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記憶研究的雙重思考

　　摘要:檔案記憶觀作為檔案學近年來的研究熱點，促進了檔案價值的開發，完善了檔案資源建設，并拓展了檔案學的研究領域。論文在肯定檔案記憶研究對檔案及檔案工作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指出該研究中存在將檔案與社會記憶等同、否定檔案真實性、忽略檔案第一價值的問題，以期引起相應的關注與思考，避免走入檔案記憶研究的誤區。

　　關鍵詞:檔案社會記憶檔案記憶；檔案職稱論文發表

　　檔案，這一人類社會生活的原始記錄，在國家治理與社會建設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自古以來，檔案被稱之為“鞘中的寶劍”“國王的甲胄”以說明對統治者的重要性，而今，又被看做“社會的記憶”來凸顯作為特定媒介建構社會記憶的重要價值，也就此形成了檔案記憶觀。社會記憶是指人們在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中所創造的一切物質和精神財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編碼儲存和重新提取的過程的總稱。[1]隨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工程以及中國城市記憶工程的開展，“社會記憶”成為了檔案的新代言詞，全世界的檔案工作者逐漸把記憶觀念納入理論框架和實踐范疇，愈發自覺地參與到集體記憶的建構、維護與傳承中來。[2]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檔案社會記憶的相關問題時，需要明確一個前提，即檔案的本質屬性是原始記錄性，與社會記憶有著本質區別。檔案是承載社會記憶的重要載體，絕不能與社會記憶相等同。在此前提下，開展檔案記憶研究能啟發人們從社會記憶價值的角度出發思考檔案和檔案工作，用新的視角開拓與發現檔案領域的新知。

　　一、檔案記憶觀的積極影響

　　檔案記憶觀把檔案與社會、國家、民族、家庭的歷史記憶聯結起來，強調檔案是一種社會或歷史、集體記憶，檔案館是保存記憶的宮殿。[3]該觀點運用形象地比喻為檔案價值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檔案的社會價值，也幫助檔案工作者更好地認識自己的職責與使命。在檔案記憶思維的引領下，人們將會對檔案收集范圍進行新的思考、對鑒定標準進行新的探討，對編研選題進行新的思索，對開放利用進行新的研究。這一系列積極的影響促進了檔案事業的發展，也為檔案學研究開拓了新領域。

　　(一)開發檔案社會文化價值

　　人生的經歷會成為一個人的回憶，但記憶的存儲是有限的，人們常常運用物品、照片、文字等來記錄當下、延續回憶、寄托情感。同理，一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也好比人的記憶，當時過境遷以后，其過程中所形成的記錄、所留下的物件則是社會經歷的最好證明。然而，并不是每一件發生過的事都能有所記錄，更不是每份記錄都可以完整保存，依靠點滴記錄所拼湊的記憶總是不完滿的。因此，盡可能全面、完整地收集、保管社會發展所形成的原始記錄，能幫助人們更好地拼湊社會記憶拼圖，這也是檔案部門的重要職責。

　　在傳統檔案管理理念的指導下，檔案工作的開展更多地傾向于為黨政機關服務。誠然，社會記憶的核心是國家記憶，但社會記憶卻遠不止于國家記憶。在檔案記憶觀的影響下，通過社會的視角去看檔案，將其視為社會發展的“憑證”，用原始記錄去考究社會的歷史，將更多的關注放置于廣大的社會群體，重視民生檔案，其開發利用也更加趨向于大眾平民。

　　(二)完善檔案資源建設

　　檔案記憶觀將檔案館視為社會記憶的宮殿，然而，檔案館的存儲空間畢竟是有限的，檔案館之于社會正如地球之于銀河一樣渺小，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五臟俱全”地反映社會面貌，是檔案館資源建設的重要目標。隨著社會記憶觀的形成與發展，全社會逐漸獲得這樣一種共識，黨政機關檔案、文書檔案、紙質檔案的留存遠遠達不到構建社會記憶的目標。社會發展的經歷是如此豐富，相應地，所留下的記憶也應當是多樣的，因此，檔案館作為社會記憶構建的主陣地，其館藏應當完整、全面，才能為社會文化建設提供豐富多樣的原始記錄。

　　檔案資源的完整首先在于類型的完整。現今，人們享受著信息技術帶來的便捷，運用電子文件記錄著工作與生活，隨之所形成的電子檔案成為當下社會發展的最主要、最直接的真實寫照。忽略電子形式的檔案資源，將會造成記憶元素的缺失，因此，社會記憶的構建應當重視當下電子文件的歸檔和電子檔案的收集。檔案資源的完整還在于種類的多樣。在社會記憶觀的影響下，檔案的收集范圍不再局限于黨政機關的記錄，而是更多地將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檔案內容納入考量。為了找尋更多的民間記憶，檔案收集的方式與渠道也日益增多，使得館藏結構更為合理，形成一個能反映社會多方面風貌的館藏資源體系。

　　(三)拓展檔案學研究領域

　　從廣度來看，檔案記憶觀拓寬了檔案學的研究面。檔案記憶觀促使研究者們在關注、重視檔案本質屬性的同時，從檔案的基本屬性之一即社會屬性去理解檔案的價值，開發利用檔案資源。正如從檔案其他的一般屬性出發，以拓展檔案學研究內容一樣，檔案記憶觀同樣豐富了檔案學的研究領域。例如，思考檔案的信息屬性，可開展檔案信息的管理與利用研究;放眼檔案的知識屬性，則可對檔案進行內容與知識管理的探討;從檔案的數據價值出發，便能對檔案開展數據挖掘與分析利用。同樣，檔案記憶觀的興起促使學者們更深入地探究檔案的社會屬性，以社會記憶的思維與方法來開發利用檔案的社會價值。雖然以往研究中不乏對檔案社會屬性的分析，但多強調檔案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應與自然界形成的原始記錄相區分，[4]而檔案記憶則從對社會的多元價值出發，探尋檔案的社會屬性與記憶屬性，[5]強調檔案作為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對社會歷史回顧、文化建設的寶貴的原始價值，這就為檔案學研究提供了新內容和新方向。

　　從深度來講，檔案記憶觀加深了檔案學的研究深度。科學的發展有一定的范式及規律，檔案記憶觀的形成正好驗證了檔案學范式的發展。因此，檔案記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進一步探索與發掘檔案學的范式規律，進而促進檔案學科的完善與發展。科學家托馬斯·庫恩指出“一個范式就是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東西”，是“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6]對學科范式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學科發展規律，規范研究方法。

　　加拿大著名檔案學家特里·庫克提出，檔案從發展歷程看，主要經歷了四個范式的轉換：一是證據范式，二是記憶范式，三是認同范式，四是社會/社區范式。[7]可以說，這幾種范式的演變體現了人們對檔案價值的不同認知，而近年來所興起的檔案記憶研究印證了檔案學研究進入記憶范式的發展歷程與規律。“由檔案史料整理理論，檔案文件管理理論兩種傳統范式，到檔案信息資源管理理論主流范式，再到檔案知識管理理論和檔案記憶理論兩種前沿范式，我們看到檔案學發展的內在演化規律”。[8]在記憶范式的指引下，檔案館將從文件庫轉變為記憶庫，對檔案及檔案工作的探索與研究也將在整理與證據價值的基礎上，轉向記憶功能的開發。因此，檔案記憶觀與檔案學范式研究相輔相成，二者的深入探討將促進檔案學學科的規范發展更上一層樓。

　　檔案記憶觀的興起為檔案學及檔案工作的探索研究提供了一種新思路，上述諸多的積極影響，形成了檔案記憶的研究熱。與此同時，“一擁而上”的熱情往往伴隨的是盲目。新事物的出現會對舊事物產生沖擊，正如“信息熱”“大數據熱”“知識熱”一樣，面對檔案記憶觀研究之熱應保持清醒，冷靜思索檔案及檔案工作的本質，從社會記憶中挖掘檔案的特有價值，才能穩固檔案之根本，避免卷入誤區的漩渦，被“記憶之浪”所淹沒。在檔案記憶觀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值得關注和商榷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厘清，以促進檔案記憶觀研究的健康發展。

　　二、檔案記憶觀的誤區

　　(一)將檔案等同于社會記憶毋庸置疑，檔案的本質是原始記錄，將檔案喻為記憶旨在提醒人們關注檔案對社會的價值和作用是多方面的，但“檔案是社會記憶”的論述難免會產生將檔案與社會記憶等同的誤導。這不僅會導致檔案本質特征的模糊，使其難以同其他具有社會記憶構建作用的如圖書、文物等相區別，且由于能稱之為記憶的事物遠不只有檔案，更會造成檔案概念的泛化。事實上，無論從檔案記憶觀的起源還是從檔案與記憶的關系來看，都不能將二者畫上等號。

　　首先，從檔案記憶觀的產生來看。檔案記憶觀起源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展的“世界記憶工程”，其基本理念認為“檔案和圖書是文化遺產中不可分割的和重要的一部分，是一個國家多元化文化的表達。檔案館和圖書館都是人類記憶的保管者，對保護人類的共同記憶至關重要。”[9]不難理解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倡的這一觀點是運用了比喻的手法來呼吁人們對檔案和圖書的重視，但令人費解的是，不少人卻將本體和喻體視為一物。由上述表達可以看出，世界記憶工程旨在強調檔案和圖書對于社會文化構建的重要性，并沒有特指檔案，更沒有將檔案的價值與社會記憶的價值等同。除了檔案與圖書，文物亦是社會發展遺留下的足跡，同樣是社會記憶構建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換言之，能構建、編織社會記憶的不僅僅只有檔案，即使將一切檔案完整地保留，沒有其他文化事物的支撐，社會的記憶也不可能完整。

　　此外，再從檔案與社會記憶的關系來講。可以說，檔案記憶觀的研究即是通過論述檔案與社會記憶的關系來研究檔案價值發揮與檔案工作開展的。因此，厘清檔案與社會記憶的關系是檔案記憶研究的起點與核心，也是避免將檔案視為記憶的關鍵。從主客觀關系來分析，檔案是客觀存在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始記錄，而記憶卻是主觀意識所形成的產物。由此可見，檔案與記憶之間還存在著一個主客觀關系轉換的問題，一方面社會記憶是社會情感心理的重構，并不是記錄和史實本身，另一方面檔案記錄本身并不能直接成為記憶，而需要經過社會的選擇認知和情感認同轉化形成。[10]且面對同一份檔案，不同的人會勾勒不同的回憶，由這些回憶所拼湊的社會記憶自然也不盡相同。檔案要真正成為社會記憶，還需經過社會認知、記憶重構的復雜過程。[11]因此，利用檔案這一固化載體構建社會記憶，離不開深入的檔案資源開發，將零散、晦澀的檔案資源轉化為可理解的檔案內容，才能進一步利用豐富的檔案內容、采取多樣化的形式來填補社會記憶之缺。

　　由上可知，雖然表面上看，檔案、圖書乃至文物都是構建社會記憶的重要元素，檔案可視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但仔細思考可知：檔案與記憶之間存在一種客觀與主觀的轉化關系，而不是簡單的部分與全部的關系，二者實則有本質區別，應將二者明確區分，防止走入“以記憶代檔案”的誤區。

　　(二)懷疑檔案的真實可靠性

　　一直以來，人們對檔案的真實可靠性是沒有質疑的，學界也早對此展開過探討，可以說檔案真實可靠性與檔案內容真實可靠性的辨析論述是檔案工作者所堅守的“真理”。近來，隨著檔案學走進“記憶之門”，學者們透過“權力”與“選擇”之窗重新審視檔案的真實性，其中質疑的聲音亦時而有之。之所以對檔案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是因為不少開展檔案記憶研究的研究者認為，作為承載社會記憶的檔案的保存是不應當經過人為篩選的，否則這些經由主觀操控所留存的檔案便不再真實，更無法客觀地反映社會的面貌。事實上，之所以會對檔案真實性產生懷疑，是因為人們將“社會”的范圍縮小了，且將“權力”的負面因素擴大了。

　　首先，不否認檔案素來是國家治理中重要的文化內容，檔案的留存更多地取決于國家建設、政權鞏固的需要，相對而言，社會大眾留存的檔案所受到的關注較少。但應當明確的是，國家亦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最核心、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政府運作和國家建設需要大量的官方檔案作為參考，因此，檔案館藏以官方檔案為核心符合社會構成要素的比例，亦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其次，政治和權力因素對檔案的保管確有影響，但檔案記憶觀時而過多地強調“權力”因素對社會記憶構建的負面影響，指出“歷史文獻作為一種社會記憶的傳遞媒介，它所傳遞的記憶信息有時并非是客觀的歷史真實，而是主觀的、有選擇的歷史記憶，往往是特定的人群、階層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選擇、重組他們認為重要的‘過去’”，故認為檔案是“現實的政治結構和權力關系的共謀”。[12]事實上，在社會記憶的構建中，“權力”因素發揮了不少正面的作用。就從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的事件來看，社會記憶之主體即社會公眾根本不具備收集、整理、保存檔案的條件。[13]若沒有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特定人群、特定階層在特定時空背景下選擇了特定的過去，僅憑零散、破損的回憶，這一段重要的史實和社會記憶恐怕難以被鐵證如山的檔案所拼湊。在有限的存儲空間與保管能力的限制下，選擇具有代表性且重要的檔案予以保存是難免且必要的，并不完全是權力染指的結果。

　　最后，回歸到檔案真實性的本質。所謂的經過特定選擇留存下的檔案也是真實的歷史記錄，“權力”和“選擇”的執行是主觀的，但檔案卻客觀地記錄了當時選擇的經過與結果，是“權力”這一社會景象的最好證明與最佳證據。因此，檔案記憶觀將檔案選擇的主觀性與檔案的真實性混為一談，亦將“權力”因素影響下檔案資源的不全面與檔案的不真實相等同，而否定檔案的真實性是有誤的，應避免這種“以權力論真實”的觀點。

　　(三)忽略檔案第一價值

　　著名檔案學家謝倫伯格所提出的“檔案雙重價值論”指出，處于現行期與半現行期的檔案對原形成者具有重要的原始價值，而至非現行期的檔案則對整個社會有重要的從屬價值，[14]在檔案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兩種價值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檔案記憶的研究者們通常會從社會記憶的角度闡釋檔案的社會價值和意義，[15]這種從檔案資源對整個社會的價值視角即檔案的第二價值出發來研究檔案相關問題，容易誤以為檔案的價值主要在于它的社會價值，導致過度強調檔案的社會記憶功能而相對忽略檔案對于形成者的重要作用。事實上，檔案記憶觀在抨擊“權力”選擇的影響時，已經體現出對檔案第一價值的忽視。之所以會有“選擇”，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所謂的“權力”部門作為檔案第一價值的代表主體，為自己的“有利”而選擇性地保留檔案，而這一“有利”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檔案第一價值的良好體現。

　　實際上，檔案價值的演變是有一定的過程的。具體來講，檔案在形成初期對形成者的價值，是形成者自覺保存和利用檔案的原動力，沒有這樣的動力，就不會去保存檔案，沒有檔案保存，就更談不上檔案的第二價值，故檔案工作者在認知判斷檔案第二價值的同時，不應當忽略檔案第一價值的發揮。檔案記憶觀在看待檔案價值時可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即過多強調檔案對社會的價值，研究檔案記憶需要防止陷入這種“以記憶看世界”的誤區。綜上所述，社會記憶的構建是檔案工作重要但不是唯一的責任，理解并重視檔案社會記憶的屬性，有利于開拓我們的檔案視野，從社會記憶的需求出發，積極思索提高社會利用率，更多地實現檔案的社會、歷史、文化價值。但檔案工作者應防止走入檔案記憶中的“歪門邪道”，明確檔案記憶觀并不是將檔案和社會記憶的概念等同，在堅持檔案真實性的同時也應將“權力”因素對檔案鑒定與保管的消極影響降至最小，為構建社會記憶建立全面的、完整的檔案資源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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