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太學學生的選拔

　　兩漢時期的太學生，西漢多稱“博士弟子”或“弟子”。東漢多稱“諸生”或“太學生”。太學生的選拔隨著社會形勢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并且變得較為復雜，大致可以分為四種：由太常直接選補、由郡國薦舉、官僚弟子入學和明經下第者入學。下面我們將對漢代太學生的選拔加以考察。

　　可以說，漢初選拔太學生的標準是較高的，并且十分的嚴格。太學在最初建立的時候，公孫弘在奏疏中就確定了博士弟子和受業如弟子者的選拔辦法。 “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1] 這里面就記載了太學生的兩種選拔途徑：太常選補和郡國薦舉。

　　哲學論文投稿刊物：《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自1988年創刊伊始,一直堅持“面向全國，面向世界”、“高水平，高質量”、“求新求實”的辦刊原則，堅持人文社會科學的正確導向，注重涵納對已有理論新見解、對科學方法新探索、對某一學科領域新開拓的有效信息，刊出大量促進哲學、法學、經濟學、文學、史學、民族學、語言學等學科發展的文章。

　　首先，由太常負責選錄的博士弟子，要求年齡上必須是18歲以上，行為舉止端莊而且身體健康，但是在道德修養方面并沒有做出要求�？梢哉f，錄取權完全掌握在太常的手中。其次，由郡國薦舉的則提出了道德修養方面的要求，即“好文學”，有良好的學習志向;道德上要“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即尊敬長上、躬行政教、遵守禮法、鄉里名譽好并且言行一致。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地方上選送的太學生，它的錄取條件比太常直接選送的要明確了許多。

　　同時，地方選送也成為太學生的主要來源。因為太常直接選擇的對象一般只限于京師范圍。而作為天下最高學府的太學，自然是面向全國招生。因此，地方舉送的學生可以直接進入太學學習，但是不能算正式弟子，只有經過太常選補后才能成為正式弟子。所以，實際上太常多是從已經在太學學習的各地學生中選補正式弟子。在太學興辦的早期，朝廷非常重視博士弟子的錄取。在選候補弟子時，博士往往要對他們進行考試。“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2] 考試時先是觀察應選者的行為舉止， 然后是考試誦說儒經，還要詢問原是何師而學。可見對博士弟子的選拔是十分嚴格的。

　　到王莽執政后，太學在招生制度上發生了改變。開始“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3] 自此，公卿子弟開始進入太學讀書。東漢以后，這種風氣更加興盛，貴族官僚子弟紛紛涌入太學讀書。“雄又奏征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4] 質帝本初元年，梁太后又下詔要求“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5] 之所以增加公卿子弟入學，主要原因是這種招生方式的改革為太學找到了一條節省開支的渠道。

　　我們知道，自從太學建立以來，他的發展規模是不斷擴大的。“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余，復如故。

　　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6] 從這則材料中我們不難看出，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對儒學人才的需求量在不斷的增加，而儒學也越來越受到西漢政府的重視。因此，朝廷為適應這一需求而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即擴大太學生的招生規模。也就是說，武帝時，整個太學的博士弟子是50人，到昭帝時增加到100人，宣帝末年，增加到200人。

　　到元帝時，放寬了對學生的入學要求。不管是原來的博士弟子，還是得受業如弟子，只要是能通過一經的人，都免除賦役并且成為正式員額的博士弟子。但是幾年后，因開支太大，導致國家財政緊張。為了減輕財政負擔，改為設博士弟子員1000人，但是在各郡國中正式設立國家規定的教師，以滿足社會對儒學人才的需求。到了成帝末年，由于有人說孔子作為私學教師，門下弟子還達三千人，而堂堂的中央官學僅一千人，太少，于是又將學生人數增加到三千人。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一個問題。從武帝建立太學開始，到成帝末年一百多年的歷史當中，始終沒有解決好太學擴大招生與國家財政負擔這一問題。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對儒學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但由于太學規模太小，培養人才供不應求。于是政府就千方百計增加正式太學生的員額。

　　但是當時只考慮用國家財政解決，而朝廷用在教育上的經費又太少，一條路顯然解決不了問題。所以，王莽執政后，便將眼光盯到“得受業如弟子”這種特別生身上。“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就是說增加官僚貴族子弟，讓他們以“得受業如弟子”的身份來太學學習，并且不再限制名額。這種招生方式的改革既擴大了太學的招生，又找到了一條節省開支的渠道。同時也滿足了社會上對儒學人才的需求。

　　東漢時期，經學獲得了極大的發展，達到了極盛的時期，經學教育出現了家族化的傾向。因而，學習經學的人也越來越多。于是，太學在王莽入學方式改革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政府與以往相比進一步放寬了太學生的入學條件。首先，是在入學年齡上放寬了要求，即由西漢政府時期的“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變為幾乎無年齡限制。“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馀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

　　[7]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習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圣童’。”[8] 甚至還出現了像賈逵“自為兒童，常在太學”[9] 的現象。其次，從學生的來源看，入學渠道進一部增加。西漢中期的太學生是由太常選拔和地方舉送的，王莽時增加官僚弟子入學就讀。而到了東漢順帝陽嘉元年時，又增加了明經下第者考試錄取這一途徑。“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10] 這說明太學生的來源又增加了一個渠道，即察舉明經科未被錄取的學者，可以補為博士弟子。

　　第三，太學生的選拔程序與以往相比簡化了許多。西漢時，學生入學需要縣令長舉薦后尚須兩千石“察可”，而東漢時期只要縣令長同意即可入學。如仇覽到太學學習就是縣令王渙一句話的事。“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11]

　　注釋：

　　[1]、[2]、[3]、[6]《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

　　[4] 《后漢書》卷六十一《左雄傳》

　　[5] 《后漢書》卷六《質帝紀》

　　[7] 《后漢書》卷三十一《張堪傳》

　　[8] 《后漢書》卷七十六《任延傳》

　　[9] 《后漢書》卷三十六《賈逵傳》

　　[10]《后漢書》卷六《順帝紀》

　　[11]《后漢書》卷七十六《仇覽傳》

　　參考文獻：

　　[1]姜維公.漢代學制研究[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187-199.

　　[2]陳蔚松.漢代太學考選制度[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第4期.

　　[3]晉文.漢代太學淺說[J].山東師大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第6期.

　　[4]高慧斌.漢代太學管理體制管窺[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第5期.

　　作者：曉偉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jylw/248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