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的判斷標準和出口補貼

　　這篇人民幣論文發表了人民幣匯率的判斷標準和出口補貼，人民幣匯率的低估造成了中國出口產品的補貼，所以人民匯率判斷是很關鍵的，人民幣匯率低估由于具有貨幣價值而構成了資金的直接轉移，只有證明被低估的人民幣匯率構成了專向性，才可以在WTO體制下采取反補貼措施。

　　關鍵詞：人民幣論文,專向性,補貼

　　近年來，美國對人民幣匯率的指控逐漸從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轉變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是中國補貼出口產品的一種手段，或者是人民幣匯率的低估造成了對中國出口產品的補貼。這是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下簡稱IMF)框架下指控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未果的情況下轉而采取的另一種策略，盡管IMF已經在2015年公開表示人民幣匯率不再被低估，而未被低估的匯率也就不存在是否構成補貼的質疑了，但是自從中國匯改以來，實行的便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度，或許未來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有所上升，那么人民幣匯率由于被低估而構成補貼的論調勢必又會卷土重來。

　　一、人民幣匯率判斷標準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國提出人民幣匯率由于被低估而造成補貼，是為了回避在IMF下認定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這一難以被證明的指控，而一旦美國就該問題提交WTO專家組，他們首先要審議的問題就是人民幣匯率是否被低估。根據GATT的規定，WTO爭端解決實體(DisputeSettlementBody，DSB)應就該類問題向IMF進行咨詢并接受IMF作出的技術裁定。筆者認為，現階段最權威的判定方法應當是IMF設立的匯率問題顧問組(ConsultativeGrouponExchangeRate,CGER)提出的三種估算方法，有學者認為“CGER將成為判斷一國匯率是否存在根本性失衡的重要方法，其重要性已不再局限于學術研究，而是法律判定的重要依據。”

　　筆者認為，在未來的匯率爭端中，CGER的估算方法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且很可能影響到WTO爭端解決機構在匯率補貼問題上的態度。在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的假設下，筆者接下來將會從政府行為、財政資助、以及授予利益這三個補貼的構成要件并結合是否構成專向性要素來具體分析人民幣匯率低估情形下是否構成《反補貼協定》(以下簡稱SCM協定)下被禁止的補貼。

　　二、低估匯率與公共機構行為

　　在進出口環節，外匯的結售匯流程可以簡化為兩步：第一，出口企業向外匯指定銀行結匯;第二，外匯指定銀行向中央銀行結匯。表面上看，外匯兌換的人民幣是從外匯指定銀行換給出口企業，但最終實際是由中國人民銀行將該筆資金實際轉出。中央銀行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毫無疑問會構成政府行為，問題在于外匯指定銀行在結售匯過程中是否實施了政府行為，根據以往的WTO判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低估匯率與財政資助

　　根據SCM協定第1條第1款的規定，補貼需要有財政資助或收入或價格支持的存在。SCM協定具體地羅列了構成財政資助的幾種情形，但對價格支持并沒有作類似于財政資助的規定或列舉。美國在補貼形式問題上主要指責人民幣匯率低估構成財政資助，而沒有在價格支持上做文章。具體而言，美國對構成財政資助的指責主要集中在人民幣匯率低估符合SCM協定第1條第1款(a)項第(1)目中第I、III兩種情形，筆者將分情況予以討論。SCM協定禁止的是“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礎設施外的商品或服務”，而外匯市場正是政府建立的屬于一般基礎設施的外匯交易平臺，且政府干預和管理外匯市場是政府履行職能的表現，雖然此種政府職能的履行在某種程度上為企業或個人的外匯管理行為提供了便利，但在本質上仍不能看作是政府提供的一種服務，因此顯然不屬于被禁止之列，也不構成第III種情形。

　　但是，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若被低估會構成情形I的資金轉移。筆者在下一個部分會論證人民幣匯率低估時授予了出口商利益，此時，出口企業從銀行處多獲得了一定數額的人民幣(見第四部分論述中的例證)，這與通過免除債務授予利益的情況非常相似，從日本對韓國DRAMs反補貼稅案件上訴機構的觀點可以看出，債務免除等交易改善了借款人的經濟狀況，構成資金的直接轉移。

　　四、低估匯率與授予利益

　　判定補貼成立與否的構成要素還有“授予一項利益”，只有產生了“利益”的財政資助才能構成補貼，而要審查是否授予了利益，必須考量接受財政資助后與未獲得資助時兩種狀態下接受者的市場地位，若財政資助使前者相較于后者處于優勢地位，則可認為授予了“利益”。筆者認為，在人民幣匯率低估問題上，該市場應該是指均衡匯率下的中國結售匯市場，盡管這種市場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是學者運用經濟模型計算出來的，但其仍然具有參考價值。假設特定當天1美元可以兌換人民幣7元，而根據CGER所認定的均衡匯率計算，當天1美元可以兌換人民幣6元，假設中國出口企業當天收到貨款1000美元，則該出口商可實際兌換人民幣7000元，而在均衡匯率情況下則只能兌換6000元，這1000元的差額就是授予出口商的利益，因此在匯率低估的情況額外得到的一部分人民幣構成“授予利益”這項要素。

　　五、低估匯率與補貼的專向性

　　一般意義上的補貼并不為WTO所禁止，WTO所禁止的是具有專向性的補貼，SCM協定中關于補貼的構成要素中并不包含“專向性”，設置“專向性”這一標準的意義在于，將那些不授予特定利益體的補貼排除于WTO的懲罰機制之外，因為這些補貼賦予了某些特定利益群體以優勢地位，在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中會嚴重影響交易公平，更嚴重的會造成貿易扭曲，因此才為SCM協議所禁止。

　　專向性是指補貼是向其管轄下的某個或某些企業、產業、某些特殊地區特別提供的，包括企業專向性、產業專向性、地理上的專向性和擬制上的專向性，即任何屬于SCM協定第3條規定范圍內的補貼(出口補貼和進口替代補貼)本身就推定具有專向性，不需要另外證明。

　　(一)低估匯率不構成企業、產業及地理上的專向性

　　有人認為，貨幣兌換只存在于對外貿易領域，因此匯率問題只牽涉到出口企業，因而具備了企業專向性。實則不然，這種認定實際上擴大了專向性的認定范圍，且不論匯率機制還有可能影響到非出口企業或個人，比如通過境外投資等渠道取得的外匯也有可能在特定的匯率狀態下獲得上述“利益”，中國所有的出口企業本身并不構成一種產業，又可能涉及到各行各業及地區，若因為某項措施只涉及到出口企業便指控其構成了企業的專向性，那么在現實中，每個國家都存在各種各樣的涉及到國際貿易的政策，這些政策或直接或間接的都影響到了出口企業的利益，若指控匯率政策構成企業專向性，那么其他國際貿易政策也將存在被指控的風險，如此一來實不利于國際貿易的開展。此外，WTO規則下的出口補貼一般適用于特定的貨物，但人民幣匯率則涉及到了從中國出口的所有貨物，這些貨物不存在任何地理區位上的特殊性，亦不可能均歸屬于某種特殊的產業，因而也不構成產業及地理上的專向性。

　　(二)低估匯率不構成擬制的專向性

　　根據SCM協定第2條第3款和第3條，“應禁止法律或事實上視出口實績為惟一條件或多種其他條件之一而給予的補貼”，對于在法律上取決于出口的補貼，需證明就出口補貼規定了法律、規章或其他規范性文件，根據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在任何法律、法規或規范性文件中均不可能找到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出臺及變更等取決于中國出口商的出口實績”或與之類似的表述，故其不存在法律上的專向性。根據SCM協定注釋四的規定，證明構成事實上以出口實績為條件需要滿足授予補貼、掛鉤和“實際或預期的出口或出口收益”三個條件。首先，被低估狀態下的匯率授予出口企業一定利益是匯率浮動的一種結果，并非中國政府有意為之，但這種結果卻是客觀存在著。

　　其次，“掛鉤”強調必須證明授予補貼與事實上的或預期的出口掛鉤或作為其條件，根據WTO爭端解決實踐，僅依據補貼接受者的業務是出口導向型不能判定授予補貼與實際或預期出口行為相掛鉤，因此所謂“匯率補貼”的接受者為出口企業并能證明符合“掛鉤”這一要件。最后，企業的出口安排是基于自身的生產能力及開拓市場等需求作出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并不必然會給出口商帶來利潤或利益，他們依然要面臨各種各樣的國際國內市場風險，甚至包括金融市場的風險。

　　綜上，筆者認為“匯率補貼”不構成SCM協定中的四種專向性，即使被低估的人民幣匯率有可能構成一般意義上的“補貼”，但仍不屬于WTO框架下所禁止的補貼，因而不能主張對中國出口產品實施反補貼措施。

　　六、結語

　　人民幣匯率政策是中國結合市場條件等因素及權衡當前中國以及世界貿易發展勢態所作出的，而不能由美國咄咄逼人單方面采取各種手段脅迫或促成人民幣匯率的上調，這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也是對世界匯率市場極度不負責的表現。人民幣匯率應真實的反映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即便存在被低估的情形，也應當允許人民幣匯率以一種合理的方式逐漸回歸到均衡狀態，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如美國這種以采取反補貼措施相威脅的行事態度是不可取的，同時也是不符合現行WTO法律框架的。況且自2015年IMF宣布人民幣匯率不再被低估，說明中國自匯改以來逐漸實現了人民幣匯率與均衡匯率的靠近，若再提出關于人民幣匯率補貼的指控當然更站不住腳。

　　作者：段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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