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人口轉移、投入要素替代與鄉村產業振興

　　[摘要]基于鄉村產業振興視角構建理論模型，探究了農業人口轉移引發要素投入變化影響鄉村產業結構的機制，并采用2001—2013年中國216個地級城市的分行業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發現：(1)農業人口轉移在短期對鄉村產業升級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但長期的投入要素替代效應有利于提升農業專業化服務水平，優化鄉村產業結構;(2)農業人口轉移顯著提高了農業部門的資本勞動比，促進了鄉村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專業服務水平的提升，但人力資本趨于惡化，具有較大的負面影響;(3)農業人口轉移導致的相對勞動成本變化對東部地區影響更大，而中西部地區鄉村產業結構受人力資本的制約更為明顯。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時注重人力資本回流和科技投入，促進鄉村產業轉型升級，對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要的政策涵義。

　　[關鍵詞]農業人口轉移,產業結構,要素替代,農業轉型升級,區域異質性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漸進式改革和體制機制創新成就了中國近40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以鳳陽小崗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發端的農業農村改革及其所釋放的轉移人口紅利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1]。中國“三農”事業在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同時，大規模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也為全社會資源優化再配置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做出了突出貢獻[2]。

　　然而，我們在充分肯定發展成績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和面對長期以來大量農業“優質勞動力”轉移導致鄉村衰落的客觀事實，鄉村地區空心化、農民老齡化、農業兼業化問題愈加突出，鄉村發展尤其是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滯后已然成為掣肘全面決勝小康社會的關鍵[3-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鄉村振興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構成部分，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被明確為“七大戰略”之一。

　　在此背景下，關注農業人口轉移影響下的要素替代及其所引致的鄉村產業結構轉型，對實現以“產業興旺”為重要標準的鄉村振興具有積極的意義。當前，鄉村產業發展和結構調整正處于“三期疊加”的特定階段，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也聚焦鄉村產業，提出以產業興旺為首的十六字方針，是對鄉村振興的強有力支撐，也是對全球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鄉村衰落現象做出的強勁回應[5]。

　　在過去40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依賴于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也做出了巨大貢獻[6]。勞動力大規模的跨區域、跨行業轉移必然會帶來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的重新調整，農業人口轉移為制造業、服務業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在我國以較低成本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開放經濟發展中居功至偉[7]。

　　但在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業人口轉移似乎更有利于城市產業發展，鄉村產業則因為農村勞動力的相對短缺而產生了多種可能的變動結果。一方面，非農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導致農業人口的持續轉移，勞動力相對短缺引發了鄉村產業的衰退，土地荒蕪、村鎮空心、老幼留守等現象層出不窮[8];另一方面，勞動力的相對稀缺和價格上升使得農業生產對機械動力、專業化服務的需求迅速上升，誘致性技術變遷可能間接觸發了鄉村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契機[9-11]。

　　農業人口轉移究竟如何影響鄉村產業結構?鄉村振興能否打破二元經濟結構限制，推動鄉村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農業人口轉移對城市和鄉村產業結構的影響機制與結果均存在較大差異。對于城市而言，勞動力大量流入會產生人口和產業的集聚，而這種集聚又會產生一系列的外部性，進一步促進城市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12]。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勞動力流動阻礙了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13]。

　　對于鄉村地區來說，勞動力外流帶給鄉村地區產業結構的影響更加復雜，表現出雙重特征。一方面，學者們主要從資源擁有量、要素替代和勞動力“回流”三個因素研究了勞動力流動對鄉村產業結構的積極影響。首先，大量剩余勞動力外流將導致農村地區人均要素和資源擁有量(如土地等)上升，這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14-15]，且有利于農業內部實現專業化，推動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16-18]，從而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

　　其次，勞動力外流將使得農業勞動力減少和非農收入大幅上升，鄉村地區的要素稟賦會發生顯著變化，根據誘導性技術變遷理論，要素稟賦變化會引起要素價格產生相應變化，基于個人或家庭效益最大化考慮，農戶將使用相對便宜的要素來替代相對昂貴要素。在鄉村地區，最常見的要素替代即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由于資本投入的增加，機械技術、種植技術等開始大規模進入農業生產過程，農業生產率得到大幅提升，從而促進農業產業結構升級[19-21]。

　　最后，在眾多外流剩余勞動力中，少數外出務工人員在若干年后又會出現“回流”現象，這會給當地帶來資金、技術、信息和新的觀念，為鄉村地區的創業和金融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從而推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轉型升級。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對上述觀點提出質疑，認為由勞動力外流所引起的要素替代存在勞動力素質、資源、市場和組織等多方面的限制[22-25]，這些方面的約束阻礙了資本、機械化技術等要素對勞動力的替代，從而使得農業生產率低下、現代化進程放緩，進一步導致農村地區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受到限制，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26-27]。

　　勞動力流動究竟如何影響鄉村產業結構，學者們秉持著不同觀點，并且在以往的文獻中，學者們更多的是集中于對勞動力流動對城市產業結構以及國家整體產業梯度轉移變化的研究，而對鄉村產業結構影響的研究則較少。因此，本文將以農村勞動力向外流動為出發點，考察由勞動力流動所導致的資源配置變化從而引起的鄉村產業結構變化。部分學者雖然已經證明勞動力流動對農村產業結構存在影響[28-29]，但觀點不盡相同，并且大多忽略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過程中農村人力資本的變化，而人力資本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不可或缺的要素[30-31]。

　　當前，外流勞動力大多具有相對較高的文化水平，且相對優質[32-33]，伴隨農業人口轉移的變化，鄉村產業發展可能出現兩種變化，一方面，相對優質勞動力的大量外流會導致農村地區人力資本水平投資不足，當地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將受到更為突出的制約，這將引起農業勞動力技術水平和綜合素質下降，不利于農業生產，從而導致生產率大幅下滑，對鄉村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與轉型升級產生嚴重的負向沖擊;另一方面，農業人口轉移可以增加來自非農業生產部門的勞動報酬，必然帶來農業資本投入增加，形成要素替代，對機械化、專業服務需求上升，進而促進鄉村產業朝著規模化、自動化的方向演進，優化產業結構。

　　也即是說，農業轉移人口對鄉村產業應該存在“雙向推拉”的動態影響，通過何種機制、最終效應如何需要更加系統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尤其是2006年國家全面取消農業稅之后，原已拋荒的農地重新被耕種，加之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農民工歸鄉等的影響，農業人口轉移對鄉村產業振興的作用究竟如何更是需要進行系統的研究分析。

　　本文以鄉村產業振興為出發點，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探究農業人口轉移所引發的要素投入變化對鄉村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機制和影響。與現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創新和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其一，著眼于鄉村振興，較為系統地從投入要素替代的角度出發研究考察了農業人口轉移對鄉村產業結構的影響機制與現實表現，在理解鄉村產業興旺實現機制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現有文獻的分析視角;其二，為了能夠更加準確地識別鄉村產業振興的現實，本文采用2001—2013年中國地級城市數據構建并測算了鄉村產業結構指數，通過引入交叉變量進行嚴謹的實證分析，提供了更加立體的經驗研究補充。

　　二、理論模型與假說

　　本部分構建了一個鄉村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模型，對農業人口轉移影響鄉村產業結構的機理進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說。假設某個國家存在兩個經濟區域：農村和城市，其中，農村地區進行農業生產，城市則進行非農業生產，勞動力在兩區域間可自由流動，消費者通過合理配置個人或家庭收入，購買農產品和非農產品，以實現效用最大化。

　　結合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時代背景，農業人口轉移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鄉村產業發展“硬幣的兩面”：一面是勞動力流出引發的資本、技術進入可能產生的產業優化效應;另一面是勞動力空間逃離而產生的鄉村空心化威脅。如何既能更好地發揮農業人口轉移的積極作用，又能避免鄉村衰落，成為亟須驗證和分析的重要命題。

　　在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三農”問題的解決有著更高層次和更廣范圍的深刻含義。鄉村振興賦予了資本、勞動力、土地等投入要素新的組合使命，旨在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大趨勢下的產業興旺。正如理論模型所分析的，農業轉移人口所引致的要素替代和鄉村產業投入質量下降構成了鄉村產業振興的“推拉”之力，兩者在我國鄉村發展中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將是我們接下來關注的重點。

　　三、模型、變量與數據

　　(一)計量模型設定為了揭示農業勞動力轉移作用于投入要素結構進而影響鄉村產業發展的現實表現，對應于理論模型的分析和研究假說，本文借鑒已有研究的建模方法[36]，以鄉村產業結構為核心因變量，構建了包含農業人口轉移、投入要素及其交互項的計量模型，采用2001—2013年中國城市數據作為樣本，觀察農業人口轉移對鄉村產業結構的影響。

　　(二)變量選取與說明

　　關于鄉村產業結構RI的度量，目前的研究主要沿用三次產業結構的思路，采用各產業之間也即農業與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來表示，也有學者通過觀察農業內分行業構建產業結構的指標[39]。與以制造業、服務業為重點的產業結構研究不同，本文主要著眼于鄉村產業的結構變化，也即是圍繞廣義農業內部不同類別產出之間的關系觀察鄉村產業結構的變化。我們認為，從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來說，不同要素密集型農產品的結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鄉村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一般而言，農產品資本密集度越高，農戶對專業化服務外包的需求越強烈，所反映的鄉村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趨勢越明顯。因此，本文以制造業產業多樣化和專業化衡量指標的構建思路為藍本，構建轉型升級指數表征鄉村產業結構，通過賦予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均衡型農產品以及資本密集型農產品不同權重乘以各自在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加權來衡量鄉村產業結構。

　　(三)估計方法

　　由于鄉村產業結構與農業人口轉移間可能具有雙向因果關系：一方面，農業人口轉移會影響鄉村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之前的分析已對此進行了說明);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往往會導致要素向某一區域或某個行業集中和集聚，從而決定了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因此產業結構和勞動力流動可能都是內生變量，直接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可能存在嚴重的內生性問題，為避免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利用動態面板系統廣義矩陣估計GMM方法進行實證檢驗。

　　(四)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根據實證模型的設計，考慮樣本的代表性和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中國地級行政區域數據進行實證檢驗。根據中國政府網的信息顯示，截至2018年10月，中國共有34個省級行政區域，下轄334個地級行政區。由于香港、澳門和臺灣的特殊性，剩余22個省和5個自治區下轄共293個地級市，再加上4個直轄市，共有297個地市級以上城市。

　　在數據處理過程中，通過清洗和年度比對，我們去除了部分數據缺失比較嚴重和數據異常的地級市共計78個，同時剔除了在農業發展方面具有明顯特殊性的北京、上海和天津3個直轄市，最終選取了216個地級市的鄉村農業分行業數據，時間階段跨度為2001—2013年。相關變量的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區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部分缺失數據從中經網統計數據庫、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和相關省份農村統計年鑒進行補充。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在農業人口轉移影響投入要素替代的綜合效應方面，東中西部樣本也顯示出不同的影響。相對而言，農業人口轉移通過相對勞動成本變化對東部地區的影響更大，而人力資本則更多地在中西部地區鄉村產業結構變化中發揮作用，專業化服務受到的影響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規律。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農業人口轉移并不能顯著影響農村的固定資產投資，可能的解釋是在現有國家政策的扶持下，“三農”的固定資產投資更多地取決于財政和公共資金的投入，民間要素的流動似乎影響不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著市場化資本進入農業農村領域的巨大潛力。

　　相比較而言，我國鄉村產業在中西部的發展步伐較慢，結構轉型升級和生產條件改善具有較大的空間，也尚未形成明顯的規模化和專業化特征，農業人口轉移所引發的技術性遷移和生產方式改革的效應無疑會優先在中西部地區顯現。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構建了納入農業人口轉移的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理論模型，探究了農業人口轉移對鄉村產業結構的作用機制。研究發現：

　　(1)勞動力外流會使得農業部門增加資本投入，即資本替代勞動，諸如農業機械設備、農業科技投入等大規模資本投資彌補了勞動力外流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提高了生產效率，加速了農業生產現代化，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同時，農業人口轉移所導致的資本對勞動替代也推動了鄉村服務業發展，對于提升農村產業層次具有重要作用。

　　(2)農業人口大規模轉移導致鄉村地區人力資本水平大幅下降，對鄉村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有著顯著的抑制作用。值得指出的是，農業人口轉移所引起的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對農業生產的邊際影響為0.0001，而農業人口轉移所導致的人力資本水平下降對農業生產的邊際影響為-0.019，直觀上看，人力資本水平的大幅下降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更大，使得資本替代勞動的促進效應在一定程度上被“隱藏”。

　　(3)在農業人口轉移影響投入要素替代的綜合效應方面，東中西部地區樣本顯示出不同的影響。相對而言，農業人口轉移通過相對勞動成本變化對東部地區的影響更大，而人力資本則更多地在中西部地區鄉村產業結構變化中發揮作用，農業專業化服務受到的影響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賦予了鄉村振興更加豐富的內涵。

　　作為“三農”發展的核心支撐，鄉村產業轉型升級面臨著更加迫切的任務和政策需求。首先，當前我國農業生產具有規模小、分散化經營的特點，難以建立規模優勢，不利于農業生產技術在鄉村地區的普及，阻礙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與農業生產現代化的實現。因此，從長遠來看，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需要政府完善土地制度，促進農地流轉，擴大農業生產規模，提高生產效率。

　　鼓勵專業化農業投資參與鄉村產業經營開發，加快農業生產環節的信息化、機械化、現代化，充分發揮資本替代勞動的正面促進效應，提升鄉村產業發展層次，促進農業、農村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其次，有關部門應立足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現實，以提升農業勞動力專業化水平和職業化為導向，在推進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發展的同時，注重鄉村地區的職業技術培訓，努力提高農業勞動力的技術水平和綜合素質，同時探索農業專業化服務人才培養，實施因地制宜、對接業態的精準扶持政策。

　　最后，政府應積極建立和完善鄉村創業平臺，吸引大批外出勞動力回鄉創業，為其提供優質的創業環境、金融服務以及社會保障服務等，并利用回鄉創業勞動力的“回流”資金，促進鄉村地區非農產業發展，提升農村產業發展層次，同時，將其帶回的先進技術、經驗和理念與農業生產相結合，提高農業生產率，促進鄉村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值得進一步強調的是，城鄉間要素流動限制和生產生活空間分割仍然是橫亙在鄉村振興尤其是鄉村產業振興路途上的最大障礙，創新土地制度、金融制度、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在市場機制決定下的城鄉空間流動和產業配置轉換，從根本上實現城市發展和鄉村振興的融合互促與相得益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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