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普惠金融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普惠金融的數字化發展取向，帶來了巨大經濟社會績效。西部地區作為我國的欠發達地區，金融資源短缺，市場發育不足，一直制約著地區經濟發展。本文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發
摘要：普惠金融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普惠金融的數字化發展取向，帶來了巨大經濟社會績效。西部地區作為我國的欠發達地區，金融資源短缺，市場發育不足，一直制約著地區經濟發展。本文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發展活力，顯著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進一步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收入增長效應、民營企業發展效應、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影響了地區經濟發展。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經濟增長;西部地區;金融資源
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發布，一號文件明確指出，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重點難點在“三農”，迫切需要補齊農業農村短板弱項，推動城鄉協調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潛力后勁在“三農”，迫切需要擴大農村需求，暢通城鄉經濟循環;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基礎支撐在“三農”，迫切需要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
脫貧攻堅全面勝利后，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得到了根本性解決，但相對貧困仍會長期存在，實踐證明，普惠金融在化解城鄉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成效顯著，早在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就明確指出“普惠金融重點要放在鄉村”，創新服務方式、提高金融服務城鄉水平。所以，普惠金融是實現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有力抓手。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述評
囿于金融抑制，金融資源被少數人所壟斷，弱勢群體因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而陷入貧困陷阱。①基于此，2005“國際小額貸款年”，聯合國針對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的金融排斥現象，提出了構建全方位、全階層性、全社會性的金融服務體系。2006年，普惠金融概念被引入中國，并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正式成為我國的頂層制度構想，提出“發展普惠金融，鼓勵創新，豐富金融市場層次和產品”的實踐命題。
普惠金融在中國的實踐，正式提出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②尤為重要的是，2015年12月31日公開發布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將“發展普惠金融”貫之于行動中。顯然，普惠金融業已成為一種國家政策性倡導與制度安排。事實上，令人遺憾的是：普惠金融發展盡管已實踐多年，但過度依賴國家政策扶持和政府推動，尚未形成一種更具效率的金融包容性機制;③體系仍不健全、法規尚不完善、直接融資市場發展相對滯后，④并不是“普惠”的金融體系，尚并不能為所有人群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務，①盡管狀況有所改善，但還不充分。
此外，另一個議題亦是需要我們尤為關注的方面，當前互聯網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改變人民生活形態的關鍵行業。“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提出亦為普惠金融與互聯網技術的融合發展帶來了契機。顯見，目前中國的金融業正在經歷一場由互聯網技術革新所引發的金融模式變遷。②2015、2016年李克強總理不斷發聲，指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大力發展普惠金融，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
無疑，互聯網技術與普惠金融的融合發展，將線下普惠金融發展帶入到了線上數字化普惠金融的時代。我國西部地區遠離海岸線和交通干線，主要以山脈、丘陵和盆地為主，地理區位的制約拉大了我國東部與西部金融資源傾斜差距。誰曾想過，全球移動支付使用率最高國家不是中國、更不是美國，而是非洲的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尼亞，由于金融資源分布不均衡，肯尼亞人特別是窮人要想獲得銀行賬戶并不是那么容易，但移動支付解決這一難題。所以，數字普惠金融為縮小我國東、西部金融發展差異提供了無限可能。
2012年以來，中國數字普惠金融得以迅猛發展，在提升金融發展水平的同時有效帶動了地區經濟發展。普惠金融概念雖然傳入中國較早，但數字普惠金融則是2016年G20中國杭州峰會上才提出，仍然是一個新概念。普惠金融之所以重要，是源于它對經濟增長的顯著影響，多數采用金融發展的視角，即關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總體水平來衡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難發現，既有的普惠金融研究依然遵循傳統金融發展理念，并未反應數字普惠金融技術性特征應有的內涵，同時也未與微觀傳統金融主體尋求金融科技轉型和中觀金融業技術創新引領發展的現實要求相吻合。
二、理論闡釋與命題假說
普惠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已經得到充分論證，但仍存在較大爭議與分歧。一部分學者認為，普惠金融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學者);另一部分學者認為，普惠金融與經濟發展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存在倒“U”關系。西部地區作為我國的欠發達地區，金融發育程度較低，普惠金融的發展程度更低。焦瑾璞③最早將普惠金融的概念引入到國內，他認為普惠金融應具備四個基本屬性。
其一，公平性：能夠為金融需求方提供公正、公平、高效的金融服務;其二，普適性：避免金融排斥，倡導全民機會平等的“金融人權”理念;其三，可獲取性：強調金融業自身服務能力建設，能夠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務;其四，合理性：提供成本較低且優質的金融產品，能夠讓家庭、企業以合理的成本獲取較廣泛的金融服務。依照普惠金融的內涵，顯然，它將會對窮人和小微企業的經濟行為產生顯著影響，并已為學界共識。④第一，刺激消費金融的發展，顯著增加家庭消費與支出，減少貧困;第二，提升投資的配置效率，有效改善中小微企業、創業企業的融資環境;第三，改善“三農”發展的金融環境，將有助于推動農業發展，提升農業生產效率。
據此提出命題假定1：普惠金融發展能夠有效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伴隨金融理論與實踐的不斷深化，促進金融服務(信貸市場)可獲得性、⑤普適性、公平性，能夠共同為所有層面的人口提供合適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成為了“普惠金融”發展的基本內涵。正如國民基礎教育一樣，享受普惠式金融服務與產品應當覆蓋到每個公民，并且向更多的窮人傾斜。當前中國經濟穩定發展受阻與金融排斥不無關聯，這與Beck、Demirguc-Kunt等⑥的“缺失包容性金融制度將導致收入不平等持續加大、經濟增速放緩”的觀點相一致。
顯然，經濟結構性問題凸顯將難以避免。因此，應倡導建立普惠金融體系與制度，使之成為國家主流金融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①發揮其消除貧困、②提高人民收入、擴大內需、③促進經濟增長④效應。據此提出命題假定2：普惠金融發展存在居民收入增加效應，通過有效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費，以實現經濟增長。
普惠金融(包容性金融)的理論思考起于“麥克米侖缺口(MacmillanGap)”⑤的“中小微企業融資之惑”，是“InclusiveFinancialSystem”的英文表達，實踐蘊意通常表達為包容性金融，故提出伊始旨在推廣微型金融。⑥由于中國金融服務業的落后，過度依賴商業銀行的債權融資，這讓有重資產做抵押的重工業企業更容易獲得資金，使得輕資產的企業很難獲得資金，發展較慢，⑦導致金融資源在企業之間配置失衡，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70%的企業難以獲得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⑧西部地區產業結構以資源型為主，國有企業占據主導。按照金融排斥理論，重資產的國有企業將對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擠占效應在西部地區更為尤甚。普惠金融克服了傳統金融的行業歧視，降低了金融服務獲取的門檻，惠及更多的企業。
事實上，中小微企業通過擺脫金融抑制困局而獲取發展能力，支撐企業進一步發展;⑨顯然，中小微企業的發展能夠賦予經濟發展強大活力。據此提出命題假定3：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滿足了民營企業發展對金融資源的需求，有利于激活民營企業發展的活躍度。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民營經濟活躍度的提高，將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經濟增長的過程，一方面表現為總量的增加，另一方面還表現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結構主義理論一直秉承的觀點是，經濟增長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產業結構的變遷狀態。
金融作為一種社會發展資源，具有很強的流通性，事實上，它在現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為，若金融資源向某些行業集中，將會導致社會經濟資源向該行業聚集。顯見，金融發展通過“需求引致”“供給引導”機制，瑏瑡推動行業技術創新，瑏瑢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短期均衡來看，金融發展確實促進了地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瑏瑣進而引發經濟增長效應。數字普惠金融作為金融發展的深化，按照經典推斷，它應當也具備經濟增長過程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據此提出命題假定4：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具有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并進一步作用于經濟發展。
三、數據說明與實證過程
(一)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被解釋變量為GDP，取自然對數，用于指代經濟增長指標。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index)，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年-2015年)》。根據已有的對經濟增長的文獻研究，本文的控制變量主要是城鎮化率(urban)、經濟開放度(reo)、平均受教育年限(edu)，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2012-2016)和Wind數據庫。同時，本文的理論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為經濟增長的影響路徑主要有3條：收斂城鄉收入、激活民營企業活躍度、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為此，本文引入三個變量，以刻畫這三條影響機制，分別為城鄉收入差距變量(gap)，用城鎮居民年均收入除以農村居民年均收入得到;民營企業活躍度(pri)，用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總人數與各省份人口之比來表示;產業結構優化指數(is)，用二三產業產值除以第一產業產值得到。各變量的描述統計性分析見表1，我們注意到，數字普惠金融指數(index)的標準差為6393，這表明西部各省份之間數字普惠金融的發育程度差別較大。
(二)實證過程
1數字普惠金融的增長效應檢驗采用逐次回歸法，(1)、(2)僅包括核心解釋變量(index)，模型(3)、(4)加入控制變量，并分別采用固定、隨機效應進行估計。豪斯曼檢驗結果顯示，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表2的結果顯示，無論是采用固定效應估計，還是隨機效應估計策略，數字普惠金融指數(index)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始終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據此可以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確實有助于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
四、結論與思考
實證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能通過提高人均收入、激活民營企業促進創新、優化產業結構三條路徑刺激經濟增長，金融“嫌貧愛富”的特征是城鄉收入差距長期存在和制約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國金融普惠程度與經濟社會發展成顯著的正向變動關系，收入水平、創新、城鎮化率與普惠金融都有十分密切的關系。Anand等①通過研究跨過數據表明，普惠金融指數每提高一個百分點，人類發展價值指數就會增加142個百分點，同時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和使用頻率與貧困率呈負相關。普惠金融能在世界范圍內得到空前發展，恰恰是得益于金融與科技的耦合，它向傳統普惠金融發展指明了新方向。
金融的核心功能就是資源配置，金融信用中介只是便利價值運動，而資源配置則是引導價值運動實現最佳路徑。數字金融提升了資金配置效率和能力，滿足客戶的個性化需求。首先要承認，數字普惠金融是金融商業性和政策性的一種補充，不僅激發了金融市場活力，拓擴了金融視閾，并進一步提升了金融附加值，支持實體經濟轉型;以網貸、眾籌為代表的數字化金融有效的引導了民間資本投資于我國鼓勵的領域，盤活民間存量資金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以數字化金融為核心的新金融在推動普惠金融發展的同時，普遍提高了以資源配置為核心的金融主導功能效率。農村金融市場被普遍認為是藍海市場，互聯網為橋梁能有效的將城市集聚的閑散民間資本向農村引導，幫助小微企業、農民和小城鎮低收入人群創業、擴大再生產，以已達到長期提高整體人均收入目的。為此，政府應擴大互聯網基礎設施投入，以拓寬數字金融服務邊界。
特別是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山區較多，傳統金融很難覆蓋;金融監管當局應加大普惠金融對象誠實守信教育，以滿足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發展。文化教育與鄉村治理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在美麗鄉村建設中補齊文化教育短板，針對農村大學生、返鄉農民進行數字普惠金融修養培訓，提高農村人口對普惠金融了解和應用水平。熊彼特將為創新服務的金融稱之為真正的金融，在熊彼特科技+金融的“雙輪驅動”模式下，金融和技術的交互作用，不是簡單的單向影響與被影響關系。
但是，由于增長理論中，技術創新與金融的分離，兩者的互動關系都被忽視了。而金融發展理論只解釋了金融發展與增長之間的關系，沒有對兩者關系進行深入研究，由于增長源自于創新，這個因果關系必然涉及金融與科技的創新關系。我們認為，在工業和金融業分工的基礎上，科技創新與金融的互動機制是長期增長的動力之一。同時，金融創新與科技金融之間有雙向關系，良好的互動形成耦合才能促進增長。卡羅塔·佩雷斯①的理論也引證了該觀點。激活民營經濟的本質就是為了創新，數字普惠金融正是數字技術與金融碰撞之后，使得技術創新與普惠金融發生了耦合。
金融論文范例： 企業金融化的同伴效應與實體部門經營風險
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必然要求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及人工智能技術不斷革新升級，以抵御各種復雜風險;另一方面，技術的創新為解決更廣泛的“長尾”需求帶來了可能，使得數字普惠金融得到發展。這種良性的雙向互動共同持續推動經濟增長。我國西部地區政府應加大招商政策，改變營商環境，以貴州發展大數據產業為樣板模式，通過創新驅動來實現轉型發展;減輕民營企業稅收負擔，激活企業創新動能，發展適應性技術;金融監管當局更加包容的監管理念，為普惠金融培育創新土壤。同時，進一步加強農村地區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普惠金融環境，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離不開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應提升農村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和移動互聯網發展程度，消除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數字鴻溝。
作者：張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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