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大水面漁業具有重要地位，其面積、產量分別占全國淡水漁業的46%、15.42%。基于實地調研與文獻檢索，研究發現：大水面漁業具有多功能性，是漁業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有效途徑，可分為三產融合型、水域牧場型、環保網箱型、水庫水質保護型、湖泊生態修復型5
摘要：大水面漁業具有重要地位，其面積、產量分別占全國淡水漁業的46%、15.42%。基于實地調研與文獻檢索，研究發現：大水面漁業具有多功能性，是漁業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有效途徑，可分為三產融合型、水域牧場型、環保網箱型、水庫水質保護型、湖泊生態修復型5類。受近年環保風暴的影響，河溝、水庫、湖泊養殖面積、產量下降達11%～34%，同時面臨社會認知偏見、局部短期經濟行為、融合發展層級低等困境。提出堅持生態優先以符合生態強稀缺發展階段、加大宣傳力度以改變社會偏見、完善激勵相容機制以誘致大水面漁業的生態化集體行動、內外兼修以延長漁業產業鏈等四方面對策建議。研究可為大水面生態漁業恢復及有序發展提供參考。
關鍵詞：大水面;生態漁業;淡水漁業;健康養殖;漁業現代化
大水面漁業概念最早提出于1979年[1]，廣義上指利用內陸湖泊、水庫、河溝水域發展的增養殖，狹義在此基礎上限定了5000畝(1畝=1/15公頃)及以上的水域范圍[2]。相應的，大水面生態漁業的概念和內涵可概括為：以生態環保為基礎的(5000畝及以上)河湖水庫增養殖漁業，關鍵特征是“生態”。其判斷標準不在于是否存在“三網”、投喂，而是漁業促進水域改善甚至無負面影響，即以“生態環境”的內在標準而非“是否投喂、有無‘三網’”的外在標準判斷。因為，理論和實踐均證明，通過養殖容量評估、科學投放、合理管控、生態技術、立體混養等，即使是“網箱”式的大水面生態漁業也可以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漁業方向評職知識：海洋與漁業雜志發表學術論文嗎
2018年9月，習近平同志到查干湖視察，做出了“查干湖保護生態和發展旅游相得益彰，要堅持走下去”的重要指示。然而，現實發展中全國大水面生態漁業面臨著環保風暴及“一刀切”、個別區域或主體短期經濟行為等問題。研究首先分析發展大水面生態漁業意義、資源基礎、規模和典型模式;其次，結合案例調研實際，剖析大水面生態漁業面臨的問題及原因;最后，結合典型經驗，提出推進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的對策建議，以期為決策提供參考。
1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現狀
1.1大水面生態漁業的多功能性理論和實踐均表明，大水面生態漁業具有明顯的多功能性，特別是生態、經濟、社會功能。
1.1.1生態效應魚是水生生物及水域生態環境的重要部分，“魚翔淺底”是良好資源和優美水域的重要標志。理論和實踐證明，草食性或濾食性魚類、藻類、貝類具有凈水、抑藻、固碳等功能[3]。對比實驗發現，每千克濾食性鮮魚可消耗約氮25克、磷2克，從而有效抑制水體出現富營養化[4]。大水面生態漁業的突出特征是“生態”，通過科學合理調控，可以有效促進水域生態環境修復與資源保護[5]，是新時代滿足居民對優美水域、生活休閑需求的有效途徑。
1.1.2經濟效應大水面漁業是水產和農業的重要板塊，大水面漁業資源多分布貧困區域[6-7]。在鄉村振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大背景下，發展大水面生態漁業是區域踐行“兩山”理論的重要手段，是區域將“綠水青山”優勢合理保護兼轉化為“金山銀山”、帶動產業可持續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助推脫貧攻堅和精準扶貧的有效手段，例如，查干湖通過發展大水面，帶動多個鄉鎮的村民實現脫貧致富，正所謂“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
1.1.3社會效應作為生態與經濟的融合產業，大水面生態漁業通過巡護員、經營管理、科學捕撈人員等就地創造可觀的就業崗位，吸納本區域勞動力就業[8]。如新疆天蘊有機農業有限公司以生態網箱模式為主，帶動當地100余人就業。同時，大水面生態漁業產品品質更好，是優質蛋白供給的重要來源，可助力健康中國戰略。
1.2大水面生態漁業資源稟賦豐富無論是從水域面積，還是從產出體量大小，水庫、湖泊都是我國大水面漁業的主體，河溝相對較小。我國大水面漁業資源豐富，分布較廣，相對集中的區域為中東部平原、東北平原和青藏高原。目前，全國有面積5000畝以上的大型天然宜漁水體約1500個，其中水庫1047個，湖泊421個，總面積占到了目前全國淡水養殖面積的9.32%。
1.3大水面生態漁業地位重要
大水面漁業是我國主要的水產品生產方式之一，“十三五”之前一直呈擴張態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水面漁業面積、產量均呈整體增長趨勢，但2016年以來，受到環保風暴影響，面積與產量趨于下降，分別為9.53%、14.23%。大水面漁業在我國淡水漁業中的地位非常重要。1978年，大水面漁業面積和產量分別占我國淡水養殖面積、產量的74.23%、35.69%;2018年分別為46%、15.42%。作為大水面漁業的水域主體，湖泊、水庫、河溝等增養殖面積和產量也均呈現長期擴張、近年下降的特征。2018年，我國湖泊、水庫、河溝的增養殖面積分別為74.62萬公頃、144.17萬公頃、17.94萬公頃，相應的水產品產量為97.80萬噸、294.92萬噸、63.79萬噸，相對于2016年各指標均下降11%～34%的幅度。
1.4現實典型發展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大水面漁業多以集體漁場形式采取統一集中經營，為短缺階段增加水產品供給做出了巨大貢獻。漁業家庭聯產承包制以來，大水面漁業經過改革確立了有效的分配機制，形成了多元化的經營主體和豐富的經營模式。參考李萬寶[7]、劉其根等[9]的研究結果，目前我國大水面漁業經營模式大致可以分為5類：三產融合發展型、水域牧場型、環保網箱型、水庫水質保護型、湖泊生態修復型，各模式典型案例見表3。考慮到水質保護型、生態修復型的目標為環境保護，其屬性側重于水域生態和資源保護及修復的手段，為了找準與破解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面臨的問題，研究聚焦于三產融合發展型、水域牧場型、環保網箱型的案例分析。
2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的困境
大水面生態漁業具有顯著的生態、經濟、社會等多功能效應，是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是漁業供給側結構性的有效抓手，有利于化解新時代漁業發展不充分與居民對于優美水域和優質水產品需求增長的主要矛盾。然而，當前我國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面臨著內、外部的問題，其中外部問題包括環保風暴、認知偏見;內部問題集中體現在個別區域或經營主體短期經濟行為、產業融合不深等。
2.1環保風暴擠壓發展空間
環保督查作為綠色發展的監督檢查和負向激勵機制，對政府、經營主體糾正行為偏差、堅持生態優先具有保障作用。然而，由于過度追求潛在風險成本最小化，地方政府在生態保護特別是面臨環保督查時存在過度反應，導致嚴重的不科學、不合理、不實事求是的問題。具體到大水面漁業，集中體現在“一刀切”方式拆除“三網”和“防逃”“截污網”設施，而非以生產活動前后水域質量、水生生物是否有改善為準則，缺乏合理評估、科學依據，違反了大水面生態漁業的多功能性事實，這直接導致了大水面漁業規模大幅縮減，經營主體正常生產秩序被打亂兩個次生問題。
2.1.1直接減少了大水面漁業規模主要受環保督查“一刀切”影響，一些具有明顯生態、經濟和社會效應的大水面漁業被拆除。2018年我國大水面漁業(水庫、湖泊、河溝)水面、產量同比分別減少了9.53%、14.23%。從大水面養殖方式來看，下降更加明顯。2016—2019年，淡水的圍欄和網箱減少幅度達94%、83%，這意味著淡水圍欄、網箱基本上都被拆除了，已所剩無幾。江蘇、江西、廣西、海南、廣東、福建、湖北等省份也均實施了拆圍、拆網，其中作為我國大水面漁業的重要省份——湖南省大水面漁業面積減少了60%以上。
在湖南大湖水殖、重慶三峽漁業等經營主體的調研發現，環保風暴均不同程度地直接減少了水域面積，其中三峽漁業兩個水域牧場被迫退出面積共計1.1萬畝，占公司水域面積的15%，直接壓縮了公司產業規模。養殖水域面積減少給產業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正在顯現，如2021年以來以淡水魚主導的水產品價格上漲，與養殖水域面積減少、養殖戶退出有直接關系，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居民正常消費，加劇了水產品價格波動風險。水產品價格上漲也成為秩序被打亂兩個次生問題。
2.1.1直接減少了大水面漁業規模主要受環保督查“一刀切”影響，一些具有明顯生態、經濟和社會效應的大水面漁業被拆除。2018年我國大水面漁業(水庫、湖泊、河溝)水面、產量同比分別減少了9.53%、14.23%。從大水面養殖方式來看，下降更加明顯。2016—2019年，淡水的圍欄和網箱減少幅度達94%、83%，這意味著淡水圍欄、網箱基本上都被拆除了，已所剩無幾。江蘇、江西、廣西、海南、廣東、福建、湖北等省份也均實施了拆圍、拆網，其中作為我國大水面漁業的重要省份——湖南省大水面漁業面積減少了60%以上。在湖南大湖水殖、重慶三峽漁業等經營主體的調研發現，環保風暴均不同程度地直接減少了水域面積，其中三峽漁業兩個水域牧場被迫退出面積共計1.1萬畝，占公司水域面積的15%，直接壓縮了公司產業規模。養殖水域面積減少給產業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正在顯現，如2021年以來以淡水魚主導的水產品價格上漲，與養殖水域面積減少、養殖戶退出有直接關系，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居民正常消費，加劇了水產品價格波動風險。
2.1水產品價格上漲也成為
2.1.2影響了大水面經營主體的正常生產與運轉環保督查煩瑣，導致大水面生態漁業經營主體投入較多“人、財、物”應對，分散了正常業務開展。雖然環保風暴對新疆天蘊公司未造成水面減少等實質性問題，其主要得益于公司對水質的實時監測與共享以及相關材料齊備，但在一段時間內較大分散了公司的力量，干擾了公司集中力量“上市”的路線，增加了大水面生態漁業經營主體的運營成本。
2.2大水面生態漁業的公眾認知“偏見”公眾甚至環保部門及科研人員等對漁業和“網箱、圍網、攔網”存在嚴重的偏見，認為只要存在“三網”與投餌、甚至定量投苗和“三不投”等也一定會污染水體。但是，這種認識完全忽視了科學評估、合理投苗、生態調控、技術創新等可以實現生態優先下較好的生態與經濟效益。
2.2.1對漁業生態功能的偏見查干湖、三峽漁業等因地制宜選擇魚類品種(如鰱魚、鳙魚)，科學評估容量和控制魚苗投放量與產出(年產鮮魚5～15千克/畝)，實施“三不投”(不投餌、不投肥、不投苗)、人放天養和“有序輪捕”，合理混養(適量投放鯽魚、草魚等)，取得了三產融合、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漁民增收、生態有效保護等效應。但在現實中，仍有不少利益主體忽視魚是水域環境的重要部分和作為水生生物的生態功能，更不承認濾食性、草食性魚類的凈水、抑藻類、固碳等效應，而堅持放養魚類就必然增加水體污染的偏見。
2.2.2以“三網”等外在標準判定污染的偏見新疆天蘊生態網箱的大水面生態漁業實踐證明，即使是網箱式、投餌模式，通過系統思維與措施也可以實現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并且取得顯著的外部效應(精準扶貧脫貧600余戶、300余個就業崗位等)。
此外，甘肅劉家峽、青海龍羊峽、浙江千島湖、湖南大湖水殖、四川白龍湖、湖北梁子湖等的實踐也均表明，生態“三網”不僅不會給環境帶來負擔，而且可以實現多重效應。然而，“三網”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環保督查的“一刀切”影響，其主要原因是公眾甚至是環保專業人士的錯誤觀點——只要是“三網”，就需要投喂和必然污染水域環境。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的社會認知不足和氛圍需要大幅改進，擴大宣傳、提高認知，對于大水面生態漁業而言仍任重道遠。
2.3局部追求短期經濟效益的個體行為諸多大水面生態漁業區域與經營主體通過科學評估、合理投放、實時監測與調控等，實現了生態與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但毋庸置疑的是，大水面生態漁業產業也存在個別主體或區域單純追求產量、忽視生態的短期行為，給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2.3.1直接減少大水面生態漁業適宜資源短期行為增加了當地水域生態環境負擔，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直接降低了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的基礎資源。例如，太湖區域的高密度圍網養殖，高強度的投餌、投肥、投藥和調控不足，是太湖藍藻暴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2018年太湖蘇州行政區已基本拆除4.5萬畝水域的圍網，2019年6月全面完成拆除[10]。
2.3.2造成水域環境污染與嚴重負面輿論壓力短期行為引致當地政府、非政府組織、社區、居民等利益相關者的不滿，同時增加了對大水面漁業的偏見。大水面漁業的短期行為是個別的、發展的反面典型，形成“以點帶面”的負面沖擊，嚴重降低了社會公眾對大水面生態漁業的整體信任度，破壞了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的良好氛圍。
例如湖南D湖(12.4萬畝水域)，經過國營漁場(1999年以前)之后，實行分塊承包(2000—2008年) 和股份制私營(2009—2018年)，由于監督不力、個體理性局限，經營主體大量投餌施肥，采捕底棲貝類等水生動物，實施掠奪式經營(2011年采取精養、半精養)，D湖漁業呈現整體無限擴大投入和產能，水草資源逐漸枯竭，生物多樣性嚴重弱化和水質迅速惡化，至2015年，D湖水質變為劣Ⅴ類，總磷超標0.4倍，總氮超標4.28倍。
究其原因是，在外部約束(違規監督與懲罰)非有效情景下，承包主體追求個體經濟效益，忽略生態承載的短視行為，其基本邏輯可以解釋為“個體理性而集體非理性”或“公地悲劇”。近年，D湖生態環境問題成為中央環保重點督查案例。2018年，為了破解生態環境惡化的問題，當地政府收回了D湖的承包經營權，禁止一切漁業生產活動以集中開展污染治理和生態修復。所以，無論是從生態環境還是社會氛圍來看，大水面生態漁業存在的個別經營主體或局部地區的短期經濟行為均不具有可行性和持續性。
2.4產業融合程度較低
2.4.1產銷融合成本高
相對于普通水產品，大水面生態漁業的水產品更加優質，多為綠色或有機食品，其生產成本較高，一般存在產地與市場空間錯位的難題，加上現有水產品保鮮、加工和冷鏈、鮮活物流運輸技術有待提升[11]，目前其水產品運輸成本較高，明顯約束了大水面漁業經營主體的盈利能力。
調研發現，以上海等沿海城市為主要市場的虹鱒魚、鰱魚、鳙魚和鱘魚為例，其由產地新疆運輸至市場的流通成本(主要包括油耗、人工、冰或水費、氧費、損耗)約占總成本的50%，嚴重降低了大水面生態漁業經營主體的利潤率。此外，由于水產品加工企業一般通過漁民或基地購買原料，水產品購銷具有非閉環特性，難以取得進項稅證明，使得價格傳導，目前的“減費降稅”(主要為“營改增”)改革造成水產品加工增值稅進項稅無法抵扣，結果是不僅未降低水產品生產企業稅負，反而較改革前稅費增加約4個百分點。
2.4.2產業融合層次低
全國范圍的調研表明，除吉林查干湖、浙江千島湖等形成了效應良好的大水面生態漁業三產融合外，約90%以上的大水面生態漁業經營主體的業務集中于一產(增養殖)環節，即使個別企業擁有加工、流通等業務，大多也僅是產業鏈的簡單延伸(如新疆天蘊的虹鱒魚生態養殖及后期的分割、冷凍、品牌打造、銷售、美食體驗店等)，在具有高附加值的餐飲、體驗、休閑、觀光、游憩與文化等業態方面挖掘不足。自20世紀80年代提出大水面漁業概念以來，大水面漁業與休閑漁業、三產融合典型發展較慢，據調研推測大水面生態漁業為主的休閑漁業近10年年均增長率在10%左右，遠低于全國旅游業甚至是休閑漁業同期蓬勃發展的勢頭。2008—2018年，我國旅游、休閑漁業的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22%、19%)，在三產深度融合發展方面差距更大。
3對策建議
大水面生態漁業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同時發展面臨著內外部的問題。新時代應充分發揮大水面生態漁業的多功能效應，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對助推漁業高質量發展、產業扶貧和精準扶貧、鄉村振興戰略等具有重大意義。針對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面臨的問題，借鑒典型個案的經驗做法，提出4方面對策建議。
3.1堅持生態優先，降低環保風暴負面影響
大水面生態漁業利益相關主體，特別是主管部門、經營主體應堅持生態優先原則，促進大水面生態漁業切實遵循綠色、健康發展方向，提升抵御環保風暴的能力。
3.1.1聯合多部門科學合理劃定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區域加強頂層設計，聯合資源、環保、林草、水利等部門出臺大水面生態漁業的結合區域空間國土規劃和大水面漁業發展事實，推動漁業與環保、資源等部門的職責協作，科學評估大水面增養殖類型及其容量，因地制宜、分類施策，重點以生態內涵而非以是否在保護區、禁捕區、有無攔網等作為進行環保督查處置的核心標準，減少忽視“漁業凈水、抑藻類、固碳”的非科學拆圍、拆網行為。
3.1.2經營主體應嚴格遵循生態漁業標準與規范
苗種環節，因地制宜選擇品種，重點選擇濾食性、草食性魚類和貝類等水產品種。增養殖環節，應科學評估增養殖容量，嚴格控制投苗，優先選擇“人放天養”模式，嚴禁過度投苗與投喂飼料、違禁藥品。捕撈環節，應采取輪捕輪放、抓大留小與保護水生野生動物的方式，實現大水面漁業資源永續利用。加工與營銷環節，積極開展水產品副產物綜合利用，注重打造與獲取“生態”溢價。此外，注重生態保護與污染治理，提升精準、智能管理水平，配備水質監測設備，加強與漁業、環保、水利、濕地等相關部門的數據共享、分析及應用。
3.1.3加強大水面生態漁業技術支撐作用
加大綠色、生態養殖關鍵技術與基礎技術研究，包括生態養殖容量評估方法、水域生態保護技術、污染治理關鍵技術、智慧與精準管控系統、加工與物流成本降低技術等，為大水面漁業發展提供重要動力與重要保障。
3.3創新體制機制，促進維護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的集體行動
大水面生態漁業的關鍵是生態，需要達成維護大水面漁業踐行“生態”的集體行動，從而實現大水面生態漁業(經營集團)的利益。按照奧爾森[12]的分類，這是一個相容性的利益集團，其關鍵是構建“做蛋糕”的體制機制，可從差異化的激勵機制、集團數量兩個維度著手。
3.3.1對大水面生態漁業經營主體的生產行為實施選擇性激勵
加大大水面生態漁業的水域、產品監督檢查，構建綜合指標體系，實施定期評估考核機制，對不同生產活動類型進行選擇性激勵。
(1)正向激勵。對嚴格遵循生態漁業標準生產活動的主體給予合理的獎補，即獎勵“做蛋糕”的行為主體以吸引和促進此類主體數量增加。
(2)負向激勵。對破壞規則的行為主體進行適度懲罰，如通報、罰款、追究法律責任等，即通過增加違規的機會成本減少負面影響的行為。調研發現追求短期經濟效益的單個主體數量較少但負面影響嚴重，防止此類主體的搭便車行為——忽視生態生產而貼“生態”標簽以獲得溢價顯得必要與重要。此外，可以倡導經營主體按照營業收入份額通過自愿出資，成立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基金，形成“懲劣獎優、以后償先”的機制，促使個體行為與集體目標一致。
3.4優化支持政策與打造內在動力，促進三產融合發展
針對大水面生態漁業三產融合發展成本高、價值鏈單一的問題，應從外部環境優化、內部深度融合促進大水面生態漁業價值鏈的延伸與提升。
3.4.1優化外部環境，增加大水面生態漁業政策支持
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有利于水域生態修復、水生生物和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應構建和完善大水面生態漁業發展的一攬子支持政策體系。首先，加大水產品物流體建設，降低流通成本，提升專業化分工與產業效率。增強水產品流通綠色通道建設，提升水產品冷鏈保鮮技術，降低長距離運輸損耗及成本。
其次，充分發揮先進經驗與技術的外溢效應，積極推進示范基地創建與推廣。開展大水面生態漁業綠色發展、三產融合發展先進模式試點，積極推進(如查干湖、千島湖等)典型經驗總結與示范推廣[14]。最后，以構建有效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為契機，針對大水面漁業的生態正外部性，開展財稅與金融支持政策。具體可將大水面生態漁業的生產(增養殖、捕撈、加工、休閑等)活動納入大農業支持政策系統，給予三產融合的大水面漁業項目、信貸、資金等重點傾斜，試點與推進水產品加工進項稅增值稅抵扣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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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子飛1,2,3，李飛2，夏佳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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