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近代信陽茶葉貿易在艱難環境中曲折發展，隨著由水路運輸為主轉變為鐵路運輸為主的交通方式的改變，信陽茶葉銷售地區更為廣泛。八大茶社的發展歷程和經營策略對信陽茶葉貿易產生深遠影響，茶社們打造茶葉品牌的實踐為當代茶葉企業提供了經驗借鑒。文章
摘要：近代信陽茶葉貿易在艱難環境中曲折發展，隨著由水路運輸為主轉變為鐵路運輸為主的交通方式的改變，信陽茶葉銷售地區更為廣泛。八大茶社的發展歷程和經營策略對信陽茶葉貿易產生深遠影響，茶社們打造茶葉品牌的實踐為當代茶葉企業提供了經驗借鑒。文章總結近代信陽茶葉貿易的商路變遷、商貿制度、銷售體系的變遷，為當前信陽的茶葉貿易提供經驗啟示。
關鍵詞：信陽茶葉;近代;貿易
西周初，茶樹自云貴傳入四川，“因氣候條件限制，茶樹不能再向北推進，只能沿漢水轉入東周政治中心——河南，又在氣候溫和的河南南部生根”[1]，由此誕生了馳名中外的信陽茶。1902年至新中國成立前，信陽茶葉貿易曲折發展，隨著明清信陽茶貿易的式微和社會的動蕩而更加衰落。在此期間，信陽的茶業貿易也曾有短暫復 興，其鼎盛時期應屬在“實業救國”思潮和當時國內茶社興起、茶業復興的影響下，元貞、廣益、裕申、車云、博厚、萬壽、龍潭、廣生這“八大茶社”的開業。
茶葉論文投稿刊物：《茶葉科學》是我國唯一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全國性茶葉學術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是一本能夠反映學科水平和發展動向的“權威性期刊"。榮獲：第五屆全國農業期刊金犁獎;第五屆全國農業期刊主編金犁獎.
其中，元貞茶社創辦于1902年，是第一個在信陽開業的茶社，開創了信陽茶社商業模式。研究近代信陽茶葉貿易的商路變遷、商貿制度、銷售體系的變遷，可為當前信陽的茶葉貿易提供經驗啟示。本研究中的“信陽”指清朝時的信陽州、光州和民國時期的信陽、潢川、羅山、息縣、光山、商城、固始、新縣8縣，雖然二者名稱和數量不同，但其總體區域基本相同，仍是今日信陽市的下轄區域，且信陽茶的主要產茶區也多在此區域，故均以“信陽”稱呼以上地區。
一、近代信陽茶葉貿易的商路變遷
信陽地處豫東南，淮河支流浉河流經，封建時代信陽茶葉貿易主要是車馬運輸和內河航運。清末民初，信陽茶葉先從周家口由淮河干支流運到大運河，再運到鎮江最后轉送上海。1876年上海輸出河南省的貨物僅43750海關兩，“到1895年，中原輸往上海的土貨數值，便突破了10余萬海關兩;僅僅5年之后的1900年，這一數值就達到了573711海關兩”[2]。
信陽土貨通過此路線銷往其他地區，信陽茶葉亦通過此路線遠銷國內外。使信陽茶葉的貿易商路發生極大改變的是京漢鐵路的修建。京漢鐵路是民國時北方修建的主鐵路之一，成為信陽茶葉貿易的最重要交通通道，使信陽茶葉與沿海以及國際市場的聯系加強。據《信陽地區志》記載：“1906年4月1日全路工程完竣，京漢鐵路全線正式通車”[3]。京漢鐵路建成后的最初幾年，信陽茶葉的貿易銷售并沒有好轉，本地所產的茶葉僅滿足本地人飲用，只有少量銷售到河南省內的開封等地。究其原因，信陽茶業本身固有的問題不容忽視，如以小茶商居多、茶葉經營規模不大、質量意識和品牌意識薄弱、錯過茶業技術變革、缺乏足夠的茶文化底蘊等。
此后，信陽逐漸依托鐵路運輸發展周邊貿易，出售農副產品，信陽茶葉也得以通過京漢鐵路銷售到更遠、更廣泛的地區。八大茶社開業以后，信陽茶商們的商業意識增加，視野更開闊。1923年后，信陽至潢川、寨河至光山、潢川至麻城的鐵路也逐步開通，信陽茶葉可沿省內鐵路銷至河南各地，也可先集中于郾城再沿京漢鐵路銷往北京、漢口等地，如八大茶社的代表品牌“車云毛尖”遠銷桐柏、南陽、洛陽、許昌、鄭州、開封、漢口、西安、北京、天津等地，銷路甚廣，信陽茶的省內外市場皆有了長足的發展。
京漢鐵路也帶來了漢口與豫東南貿易關系的變化。漢口是長江的一個大規模通商口岸，是茶葉貿易中重要集散地和中轉站。距信陽直線距離不足200km的漢口，在京漢鐵路開通前只有豫西南地區依靠水路與其貿易聯系較為密切，開通后豫東南才依靠京漢鐵路成為漢口的經濟輻射區，信陽茶葉的銷售地區也隨之擴大。此外，豫東南至鎮江之間的水路運輸也是信陽茶葉外銷的重要商路。信陽遭日寇占領后，車馬運輸、內河航運及鐵路運輸皆受阻。“抗日戰爭期間，鐵路被日軍占領，實行鐵路編制，間斷通車”[4]，此時信陽茶葉貿易交通不暢，最蕭條時只能通過私人順路捎賣茶葉，信陽茶葉嚴重滯銷。
二、近代信陽茶葉貿易的商貿制度
經過一段時間沉積后，在“實業救國”思潮和當時國內茶社興起、茶業復興的影響下，信陽茶商們開始轉變思想，積極開辦茶業實業，更多的信陽人在家鄉開山種茶、集資籌股開辦茶社，實現了清末民初短暫的茶業復興。“清季邑人蔡竹賢提倡開山種茶，先后成立者有元貞、廣益、裕申、宏濟(今名車云)、博厚、森森(今名萬壽)、龍潭、廣生等八社，逐漸發達”[5]。八大茶社的開業給信陽茶葉貿易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最顯而易見的就是信陽茶葉產量的提升。
據史料記載，元貞、裕申、博厚、萬壽和龍潭茶社的茶園面積都在2hm2多，廣益茶社有茶園4hm2多，車云和廣生茶社有茶園5.3hm2左右，每年共產茶5000kg以上[4]。在八大茶社的帶動下，淮南山區幾乎山山嶺嶺都在開山種茶。1919年信陽茶園面積達到了733hm2，年產量近30萬kg，產量的增加使得更多的信陽茶葉出售到周邊市場。以八大茶社為首的大型茶社形成了集種植、加工制造和銷售等經營形式為一體的現代茶葉企業雛形，他們建立專營茶葉店銷售本茶社生產加工的茶葉。
隨著茶葉產量的提升和銷路的擴展，衍生出與茶社緊密相關的茶葉專營商店——茶莊。如1915年建立的和記茶莊和1919年建立的恒記茶莊，主要銷售本山毛尖茶。除茶莊外，由茶商建立的茶行等也幫助信陽茶葉打開銷路。在信陽縣成立商會后，商號、貨棧、工場皆加入成為會員。商會下設有茶酒食品業等18個同業公會，外地商人也紛紛來此設店開行，加上本地商店，至1936年信陽已有9家茶行。
茶莊、茶行等銷售處不僅對本地銷售，而且將信陽茶葉遠銷外地，并帶回相關商貿消息，政府隨后設立了茶葉公社負責信陽茶葉的生產銷售。茶莊、茶行和茶葉公社的建立說明民國時期信陽茶葉的銷售貿易自主性增強，產茶區的銷售主體更加多樣，1937年信陽地區茶葉生產達到頂峰。茶葉貿易的繁榮并未能長久地堅持下去，抗日戰爭爆發后八大茶社走向衰落，“至1932年，信陽地區4個茶縣產量為190t。1937年增至5個茶縣，茶葉產量為300t。后日軍侵入，茶園日趨荒蕪，產量不斷下降”[6]。從主觀原因看，八大茶社面對嚴峻的市場環境未能積極開拓市場，打開銷路，在獲得國際大獎后市場運作依舊靠老板經驗和人際關系。
國民政府于20世紀30年代改革茶葉貿易，試圖由政府完全負責茶葉貿易。中國茶葉公司由“官商合辦”改組為“國家獨營”代表著最終全國茶業被政府統制，實現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官僚資本’獨占了整個茶業利益，造成了整個行業利益分配再次失衡，也再次將中國茶業發展納入一個只有利于制度構建者而不利于整個行業發展的路徑之上”[5]。在茶葉轉賣過程中，茶農、茶商都遭受政府苛捐雜稅的剝削。國民政府對茶農征收土地稅，對銷售散茶的茶商和茶社開設的茶莊征收茶葉專稅，再加上善捐、軍餉捐，稅率一般在10%以上。同時地方政府也向茶農和茶商征收附加稅和攤派，1928年僅河南省內就有32個厘金征收卡點。
凡此種種使大約每擔(50kg)的茶葉就要納稅6～18元。“按1936年糧茶比價1∶11.1(米擔價3.10元)換算，稅率為17.4%～53.5%”[6]。國民政府征收的這些過重茶稅并沒有用在改善茶農生活和茶業經營上，只增加了茶農和茶社的負擔，嚴重阻礙茶葉貿易的長足發展。國民政府的不合理茶業統制措施阻礙了信陽茶業正常發展，繁重的賦稅負擔和各級市場的層層剝削使得茶農和茶社日漸消沉。1949年，信陽六縣茶園面積486.6hm2，產量僅111.3t，茶產業荒蕪沉寂，產銷跌至谷底。
三、近代信陽茶葉貿易的銷售體系
同大多數華茶一樣，信陽茶葉內銷的體系是從茶農或茶社到茶販，或大型茶社自行售賣，外銷則要通過茶販、內地茶號、茶棧、洋行等多個中間商。信陽茶葉最廣泛的種植主體是散戶茶農，茶農深居大別山中，消息閉塞，若要將茶葉銷往外地須借助茶販、茶號，只能承受茶販、茶號的嚴重欺壓。“茶農向茶販或茶行借款作為整理茶園和生產毛茶的資本，普通為百元付現八九十元，還要2分利息”[3]，茶農不僅向茶販、茶號借高利貸作為生產茶葉的資金，收購時還會因不知市情而被大肆殺價。
“一為折扣，把應付茶款八五折，或另復私抽傭金;一為殺尾，尾數不付或減付”[3]。在中級市場上，內地茶號則要被茶棧剝削。內地茶號分為“路莊”與“土莊”，“茶之由各省區產地制茶商人就地設廠制成裝箱運滬者為路莊，茶之由制茶商人自產地采辦毛茶在滬設廠制成裝箱者為土莊，二者均為裝運出岸銷售國外市場至洋莊茶業”[6]。內地茶號難以跨過茶棧與洋行直接聯系，茶棧借此收取內地茶號傭金和各項代理項目，如洋行公會茶辦、洋行磅禮、洋行茶樓辦等，這些代理項目繁雜、費用龐大，還要再加上扣秤、扣款、貼息、延期過磅等各種耗蝕。
四、近代信陽茶葉品牌的打造
品牌的塑造對當地茶葉知名度的提高、茶文化內涵的豐富和茶企競爭力的加強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千百年的茶業經驗積累，信陽茶業才形成了家喻戶曉的茶葉品牌——“信陽毛尖”。在清末民初出現的八大茶社可認為是信陽茶葉企業品牌的雛形，他們有意識地打造具有代表性的信陽茶葉品牌，“信陽毛尖”品牌影響力在這一時期初步形成。如宏濟茶社曾購買生產六安瓜片和西湖龍井的茶樹種子回信陽種植，并逐漸完善信陽茶葉的炒制技術，后產出了質量優秀的本山毛尖茶，宏濟茶社最負盛名的毛尖茶葉——“車云龍井”，因其是杭州龍井的茶籽在車云山種植所產而得名，這也是信陽茶葉的第一個品牌。宏濟茶社后來更名為車云茶社，并開設車云茶莊專銷“車云龍井”。
五、啟示
近代信陽茶葉貿易的發展給當前的信陽茶業帶來如下啟示：首先，茶產業需要有一定的規模，產量要充足。18世紀30年代信陽茶葉生產全盛時，產量的上升帶動銷售主體經營狀況和銷售價格好轉。產業規模太小，生產者自顧不暇，茶產業只能被拋棄。
第二，要提高茶葉質量。建設高標準高質量的茶園，讓信陽茶以品質取勝，以保持傳統名茶獨特風格。第三，要充分利用交通資源擴大茶葉銷售。現今信陽市是河南省第二大交通中心，交通資源比任何歷史時期都要充足，依托便捷的運輸能開拓更廣泛的信陽茶葉市場。第四，要建立多渠道資金保障體系，發揮龍頭企業的帶頭作用。彼時八大茶社帶領信陽茶業走出衰落，許多小茶農也在這一時期開山種茶。現在政府應制定優惠政策并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助推信陽當地茶葉企業與龍頭企業合作，改善制茶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擴大信陽茶產業規模。第五，需增強“信陽毛尖”公用品牌的保護意識，加強對知名品牌的市場保護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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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清改.信陽茶史[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239.
[7]張躍.近代華茶對外貿易的衰落:基于中間商制度的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247.
[8]佚名.實業部草擬救濟華茶辦法[J].中行月刊,1934(3):174.
[9]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河南文史資料選輯[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143-144.
作者：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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