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向市民轉化的城鄉一體化

　　這篇城鄉一體化論文發表了農民向市民轉化的城鄉一體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換，各地區農村發展狀況不同，論文介紹了農民政治參與、政治交往的困境，探討了農民向“公民”轉化的現實路徑。

　　關鍵詞:城鄉一體化論文,公民,政治參與,政治交往

　　一、問題與立場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進一步發展了中國特色城鄉一體化思想，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很大程度上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在此大背景下，“三農”問題被作為一個重點問題凸顯出來，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業能否由中國現代化的保障轉變成重要的推動力量，以及農村能否逐漸由現代化建設的“后進生”轉變為資源型“潛力股”，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能否有效地成長為現代民主政治建設的主體。在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中，部分農民逐漸轉變為“資產者”③，這部分“資產者”由于沒有經過公民文化的熏陶，存在著與公民文化相悖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和個體本位主義思想。

　　因此“農民的‘公民’身份④問題以及努力培養和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政治交往意識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視域”[1]。“公民社會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在思想史上經歷了一個從二分法(即國家、市民社會二分)的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向三分法(即國家、市場、公民社會)的公民社會嬗變的過程。”[2]農民向公民的轉化包括“兩步走”，首先是農民向“市民”的轉化，其次是由“市民”向“公民”的飛躍，當然這兩個過程不是下棋式的“一步”“兩步”，而是交叉和雜糅在一起的。

　　由于不同地區農村的現實狀況不完全相同，各個地區發展的程度和步驟也不盡相同。“市民”與“公民”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市民”堅持一種“消極自由”觀⑤，在市民社會中，社會主體通過遵循價值規律和“行業”自治來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在公民社會中，則強調一種“積極自由”，我希望我的生命及決定是依靠我自己的工具，而不是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希望成為我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受別人的意志行為所支配的。20世紀80年代堅持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90年代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以及現在正在實施的自愿基礎上的集體，為農民向“市民”的轉化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鄉鎮企業的發展則是農民向“市民”轉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家庭經營、農民自由、農村自治的格局基本形成。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發展歷程中，中國農村的微觀市場經濟模式已基本形成，農村中每年都有大批的進城務工甚至從事國際勞務輸出的農民，由此導致了所謂“鄉村過疏化”或“村莊空心化”⑥現象。

　　由此可見大多數農民基本完成了從“農民”向“市民”的初步轉化，農民向“公民”轉化的第一步已基本完成。我國農民主體已基本完成向“市民”轉化的另一文化表征(同時也是農民向“市民”轉化所導致的弊端)體現為“個人自由主義”在農村、農民中間盛行。“外出掙錢，回家享福”也已成為現代農民的主要生活模式，在此觀念支配下，部分農民主體參與政治的主要動機在于對掌握相關權利并影響其利益的階層信任感缺失，而并非出于自身政治覺悟。公民社會體現了市民社會從與國家分立到進一步的融合。

　　二、農民政治參與、政治交往的困境

　　(一)農民向市民轉化的不充分性

　　市民社會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由于實行計劃經濟，客觀上使城鄉經濟發展缺少了內在的聯系，阻礙了城鄉生產力的協調、統一發展。與城鎮相比而言，農村的市場經濟力量相對弱小，表現為經營方式單一、農民企業家人數稀少、農業經營企業規模不大等。農民向“市民”轉化的不充分性同時表現為市民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東南沿海地區農村受市場經濟影響更廣、更深，中西部地區相對薄弱一些;一些經濟發展大省、直轄市市場經濟發展更充分，農民基本成功轉型，而一些貧窮、落后的省份，農民受自然經濟因素和傳統習慣影響比較重;漢族居住的地區，“市民”社會發展相對較充分，而少數民族集中居住地區農民向“市民”的轉化比較緩慢。

　　要想改變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需要農民身份的轉變，只有不斷向市民身份轉變，才能增加中間群體的數量，逐漸形成橄欖形的社會結構，從而形成現代市民社會。同時，人們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不會滿足某一層面的權力，需要經歷由低級向高級逐步遞進不可逾越的過程，即在滿足經濟權力的基礎上追求政治權力，在經濟權力、政治權力的基礎上追求精神文化權力。農村市民社會發展的不成熟性以及與之相伴的貧富差距，直接阻礙農民向“公民”的轉化，政治平等與經濟平等具有緊密的聯系，經濟上的不平等往往帶來政治上的不平等。因此，要想打破這種經濟、政治不平等的局面，就要促進經濟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思路，縮小貧富差距，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加強城鄉經濟的內在聯系，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使生產要素能夠合理優化配置，從而促進城鄉經濟的有機結合和統一、協調發展。

　　(二)農民參政、議政能力不足

　　在共和主義者看來，公民不僅僅是一種形式身份，更是一種行為能力，參政、議政能力是農民向“公民”轉化實踐層面的問題。在現實中，除外出打工人員之外，農民的年齡區間基本集中在50歲至70歲之間，這部分人群大都經歷過“文革”，受教育權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文化知識水平普遍有限(文盲占有相當比重)。現代民主國家雖然已將教育作為公民政治參與的資格限制性條件，但是政治參與者必須具備一定的能力，才能現實地參與國家政治活動。

　　“權利體系與政治自主有著內在的聯系”[3](哈貝馬斯語)，以選舉權為例，農村中多數農民沒有能較好地行使和運用選舉權，對選舉權的政治意義和神圣性缺乏充分的認識。這一“頑疾”雖然是由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所造成的，但多數農民受教育程度低、知識缺乏無疑是一個重要而現實的原因。因為選舉權是一種含有社會職務性的權利，理應有相當的能力與之相匹配。由憲法加以確定保障的選舉權的行使尚具有這一現實障礙，進行結社、參與自治團體和民權組織等政治參與、政治交往的權利更具有諸多現實困難，甚至處于停滯狀態。農民參政、議政能力不足成為農民向“公民”轉化的現實障礙。

　　(三)優良“公民”德性⑦的欠缺

　　現代社會的人們更多的是進行利益交換和欲望妥協的“經濟動物”，他們對國家缺乏責任感和親和力。這種基于私權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將分化和限制國家權力。我們不能指望一群唯利是圖、毫無政治責任感的人們在政治活動中能表現出高貴的政治德行。公民德行要求公民不僅關心私人利益，而且應當為共同體服務。在斯金納看來，踐行公益及其相關的品德提升，在實證研究中都被證明是避免奴役情況發生的重要方式，同時也是個人自由的重要因素。我們提倡公民美德的培育，不是要求公民犧牲私人利益，去實現公益，而是要求公民具有這樣的“公益心”。從微觀方面來說，是共和主義的公共精神造就了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現代公民，而沒有現代公民就沒有現代公民社會。

　　三、農民向“公民”轉化的現實路徑

　　農民向“公民”的轉化不僅包括經濟的維度，也包括政治的維度，還包括文化的維度。

　　(一)建立農民政治參與、政治交往的有效機制

　　中國社會的不同階層，存在著潛在的官民對立沖突的心理基礎，對于重大的切身利益問題，如果在利益訴求中受阻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可能會出現一些極端的行為，群體性事件就是直接的表現形式。這在農村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對于民主意見與民主意志形成具有構成性意義的交往權利與參與權利，具有一種特殊的地位，也是農民政治權、社會權行使的具體體現。

　　我們要做的是為農民政治參與、政治交往創造積極、有效的條件，從一個受大眾傳媒扭曲的公共領域的交往結構，到非主流聲音得到表達和傾聽、形式上平等的參與權利得到實際有效實施的現實條件，再到所有目前有關的群體、利益立場和價值取向在議會中的平等代表，以及那些在議會商議中被提出來、在論證所討論之規范的過程中被考慮的議題、理由和問題、價值和利益的范圍。良性政治參與是一個理性的、說服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意志的、權力的過程。我們有必要鼓勵成立農村新型合作組織以及多元化的城鄉民權組織，或至少是放寬設置條件、放松管制，并進一步從管制走向培育和扶持⑧;鼓勵公民積極參加維權組織、各種行業協會、民間的公益組織、社區組織、利益團體、互助組織、興趣組織和公民的某種自發組合，使我國的公民社會不斷生長、發育、成熟和穩健，使其成為國家與個人之間良性互動的良性平臺和有效“中介”。

　　(二)進一步完善作為農民“代理人”的村民委員會制度

　　在傳統社會中，農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農民的意志長期處于一種潛伏狀態。遇到一些突發事件，這股長期“潛伏”著的人民意志，又會與民選代表的制度化對立起來。因此需要有效的代理機構以代理人的身份捍衛人民的自決權利，它向人民的自我封閉傾向挑戰，也就是向追求自己目前狀態下的道德完整、否認其改頭換面的自我更新能力之所系的多元性的傾向挑戰。總體上說，30年以來，村民委員會制度為農民政治權的行使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致力農村政治生態的實踐及完善，實現了農村社會的組織重建，使倫理共同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建制”。

　　但是基于傳統文化的影響，農民的政治權遠沒有獲得充分的行使;基層農民群眾篤信“耶穌”的現象仍然存在，公民法律意識淡薄，訴諸法律以求公正權利的現象較少。因此有必要思考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背景下新農村改造怎樣與社區重建相結合，完善新農村服務體系，從而進一步解決此難題。應設置新型社區管理架構，改革傳統農村治理方式，使社區村民享有更優化的服務。

　　綜上所述，傳統農村進化為新型社區，村委會升級成社區居委會，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更是治理系統具有重大意義的變革，同時也是管控型向服務型治理方式的提升。托克維爾極力鼓吹和支持鄉鎮自治制度，這一制度體現了一種鄉村精神，這種精神具體表現為居民對鄉鎮生活的熱愛以及對于治理事務的熱心參與。在村這個行政治理的末梢，秩序的維持主要依賴村委會實現。

　　(三)塑造農民優良的“公民”品性

　　共和主義是一種包含愛國情操、公民德行等價值的概念，共和主義者倡導一種公民的美德，尤其是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尊重并進一步保障農民的話語權、知情權、參與權，形成一種善良情感的倫理共識。我國農村，村民委員會這一“監護人”的角色只能是政治實踐的一種例外描述，因為在哈貝馬斯看來，這位監護人之行使其攝政權，僅僅是因為主權者寧可逗留在私人領域之中，而不是占據他所繼承下來的那個地方，那個政治公共領域，并且恰當地履行其職責。

　　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資金補助和政策支持⑨，國家正在充分發揮和擔當一個共和國家的作用和職能，但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農民優良“公民”品性的培養才是促進農村發展、農民自身建設、農業進步的原動力。通過培養共同體成員和忠誠紐帶的“公民”積極參與意識，塑造一個全新的公民形象。在共和主義者看來，公共領域是公民展示真實自我的平臺，是具有絕對自由的自我個性揭示的領域⑩。農民“公民”品性的培育是農民向“公民”轉化的原動力，關于“公民”品性的生長機理問題需另著文闡述。

　　(四)加強農民“公民”化的軟法治理

　　農民“公民”化的障礙與其生活環境具有緊密的關聯，公民的傳統行為習慣、行為方式很難通過國家的一道命令，頒布一定的規章文件，來加以改變。農民的傳統生活方式無疑會對國家的法令、規章產生一定的反彈。如何應對這一反彈，“硬”的方式不行或效果不明顯是否可用軟的方式?像規章、規則、習慣這樣一些系統本身有自主性，具有一種自我指涉的意義與功能，表現為一種封閉性，這類自循環系統，往往把其他系統作為其環境，各系統之間缺乏直接的交流和互動。

　　軟法�灛伂嬕驗槠淙嵝蕴卣髂軌蛟诟飨到y之間進行一種信息的傳遞和功能的交流與對話，包括價值的“推銷”和感染，比較容易形成一種共識。軟法包含了大量的本土制度資源，與特定地區的習慣與傳統具有很大的關聯，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散布在中國的廣大農村地區。軟法更加強調社會法的功能，分解國家法的概念。

　　強調非政府組織的重要作用，為民間習慣與現代法的交融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與渠道。軟法在促進農民“公民”化方面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如下三方面:(1)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營造良好的公共治理環境。強調國家法之外的軟法的功能和作用，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主要充當輔助者的角色，一些具體事務主要由低層主體(包括利益相關人和一些社會組織)應對和干預，政府不直接進行干預，將管理的權限讓渡給一些社會自治組織，各種形式的行業協會，表現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互動治理國家。普通公眾在社會公共治理中同樣具有了廣闊的空間，一般民眾通過一些社會組織和民間團體直接參與社會公共事務，以表達自己的意志，實現自己的利益。社會公眾不只單純地通過傳送帶模式表達自己的意志，可以在公共治理的現實領域，與管理者和利益關系人進行反復和充分的博弈。(2)防止票決民主流于形式，推進協商式民主。原來傳送帶式的民主即自由主義支配下的票決民主，在農村的政治實踐中，囿于部分農民受教育程度和知識水平較低的原因，票決民主難免會出現走形式的現象。

　　四、結語

　　我們在探討農民向“公民”的轉化這一主題時，強調農民積極的政治參與意識，以及關注公共利益的“政治德行”，并不排斥農民個人自由權利的享有，因為個人自由權利本身是公民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共和主義公民觀在強調積極參與政治的同時，依然保留消極權利的維度。我國作為一個農民占優勢的國家，農民向“公民”的轉化無疑有利于推動公民社會的不斷培育和發展壯大。

　　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民不僅應是這場進程的論辯參與者，而且是此間共同生活的參與者，身上帶著一個共同的生活的印記，正是在這種共同生活之內，從這種共同生活出發，我們才能更好地探討農民向“公民”身份的轉化、理解這一過程的難處和必要性。我們也應關注農民這一共同生活的印記與現代社會特有的文化多元主義、社會多元主義的協調。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農民迎來了“收獲”的季節，但更應是播種自己的季節，創造條件轉化成一名真正意義上的“公民”。那若干年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因為我們這一特定群體而有更多沉甸甸的收獲。

　　作者：董大全 韓璞庚 單位：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推薦閱讀：《城鄉致富》本刊是由江西省農業科學院主辦、江西省農村致富技術函授大學協辦的農、牧、副、漁業綜合性科技期刊。辦刊宗旨為“架設農技金橋，傳播農業信息，服務廣大農民，蘩榮農村經濟”。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nylw/153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