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鄰里作為城市居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空間，對人們的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居住遷移的普遍發生，鄰里環境與居民幸福感關系更加復雜。人們對鄰里環境的偏好和選擇受到所處生命歷程階段的影響，但目前鮮有研究探討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鄰里環境
摘要：鄰里作為城市居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空間，對人們的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居住遷移的普遍發生，鄰里環境與居民幸福感關系更加復雜。人們對鄰里環境的偏好和選擇受到所處生命歷程階段的影響，但目前鮮有研究探討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鄰里環境和幸福感之間的關系。論文基于廣州市的調查問卷數據，選取在不同生命歷程階段有居住遷移行為的712個樣本，并按生命歷程階段分別構建模型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鄰里環境對個體幸福感影響在不同生命歷程階段存在差異，鄰里公共環境的整潔性更有助于提升青年早期的幸福感，鄰里關系的和睦性更有助于提升老年階段的幸福感，而設施的便利性在整個生命歷程階段都可以有效提升幸福感。居住遷移對鄰里環境與幸福感的關系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尤其是在中年和老年階段更加明顯。隨著遷移時長的增加，感知鄰里環境與幸福感的關系得到強化，而客觀鄰里環境的影響不斷削弱，鄰里環境的改善可以更有效地提升短距離遷移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關鍵詞：鄰里環境;幸福感;生命歷程;居住遷移;廣州
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關注除經濟效用外的個體幸福感問題，并傾向于用幸福水平來評價社會的進步[1-3]。隨著幸福感研究的深入發展，幸福科學(scienceofhappiness)作為一門新的綜合性學科由此產生。已有的實證研究表明，人口統計因素只能解釋小部分的幸福感差異，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地理環境對幸福感的影響[4-6]。
經濟方向論文范例： 互聯網對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分析
鄰里作為城市居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空間，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和對它的感受[7]，因此有必要權衡鄰里環境的各要素如何影響個體的幸福感。人們對鄰里環境的偏好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們的生活階段的影響[8]。也就是說，鄰里環境會影響人們的幸福感，但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影響因素可能不同。有研究指出，在成年早期到中期，鄰里環境的影響并不那么重要，因為他們比老年人更頻繁地在鄰里以外的地方工作和娛樂[9-10]。
相對于年輕人，老年人的行為、活動能力和觀念有所不同，對各種服務和設施的需求也會非常不同[11-13]。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并導致不同生命歷程階段對鄰里環境需求和偏好的差異。根據埃里克森的人格發展理論，個體在每個生命歷程發展階段都有不同的需求和需要完成的發展任務[14-15]。在不同的生命歷程階段，會產生不同的居住需求和偏好，有理由猜測鄰里環境變量在不同生命歷程階段對個體幸福感的影響存在差別。
此外，已有的研究往往注重常態化的鄰里環境對幸福感的影響，但對大多數人而言，鄰里環境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尤其是近些年居住遷移越來越普遍地發生[16-17]。作為對一個人長期生活質量的整體評估[18]，幸福感必然與生活選擇(如居住地重新安置)聯系在一起。有研究表明，居住地搬遷會引起居住環境的變化，進而對幸福感產生影響[19-20]。
從空間維度上，越遠距離的居住遷移可能會經歷更大的生活變化。這些變化不僅關系到原有社會網絡和資本的支持程度，還關系到適應新環境的挑戰[21-23]。從時間維度上，幸福感的設定值理論表明，人們能夠很快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使幸福感回到最初的水平[24-25];而另一些研究認為居住遷移會導致特定生活領域發生重大而持久的變化，帶來健康與福祉的變化[26-28]。居住遷移往往伴隨著特定的生命歷程事件(例如婚姻、就業等)，然而在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由于居住遷移帶來的環境變化以及新環境適應性問題在鄰里環境和幸福感關系中的潛在重要作用較少得到關注。
因此，本文認為人們對居住環境的偏好會隨著人生階段的不同而變化，尤其是居住遷移后的人們對新的鄰里環境可能更加敏感，為了區別以往常態化的鄰里環境對幸福感的影響，本文聚焦不同生命歷程階段有居住遷移行為的居民來分析鄰里環境與幸福感的動態關系，在居住遷移的背景下主要關注以下2個問題：①鄰里環境與幸福感的關系是否受到生命歷程階段的影響;②鄰里環境與幸福感的關系是否受到居住遷移的時間維度(居住遷移時長)和空間維度(居住遷移距離)的影響。研究將為個體行為決策和社區規劃與治理提供參考和依據。
1研究區域、數據與方法
1.1研究區域與數據
本文使用的數據是基于2016—2017年在廣州進行的調查。近幾十年，廣州經歷了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和空間擴張，城市內部的居住遷移現象發生較為普遍。研究區域涵蓋了廣州市的荔灣區、越秀區、海珠區、天河區、黃埔區、白云區和番禺區7個轄區(圖1)。采用分層抽樣選取樣本。
首先，基于廣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選擇部分人口和社會經濟指標及住房條件指標(如戶口、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婚姻狀況、住房面積、住房建設年代、房屋性質和住房租金等)等指標進行因子生態分析和聚類分析，將廣州市社區劃分為中產階級社區、功能混合舊城社區、外來人口社區、廉租房社區、經濟適用房社區、高級住宅區和農村社區等類型。
然后，在不同類型的社區中選擇相關主因子得分排序靠前的社區作為樣本社區。通過在樣本社區開展隨機抽樣調查獲得居民的個體社會經濟屬性特征、幸福感狀況等數據，同時調查了居民詳細的居住遷移歷史信息，包括遷移時間、地點等。最后，從3047份調查問卷中選取在所處生命歷程階段有居住遷移的41個社區的712個樣本進行分析。
1.2研究變量
1.2.1被解釋變量：幸福感
參考世界價值觀調查(WVS)，對幸福感的測度主要有2個指標：生活滿意度(lifesatisfaction)和開心度(happiness)。這2個指標密切相關，在文獻中經常互換使用來代表幸福感[29-30]。但兩者表達的幸福感略有差異、互為補充，生活滿意度是個體對生活質量比較穩定的認知，而生活開心度是一種可以立即獲得的感覺，不需要復雜的認知過程[29]。
對幸福感的關注，不僅要關注幸福感的強度，同時也要關注幸福感的頻率[31-33]。因此，本文通過生活滿意度的強度(不滿意到滿意)和生活開心度的頻率(很少到總是)這2個指標構建幸福感指數，對每個指標賦予同等權重。該指數比幸福感2個組成部分提供了更廣泛的基礎和更可靠的指標衡量幸福感水平[29]。幸福感得分最低為2，最高為10，均值為6.33，偏度為-0.163，峰度為-0.269，近似正態分布，稍微向左傾斜。類似的幸福感負偏態分布在以往的研究中也經常出現[30,34-35]。因此，負偏態似乎是幸福感得分的自然特征，而非數據搜集方法帶來的偏差。
1.2.2解釋變量：鄰里環境
關于鄰里環境對幸福感的影響研究，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涉及環境因素的主觀感知評估和客觀評估的使用。主觀評估受個體偏好的影響，而客觀測量是一種客觀屬性特征。人們對環境的主觀感知可能與客觀指標有所不同，相同的環境特征可能會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機會或障礙[36]。因此，本文同時考慮了鄰里的主觀感知環境變量和客觀環境變量。
感知鄰里環境通過4個維度來表征：安全性、整潔性、便利性和和睦性。鄰里安全性通過居民對鄰里安全程度打分獲得;鄰里整潔性通過居民對鄰里公共空間的空氣、噪音、衛生、綠化等狀況的打分獲得;鄰里便利性通過居民對鄰里超市、菜市場、學校、醫院、交通等日常生活設施便利程度打分獲得;鄰里和睦性通過鄰里互助程度打分獲得。感知的鄰里環境的4個維度分別劃分為5個等級，1為最低分，5為最高分。客觀鄰里環境采用鄰里人口密度以及500m緩沖區內的NDVI(歸一化植被指數)、路網密度(不包括居住小區內的道路)和POI混合度，并將客觀鄰里環境變量進行了標準化處理。本文采用NDVI代表鄰里環境的宜人性，人口密度反映鄰里的緊湊性，路網密度反映鄰里路網的通達性，POI混合度反映鄰里功能的多樣性。
1.2.3調節變量：居住遷移的時長和距離
一些理論模型強調了居住遷移后居住環境的變化以及適應新環境的重要性，而這種變化和適應是一組隨時空而展開的環境體驗過程[37]。遷移的時長是對新環境適應和熟悉過程的重要指標，而遷移的空間距離是居住遷移帶來生活環境變化程度的重要指標[38-40]。
因此，本文選取居住遷移的時長和距離作為調節變量來分析居住遷移后鄰里環境與幸福感的關系。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本文選取的是在當前生命歷程階段進行了居住遷移的樣本，因此，居住遷移時長的取值范圍為每個生命歷程階段的長度。雖然生命歷程階段的劃分年數是不均等的，但每個獨立的模型都是為了適應特定生命歷程分組中潛在年齡差異而設計的。
1.2.4個體屬性變量
就人口統計因素而言，性別和教育水平是幸福感的2個標準協變量[41-43]。此外，收入水平和健康也會影響居民對幸福感的認知[42,44]。在中國，戶口類型也是幸福感值得思考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45]。因此，本文將個體屬性變量包括性別、受教育程度、個人月收入、自評健康和戶口類型等指標作為控制變量放入模型。
1.3統計分析
在幸福感研究中，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有序回歸都是常用的研究方法[46-47]。考慮到幸福感量表結果是有序的，雖然在理論上使用有序回歸似乎更合適，但Ferrer-I-Carbonell等[48]發現2種方法都可以提供穩健且相似的結果，并在后續的研究中得到了近一步的支持[47,49]。OLS相對于有序Logistic或Probit方法的一個優點是，OLS可以使我們更容易地理解估計系數的含義，并在它們之間進行比較[47]。因此，本文使用OLS作為主要回歸算法進行解釋，并通過有序Logistic回歸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在進行分析前，進行了多重共線性檢驗，所有變量的VIF均小于10，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問題。
2實證分析
2.1描述性統計
研究將成年后的生命歷程分為：青年早期階段(19~28歲)、青年后期階段(29~44歲)、中年階段(45~59歲)和老年階段(60歲以上)。這種分類是基于中國傳統的年齡階段劃分的，同時建立在對生命歷程中遷居行為的理論考慮和遷居經驗基礎上[50-51]。為了區別常態化的鄰里環境對幸福感的影響，并更好地識別不同生命歷程階段影響居民幸福感的鄰里環境要素，選取處于18~28、29~44、45~59歲和60歲以上4個生命歷程階段并在當前生命歷程階段進行了居住遷移的個體(城市內部的居住遷移)，共得到研究樣本712人。
2.2鄰里環境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
在青年早期階段，感知鄰里整潔性、設施便利性均與居民幸福感水平顯著正相關(β=0.518，P<0.01;β=0.250，P<0.05);而對于客觀鄰里環境，NDVI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呈顯著的正相關(β=0.199，P<0.05)，路網密度與幸福感水平呈顯著的負相關(β=-0.177，P<0.05)。在青年晚期階段，感知的鄰里設施便利性與幸福感水平呈顯著的正相關(β=0.229，P<0.05);而客觀鄰里環境的NDVI、POI混合度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呈顯著的正相關(β=0.201，P<0.05;β=0.538，P<0.01)，路網密度與幸福感水平呈顯著的負相關(β=-0.310，P<0.01)。
2.3居住遷移的調節作用
考慮到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居住遷移經歷對鄰里環境與幸福感關系的影響，在表3的基礎上，將居住遷移時長和距離作為調節變量，在模型中引入對幸福感具有顯著影響的鄰里環境特征與居住遷移特征的交互項，來探究不同生命歷程階段鄰里環境與幸福感關系隨著搬遷時間和空間距離的變化。
對于居住遷移的時間維度，感知鄰里設施便利性和遷移時長的交互項在各個生命歷程階段都與幸福感水平顯著正相關(β=0.091，P<0.10;β=0.094，P<0.10;β=0.097，P<0.10;β=0.157，P<0.05)，也就是說，隨著居住遷移時間的增加，感知鄰里設施便利性與幸福感的正向關系不斷得到強化。此外，在中年階段，客觀的路網密度與遷移時長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β=0.127，P<0.05)，而POI混合度與遷移時長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β=-0.106，P<0.10)，表明遷移時間的增加削弱了客觀路網密度和POI混合度對幸福感水平的影響。
在老年階段，鄰里和睦性和遷移時長的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β=0.164，P<0.05)，而客觀POI混合度和和遷移時長的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負(β=-0.087，P<0.10)，表明感知鄰里和睦性對幸福感水平的正向影響隨著遷移時間的增加得到強化，而POI混合度的影響隨著遷移時間的增加得到削弱。對于居住遷移的空間維度，在中年和老年階段，感知鄰里設施便利性和遷移距離的交互項與幸福感水平顯著負相關(β=-0.038，P<0.05;β=-0.032，P<0.01)，表明遷移距離削弱了設施便利性與幸福感水平的正向關系。
3結論與討論
3.1結論
由于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個體有著不同的居住選擇和鄰里環境需求與偏好，可能導致鄰里環境對幸福感的影響存在差異。此外，已有研究往往將鄰里環境作為一種常態化的靜態背景，較少關注居住遷移在鄰里環境與幸福感關系中的重要潛在作用。因此，本文聚焦居住遷移后的居民，來分析不同生命歷程階段下鄰里環境對個體幸福感的影響，以及這種關系如何受到居住遷移時空維度特征的影響。
得到以下主要結論：(1)鄰里環境對個體幸福感影響在不同生命歷程階段存在差異。青年早期比其他生命歷程階段更加關注鄰里公共空間環境的整潔性，而老年階段則更關注鄰里關系的和睦性。鄰里設施便利性在整個生命歷程中都可以顯著提升個體幸福感，表明鄰里設施依然是城市規劃和社區治理的重點。
此外，降低路網密度、增加POI混合度也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2)居住遷移在鄰里環境與幸福感的關系中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尤其是在中年階段和老年階段更加顯著，這可能是因為中老年人對鄰里的依賴性更高，鄰里環境的變動和適應情況對其生活的影響更大。研究同時發現，居住遷移時長強化了感知鄰里環境變量與幸福感的關系，削弱了客觀鄰里環境變量與幸福感的關系;鄰里環境的改善可以更有效地提升短距離遷移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3.2討論
首先，本文的結果將為個體的居住選擇和城市治理提供參考。由于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人們對鄰里環境的選擇和偏好不同，同時隨著居住遷移的普遍發生，鄰里環境與幸福感的關系將更加復雜。居民個體及家庭要根據其所處的生命歷程階段合理進行居住選擇。未來的鄰里規劃與管理要特別注重基本生活設施的合理配置，同時注重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群體的環境偏好差異。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有必要提供充足的城市住房，制定合理的居住遷移干預措施，使城市能夠更好地滿足不同階段的居住選擇和需求。
其次，本文擴展了地理學對幸福感的研究內容。目前，大多數研究傾向于把所有的居民放在一起討論，而不考慮他們所處的生命歷程發展階段。這種方法沒有認識到，鄰里環境對個體的影響可能會因人們所處的人生階段而不同。本文證實了在不同的生命歷程階段，鄰里環境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存在差異。將生命歷程劃分為不同的階段可能是一種有價值的分析策略，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不同生命歷程階段鄰里環境的影響。
最后，居住遷移的時空特征調節了不同生命歷程中鄰里環境變量與幸福感的關系。隨著居住遷移越來越普遍地發生，必然伴隨著鄰里環境的變動和新的鄰里環境的適應。以往將鄰里環境作為慣常的靜態背景來分析其對幸福感的影響，忽視了居住遷移可能的重要作用。本文聚焦居住遷移后的居民，初步探索了居住遷移后新的鄰里環境與幸福感的關系以及居住遷移特征帶來的影響，豐富了鄰里環境與幸福感關系的研究。但居住遷移前后鄰里環境的變化如何影響個體幸福感以及居住遷移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待進一步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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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玲玲1,2，周素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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