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沖突給我國金融業的一些啟示

　　摘 要：俄烏沖突以來，美歐對俄羅斯動用了包括 SWIFT 等一系列金融制裁，給俄羅斯和全球經濟都造成了相當的影響。我國金融業面對俄羅斯受到的制裁，應當未雨綢繆。首先，我國要在跨境支付領域不受制于人，一方面要在鞏固 CIPS 現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參與者的覆蓋面，另一方面要利用數字貨幣等工具打造去中心化的跨境支付手段。其次，我國要進一步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話語權，通過加強資本市場建設，特別是碳市場建設，努力促成人民幣成為碳排放的定價貨幣。再次，我國要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金融業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方向，特別是要解決小微企業融資困境。最后，著力擴大內需不容忽視養老需要，我國要大力發展養老金三支柱體系，積極探索第三支柱與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間的互相促進。

　　關鍵詞：俄烏沖突;SWIFT;跨境支付;數字貨幣;碳市場;雙循環;小微企業融資;養老金;第三支柱

　　自今年 2 月俄羅斯在烏克蘭開展特別軍事行動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大幅升級針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甚至不惜投下了“金融核彈”——宣布將俄羅斯部分 銀 行 排 除 在 環 球 同 業 銀 行 金 融 電 信 協 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Telecommunications，SWIFT) 系統之外。這輪制裁致使俄羅斯出口受到沖擊，拖累了俄羅斯經濟，加劇了盧布匯率的貶值壓力和俄羅斯主權債務的違約風險，進而導致全球能源價格上行和股票市場波動。俄烏沖突也給我國金融業上了一課，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啟示。

　　一、SWIFT 簡介

　　SWIFT 是一家國際銀行間非盈利性的國際合作組織，于 1973 年 5 月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成立，初始成員是來自 15 個國家的 239 家銀行。SWIFT 是全球金融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報文體系已成為國際間金融信息數據交換的標準語言，目前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美國紐約和中國香港分別設立信息交換中心以覆蓋歐洲中東非洲地區、美洲地區和亞太地區三大區域，共計覆蓋了全球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 1000 多家金融機構。2021 年 SWIFT 總計處理的金融信息數量高達 106 億條，日均處理報文超過 4200 萬條，劃撥資金以萬億美元計算。

　　截至 2022 年 1 月，SWIFT 系統中美元、歐元、英鎊、人民幣的支付業務占據前四，市場份額占比分別為 39.92%、36.56%、6.3% 和 3.2%a，雖然仍以美元和歐元為主導，但人民幣占比有所上升。SWIFT 本身并不是清算機構，不管理客戶的賬戶和資金，跨境資金的清算由各個幣種的清算機構完成，如處理美元跨境清算的 CHIPS(紐約清算所銀行間支付系統)和歐元跨境清算的 TARGET2(泛歐實時全額自動清算系統)。

　　然而由于信息傳輸是進行清算的前提，SWIFT 成為國際支付清算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盡管 SWIFT 反復聲明其獨立性，但卻難以真正獨立決策。SWIFT 作為設立在比利時的公用事業組織，受到比利時和歐盟的雙重監管。并且自“9•11”事件后，美國以反恐為名逐步加強了對 SWIFT 的管控，并于 2011 年正式開始對 SWIFT 系統的數據實行監控。自此以來，由于受到美國的施壓，SWIFT 先后大面積終止了與伊朗和朝鮮的金融通信服務。美國曾經兩次脅迫 SWIFT 切斷與伊朗的通信聯系。

　　2008 年，美國以核擴散為借口對伊朗發起金融制裁，禁止伊朗的金融機構使用 CHIPS 開展美元交易結算，直接切斷伊朗使用美元參與支付清算，迫使伊朗與美元脫鉤。美國在 2012 年進一步推動歐盟通過了第 267/2012 號法案，該法案禁止 SWIFT 等專業金融信息服務提供商向受到歐盟制裁的伊朗銀行提供服務。 SWIFT 因此切斷了 30 家伊朗銀行的跨境金融通信渠道，使得伊朗被迫成為“金融孤島”， 嚴重打擊伊朗的石油出口貿易，進而引發伊朗匯率暴跌。

　　美國通過 SWIFT 對伊朗進行的金融制裁普遍被認為是將伊朗重新拉回伊核協議談判的重要工具，最終伊核協議在 2015 年重新達成，伊朗金融機構才得以在 2016 年 1 月重新接入SWIFT。2018 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了伊核協議，并要求 SWIFT 切斷與 SDN 名單中的伊朗銀行間的聯系。美國單方面的制裁行為并未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和歐盟的支持，但由于美元在 SWIFT 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SWIFT 接受了美國政府的要求，重新切斷了與被納入 SDN 名單中的伊朗金融機構間的聯系。美國對朝鮮的 SWIFT 制裁則更為徹底。2017 年，美國以朝鮮核問題為理由，利用SWIFT 網絡對朝鮮實施金融制裁。朝鮮的國家代碼被從 SWIFT 系統中刪除，相當于在世界的金融通信體系下已經不存在這個國家了。

　　二、推動央行為核心的跨境支付系統建設

　　面對 SWIFT 在金融信息傳輸領域的壟斷，以及美歐時不時地以此為要挾，世界各國的跨境金融安全籠罩在 SWIFT 的陰影之下。因此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系統建設成為擺在各國央行面前的重大課題。本次沖突的主角俄羅斯在面對 SWIFT 的威脅時就不是坐以待斃的。自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開始，美國多次威脅將俄羅斯金融機構踢出 SWIFT 系統，俄羅斯便自此開始構建金融信息傳輸系統(SPFS)，以作為 SWIFT 的替代方案。根據俄羅斯央行公布的數據，參與 SPFS 系統的金融機構超過 400 家，包括了至少 331 家境內銀行，還有來自白俄羅斯、亞美尼亞等地的 23 家外資機構。

　　2020 年，SPFS 的流量翻了一番，月均消息傳輸量達到200 萬條，國內轉賬的 20% 以上通過 SPFS 完成。a 但目前看來，SPFS 的參與機構仍是以俄羅斯的銀行為主，而在俄羅斯經營的一些主要外資銀行，如聯合信貸銀行和德意志銀行等都沒有加入，這就導致其在替代 SWIFT 方面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出于人民幣國際化的考量，同時為了減少人民幣跨境清算對 SWIFT 的依賴，我國央行也適時推出了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CIPS 系統是由中國人民銀行組織開發的獨立支付系統，為境內外金融機構人民幣跨境和離岸業務提供資金清算與結算服務。該系統始建于 2012 年 4 月，分別于 2015 年 10 月 8日和 2018 年 5 月 2 日完成了一期和二期的正式投產，目前已全面支持凈額結算模式，并為“債券通”結算業務提供了現券買賣、發行承銷、債券回購等業務支持。

　　CIPS 系統類似于美國的 CHIPS 系統，為本幣提供跨境資金清算。清算方式采用代理清算模式，即一部分通過審核的機構可以直接參與 CIPS 的清算，而其他機構則需要通過 CIPS 的直接參與者進行間接的代理清算。雖然 CIPS 是清算系統，但是 CIPS 與我國境內的大額支付系統等類似，將報文系統的信息流與清算系統的資金流同時納入處理。對于 CIPS 的直接參與者，可以通過專線也可以其他方式(SWIFT)接入 CIPS，也就是說選擇專線接入方式的直接參與者無須再通過 SWIFT 系統就可以完成跨境人民幣的清算與結算。不過對于間接參與者，仍需要通過 SWIFT 來建立與直接參與者的聯系，進而完成CIPS 的清算與結算。截至 2022 年 2 月末，CIPS 系統共有全球 104 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與者 1288 家，其中直接參與者 76 家，間接參與者 1212 家。

　　CIPS 的境內直接參與者包括了我國的主要銀行和金融基礎設施(中債登、上清所、中證登、銀聯、網聯、香港金管局等)，以及一部分外資銀行的中國子公司， 境外的直接參與者則全部是中資銀行在海外的分支機構。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不斷加快，CIPS 的交易規模與日俱增。 2021 年，CIPS 的業務筆數達到了 334.2 萬筆，業務金額達到了 79.6 萬億元，分別較 2020 年上升了 51.5%和 75.8%;日均處理規模也分別達到了 1.34 萬筆和 3 184 億元。CIPS 的建立一定程度降低人民幣跨境清算中對 SWIFT 的依賴，提高了人民幣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跨境清算與結算的效率，擴大了人民幣的使用規模和范圍。

　　然而目前 CIPS 仍有一些尷尬之處。首先，CIPS 目前的境外直接參與者全部是中資銀行在海外的分支機構，并沒有純粹的海外機構。由于 CIPS 當前的策略以拓展清算賬戶體系為主，也就是吸納盡可能多的參與者(包括直接參與者和間接參與者)，因此為了減少機構的轉換成本，吸引更多機構參與， CIPS 的報文體系兼容 SWIFT 報文體系，并且海外參與者的實際報文體系還以 SWIFT 為主，從而提高 CIPS 的接入率。目前 CIPS 還處在需要借助 SWIFT 來開拓市場的階段。其次，CIPS 的規模增速雖然很高，但是總的體量還稍顯不足。從日均處理筆數上可以看到，當前 CIPS 的處理量依然不到 SWIFT 的 2%，遠不足以與 SWIFT“扳手腕”。因此 CIPS 目前尚不具備完全替代 SWIFT 系統的能力，我國需要進一步加強對 CIPS的宣傳，引導更多金融機構加入 CIPS 體系，進一步提升 CIPS 的處理規模。特別是吸引純粹的海外機構成為 CIPS 的直接參與者，更全面地覆蓋全球的金融系統，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

　　三、推動數字貨幣的去中心化跨境解決方案

　　除了推動跨境支付系統的建設，數字貨幣也提供了另外一重解決方案。數字貨幣的核心是區塊鏈，也就是一系列稱為區塊的信息存儲單元按照它們各自產生的時間順序所組成的鏈條，這個鏈條被保存在區塊鏈系統中所有節點服務器上，只要區塊鏈系統的所有節點不同時停止服務，整條區塊鏈就是安全的。區塊鏈中的信息如果需要修改，根據不同的共識機制通常要有半數以上算力(POW 機制)或權益(POS 機制)的同意，而這些算力或權益可以認為是掌握在不同的主體手中，因此區塊鏈中的信息極難篡改。

　　區塊鏈的另一大核心優勢是去中心化，不是只由一個節點去維護和存儲這條區塊鏈，而是要將這條區塊鏈分發給所有的節點，每個節點都有一份完整的賬本，節點之間可以互相驗證賬本的準確性。因此也就誕生了利用區塊鏈技術進行跨境支付結算的網絡，例如瑞波網絡等。瑞波網絡(Ripple)于 2012 年創立了基于區塊鏈的 Ripple 協議(Ripple ProtocolConsensus Algorithm，RPCA)，可以為用戶提供任意幣種的實時跨境支付清算服務。目前已有 55 個國家的 300 多家金融機構加入了瑞波支付網絡，a 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地區影響力的傳統銀行，如泰國暹羅商業銀行、匯豐集團旗下的沙特英國銀行(SABB)等等。但是由于受到監管制約，瑞波網絡在我國難以推廣。因此，更為可行的方案是由監管方央行直接主導基于官方數字貨幣的區塊鏈網絡。

　　2018 年，時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金融改革與發展”主題記者會上首次提出了“DC/EP”(Digital Currency / Electronic Payment，數字貨幣 / 電子支付)的概念 a，之后在央行的主導下“DC/EP”的推進明顯加快。截至目前，我國的官方數字貨幣——數字人民幣試點已經形成“10+1”格局，即包括 10 個試點地區(深圳、蘇州、雄安、成都、上海、海南、長沙、西安、青島、大連)及北京冬奧會場景，基本涵蓋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西部、東北、西北等不同地區。根據 2022 年 1 月18 日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鄒瀾的介紹，截至 2021 年底，數字人民幣試點場景已超過 808.51 萬個，累計開立個人錢包 2.61 億個，交易金額 875.65億元。

　　b 試點有效驗證了數字人民幣業務技術設計及系統穩定性、產品易用性和場景適用性。因此在今年 3 月，央行計劃將數字人民幣試點進一步擴展到天津、浙江(杭州、寧波、溫州、湖州、紹興、金華等)、福建(福州、廈門等)、廣州、重慶等地區。數字人民幣的階段性試點成功也給予了央行信心，可以利用這一工具來開展去中心化的跨境支付結算。在 2020 年 12 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官網發布了總裁余偉文的一篇題為《金融科技新趨勢——跨境支付》的文章，這其中便透露了香港金管局正在與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研究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跨境支付的技術測試。

　　c 而在 2021 年 4月 1 日，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問題時提到，在國際清算銀行香港創新中心的支持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和香港金管局、泰國中央銀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聯合發起了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CBDC Bridge)的研究項目，旨在探索利用分布式賬本技術實現央行數字貨幣對跨境交易全天候同步交收。d 根據研究成果，各參與方將評估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在跨境資金調撥、國際貿易結算及外匯交易中應用的可行性。通過這些信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由多國央行主導的，基于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的跨境支付結算網絡已經有了一定的雛形。這一網絡大致可以認為是一個由通過各國央行審批下轄銀行所構成的聯盟鏈，參與的銀行可以利用分布式賬本技術完成去中心化的數字貨幣跨境交易結算。

　　四、積極優化資本市場與碳市場，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話語權

　　除了打造各類跨境支付清算途徑以外，進一步拓展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力，努力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話語權也是提升我國跨境金融安全的重要一環。首先是推動外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這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提升人民幣作為各國官方外匯儲備貨幣的占有率。自 1944 年《布雷頓森林協議》簽署至今，美元一直是全球份額最大的外匯儲備貨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2021 年底美元占世界各國官方外匯儲備貨幣的 58.81%，遠遠超過排名第二的歐元 20.64% 的占比。

　　除了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外，美元受到全球各國信任的另一個原因是，作為美元發行方的美聯儲所宣稱的獨立性，不受政治壓力的影響，只依賴經濟原則和數據行事。不過隨著美國頻繁使用金融制裁這一武器，各國意識到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受到威脅，導致美元開始面臨全球的“信任危機”。進入 21 世紀以來，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所占份額呈現了下降趨勢，從 2000 年的 71% 下降到 2021 年的不足 59%，這背后體現的正是各國央行推行的外匯儲備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美元流出份額的近四分之一流向了人民幣，人民幣在 2021 年底的全球外匯儲備占比中達到了 2.79%，人民幣對境外投資者的吸引力不斷增強。

　　不過這與我國經濟體量的全球占比尚不匹配。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我國2020 年的 GDP 全球占比達到 17.37%，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我國 2020 年進出口貿易的全球占比分別達到了 14.19% 和 10.50%，與這些數字相比，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的占比還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另一方面，我國的外匯儲備結構也要進一步推行多元化。國家外匯管理局幾乎沒有透露過我國的外匯儲備結構，僅在 2018 年的年度報告中披露了 1995 及 2014 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結構變化，我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的占從1995 年的 79% 下降到了 2014 年的 58%。由此可見，我國的外匯儲備多元化是走在國際前列的。但是我國目前外匯儲備中的美元占比依然過高。我國應該進一步降低美元在外匯儲備中所占比例，增加黃金儲備和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儲備，轉向多種形式混合的外匯儲備模式。

　　其次是通過加強資本市場建設，吸引離岸人民幣投資，增強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力。根據央行公布的數據，2020 年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 28.39 萬億元，其中，經常項目收付金額為 6.77 萬億元，占比 23.8%;資本和金融項目收付金額 21.61 萬億元，占比76%。具體而言，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跨境融資收付金融分別占資本項目收付金額的17.7%、 76.4% 和 4.3%。從歷年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趨勢可以看到，經常項目也即貿易結算帶來的人民幣跨境收付規模雖有所擴大，但更主要的增量規模來源于資本和金融項目，尤其是證券投資。離岸人民幣投資我國境內資本市場重要載體 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同樣快速增長，RQFII 的投資額度自 2011 年初始獲批時的 200 億，增長到了 2019 年 9 月國家外匯管理局決定取消額度限制時的 6933 億，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 55.8%。RQFII 的覆蓋范圍也在快速擴大，參與 RQFII 的國家與地區也從初始的中國香港擴大到外管局取消試點地區限制時的 20 個，境外投資機構共計 222 家。而隨著外管局取消 RQFII 的投資額度限制以及試點國家和地區限制，境外投資機構可以更為便利地投資境內證券市場。

　　五、打造“雙循環”發展格局，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

　　近年來，西方主要國家民粹主義盛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逆全球化趨勢更加明顯，因此我國在努力打通國際循環的同時，提出了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對“十四五”和未來更長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戰略、路徑做出的重大調整完善，是著眼于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因此國家不斷強調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方向，然而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卻被頻繁提及。

　　小微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 2018 年第十屆陸家嘴論壇上發表的主旨演講《關于改善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幾個視角》就提到，截至 2017 年末，小微企業法人約 2800 萬戶，另外還有個體工商戶約 6200 萬戶，中小微企業(含個體工商戶)占全部市場主體的比重超過90%，貢獻了全國 80% 以上的就業、70% 以上的發明專利、60% 以上的 GDP 和 50% 以上的稅收。a根據央行的統計，自 2018 年以來我國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的新增貸款金額和占比不斷提高，2021 年共新增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 4.13 萬億，占比達到了所有企業新增貸款的 34.4%;普惠型小微企業授信主體超 4400 萬戶，占比達到約 29%。

　　可以看到，雖然小微企業取得貸款的比例不斷提高，但與小微企業對我國實體經濟所做出的貢獻比例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因此，我國的銀行類金融機構要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貸款投放力度，并將更多的小微企業納入普惠金融的授信面，努力讓小微企業獲得金融服務的力度真正與其貢獻度相匹配。

　　六、結論

　　面對國際社會上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經濟逆全球化浪潮席卷，我國已經制定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俄烏沖突以來美歐對于俄羅斯的種種金融制裁，也給我國金融業敲響警鐘，堅定信心貫徹落實“雙循環”這一新發展理念，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一方面要暢通國際循環，這就要求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和安全保障。首先，我國必須加強跨境貨幣支付清算的安全保障，不僅要加強 CIPS 體系的宣傳與建設，同時也要在數字貨幣橋等領域打造多元化的跨境支付手段。其次，我國要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使人民幣成為全球重要的投資貨幣，這就依賴于擴大境內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吸引更多境外合格投資者的參與。尤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國要抓住“碳達峰、碳中和”這一歷史機會，建設起全球性的碳交易市場，努力促成人民幣成為碳排放的定價貨幣，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話語權。

　　另一方面要強化國內大循環，金融業要發揮資源配置和資金交互的樞紐作用。首先，我國要強化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決心，重點著力在解決小微企業融資上，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實現小微企業融資的增量和擴面。其次，隨著我國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養老需要不容忽視。我國要加快推動個人養老金賬戶體系建設，完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養老金機構入市，真正建立起我國養老的三大支柱。努力解決好以上兩點是建立起居民財富與實體經濟雙向促進的金融循環的關鍵。

　　作者：芮 萌 龔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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