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 政府客觀績效信息對公眾主觀滿意度的影響及機理尚待深入研究。調查-實驗法可以有效揭示公眾關于空氣質量的滿意度與空氣質量數據之間的因果關系。實驗結果顯示，良好的空氣質量有助于提升公眾對空氣質量的滿意度，客觀績效信息與公眾主觀滿意度在方
【摘要】 政府客觀績效信息對公眾主觀滿意度的影響及機理尚待深入研究。調查-實驗法可以有效揭示公眾關于空氣質量的滿意度與空氣質量數據之間的因果關系。實驗結果顯示，良好的空氣質量有助于提升公眾對空氣質量的滿意度，客觀績效信息與公眾主觀滿意度在方向上呈現一致。同時，公眾對空氣質量數據的信任度正向強化空氣質量信息對滿意度的影響，公眾對空氣質量數據的專業性或權威性的信任度越高，空氣質量數據對滿意度的影響力就越大。因此，為提升公眾對空氣質量的滿意度，政府除了致力于改善空氣質量外，還應增強公眾對空氣質量數據的信任度;而引入專業機構監測和發布空氣質量數據則是提升信任度的有效手段。
【關鍵詞】客觀績效信任度公眾滿意度調查-實驗法
一、引言
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影響，公眾滿意度逐漸成為評價政府績效的重要標準之一。1999年，美國聯邦政府開始對部門服務進行滿意度調查，定期公布聯邦政府部門的公眾滿意度。20世紀90年代以降，公眾滿意度測評也逐漸被我國地方政府運用到政府績效評價中。1999年，沈陽市和珠海市均開展了“市民評議政府”活動且反響熱烈。隨后，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相繼效仿，舉辦了諸如“萬人評政府”“公民評議政府”“公共服務公民滿意度測評”等活動。21世紀以來，公眾評價結果，尤其是公眾滿意度，被廣泛應用于公共服務質量測量與改善，成為衡量政府績效的重要標準。但問題是，公眾的主觀評價真能直接、充分反映政府的客觀績效嗎?這一點在學術界仍然存在爭議，形成公眾主觀評價與政府客觀績效的“契合”派( Brudney & England，1982;Parks，1984)和“不契合”派(Stipak，1979;Brown & Coulter，1983)之爭。前者認為，客觀績效可以直接作用于公眾的主觀感受;而后者則指出，公眾的主觀評價并非以客觀績效為基礎，而是公民個人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以及服務體驗的綜合結果，因而兩者很難實現方向和程度的一致。
同時，研究發現，美國公民對不同機構公布的政府績效信息給予了不同的可信度評價，民間組織和高校公布的政府績效信息獲得公民較多的信任，而聯邦政府部門公布的信息則備受質疑(Grosso & Van Ryzin，2014;James & Van Ryzin，2015)。近十年來，部分高校、科研機構、民間組織加入了我國地方政府績效信息發布的行列，因此，這些不同績效信息源的公信力差異及其對滿意度的影響也值得深入探究。西方學者對于這個問題的關注多于中國學者，并主要使用多元回歸模型來探索客觀績效對公眾主觀評價的影響。近年來，我國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將保衛“藍天、碧水、凈土”、建設“美麗中國”和“生態文明”作為國家的重要戰略任務，各地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來治理污染(特別是空氣污染)和保護環境，產生了一定的客觀效果。那么，這些成效對公眾的環境滿意度能否產生正向影響?不同機構公布的環境質量數據對公眾滿意度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本文試圖以空氣質量客觀績效與空氣質量滿意度的關系為研究對象，使用調查-實驗法來進一步檢驗客觀績效、信任度對公眾滿意度的影響。
二、理論背景與研究問題
(一)理論背景
公眾滿意度與政府客觀績效之間的關系是西方公共管理學者反復討論的議題，但觀點涇渭分明，可以分為“契合論”和“不契合論”。以杰弗里·布魯德利(Jeffrey Brudney) 和羅伯特·英格蘭 (Robert England)(Brudney & England，1982)、羅格·帕克斯(Roger Parks)(Parks，1984)等為代表的“契合論”觀點認為，公眾滿意度與政府客觀績效高度相關。布魯德利和英格蘭(Brudney & England，1982)以及史蒂芬·珀西(Stephen Percy)( Percy，1986)的研究都發現，公眾滿意度與公共服務績效具有較好的一致性。布魯德利和英格蘭(Brudney & England，1982)、邁克爾· 利卡里(Michael J. Licari)等(Licari et al.，2005)、帕克斯(Parks，1984)、珀西 (Percy，1986)以及格雷格·范里津(Gregg Van Ryzin)等(Van Ryzin et al.，2008)的研究均表明，公民的認知確實反映了真實的政府績效。
大衛·斯文德爾 (David Swindell) (Swindell，2000)和珍妮特·凱莉 (Janet Kelly)( Kelly，2002)分別于2000年和2002年對警察、道路維護、圖書館等公共服務評價的研究發現，部分主觀評價與客觀測量結果顯著相關。艾蒂安·查博內歐(?tienne Charbonneau)和范里津(Charbonneau & Van Ryzin，2012)以及內森·法瑞歐(Nathan Favero)和肯尼思·梅爾(Kenneth Meier)(Favero & Meier，2013)的研究揭示，家長滿意度和學校教學與發展的客觀績效密切相關。
但以布萊恩·斯帕克(Brian Stipak)(Stipak，1979)、卡琳·布朗(Karin Brown)和菲利浦·科爾特(Philip Coulter)(Brown & Coulter，1983)為代表的“不契合論”認為，公眾滿意度和客觀績效之間幾乎沒有相關性。斯帕克(Stipak，1979)的研究發現，警察服務和公園服務的客觀績效對公眾滿意度沒有顯著的影響。布朗和科爾特(Brown & Coulter，1983)對阿拉巴馬州塔斯卡盧薩市的警察服務和凱莉(Kelly，2003)運用國際城市管理協會(International C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ICMA)50 個地方政府的警察和消防服務的研究結果表明，主觀滿意度與客觀服務水平之間并無顯著相關性。
奧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James，2009)的研究也揭示，在控制了公民的期望值變量后，客觀績效信息對公民滿意度沒有顯著影響。部分研究者(Brown & Coulter，1983;Hero & Durand，1985 et al.，1992;Stipak，1979;Van Ryzin et al.，2004)發現，受訪者的特征和政治態度會影響他們對績效的感知，因此，有學者(Bouckaert & Van De Walle，2003;DeHoog et al.，1990)在此基礎上驗證得出，公民滿意度其實更能反映受訪者的特征和態度，而不是政府服務的實際質量。羅奇·克里斯蒂娜(Roch Christine)和波斯特·西奧多(Poister Theodore)(Christine & Theodore，2006)也曾提出，評價等級為“A”的服務并不總是等同于相同等級的滿意度。
相比之下，國內學者對于公眾滿意度與客觀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甚少，而且各方觀點尚未達成共識。陸奇斌等(2010)發現，汶川地震應急處置階段的基層政府績效對受災群眾的滿意度沒有直接影響，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主客觀評價不一定契合。王佃利等(2012)指出，公民滿意度在反映公共服務績效時存在諸多先天缺陷，公民滿意度測評具有政治利益訴求性、政績宣傳性、政府價值表達性等工具性價值。
但曾莉和李佳源(2013)對警察服務績效評價的研究表明，整體層面的客觀績效對公眾主觀評價具有顯著影響。郭鳳林和沈明明(2014)的研究也顯示，公共產品供給績效對中央和地方政府滿意度均產生影響。李文彬和何達基(2016)的研究揭示，治安績效正向顯著影響治安滿意度。總之，在公眾滿意度和政府客觀績效的關系問題上，國內學者也沒有一致的結論。
公眾滿意度與政府客觀績效的關系受到公民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克雷格·托馬斯(Craig W. Thomas)(Thomas，1998)認為，公民對政府信任是其滿意度的前提條件。基于韓國和日本的研究發現，公民對政府在經濟、反腐、公共服務質量和犯罪方面的滿意度評價與其對政府的信任高度相關(Soonhee，2010)。有學者(Grimmelikhuijsen & Meijer，2014)指出，客觀績效能改善公民滿意度，但與公民對政府的認知度和信任度成正比。亨格西克·帕克(Heungsik Park)和約翰·布倫金索普(John Blenkinsopp)(Park & Blenkinsopp，2011)分析韓國的腐敗與滿意度的關系時，發現了透明度的調節作用和信任度的中介作用。在國內，馮菲和鐘楊(2016)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公信力對公共服務滿意度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李文彬和賴琳慧(2016)從社會認知論的角度研究發現，政府信任顯著正向影響公眾滿意度。
(二)研究問題
1.客觀績效對公眾滿意度的影響
總的來說，學界對治安、消防、醫療、衛生、教育、行政改革和政府整體表現的公眾滿意度與政府客觀績效的契合性議題，控制個人因素(包括人口學和社會經濟地位特征)，使用回歸模型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較為全面地呈現了公眾滿意度的影響因素。但是，學界仍對滿意度與客觀績效的契合性存在分歧，研究方法偏重于多元回歸模型，較為單一。同時，學界對于影響公眾滿意度的政治溝通、政治參與、政治信任和透明度等政治因素的關注度不夠(賈奇凡等，2018)。另外，目前環境議題深受中國社會各界關注，公眾對空氣、水、土壤等方面的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無疑具有重要研究價值。但國內學界對這方面的研究較少。這就為本文預留了研究問題：空氣質量的客觀績效是否正向影響公眾滿意度?
2.客觀績效信息源對公眾滿意度的影響
研究表明，公共“服務”和績效“信息”都是滿意度顯著、有效的預測因子(Morgeson & Petrescu，2011)。現場和實驗室實驗的結果均顯示，良好的績效信息有效提升公民滿意度(James，2011)。也有學者研究了績效信息的類型(高績效和低績效、絕對績效和相對績效的信息)對滿意度的影響(James & Moseley，2014;Barrows et al.，2016)。本文關注的是不同績效信息源對公民滿意度的影響。研究發現，源自第三方獨立公司的良好政府績效信息比聯邦政府部門公布的信息更具公信力(James & Van Ryzin，2015);但地方政府層面，不同績效信息源的公信力不存在差異(Van Ryzin & Lavena，2013)。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客觀績效信息源主要包括政府本身和第三方機構。
其中，政府是最主要的績效信息來源。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高校或研究機構開展政府績效第三方評價，成為獨立的政府績效信息生產和供給方。其中典型如蘭州大學對甘肅省地方政府的委托第三方評價、華南理工大學對廣東省地方政府的獨立第三方評價、南洋理工大學對中國部分城市開展的“連氏”城市公共服務評價以及中山大學實施的中國城市公共服務能力評價等。與政府公布的績效信息相比，高校研究機構發布的政府績效信息具有更客觀、專業與可信的外部印象。那么，這兩種績效信息源是否對公眾滿意度產生不同影響?這值得進一步研究。
三、研究方法
對于公眾滿意度與客觀績效的關系，學界主要采用傳統的回歸模型方法進行分析。對此，詹姆斯等(James et al.，2017 )指出，傳統公共管理研究主要依靠民意調查和行政數據的研究模式在揭示因果關系證據方面存在模棱兩可甚至誤導的情況，而實驗法則可以有效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實驗法是揭示因果關系的核心方法(馬亮，2015)。通過對公共管理學11本主要英文期刊的分析發現，截至2016年，共有72篇論文使用實驗法;從趨勢來看，2010—2015年間，使用實驗法的公共管理學論文數量呈直線上升的態勢(James et al.，2017)。
具體的實驗方法包括實驗室實驗、現場實驗、準實驗、網絡實驗等方法。因此，即使對于社會科學而言，實驗法也是揭示因果關系的最佳方法，是因果推論的黃金法則(Falk & Heckman，2009)。實驗法的基本邏輯包括問題的提出、理論操作化、實驗操作與監控以及分析解釋實驗結果(景懷斌，2015)。公共管理實驗可以圍繞政民互動情境下的“政府行為-公民體驗”雙輪模型，即公共服務與決策行為過程及其輸出跟公民認知與情緒體驗過程及其反饋(張書維、李紓，2018)。為探索和檢驗滿意度、信任度和客觀績效之間的邏輯關系，本文采用現場調查-實驗法(Survey Experiment)進行研究。
(一)實驗設計
本文的實驗采用隨機分組前測、后測的方式進行。實驗干預變量為客觀績效信息及其類型(政府和高校信息源)。實驗結束后，對前后測結果進行比較、t檢驗和協方差分析，檢驗空氣質量客觀績效對滿意度的影響和不同績效信息源所導致的差異。
(二)被試
本文的被試為廣州市天河區居民，在居民小區現場抽樣產生。首先，簡單隨機抽樣選取廣州市天河區的8個街道(獵德街道、長興街道、天河東街道、石牌街道、龍洞街道、車陂街道、沙河街道和棠下街道)。其次，從每個街道中隨機抽取5個居民小區，共產生40個小區。最后，在每個小區內人流量大的公共場所(如兒童游樂場、花園、超市等)分兩個攔截點采用等距攔截方式(每隔2人抽取1個樣本)產生具體樣本。每個攔截點抽取5個樣本，每個小區共10個樣本，分為A、B兩組。
(三)實驗材料
本文使用的實驗干預文本材料摘取于廣州市環保局官網中的《2017年10月廣州市環境空氣質量狀況》公報。具體指標包括空氣質量綜合指數評價、PM2?5濃度、PM10濃度、二氧化氮濃度、空氣質量達標天數、二氧化硫濃度、一氧化碳濃度，覆蓋廣州市11個行政區。訪問員分別以廣州市環保局和H大學(985高校，坐落在天河區)環境學院的名義向A、B組被試出示數據。需要指出的是，該公報數據顯示，當月天河區空氣質量良好，全部數據均優于全市平均水平，其排名僅次于森林植被較好的郊區。
(四)實驗流程
首先，訪問員向被試出示問卷，由被試在沒有任何干預的情況下直接對10月份的廣州市天河區空氣質量進行滿意度打分。然后，訪問員出示政府或高校研究機構的空氣質量數據并進行介紹、解釋和答疑，再請被訪者對空氣滿意度進行第二次打分，以此探究客觀績效信息和不同數據源對滿意度的影響。
實驗于2017年11月16日周六上午進行，由16名大學生前往現場實施。訪問員分為8組，每組2人，分別負責A組和B組的實驗調查。8組訪問員各自前往事先抽取的40個小區開展實驗調查。A組和B組的訪問員必須同時在小區的不同地點進行調查實驗。最后，A、B組各完成調查實驗202人，合計404人。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被訪者的性別、年齡與學歷
統計表明，被訪者的男女比例分別為51%和49%;年齡方面，30歲以下、30至39、40至49、50至59和60歲以上的比例分別為28?5%、29?5%、20?5%、12?9%和8?7%;學歷方面，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學、研究生的比例分別為2?6%、10?6%、20?8%、50?7%和15?6%。
(二)實驗組的平衡檢驗結果
為檢驗實驗組的特征變量以及其他控制變量之間的差異性是否符合隨機性要求，需要對兩組被試進行平衡檢驗(Balance Test)。方差分析結果顯示，A、B組被試的人口學變量(年齡、戶籍、性別、年收入、學歷、職業)和態度以及行為屬性(信任、溝通)不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本實驗對被試的抽樣符合隨機性要求。
(三)前后測滿意度差異檢驗結果
統計發現，A、B組的前測滿意度平均分差異甚小(僅相差0?01分)。經過實驗干預后，A、B組的滿意度平均分均發生了變化。
1.組內前后測滿意度的變化
A、B組的前測滿意度平均分極為接近，分別為77?49和77?50分。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兩組組間前測結果差異不顯著(P=0?991)。實驗干預后，兩組的后測滿意度得分均顯著提高，分別為79?37分和81?09分。配對樣本t檢驗的結果發現，前后測結果呈顯著差異(P <0?001)。這表明，良好的空氣質量數據對公眾滿意度的提升有顯著影響。
2. 組間滿意度差異檢驗結果
為檢驗A、B組間前后測結果的差異，需要分為兩步進行。首先，組間前測均值差異檢驗。只有在組間前測均值差異不顯著的前提下，后測結果的差異性檢驗結果才會有意義。其次，對前后測變化量的組間均值差異進行比較。由此推斷，不同的信息源是否對公眾滿意度產生影響。本次實驗采用前后測的方法，前測結果可能會對后測產生影響，應將其予以控制，亦即需要把前測結果作為協變量進行協方差分析。如果進行協方差分析，就需要分步開展回歸斜率相等假設檢驗、組內回歸斜率檢驗，然后才能進行協方差分析。
第一步，回歸斜率相等假設檢驗。進行協方差分析前，需要先觀察兩種信息源的前測結果和后測結果回歸線是否平行。只有前測和后測結果呈直線趨勢且斜率接近，才能繼續進行下一步的分析。兩種信息源的前后測結果均呈現直線趨勢，以此從圖上判斷無違反前提條件的情形，可以繼續下一步。
第二步，組內回歸斜率檢驗。結果表明，信息源與前測滿意度交互效應檢驗F值為3?268，P值為0?058(大于0?05)，沒有達到顯著水平，表明兩組的回歸斜率相同，符合協方差分析的條件。
第三步，協方差分析。方差齊性Levene檢驗結果顯示，F值為0?051，P值為0?822(大于0?05)，說明兩組因變量之間的方差相同，滿足協方差分析的參數檢驗條件。協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在控制了前測結果的影響后，信息源對后測滿意度產生顯著正向影響，P值為0?012(小于0?05)。
這表明，來自政府與高校的良好空氣質量數據干預均對滿意度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良好的空氣質量有效提升公眾滿意度。但是，經過實驗干預后，A組后測滿意度平均分提高了1?88分，升幅為2?4%;B組的后測滿意度平均分提高了3?59分，升幅為4?6%。這顯示，接受政府數據干預的滿意度增幅顯著低于高校數據干預的滿意度增幅。這說明，高校發布的數據對公眾滿意度的影響要大于政府數據(將近2倍)，兩者對滿意度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可見，績效信息發布方的專業性、可信度越高，客觀績效對公眾滿意度的影響就越大。
(四)滿意度前后測評分差異的原因分析
實驗結果表明，在空氣質量數據完全相同的情況下，高校發布的方式對滿意度評分的影響比政府公布更為顯著。那么，原因何在?這可以從績效信息的屬性要求和公民的信任心理兩方面尋找答案。進言之，政府績效信息的內在屬性與公眾信任心理的結合，決定了信息源對滿意度的影響存在差異。
首先，政府績效信息的屬性要求。政府績效信息，是被系統收集和用于判斷政府項目績效的證據(Guthrie & English，1997)。作為反映政府績效的證據，可靠性和可信度既是績效信息應有的內在屬性，也是公眾對績效信息的外部要求。故此，績效信息的可靠性與可信度成為影響使用者選擇的重要因素(董靜，2016)。更有學者將政府績效信息的效度和信度排在七大屬性之首(馬亮，2014)。但是，測量技術手段的局限、組織溝通與信息的不足或失真等因素都會損害績效信息的可靠性與可信度。這使政府績效的測量和發布系統難免出現錯誤，以及績效信息可能受到生產者的操縱(Moynihan，2008)。因此，績效信息生產者的成熟度、專業性與信息的被接納和被使用呈正相關(Berman & Wang，2000)。
美國的全國性調查結果發現，非營利機構或民間組織(Civic Organization)、大學發布的地方政府績效信息具有較高公信力，而政府部門或官員公布的信息則相反(Grosso & Van Ryzin，2014)。近年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我國地方政府公布的績效信息(特別是以GDP為代表的經濟績效數據)的客觀性和準確性，希望引入第三方參與測量。為此，部分高校、科研機構和掌握大數據的運營商相繼加入了政府績效測量與信息發布的行列，政府績效信息來源越來越多樣化。基于儒家思想傳統、大學本身的專業性與聲譽，導致公眾對高校(尤其是知名高校)持有較高的信任度(高學德，2017)。這也使得其發布的政府績效信息在外界看來一定程度上體現績效信息的固有屬性，因而容易獲得公眾認可。據此可推，高校發布的績效信息對滿意度的影響相對較大。
其次，公民的信任心理。研究表明，對政府(機構)的信任度在社會成員認知政府行為中發揮中介作用。如施從美和江亞洲(2017)發現，在傳統媒體使用對主流媒體公信力的影響中，各級政府信任都具有部分中介效應;張書維(2017)利用最后通牒博弈及免責博弈的實驗操縱，也揭示了機構信任在被試的社會公平感影響公共合作意向中扮演中介角色 。
本實驗也發現，被試對客觀績效信息的信任度影響滿意度評分的變化。對被試后測評分變化或不變的原因分析表明，無論前后測評分維持不變、上升還是下降，被試都是基于對空氣質量客觀數據的拒斥、質疑或信任而做出的判斷。對數據持拒斥或質疑態度的被試，其后測評分主要是根據自身的感覺或感受，因而分數維持不變。而選擇相信客觀數據的被試，則會根據數據與自身感覺或期望值的比較進行后測打分，按符合程度低、一般和高而選擇降低評分、維持評分或提高評分。因此，實施實驗干預后，被試對客觀績效數據的信任程度對其后測評分的變化產生影響，信任度發揮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基于客觀數據而改變前測評分，反映了被試對數據的信任，而堅守自身感覺為評分依據，實際是出于對數據的不信任。
五、研究結論、局限與展望
本文以空氣質量為研究對象，使用調查-實驗法對公眾滿意度與客觀績效的關系以及信任度的作用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首先，空氣質量數據正向影響公眾滿意度，良好的空氣質量有助于提升公眾對空氣質量的滿意度，客觀績效數據與公眾主觀滿意度在方向上呈現一致。這表明，在公眾可以直接體驗或感知的領域，如空氣、治安、道路、消防等，政府的客觀績效對公眾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這與凱莉等(Kelly，2002;Van Ryzin et al.，2008;Favero & Meier，2013)的研究結論一致。其次，政府和高校作為信息源發布的空氣質量信息均對公眾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但政府信息源的影響力小于高校。
這表明，政府發布的信息得到公眾一定程度的信任，但信任度低于高校，兩者存在明顯的信任差距。高校發布對公眾滿意度的影響力是政府的兩倍。有別于學者較為關注公眾對央地政府間的縱向信任差距及其影響(Li，2004，2008，2013)和不同政治機構的信任差異(王正緒，2016)，本文檢驗了公眾對地方政府和高校間的橫向信任差距及其影響。最后，滿意度與空氣質量數據的關系受到信任度的影響。
公眾對空氣質量數據的真實性、專業性或權威性的信任度越高，空氣質量數據對公眾滿意度的影響力就越大。詹姆斯和范里津(James & Van Ryzin，2015) 的研究也發現，基于信任度的差異，與獨立公司的數據相比，美國被訪者更多地質疑聯邦政府部門公布的良好績效數據，而第三方獨立公司公布的良好績效信息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因此，為提高公眾對空氣質量的滿意度，政府應該在大力改善空氣質量的同時，委托專業和高公信力的高校、研究機構等第三方開展空氣測量并發布數據，強化空氣質量數據發布的專業性和權威性，提高公眾對數據的信任度，進而提升公眾滿意度。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樣本背景特征未能完全一致。實驗法對組間的樣本一致性要求很高，但是本文為現場實驗，由于現場實驗條件是開放且動態的，同時實驗者又不能給予更多的環境控制，因而難以實現樣本背景特征的完全一致。結合本文實際情況，研究者在現場實驗中不可能找到兩個完全一樣的人分別作為A組和B組的被試樣本。因此，樣本的人口特征與社會經濟特征，無論是年齡、性別還是學歷，A組和B組的樣本都未能達到完全一致。其次，結論外推性問題。本文研究是基于對廣州市天河區空氣質量滿意度的實驗而展開，對其他地域和領域滿意度的外推性仍有待檢驗。
本文檢驗了空氣質量客觀績效對公眾滿意度的影響以及信任度對兩者關系的作用，同時也引出了更多的領域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關于滿意度的影響因素，除了公民的績效體驗(Experienced Performance)可能影響其滿意度外，還應考慮介乎兩者之間的因素和社會環境的影響(Andersen & Hjortskov，2016)。第一，績效溝通的作用。本文研究發現，政府公布的良好空氣質量數據正向顯著影響公眾滿意度，這意味著，良好的績效信息發布與溝通有助于提升滿意度。如有研究發現，績效溝通的有效性可以強化公眾的績效認知與理解和滿意度之間的聯系(Ho & Cho，2017)。
但是，有效提高公眾對客觀績效認知程度的政府溝通方式，公民認知和解讀政府績效信息的影響因素，仍有待探索。同時，績效溝通影響公眾滿意度的內在機理是什么?是溝通方式、溝通渠道還是溝通內容在對公眾滿意度產生作用?這均有待深入研究。第二，信任度對滿意度的影響機理。本文發現，公眾對高校發布的政府績效信息的信任度高于政府機關，進而正向影響滿意度。其內部機理值得進一步探究。第三，針對其他領域的客觀績效、政府信任和公眾滿意度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未來可以選取治安、教育、醫療等研究領域，繼續驗證滿意度與客觀績效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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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近20年來，政府統計數據質量框架不斷升級，質量管理的范圍不斷擴大，質量管理辦法推陳出新，統計數據質量管理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在提高數據質量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有力地推進了統計工作現代化進程。統計數據質量管理是一項長期持續的工作，需要加強制度建設，加強國際合作交流，在統計改革發展過程中不斷提出改善數據質量的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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