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隨著區域一體化推進，旅游目的地多為高級別景區組團區或城市群形態，產生聚集效益。以陜西省西安市和山西省太原市為例，從供給和需求兩個角度分析高級景區空間聚集對城市旅游效益的影響機理。結果發現：①陜西高級景區以西安市為中心，呈層級遞減的凝聚
摘要:隨著區域一體化推進，旅游目的地多為高級別景區組團區或城市群形態，產生聚集效益。以陜西省西安市和山西省太原市為例，從供給和需求兩個角度分析高級景區空間聚集對城市旅游效益的影響機理。結果發現：①陜西高級景區以西安市為中心，呈層級遞減的凝聚型分布，山西以“大—運”高速為軸線分布相對均衡。②西安市高級景區聚集度顯著高于太原市，其旅游人次和收入效益為太原市倍。③高級景區聚集可通過驅動產業集群發育，提高城市旅游地位，并加強市際經濟聯系。④利于游客縮小旅游時間比，減少勞動支出，以獲得最大旅游效益。
關鍵詞:空間聚集效益;旅游供需視角;城市首位度;高級景區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將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從速度型向質量型，從規模擴張型向效益提升型轉變[1]。要素稟賦條件、要素配置及其集聚是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長期動力[2]，旅游業作為國家戰略性支柱產業，其區域聚集化發展能夠加速旅游聚集經濟效應的實現，促進旅游業“轉型升級”，成長為地區經濟新增長極。
旅游論文范例： 高質量發展視域下傳統旅游目的地旅游消費轉型升級研究
產業聚集與一定地域擁有的資源相關[3]，旅游景區是旅游資源的代表，高A級景區是旅游景區質量的重要體現，其數量及空間分布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旅游業的空間結構，旅游發展在“提質增效”過程中呈現明顯的區域化特征。然而，高A級景區空間聚集在旅游產業集群內扮演什么角色，其對城市旅游效益有何影響，從供給端的吸引—接待能力和需求側的成本—效益角度進行的分析并不多見，這也成為旅游業聚集經濟研究中亟待探討的問題。
探究高A級景區在產業聚集中的角色分工及產生的聚集效益，對促進城市和區域旅游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1997年，Ellison、Glaeser對美國產業集聚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資源稟賦可以解釋20%左右的產業聚集現象[4]。相關研究表明，旅游產業發展不均衡與高級別旅游景點的空間集中性有關[5]，旅游資源稟賦優勢及豐度大小是旅游產業區域聚集的根本動力[6]。旅游產業集聚化轉型升級先后經歷了基于核心旅游資源的“景區組團區”到“度假游憩綜合體”再到“旅游產業園區”3個階段，明顯受旅游品牌溢出效應的影響[7]。
整體上看，我國3A級以上旅游景區具有典型的“區域分化、板塊集聚”的分布特征，其中5A級景區多集聚在經濟發達地區，4A級景區沿黃河、長江集中分布[8]。而高級別旅游景區及其區域的聚集性是吸引游客和取得旅游業績的基礎[9]，在拉動旅游就業、旅游產業配置等方面效果顯著，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10]，其直接經濟效應明顯，人均GDP轉化力等間接效用有限[11]。
同時，景區凝聚型發展模式能提升旅游區位優勢度，便于景區之間客源互送和共享公共基礎設施，利于旅游者獲得最大效益[12]。另外，較好的旅游資源豐度及集聚水平有助于提升城市旅游綜合競爭力。梳理文獻發現，旅游資源是旅游產業的聚集基礎和內在動力，然而已有研究對高等級旅游景區空間聚集效益的分析多停留在旅游收入和人數指標層面，對其內在作用機理如旅游者市場選擇和空間行為視角探討不足，且較少著眼于中西部資源富集區。
旅游發展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其與高A級景區空間聚集是否有內在聯系?若有，其空間聚集又如何影響旅游效益的實現?聚集經濟理論從供給角度較好解釋了工業聚集效益的產生，但與工業、制造業生產銷售過程不同，旅游活動的異地性和暫時性特征決定了其只能在有旅游資源的地方進行，旅游者也需要到產品所在地消費，故對上述問題的回答離不開旅游者這一需求主體。
鑒于此，本文選取陜西省西安市和山西省太原市作為案例地，從旅游供給和需求兩個維度創新性提出城市旅游空間聚集作用機制，探討經濟地理視角下高A級景區空間聚集對旅游效益的影響路徑，力求為旅游經營者與管理者提供合理規劃建設景區、增強城市旅游競爭力的參考。
1概念模型與理論假設
1.1概念模型
在旅游產業集群發育初級階段，其往往聚集于核心旅游景區周圍或景區所依托的中心城鎮和大城市，形成大型景區或景區組團[7]，相關企業在追求外部經濟性的基礎上，圍繞景區組團和產業價值鏈進一步孕育形成旅游六要素產業群，產生旅游中心城市。其間，良好的外部環境保障并驅動生產要素的“經濟”與“地理”屬性有機結合，從供給和需求兩端共同影響旅游效益，并構建起以高A級景區聚集組團為核心的空間聚集效益作用機制。高A級景區聚集組團有助于酒店、旅行社、交通基礎設施及其他“食住行游購娛”六要素旅游企業獲得集群式發展，是該機制的內核。
具體表現為：首先，交通可達性是影響旅游發展的重要因素，高A級景區空間聚集能加快布局交通網絡，從而改善本地交通區位條件，提高旅客輸送能力和道路承載力。其次，旅游景區集聚可以刺激旅游目的地更好地滿足旅游者的食、住等消費，延長游客滯留時間，在城市經濟地位相對一致的情況下顯著提高賓館、飯店的利用率，如桂林、黃山、三亞等旅游城市星級賓館和飯店的數量就遠高于同規模城市。
再次，旅行社同樣具有空間選擇偏好，根據旅游消費需求范圍的不同，集群內旅行社依托地緣優勢充分享受知識溢出、創新技術聯動等正外部性，有效避免惡性競爭，從而達到良性共生。最后，旅游業的產品生產與旅游者的需求和空間行為相適應，是一個不斷融合升級的過程，因此其他旅游企業如旅游車船公司、商貿娛樂、文化創意和投資公司等，伴隨著旅游上下游企業鏈的延伸，逐漸成為區域產業集群融合式發展的重要力量。
市場和政府是保障區域產業集群良性發展的重要外部支撐力量，前者包括競爭合作環境和客源市場需求，后者指政策制度和城市行政級別差異，二者共同構成過渡圈層。旅游市場中，聚集主體首先需要了解細分市場的旅游需求，才能進行有效分工、合作與競爭，如旅游景區間資源共享、客源互送，旅游景區與酒店等其他企業間的產品組合、價格競爭等，樹立核心品牌以獲得集聚競爭優勢。不同級別城市其成為區域增長極的能力不一，極化和擴散效應也有顯著差異。
我國城市行政級別大致可細分為直轄市、副省級市、一般省會城市、一般地級市、縣級市、縣城和一般建制鎮七級[13]，級別越高的城市往往在人口與經濟規模、政策傾斜力度等方面占據一定優勢，更易吸引周邊地區的資金、人才、技術、土地等資源。旅游總人數和旅游總收入指標既能從供給側衡量旅游經濟效益，也能從需求側反映旅游景區聚集的吸引力大小，在“供”與“需”之間產生循環累積效益，是聚集作用于效益的具體路徑體現。
隨著旅游業的轉型升級和需求外溢，各旅游基礎要素傾向于地理靠攏以更好匹配游客多樣化和體驗感的需求偏好。同時，旅游者的空間行為意向被強化，重游和推薦意愿得到相應提高，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旅游景區聚集，擴大市場規模。供給與需求是旅游產業的兩個基本方面，旅游產業規模的增長或擴展，實際上是旅游產品生產要素供給與旅游者需求及空間行為互相適應的過程，旅游景區通過不同尺度上的空間聚集，一方面促進聚集效益在旅游產業集群和城市集群內產生，另一方面影響旅游者的決策與游覽行為，從“旅游業”和“旅游者”兩端延伸出多條旅游效益作用路徑。
1.2理論假設
聚集經濟理論是解釋經濟活動主體空間聚集現象的原因之一，早期常用于工業研究。Weber在《工業區位論》中較早指出：聚集經濟(EconomyofAgglomeration)是工廠按某種規模自發聚集到同一地點，因此給生產或銷售方面帶來的利益或成本節約[14]。Marshall首次提出“外部經濟”(ExternalEconomies)概念，認為外部經濟“往往能因許多性質相似的小型企業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獲得”，他強調“專門工業集中于特定地方”，并闡述了廠商集聚的3個優勢：投入共享、勞動力市場集中和知識溢出[15]。
這種外部復合經濟效益包括同質企業集中在某一地區共享當地的輔助性生產、基礎設施與服務、勞動力供給與培訓帶來的成本節約，專業企業利用市場活動聯結的外部交易網絡共同完成生產經營活動，節約成本并衍生的產業間乘數效應等。借助該理論能直觀反映景區聚集對城市旅游效益的影響。產業集群的發展與聚集經濟聯系十分緊密。
從20世紀70年代起，世界范圍內掀起了對產業集群的研究熱潮，早期主要關注制造業或工業的布局及其聚集效益，而對于產品具有無形性和不可移動性、縱向聯系較少的服務業則少有涉足[16]。旅游業是一個綜合性服務產業，集群已然成為旅游發展中的重要力量，其要素間聚集特征日益明顯，同樣適用產業集群理論[17,18]。
旅游產業集群是指由要素或關聯企業和機構橫向聚集、縱向鏈接，基于規模經濟和外部性驅動機制，圍繞優勢旅游資源或區位優越的旅游目的地所形成的合作加競爭型空間地域聚集體。不同于工業資源和產品的自由運輸特性，旅游資源是分散且不可移動的，這決定了旅游產品生產和消費過程的同時同地性，且很難將其劃分為單位進行運輸和出售，也決定了旅游各行業必須集中分布來節省旅游者的消費時間，這與制造業有根本區別[19]。
因此，高A級景區聚集產生的聚集效益不僅在景區、旅游住宿業等旅游產業介體間共享，同時也涵蓋旅游者，由于旅游者從居住點到旅游點單程和在旅游點游玩所耗費的時間都是人們在旅游決策時的決定因子，當二者之比小于某個臨界值時人們才會做出到該旅游點旅游的決策。從這一角度看，旅游景區聚集較好地解釋了旅游者空間行為的合理性，即在時間、體力約束下力求獲得最大旅游效益[20]。 根據以上理論，提出本文以下兩點假設：
假設1：從供給角度看，高A級景區組團區是旅游產業集群發育的重要起始形態，可通過集群化發展提高旅游總收入和接待客流總量以提高城市旅游綜合競爭力，包括凸顯城市旅游經濟優勢地位以提高首位度，發揮龍頭帶動作用加強城市間的經濟聯系度，為城市經濟運行與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假設2：從需求角度看，高A級景區集群是以中心城市為依托，滿足旅游者多樣性偏好、高等級偏好和降低單位旅行成本等的復合旅游空間系統，能顯著提高旅游者效益。高A級景區組團區資源豐度更高，有助于建立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使旅游者獲得“快旅慢游”的體驗，無需頻繁移動住處即可游覽更多的高級別景點，降低時間和金錢成本。
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案例地概況
陜西省和山西省依黃河大峽谷東西為鄰，省域面積、下轄地級市和常住人口數量等差別不大，地上和地下文化旅游資源都十分豐富，2019年兩省接待游客總數均超過7億人次。但是，同為省會城市的西安與太原旅游發展卻差異顯著，前者不僅為我國新一線城市，也是全國著名旅游城市，后者則很少進入全國旅游50強[21]。
近年來，西安市深度挖掘漢唐文化，景區聚集度和旅游品牌知名度顯著增強，吸引匯聚了資源、企業和技術等力量;太原市久居國家能源重化工基地，雖然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但是省、市內旅游景分布都較為分散，使得旅游資源與市場間錯位明顯，城市旅游效益提升較緩。因此，選擇西安市和太原市作為資源豐富但旅游效益不同的典型，研究資源聚集對旅游發展的影響，對識別聚集經濟在旅游產業發展中的作用、優化城市內景區及其他產業要素空間配置等具有重要意義。
2.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借助兩類指標探究省、市級尺度高A景區聚集對城市旅游效益的影響。景區空間結構用核密度強度和區位商指數衡量，聚集效益則用首位度、空間經濟聯系度、貢獻度和景區豐度等指標分析。
2.3數據來源
選用的基礎數據包括三部分：①2015年、2019年陜西省和山西省高A級景區數量。來自《陜西年鑒》《山西年鑒》官方統計資料和陜西省文化和旅游廳、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廳官方網站，用于計算景區空間集中度和資源豐度。②2015—2019年兩省各地市旅游總收入和總人數及國內生產總值等。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統計年鑒》《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及國家文旅部發布的《中國文化和旅游統計年鑒》，用于衡量旅游效益。③景區POI數據。來自谷歌地圖API地點檢索接口。
3結果及分析
以西安市和太原市為例，分析高A級景區聚集特征與城市旅游效益空間結構，發現二者具有一致性。進一步根據聚集效益的產生-作用機制及相關假設，從旅游產業和旅游者兩方面討論高A級景區空間聚集特征對旅游效益的具體影響，利用多個指標的量化分析印證影響路徑。
3.1高A級景區空間聚集特征
以2015年、2019年相關數據為基礎，首先借助ArcGIS10.2軟件可視化省域范圍內高A級景區的核密度強度時空分布格局，從而識別出省會城市的聚集優勢;其后聚焦于城市尺度，利用區位商指數進一步比較西安市和太原市景區空間聚集度。研究期間，陜西省關中地區高A級景區呈凝聚型分布，其中西安市從7.66—12.45個/103km2增長到8.19—13.14個/103km2，聚集優勢顯著;以西安-咸陽為凝聚中心，核密度強度由內向外圈層式遞減，但聚集范圍明顯擴展，密度核聯結度較強，其中渭南市東北部韓城市紅色和古建筑旅游資源等較為豐富，出現高峰波動。相較于關中及西安市“圓形面狀”的景區聚集結構，山西省高A級景區核密度空間格局變化較小，且呈“多核式”分布，聚集形態不佳。
2015年分布最為密集的區域為太原市中心和晉中西南部，達到4.66—8.09個/103km2，呈狹長型條狀，且低于西安—咸陽中心圈層景區密度;晉北大同市和晉南運城市出現核密度次高區;“密度核心”多位于地級市駐地周圍，自北向南分布于省中部、晉東南與河南省臨界處，這與山西省“兩山夾一川”的自然地勢有關。
從陜西、山西兩省省核密度強度空間分布來看，西安市和太原市高A級景區聚集度始終維持在較高水平，且圍繞省會城市組建了良好的旅游景區群，但群內景區數量和空間集聚程度存在顯著差異，根據區位商公式計算2015年、2019年兩市高A級景區聚集程度，分別進行縱向和橫向觀察。
研究期間，西安市區位商指數一直大于1，說明高A級景區聚集度高于全省平均集聚水平，同時伴有小幅增長;太原市區位商指數始終低于1，2019年較2015年下降了0.2754，變動幅度大且下降趨勢明顯，說明太原市高A級景區聚集優勢一直不顯著，且相較全省有所減弱，山西省高A級景區空間分布均衡的格局較穩定。
以2019年為例橫向比較兩市發現，西安市5A級旅游景區多達4家，豐度是太原市3倍多，區位商指數則接近2倍，表明其高A級景區規模、品質及聚集密度均優于太原市。因此，隨著景區距離的接近即密度的增大，區域更易形成集聚式吸引力，產生“1+1>2”的聚集發展效益。
3.2城市旅游效益空間差異
旅游總收入和游客總人數是衡量旅游經濟效益的普遍指標，通過對省域和城市景區空間結構的分析發現，陜西省和山西省高A級景區數量差別不大，但西安市高A級景區聚集性較好，形成了多個旅游板塊如曲江景區群、臨潼板塊等，豐度和聚集度上的差異顯著影響了城市旅游效益。旅游總人數和旅游總收入的省級規模相似，但市級尺度上西安“人氣”遠高于太原，且近年來有逐漸拉大的趨勢，到2019年，西安游客總量已逾太原3倍之多。與客流數據趨勢一致，2015—2019年西安旅游總收入一直高于太原，且競爭優勢愈加凸顯。
另外，以2019年國慶黃金周為例，太原市接待游客1036.29萬人次，旅游總收入84.9億元，旅游收入506.89萬元;西安市共接待游客1736.74萬人次，收入151.87億元，其中曲江新區旅游接待人數約617.34萬人次，旗下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大雁塔文化休閑景區、大唐芙蓉園等核心景區共接待約267.63萬人次，表明在有限時間內，人們傾向選擇游覽效益更高的區域型目的地，景區聚集能有效帶動假日旅游經濟。
交通網絡密集加強旅游空間聯系性。旅游景區聚集組團的建立不僅可以分攤道路建設和維修成本，加快織就交通網絡，還能促進產品多樣化，產生客源互送、提高地區間經濟聯系緊密度等聚集效益。航空和鐵路是遠距離游客進出旅游地的重要途徑，據《2018中國35城市交通友好指數榜》[27]顯示，西安市的鐵路(70.94)、航空友好指數(69.03)均優于太原市，2015—2019年間，西安市鐵路和航空客運量約為太原市的2—3倍，表明其交通樞紐性更強，這使兩省不僅旅游經濟聯系總量相差懸殊，省會城市與鄰市旅游經濟聯系度差別也較大。
2019年，陜西省各地市經濟聯系總量最大值高達22804.41，體量超過山西省4倍多，其中西安市與關中地區城市的旅游經濟聯系度普遍偏高，與咸陽聯系最為緊密，達16326.42，這與“西咸一體化”省級戰略的實施密不可分;太原市與晉中市聯系度最高，但R太-晉遠小于R西-咸，為4175.24，且與周邊忻州、陽泉等城市的經濟聯系度都偏低。可以看出，交通基礎設施密度顯著影響城市間經濟關聯和溢出效應。
旅游景區空間聚集促進城市經濟發展。旅游產業集群經濟效應的實質在于提高地區經濟地位和增強競爭優勢，分析產業集群還應看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和貢獻率[26]。旅游景區作為一種市場主體，其聚集經濟效應與產業集群一致[28]，因此探究高A級景區空間聚集經濟效益需要關注旅游對城市經濟發展的效用。
2015—2019年，兩市旅游總收入對城市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均呈上升趨勢，不同的是5年間西安市增長速度較快，從18.1%上升至33.75%，太原市則從22.07%上升至28.97%，增幅較小。原因在于，西安市依靠豐裕的旅游資源和聚集優勢顯著提高了旅游基礎設施的接待能力及利用率，省、市內星級飯店數量豐富，便于旅游產業與經濟增長的協同發展;而山西省離散型的旅游資源本底環境不利于彰顯城市在旅游發展中的“龍頭”帶動作用，加之太原市景區數量和聚集程度亞于晉中市，其在提高旅游規模和培育區域增長極上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4結論
在旅游強省市建設中，高A級景區聚集是旅游產業集群形成的基礎和動力，顯著影響城市旅游效益。本文以陜西省西安市和山西省太原市為案例地，利用核密度強度和經濟聯系度等多種方法，在探究高A級景區空間聚集特征的同時，從供需兩個角度分析其旅游聚集效益，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①陜西省和山西省旅游資源豐富，但高A級景區空間分布差異較大。陜西省形成以西安市為中心的關中聚集區，呈“圓面”狀;山西省旅游景區以“大—運”高速為軸線分布相對均衡，僅太原城市群有較高密度，且呈“多核”式。從中心城市看，西安市高A級景區聚集度優于太原市，西安市市區內擁有4個5A級景區，且在2—3h車程圈內有8個5A級景區;太原市無5A級景區，與晉中市聯合包含2個5A級景區。
②用游客總數和旅游收入表示旅游效益，省、市兩個尺度差異明顯。從省級業績比較來看，陜西和山西相差不大，但中心城市西安與太原相較，無論是旅游知名度和吸引力，還是接待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均相差3倍，其源于高A景區數量及空間聚集性差異。
③從供給側角度看，高A級景區空間聚集通過帶動星級酒店、交通道路等基礎服務設施建設，積極孕育旅游產業集群，擴大并提升了地區消費規模和城市旅游效益。如，進一步凸顯了西安的省內旅游首位度，增強了與周邊城市的旅游經濟聯系，提高了城市經濟綜合競爭力。④從需求側角度看，高A級景區空間聚集通過提高群體內部個體邊際收益，從而提升了游客游覽效率。在滿足游客最大效益原則的規律下，縮小了旅游時間比，減少了勞動支出，并提高了地區品牌認知度。即，花費更短的交通時間，在實現暫住地最低限度移動的同時游覽更多高級別旅游景區。
參考文獻:
[1]宋瑞.“十四五”時期我國旅游業的發展環境與核心命題[J].旅游學刊,2020,35(6):13.
[2]郝大江張榮要素稟賦、集聚效應與經濟增長動力轉換[J].經濟學家,2018,(1):4149.
[3]王玉海劉學敏區域經濟集聚的資源視角分析[J].經濟地理,2009,29(4):560566.
[4]EllisonG,GlaeserEL.TheGeographicConcentrationofIndustry:DoesNaturalAdvantageExplainAgglomeration?[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9,89(2):311316.
[5]馬麗君孫根年江蘇省國際國內旅游的空間聚集性及成因分析[J].商業研究,2009,(2):170174.
作者：王宏，孫根年，馮慶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jjlw/2812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