產品供給機制的輔助手段，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最早出現在上世紀60年代的西方發達國家，旨在推進污染治理，盡可能地減少人類生產活動對生態資本的負面影響、擴大公共生態產品供給水平。我國自2007年開始試點該險種，至2015年第三季度，投保企業已經超過4.5萬家次，共提供的風險保障金超過1000億元。盡管有一定進展，但市場“整體運營情況差強人意，未能有效發揮出應有的經濟補償和社會管理功能，環境保護也沒有得到切實改善[1](呂秀萍、劉金霞，2016)”。
試點以來，為推進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發展，政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與此同時，企業的參保積極性卻嚴重不足，因此，有必要對企業的參保行為邏輯進行深入考察和分析，以期能切實推進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發展。當前，我國學者在企業參加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方面的研究還不多，主要有謝慧明等[2](2016)、王康等[3](2016)的實證研究，以及趙天洋[4](2015)、徐臨等[5](2016)的博弈分析。由于現有研究或代表意義，或前提假設過于嚴苛，因此，本文擬采用基于有限理性假設的進化博弈分析框架對企業參加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行為邏輯進行分析。
在該框架下，企業為有限理性主體，且將在多次博弈過程中不斷學習、模仿并調整自己的行為選擇，最終經過較長時間的動態過程，達到真正穩定的均衡，這種行為規律可用進化博弈中的“選擇—進化—重新選擇—再進化…[6]”的復制動態機制①來進行模擬。
二、企業群體博弈的收益矩陣
為了把握企業群體的行為規律，需要對企業參保或不參保的收益情況進行比較。假設所有企業均為有限理性主體，且均為同質的，即相互間不存在顯著差異，可自由選擇“參保”還是“不參保”。考慮到生態環境的不可逆轉性和環境污染事故的極端破壞性，政府主管部門往往在事故發生后要啟動事故責任追究機制，對企業進行一定的行政處罰，包括對企業的行政罰款、追究企業管理層法律責任等，假設政府主管部門對參保企業和不參保企業的行政處罰力度是不同的，并將這種行政處罰簡化為經濟價值的形式，分別為P1和P2。
其中，P1和P2的大小反映了政府主管部門對企業參保與否的支持態度和力度：P1-P2>0表明政府主管部門對企業參保持正向支持態度，且差額越大支持力度越大，P1-P2<0表明政府主管部門對企業參保持負向支持態度，P1-P2=0則代表政府的事故責任追究機制對于提高企業參保意愿無任何作用;除此之外，同質的兩類企業會因選擇不同而帶來不同的心理壓力，參保企業會擔心別人誤解其環境風險很大，而非參保企業則會擔心萬一發生環境污染事故將導致自己競爭力落后于對方，這種心理壓力將轉化成為雙方的憂慮成本，用M來表示。顯然，若雙方選擇相同，則M=0，當兩類企業的選擇不同時，雙方的憂慮成本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由于有雙方同質的前提假設，本文認為雙方的憂慮成本相等。
三、企業群體的博弈過程
只要α大于零，博弈雙方經過多次進化，最終全部選擇參保的概率相對較大，而一旦α小于零，則更可能出現全部選擇不參保的結果。在我國當前實踐中，由于違法成本較低、賠付收入較低、保費支出較高、缺乏激勵等因素導致當前我國企業參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能獲 得的比較預期收益(α)較小。
社科論文投稿刊物：《社會科學論壇》(TribuneofSocialSciences)雜志創刊于1994年，由河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管主辦的社會科學綜合類學術半月刊。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8-2026，國內統一刊號：CN13-1229/C，郵發代號：18-80，單數期每月10日出版，雙數期每月20日出版。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采用基于有限理性的進化博弈分析框架，對企業參加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行為邏輯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企業個體是否參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決定因素是參保后的比較預期收益以及憂慮成本，而企業參保的比例除受個體因素影響外，還受初始參保水平的影響。其政策含義為：
第一，對企業的環境污染責任事故實施更為嚴厲的處罰。考慮到環境污染責任事故對生態環境的極端損害性，政府主管部門應秉承“誰污染，誰負責”“誰污染，誰恢復”的原則，適當將生態環境的損害及其恢復成本考慮進處罰責任中，增加企業環境污染責任事故的違法成本。
第二，實施差別處罰措施。發生環境污染事故后，在對責任企業進行處罰時，適度考慮企業是否參保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因為如果企業參保了該險種，則其能夠從保險公司獲得一定的賠償收入，事故發生后的污染清除、環境恢復、民事賠償等所需的資金相對更有保障，可以考慮在處罰時視具體情況相應降低標準。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參保企業的比較預期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參保企業的憂慮成本。
第三，實施更為靈活的發展策略。在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發展初期，可考慮強制要求環境風險較大的行業企業 必須參保。這樣一方面提高企業的初始參保比例，另一方面也可降低參保企業憂慮成本。待企業群體形成了參保優勢的“共同知識”時，再考慮實行全面自愿參保制度。
[注釋]
①該機制由Taylor和Jonker于1978年提出，最初用于生物進化分析。
②該思想由MaynardSmith和Price于1970年提出。
[參考文獻]
[1]呂秀萍，劉金霞.經驗、問題與完善：河北省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研究[J].社會科學論壇，2016(11)：229-236.
[2]謝慧明，李中海，沈滿洪.異質性視角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投保意愿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6)：84-90.
[3]王康，孫健.環境責任保險投保意愿實證研究[J].保險研究，2016(5)：71-81.
[4]趙天洋.政企博弈、法規沖突與市場主導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模式構建[J].上海保險，2015(8)：41-45.
[5]徐臨，劉金霞.政府推動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發展困境的突破——基于政府、污染企業、保險公司間動態博弈的分析[J].河北學刊，2016(5)：134-138.
[6]TAYLORPD,JONKERLB.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iesandgamedynamics[J].MathematicalBiosciences,1978,40(1-2):145-156.
作者：沈田華，龔曉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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