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師的時間焦慮與學術治理

　　[摘要]時間本無所謂多少，時間緊張與壓縮雖然只是一種主觀感受，但其歸因卻在于鐘表時間和社會時間共同建構的結構紊亂和失序。當前，時間焦慮已經成為學術界的集體性癥候，其表現為人們不僅失去了對鐘表時間的均勻流動感，也喪失了對帶有周期性社會時間井然有序的節奏感。在一個效率主導的時代，學術工作逐漸淡化了閑逸、好奇的“無時間性”。在學術職業有充裕自主支配時間的表象背后，其實更多的是難以自主和難得空閑。通過對大學教師調查數據分析，發現處理繁瑣事務的時間是我國大學教師的重要壓力源，也是大學教師時間焦慮產生的主因，它在深層次上反映了我國高等學校學術治理中科層制與競爭項目制的混合性特征。緩解大學教師的時間焦慮，擺脫學術治理困境需要以減法思維探索削冗去繁的治理路徑。通過完善集體領導機制，回歸行政與學術管理常態，壓縮各種冗雜的項目和頻繁的績效考核，減少組織管理層級與管理過程中過多的繁文縟節，提升辦事效率，以營造屏氣凝神和一心向學的學術研究常態，使大學不斷豐厚理論積淀和卓越的智識水平，推進社會創新發展。

　　[關鍵詞]大學教師;可支配時間;時間焦慮;學術治理

　　近些年來，關于時間這樣一個司空見慣的概念頗受社會關注，“時間都去哪兒了”，成為人群帶有或抒情意味或調侃風格的普遍追問。同時，關于大學教師的時間觀也似乎成為這一職業人群的話題中心。時間與緊張、匆忙、焦慮、壓力、倦怠、失序等語詞的隨機組合，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大學教師的整體境況與生態。它不僅以制造稀缺和碎片化的方式打亂人們既有的工作節奏，而且逐漸改變人們對學術職業的認知，使得一向為學術界所推崇的閑逸的好奇、探索的自主等成為一種奢侈。

　　時間是一種結構性的社會或組織設置，其以制度建構和情境營造方式促成人們的工作緊迫感和成就感，它絕非獨立于個體乃至群體的存在。大學教師的時間觀與時間焦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學組織的治理狀態。本文嘗試就如何理解大學教師工作時間和時間觀，如何理解時間焦慮及其與學術治理間的關系進行探討，以期對營造屏氣凝神和一心向學的學術研究常態有所借鑒參考。

　　一、關于時間概念的吊詭

　　如果從本體意義上探究時間的概念，直到今天，無論在哪個學科領域也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古羅馬哲學家奧古斯丁(Augustinus，S.A.)的經典名言：“時間究竟是什么?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1]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則認為，時間與運動有關，它是“在存在者的運動中得以展開的變動尺度”，是“變化和組合的尺度”。這種尺度既是被測度的存在者運動本身，同時它又無法脫離測度者或計數者，因而時間“既非主觀的，也非客觀的”。

　　[2]既非主觀也非客觀，反過來也可以說，時間可能既有主觀性也有客觀性。持有主觀立場的柏格森(Bergson，H.)把時間理解為人的一種由過去、現在到未來的內在生命體驗與意識綿延，而海德格爾(Heidegger，M.)則把將其理解為“此在”面向未來向死而生而又存在多種可能性的本真，為人的一種為未來籌劃的意識，現在和過去都源自將來。[3]無論是朝向過去還是面向未來，柏格森與海德格爾其實都強調了時間的個體主觀體驗，雖然各自理解不同，但都反對我們流俗意義的時間也就是一種客觀時間的存在。這種源自亞里士多德關于時間客觀屬性的一面，便是牛頓(Newton，I.)機械論意義上的絕對時間，即時間是均勻和線性的物理參數，是獨立于主體的客觀實在，因而可以用精準的儀器來計量，也就是我們日常的鐘表時間或稱之為天文(自然)時間等。

　　當然，牛頓的這種絕對時間觀，在如今的現代物理學中連同他所謂的絕對空間可能也早已崩塌，如意大利理論物理學家羅韋利(Rovelli，C.)以一種奧卡姆剃刀的手法，層序剝析，不僅一一剃掉了時間的統一性、方向性和獨立性，而且最終消解了客觀時間的存在。[4]然而，即便顛覆了經典科學意義上鐘表時間的客觀存在，在現代社會日常生活中，我們其實早已無法擺脫它無所不有和無處不在的如影隨形。

　　譬如，微觀日常活動如教學日程安排，較為宏觀層面的教學規劃進度，個體的年度和聘期考核，等等。這種獨立于個人的時間設定和測算，以一種均勻、統一和不可逆的固有節奏，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展開以及社會的運行賦予了一種秩序感。與此同時，它又可能把人異化為一個社會和組織運行中被動的木偶，在由外在賦予的各種角色中來往穿梭、行色匆匆。這種鐘表時間的社會化，“它讓人們感到時間成為一種稀缺資源，也成為一種組織人們生活的方式。”[5]沒有它，整個社會反而會陷入一種混亂無序狀態。

　　不過，在涂爾干(Durkheim，E.)看來，這種鐘表時間并不是社會時間，鐘表時間是可計量的，而社會時間則是定性的，它是一種集體性的被賦予特定意義的文化節奏。索羅金(Sorokin，P.A.)與默頓(Merton，R.K.)認為，社會時間雖然與鐘表時間存在關聯，但它不是獨立于當下境遇的存在，而取決于當下境遇中事件的意義，一個特定時段的辨別依賴于事件被賦予意義的重要性程度，它以其他事件為參照，反映了一種社會現象到另一現象的變化。[6]涂爾干等人的定性社會時間觀其實也并不難以理解，在精確的計時鐘表沒有出現之前，人類的活動并不受制于一個刻板精準的時間，即使在現代社會，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日常生活的維持也是慣常與模糊思維，而并非完全拘泥于時鐘刻度。鐘表時間與社會時間的二分法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一度長期主宰時間社會學領域。

　　然而，如梯諾溫(Tienoven，T.)援引埃利亞斯(Elias，N.)的觀點認為，這種二分法其實都有著相似的預設，鐘表時間體現了一種自然法則，社會時間則反映了一種社會法則。后者雖然不具有前者可精確計量的屬性，但它實際上同樣把人們對社會時間的體驗等同于自然時間，兩者都漠視了時間的社會建構屬性，即時間無法獨立于人而存在，故而有必要引入更為關鍵的一個概念——個人時間。梯諾溫認為，個人時間以鐘表時間與社會時間為條件，“它為人們日常生活持續的秩序感 ——即日常慣例的表現形式所驅動”。[7]在此，所謂的個人時間，實際上兼有被動與能動屬性，如人類依舊承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古老習俗和傳統，便是受制于自然時間的順天而為，鐘表技術的介入僅僅使之更為精確、均勻和等分。

　　它的刻度為時間的社會建構即體制化創造了條件，并轉換為以有意義事件作為標注的社會時間。如此，自然時間與社會時間便共同型構了人們的日常作息習慣，讓個體在受制于這兩種時間約束同時，又一定程度上能動地利用和參與了時間的建構。譬如，個體根據不同事件大小和意義程度自我籌劃，讓時間安排錯落有致，因而具有充實感和成就感，甚至在張弛有序的節律中獲得生活與生命的意義。當然，就當今社會大多人們的現實感受而言，這種狀態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種奢求。

　　自工業革命以來，自然時間逐漸被視為一種可供開發的礦藏。在“時間就是金錢”和“時間就是生命”的效率化時間觀左右下，時鐘的刻度也開始嵌入日常生活每個細微的角落，惜時和守時甚至成為評判懶惰和勤奮、松懈與緊張、可信與失信的工作和生活倫理。“時間取代了傳統權威，卻建立了自己的暴政，人實際上卻成了時間的奴仆。盡管效率越來越高，分工越來越細，時間始終屬于稀缺的資源。

　　甚至，人們在相互競爭之外，還要與時間競爭，如同賽場上的跑者。”[8]不過，這里的“暴政”不能完全歸咎于牛頓的線性時間，鐘表時間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人淪為時間奴仆的根源在于將工具運用發揮至極致的社會運行體制，或者不妨說是社會圍繞效率與績效的制度建構。它不斷地擠除社會時間的定性成分，因而讓一切都可計算、可測量，也將人生意義與工作價值兌換為單位時間的聲譽與物質收益。

　　如此一來，個體時間也越來越為外部力量所控制，節奏不斷被擾亂。不止于此，得益于技術的進步，如從早期的鐵路交通再到如今的信息化技術，它們一方面為人們縮短或跨越空間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也通過即時提醒和警示的方式，使得人們主觀意義上的時間節律不斷加快，因而形成一種彌散于當下整個社會的普遍性時間緊張和時間焦慮，并出現關于“時間都去哪兒了”的困惑與感喟。

　　二、時間、學術工作與學術職業

　　科學緣于閑逸的好奇。直到今天，人們還不時地以一種懷舊思緒追念那個不乏傳奇色彩的科學革命時代。因而，學術曾長期被視為是一種慢節奏乃至帶有消遣性的精神活動。在更早的中世紀大學中，韋爾熱(Verger，J.)認為，大學教師在基本的工作——“讀”之外，主要就負責演講與辯論，盡管有日程安排也有章程限制，但日常活動是相對松散的，以至于教師“長期缺席現象在中世紀末似乎變得更糟糕”。[9]

　　中世紀大學的教師雖然物質生活并不豐裕，甚至有時候還會捉襟見肘，但時間總體上是寬裕的。這種狀況即使到了19世紀中葉，在大學教師更加專業化且社會地位得以提升之后，如克林格(Klinge，M.)描述的：“在大都市中，他們成了著名的、優雅的‘知識分子’，在宏偉的階梯教師中講課，舒服地生活在擁有大型圖書館、藝術繪畫、時興的晚餐和仆人的豪宅里。”[10]。

　　閑適而似乎又頗為雅致的生活和慢條斯理的節奏，大致反映了19世紀末以前的學術工作常態。也正因為如此，有人想當然地把大學教師理解為一個有著大把閑暇時間、可以自由從容地閱讀和冥思、對自己的活動有充分自主支配權且有穩定保障的特殊職業。然而，今天的學術職業的真實情形卻不比從前。有調查顯示，在關于“無論如何努力工作，都不能把每件事做好”應答中，教師的肯定答復是78%，而公司CEO僅為48%;對“每一天下來都身心俱疲”的肯定回答，教師為62%，公司CEO們為55%。[11]

　　近年來，無論是中外各方的調查結果都顯示，周工作時間超過60小時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普渡大學的一個調查顯示，該校無論男女還是不同職級的教師，周工作時間甚至超過了70小時，平均為76.58小時。[12]沃克(Walker，J.)認為，西方國家的學術界已經出現了“速度崇拜”、“時間壓縮”、“工作集約化”現象，經受漫長工作時間折磨的主要是存在明顯反差的兩個特殊階層，一是包括大學教師在內的高度專業化人士，二是缺乏技能的服務階層。[13]

　　種種跡象表明，學術時間充裕、慢條斯理已成為過去時，即使20世紀60年代克爾(Kerr，C.)所言的“教授有若干種生活方式可以選擇……教授擁有更大的自由”[14]，這種描繪如今恐怕也僅止于一種想象。由此，在學術界，人們也難免產出一種關于“時間都去哪兒了”的焦慮，并連帶著一種關于工作和職業意義的困惑，即當今的學術工作是否還需要一種紐曼(Newman，J.H.)曾提到的必要閑暇，是否需要一種保護人類自由探究的必備資源和條件?

　　三、學術時間分配與職業壓力

　　從時間的表征上看，鐘表時間是均勻流動的，就其資源屬性而言它對每個人也是公平的。但由于組織與社會的介入，在特定的治理環境與氛圍中，群體或個體時間觀便具有了主觀性和差異性。沃克認為，當下全球學術職業已經實現了由無時間性的時間、鐘表時間到全球化時間的過渡，進入一個普遍性的時間緊張與焦慮時代。沃克將其歸因于當下全球化與學術資本主義主導的殘酷競爭，是由全球和國家層面的競爭程度以自上而下傳遞的方式轉換為機構實力與個體層面勝任力比拼的結果。[21]由競爭而引發的時間焦慮，其心理表征為職業或工作滿意度與壓力感受。

　　申正哲(Shin，J.C.)對全球學術職業調查(CAP)數據分析認為，在當前全球競爭加劇環境中，學術機構治理或管理的效率取向以及學術工作的碎片化，已經引發了全球學術職業生態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心理表征體現為人們對學術職業的滿意度降低與壓力增大。他繼而分析發現，各國之間表現特征有所不同，在高/低滿意度與高/低壓力四個變量組合的分類系統中，中國以及英國、澳大利亞和德國屬于低滿意度/高壓力類別。[22]

　　理論上，壓力是一種個體主觀感受，它與時間焦慮之間可能存在一種鏡像關系，或者說是個體難以承受時間之重與節奏凌亂的心理反應。滿意度則是由壓力所引起的部分結果，因而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例如，在申正哲的分類中，日本、加拿大、荷蘭、芬蘭和韓國屬于高壓力/高滿意度類型，之所以如此，很可能在于高壓力狀態如果有高回報和高保障會提升滿意度。同樣的邏輯，即使處于低壓力環境中，如果成就感和回 報不高也可能引起低滿意度。但無論如何，低滿意度與高壓力的組合，應該說是一種最為不利的職業生態，它不僅會降低學術職業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而且會有損其本應具有的創造力與活力。

　　筆者結合自2011年以來連續三次比較大范圍的教師調查數據進行梳理，對中國高水平大學的時間焦慮及其產生機制予以直觀定量化的呈現，并嘗試對此予以回應。由于三次調查的主題不同，相關涉及時間分配與壓力的問題表述存在一定的差異，但依舊能大致反映近10年來我國學術界的時間焦慮狀態與壓力變化趨勢。調查對象主要為我國原教育部批準設置研究生院的56所高等學校教師，在三次調查中，采用分層整群抽樣方式，分別獲得6288、3524、3813個有效樣本。考慮到篇幅所限以及時間在生命歷程中的特殊意義，以下僅從年齡角度做簡單描述性分析。

　　(一)各年齡組教師的時間分配

　　2011年調查沒有涉及教師的工作時間量，而僅僅獲取其不同工作事項的時間分配比例。數據顯示，在所有年齡組中，教師投入科研與研究生指導時間最多，但參與管理與處理各種行政瑣碎事務兩者合計比例也比較大，在30%左右。除了在本科教學及其準備所需時間在各年齡組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F=1.287，p>0.05)，其他方面的差異都具有顯著性(p<0.001)，表明年齡與身份可能對時間分配產生影響。

　　2014年的調查主要考察教師每周的工作時間區間，總體而言，周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的教師達到了57%，超過60小時的近30%。不同年齡組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卡方檢驗，p<0.05)，36～55歲之間的中青年組時間投入最多。四年后的2018年，調查具體到教師在各項事務上的時間分配(見表3)。總體上，教師周工作時間在60小時左右，科研與寫作用時最多，且在不同年齡組之間沒有顯著性差異(F=1.498，p>0.05)。

　　(二)高等學校教師的職業壓力2011年的調查涉及壓力有四道題項，分別是關于生活、工作、考核與職稱晉升以及學生評價等;2014年的調查與壓力相關的有11道題，包括教學工作量、科研工作量、學生評教、課題申請、學生指導、職稱晉升、年度與聘期考核、行政瑣務、家庭經濟負擔、贍養父母和子女等;2018年調查與之相關的有20多道題項，覆蓋更為全面。在此僅對每次調查的部分壓力題項做簡單加和平均，并將七級量表統一轉換為五級，分別獲得三次調查不同年齡壓力值。從中不難發現，總體壓力達到較高水平，幾輪調查都表明，年齡越小，壓力越大。

　　四、被瑣碎事務擾亂的學術時間與學術治理

　　對于三次調查的結果，如果僅從生命歷程的角度審視，各個年齡組工作時間投入以及不同事項的時間分配比例的確存在一定的差異，它表明諸如聘期以及學術晉升鐘點的存在，對年輕教師的確構成更大的壓力。學術考察期與學術等級的設置對年輕教師影響更為顯著，以及因為承受更多家庭負擔的女性相對于男性壓力更大，這種情形一直存在且具有全球普遍性。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科研與研究生指導時間投入最多，但它并不是教師壓力增加的主要變量，而占比不高的與行政瑣碎事務相關的時間分配，如2011與2018年的兩次調查，瑣碎事務時間的占比大 致都在15%左右，卻持續構成面向所有人群職業壓力的顯著性影響變量值得探討。在此，有必要對瑣碎事務的性質以及由其引起的心理反應做進一步研究。一般而言，瑣碎事務具有兩層含義：

　　一是指日常中未列入計劃而突發的各種事項，其不僅雜多而且不為個人所控制;二是指“繁文縟節”的各種事項。前者的無計劃性比較容易理解，而后者則是一個在組織和公共政策研究領域較為常見的概念，它更多關聯到程序的繁瑣。博茲曼(Bozeman，B.)認為，繁文縟節指過多無意義的文書工作，高度形式化與過強的約束，無關緊要的各種規則、程序與規程，低效與非正當性的拖延，以及由上所有引發的挫折與煩惱。[23]

　　在2018年度調查中，對我國學術界中的瑣碎事務情形的研究設置了一個關于學術環境的開放性題目，在反饋的185個樣本中，反映最多的為考核評價事項、形式、手段與周期等，有58條，占31%;其次是繁瑣的行政事務，涉及填表、申請、開會、程序、報銷、流程等條目為52人次，占28%。對項目填報與評價、考核過多過頻、責任過多以及報銷程序等反應最為強烈。調查反映了現實中存在的兩方面的問題，不僅無計劃的應急項目與事務多，而且辦事流程繁瑣。

　　緩解大學教師的時間焦慮，擺脫學術治理的困境可以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落實大學章程，完善集體領導決策和民主監督機制，抑制行政管理的隨意性和追逐短期政績的行為，回歸行政與學術管理的常態，壓縮各種冗雜的項目和頻繁的績效考核。二是減少組織管理層級與管理過程中的繁文縟節，提升辦事效率。明確學校與院系各級行政部門的職責，嚴格履行其作為制度實施、政策執行與基層服務的多重角色，盡量減輕教師的事務性負擔。三是維持大學內部相關基本制度的相對穩定性，提升教師的制度信任與制度預期。涉及教師核心利益的學術晉升、業績考核和薪資分配等基本制度，不宜頻繁變動，即使調整也需要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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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尊重教師教學科研活動的相對自主性，減少過多的行政約束和不當的各種激勵。基本制度一旦確立，基層教學科研活動更多依賴于教師的行為自覺和探索自主，過多約束和不當激勵反而會增加組織內耗，影響個體創新活力的發揮。無論是科學研究還是人才培養，都需要營造一種讓人們屏氣凝神和一心向學的學術工作常態，也唯有在這種常態中，大學才能更好地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通過不斷地豐厚理論積淀和卓越的智識水平，推進社會創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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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布若格.海德格爾的亞里士多德闡釋中的時間問題——通往《存在與時間》之路[J].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2019，(2)

　　[3]鄧剛.尋找真正的時間：海德格爾對柏格森的批評[J].學海，2018，(5).

　　[4]卡洛·羅韋利.時間的秩序[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9.

　　[5][6]Hassard，J.SociologyofTime[M].NewYork：St.Martin'sPress，Inc.，1990.5、3—4.

　　[7]Tienoven，T.AMultitudeofNatural，SocialandIndividualTime[J].Time&Society，2019，(3).

　　[8]托馬斯·德·帕多瓦.萊布尼茨、牛頓與發明時間[M].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13.

　　[9]希爾德·德·里德-西蒙斯.歐洲大學史(第一卷)[M].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169—171.

　　作者：閻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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