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制”與太行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權建設

　　摘要：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在太行抗日根據地廣泛開展村選，實施“三三制”政策以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階級成份復雜、意識形態差異、群眾積極性不高等問題阻礙了政策推行，因此，有針對性的干部訓練、深入的民主宣傳成為發揮“三三制”核心凝聚力的應有之義。更進一步說，抗日戰爭要實現緊擰民族統一戰線大繩必須突破體制僵化、階級隔閡，而“三三制”政策的政權分層架構成為解決障礙的關鍵要素。毋庸置疑，以“三三制”為基底的民主政權體系是中共積極建設的結果，成為中共團結一切抗戰力量取得對日反侵略戰爭勝利的基本保障。

　　關鍵詞：“三三制”;太行抗日根據地;抗日戰爭;民主政權建設

　　“三三制”是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課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于“三三制”的研究興趣日隆，學術研究成果蔚為壯觀。主要有美國學者馬克·塞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李智勇《陜甘寧邊區政權形態與社會發展(1937-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王建華《改造民主：抗戰時期“三三制”選舉的革命面像》(《南京社會科學》2010年第9期)、陳先初《從“三三制”看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求索》2005年第10期)等。

　　研究學者對于“三三制”研究的地域范圍多集中在陜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而對其他革命根據地的探索關注不夠;在研究內容上對“三三制”政策推廣、政權建設中遇到的問題缺乏實證性研究。鑒于此，本文著重利用太行抗日根據地的檔案資料，系統梳理“三三制”在太行抗日革命根據地的具體實施機制，政策運行過程中的體制性障礙，從而分析中共在根據地民主政權建設過程中的政策推廣模式，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的方法以及“三三制”政策在抗戰背景下發揮的民主效用。

　　1開展與布局：“三三制”原則的廣泛實施

　　1939年秋，晉冀豫邊區政府將抗日根據地劃分為太行、太岳兩個區。1940年3月，毛澤東親自起草了《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明確提出了“三三制”原則，即共產黨員最多不能超過全體人員的三分之一，而以三分之二的席位給予其他黨派及無黨派的人士。[1]331940年8月“冀太聯合辦事處”成立，并制定和頒布了《施政綱領》，提出“徹底實現民主政治、建立廉潔政府”[2]240的任務和目標。

　　之后彭德懷在中共北方局黨校發表了題為《民主政治與三三制的組織形式》的演講，討論通過了《晉冀豫邊區村政權組織暫行條例》和《晉冀豫邊區村民代表會選舉暫行條例》[3]143，以此為指導，太行革命根據地內大范圍的村選開始展開，中共以“三三制”的民主形式引導各個抗日愛國階層參與政權，并以“民選”的方式重塑根據地政權，以求在實際掌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主導權的基礎上，進而達到擴展中共核心凝聚力、整合抗戰力量和服務抗戰的目的。試選在太行抗日根據地的部分縣村開始推行，但在特殊環境下的行政村試選還不夠全面。

　　1941年太行區村選問題的總結報告指出：“今年的村選是在春耕工作勝利完成、人民生產情緒極度高漲的條件下進行的，對敵斗爭更加殘酷，要求武裝保衛根據地更加廣泛、更加迫切。在這樣的條件下，決定了今年村選的更嚴格的意義，要注意民主民生的工作，從村選中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注意給予性和動員性、任務和人民的密切結合。”[4]對敵斗爭和生產建設的雙重任務要求各村提高各階層的參政熱情，廣泛參與村選。

　　各個村莊參加村選的公民人數已初具規模，女性公民也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選舉權，這是民主選舉進程中的一大進步。各村參選公民中，貧中農階層所占百分比較高，富農在一定程度上也行使了選舉權，使太行區各村的村政權建設更加符合民主政權建設要求與目標，也為根據地鄉村政權奠定了基礎。

　　另據昔(陽)東縣29個村的統計，村選中新選出的622名村政委員中，工人(雇農)占總人數的7%，貧農占總人數的44%，中農占總人數的34%，富農占總人數的13%，開明地主和商人各占總人數的1%。[5]經過村選，村政權領導階級成分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942年太行抗日革命根據地選舉中，武鄉、榆社、襄垣三個縣總人數的598名村干部中，地主39人，占總人數的6.5%，富農92人，占總人數的15.4%，中農257人，占總人數的43%，貧農169人，占總人數的28.1%，佃農41人，占總人數的7%。[5]

　　這種結果基本契合了中共試圖“在選舉中改造為豪紳地主所把持而尚未改造過的村政權”[4]的目標，以中農、貧農為政權階層基礎，重新建構鄉村民主政權，整合權利的要求。中共不僅在根據地的核心村莊進行了村選，在根據地的游擊區和敵占區也進行了試選，但是由于這些地區多山地分布，面積廣大，如和西一區交口僅120多戶，有自然村51個，三區沙峪，僅150戶，有40個自然村，榆太根據地亦完全為山地，昔西、平西敵偽組團活動使全部地區成為了游擊區，必須依據各區域不同的情形進行村選，而且這些地區“環境游擊化”，“因過去的遺毒，對立、分化”，敵我斗爭上是非常尖銳的時期。[6]

　　因此，在游擊區，要密切結合群眾利益，粉碎敵寇二次強化治安，建立村中機構，加強村鎮建設，提高群眾對敵斗爭情緒。太行晉中區游擊區的村選公民參與百分比總體略低于根據地，一方面是由于游擊區斗爭環境艱苦，建立民主政權條件不充分，另一方面“在根據地游擊區人民的文化水平相當低，每個村能夠認識幾個字的人，都是有數的幾個，在郊區的幾個村沒有識字的，村公所書記，尚得請其他村來擔任”，而且“民眾沒有民主傳統，干部民主經驗很少”[6]，樹立民主思想，宣傳民主建政，“依托群眾運動，進行村選，改造村政權領導成分，進行村政權本身的組織建設”成為當務之急。[7]

　　與此同時，“在游擊區有基礎的村莊，實施革命兩面政策，建立與掌握兩面派，克服過去對兩面派在工作上的利用現實和對兩面派政權不加建設，不鞏固，不前進的停滯狀態。執行秘密的群眾抗日聯保，以鞏固群眾組織，孤立特務，使敵人的分化政策歸于失效，建立秘密的抗日武裝，開展對敵偽裝斗爭”[7]，如1941年遼西進行的敵占區偽村選舉。

　　從遼西偽村政權干部的階級構成看，貧中農的人數多于富農，但不違背“三三制”原則，各階級力量在政權結構中的不完全平衡，在當時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民族斗爭雖然為主要矛盾，階級斗爭并未消失，華北敵后不同于陜甘寧邊區，華北沒有進行過土地革命，未曾建立過工農政權，工農群眾未曾徹底翻身。”[8]

　　敵偽區又處在艱苦斗爭時期，因此，在敵偽村實施與斗爭形勢相符合的民主選舉，促進敵偽區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是對日偽政權、舊社會封建地主政權的直接打擊和否定。“將不純分子清除出去，把減租減息運動中涌現出來的群眾領袖推舉進來，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基層民主政體，建立起真正符合民意和‘三三制’原則的政權。”[3]

　　通過根據地各個區域的民主選舉，政權建構更加民主化。“三三制”不僅在民主政權建設中樹立起貧苦農民的階級優勢，又將其他階層和開明紳士團結到政權中，大大發揮了民主政權的凝聚力，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2問題與機制：破解“三三制”體制性障礙

　　從“三三制”原則的實施到“三三制”政權的實現，中共不僅要克服意識形態的差異，有效降低階級成分不同帶來的歧視，還要充分調動一切有利于抗戰的積極力量加入政權，完善政權架構，整合抗日力量。如在太行地區許多農村貧富對立非常嚴重，高平一些貧民會背鍋到富人家去，或者守井不讓富人吃水[9]。

　　一些領導干部只知道聯合上層分子凝結抗日統一戰線，不知道團結下層分子鞏固抗日統一戰線，只知道淺顯的國共軍事合作，不知道爭取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中的抗日積極分子，甚至還存在著地主富農是抗日民主政權的敵對者，不能被選舉擔任干部的想法，排斥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參與民主活動，更談不上基層民主政權建設的進一步鞏固。[10]

　　針對貧富對立、群眾自發斗爭不積極，有些同志反而害怕進前，不敢領導。[11]基于此，中共如果想通過“三三制”來完成階層梳理，改造基層政權，使根據地的民主政權不僅僅流于形式，更要使其發揮民主效用，實現緊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股大繩的理想，中共就需要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完成一種雙向的自上而下的民主思想教育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認可互動。

　　因此，在“三三制”政權建設中最基本的環節就是進行宣傳教育，在宣傳的過程中，“要確定宣傳的基礎中心，要簡單，要扼要”，如要讓群眾知道什么是民主政治;什么是一黨專政;什么是村選，什么是民選;公民的權利與義務[12]，同時要采取靈活的形式，利用宣傳小報、座談會、民主課堂等被普通群眾樂于接受的形式，及時迅速反映消息，傳授經驗，如和西共開座談會36次，區村成立宣傳站12個，編村選民主課本上、下兩冊，村選小報300份，翻譯宣傳品800份。[6]

　　以政策宣傳為綱要，民主教育為要領，中共在根據地群眾思想中種下了民主的種子，群眾逐漸增強了民主意識感，了解了“三三制”在根據地政權建設的基底作用，降低了過去的階層隔閡。隨著宣傳教育的積極開展，太行抗日革命根據地的民主政權建設逐步走向發展村選過程中，以發動選民為目的的宣傳教育是基礎，還要有步驟地進行戶口調查、公民登記、劃分公民小組等一系列工作。

　　為了貫徹“三三制”，鼓勵抗日愛國各階層參與民主政權建設，在調查戶口之后，要針對戶口調查結果進行公民登記與劃分公民小組，一般登記公民時，都是經過宣傳解釋的，登記方式有的挨門挨戶，先解釋后登記;有的是在村公所各戶來報名登記，并配合登記煙民，戶口調查等。但由于解釋工作不夠，各階層對于“三三制”的認識各式各樣，真正統一的正確的思想認識還沒有形成，不僅缺乏對“三三制”政策的戰略性認識，對其組織成分認識也是千差萬別。例如：關于“三三制”的保證問題，有的認為是民主就不該保證，并且說：“‘三三制’本身就限制了民主知識分子。”

　　有的說：“議員指定，不然就選不成‘三三制’。”兩者都有偏向，前者為散漫的民主，后者為包辦民主，實際上都不是民主集中制，把民主與集中分開了都是有害的，一個是空政府主義思想，一個是專制主義思想。[4]對于“三三制”這些思想上的混亂，其主要原因還是過去對“三三制”這個政策的宣傳解釋不夠，宣傳工作的疏忽使民眾對于“三三制”存在嚴重的誤解，造成政府與基層工作前后脫節，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主政府威信的確立。

　　干部則需要更多的精力去了解各村的實際情況，了解群眾對于“三三制”政權的真切反映，細致嚴密地布置工作，同時在政權運行中要加強群眾的實際參與度，如在公民登記中，盡量發揚群眾討論登記，“和西城南群眾討論時把公民歷史上的好壞都給提出來，除非法定不合格，表現不好的，雖給登了記，但先要他好好改正;和西敵游區，群眾討論公民資格時，都從歷史上審查，把特務漢奸明確起來，加強對敵觀念”[10]。

　　政治參與與宣傳教育的結合，不僅提高了群眾的參政積極性，而且在無形中鞏固和發展了民主政府的抗戰凝聚力，在增強群眾自我認同感的同時，更明確了群眾與政府共同的民主訴求。另外，在根據地村選中，贊選與競選代替了過去的賄選，贊選是最成功的，政府把群眾所要選的原因及不愿選的原因都列舉出來，進行對比，明確對象，如榆次選民提出某某兩個都好，但某人功勞大，成立抗日縣政府;壽陽代表們在會上提出某某好，但中途妥協一次，某某稍差，但未妥協過，其他各縣都有這樣的爭論競選。[10]

　　政策宣傳的群眾化普及，不僅有力地助推了“三三制”在根據地的實行與貫徹，而且增強了各階級對民主政策、民主政權的擁護，即中共在加強根據地民主政權建設的同時，通過政策的宣傳引導、輿論強化乃至“民選”等方式優選出符合民意、維護民主政權、擁護中共領導的鄉村干部，中間分子、各黨派代表也逐漸融入到根據地的民主政權中。如前所述，中共加強宣傳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建設一個群眾廣泛參與、基層干部忠誠有效的民主體系，以實現重新塑造根據地民主政權乃至國家政權的理想。

　　民選干部通過“三三制”進入政權機構是如何參與到根據地的民主運行中，如何完成與群眾的民主交流?中共方面的資料顯示，這基本上是在問題迭出、政策糾正、增強干部思想意識教育中不斷完善的。處于政權機構內部的干部最開始總是主觀上拒絕、客觀上被動，他們既缺乏工作實踐經驗，又缺少縱向的與群眾相互聯系的意識，以致中共的民主政策很難在干部的獨立工作中落實。

　　干部為群眾除弊的精神不夠，根據地各縣支差都很重，如為機關干部運煤，群眾叫苦：“民選不民選吧，只要少支幾天差，比甚都強。”再如山豬在四區吃了幾十畝地，群眾說：“再多鋤幾遍，多上幾次糞，山豬不打了，也是沒法。”這個害如果不除，已影響到生產，究竟該怎樣除，干部就沒有很好地想辦法。[10]

　　干部簡單的行政命令的官僚作風盛行，只圖簡單省事，單純依靠主觀感受與行政力量，不注意發動群眾的覺悟性與積極性，在繁重的任務面前與嚴重的環境當中表現無能，打不開局面，完不成任務。干部在實際工作中又采取簡單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缺乏深入群眾的工作經驗，這種政策不溝通，上下不聯系，干部不作為的工作形式和原有民主工作中“左”的遺留仍然嚴重影響著農村的團結，使得各階級對村選干部仍然存在著偏見。

　　為了加強干部的思想文化教育，及時糾正干部在“三三制”政權建設工作中的失誤，中共決定開展干部訓練班，增強干部對“三三制”政策、村選、民主政權的理解，培養干部“縱向的自下而上的回饋能動性，橫向的同級之間的相互聯系與協作意識或運作機制”[13]，使根據地基層干部有效地把握中共政策及意旨、完成建設民主政權、整合社會權利、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的目標。

　　如和西訓練村級干部140人，訓練七日;榆次訓練區級及群眾干部20人，訓練一日;壽陽村級干部訓練班，約20多人，訓練21日，內容即為村級須知及指示，方法是采取實驗的方式，將訓練班作為一個村，分期進行選舉實驗。[14]干部訓練改造中解決了干部與群眾缺乏上下互動的問題，教育了干部，克服了地方干部與群眾對立的現象，有效消除了干部“左”的思想，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覺悟，鍛煉了其運用民主方式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其盡快適應當前的民主形勢。

　　從“三三制”原則到“三三制”政權，是中共經過諸多努力，通過民主動員、政策宣傳教育、各級民主選舉、干部行政訓練而逐步建立的民主政權體系。以“三三制”的民主階層建構為導向，將政策運行中產生的實際問題轉化為政策推行的改造經驗，“問題-機制”結構更貼近民主，更符合抗戰的實際需求，通過政策的外部改造、內部優化，將各抗日階級、愛國人士緊密團結在一起。

　　3角色與地位：“三三制”的民主效用

　　依照中共的設計，抗日革命根據地的民主政權“乃是使人民與政府聯結在一起的紐帶，其任務乃是溝通上下、教育人民，使人民認識個人的利益要服從團體的利益，目前的利益要服從于永久的利益。同時，使政府了解民間的情況，使得政府的政策法令能夠靈活地適應于不同環境”[15]。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以“三三制”為基底的民主政權建設達成并滿足了應對戰爭和革命的需要。

　　中共竭力通過各級政權的建設達到控制根據地政權、實現民主政權建設、增強政權結構內部凝聚力的目的，在根據地實行“三三制”，進行民主選舉，希望越來越多的抗日愛國階層進入政權系統，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三三制”政權中，許多著名黨外人士擔任了重要職務，與共產黨合作開展工作，發揮了民主協調作用。如晉冀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先生是全國知名的大學教授，晉冀豫邊區行政委員會主任宋劭文先生是民盟會員，副主任胡仁奎先生是國民黨員，他們都與共產黨合作得很好。[16]

　　在各個抗日根據地中，有不少開明地主、名流士紳、社會學者以及抗日愛國積極分子被選入民意機關和行政機關，參加了抗日民主政權的領導工作，既有利于壯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增強了各階級與中共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信心與決心。而且“三三制”的推行，使占人民大多數的貧苦農民從社會底層解放出來，廣泛地參與了民主政權建設，以極高的熱情走上政治舞臺，對于今天自己的選舉權利格外珍惜，不僅積極參與選舉村政權干部，討論民主政府建設工作，還積極接受宣傳教育，提高自我的民主素養。

　　那些終年坐在炕頭上的老大爺、老大娘，也都成了民主運動的積極分子。他們滿懷激情地說：“活得這么老了，從來沒有聽說過做官的要有老百姓來選舉，想不到這一生還有這么一天!”[16]中共不僅代表工農大眾的意見，還代表抗日地主、商人、知識分子等的意見，也可說是代表太行地區一切抗日人民的意見。“中共愿意，而且永遠預備著與中國一切愿意與其合作的人們密切合作的。”[1]

　　32縱向的民主思想宣傳團結了有效的抗日力量，反向的政治回饋在民主政權的體制建設中得到彰顯。“在我們實際執行當中，我們很具體地向我們的全體黨員指出，我們與非黨派人士的真誠合作怎樣幫助了群眾也幫助了我們。總之，黨與非黨人員的相互信賴，在他們共同從事的工作中是增強了。”[1]

　　33雙向的民主互動成為階級聯合的粘合劑，在改善勞苦大眾生活的基礎上，發揚他們的抗戰積極性，將“三三制”的民主效力注入到自衛戰爭中。“三三制”政策的實行與根據地的減租減息政策緊密結合。政治上各階級積極參與民主政權建設，經濟上傾向于“三三制”的土地分配政策開始形成，土地開始向農民分散，如太行北部24個鞏固村，自抗戰開始到1943年，中農、貧農、雇農、工人和小工商業者的土地大幅度增加，這些階層買入的土地占各階層買入土地總數的93.18%，而賣出土地僅占各階層賣出土地總數的34.81%。

　　他們大部分是賣遠地、旱地和薄地，買近地、水地和肥地。地主富農二者合計賣出的土地占各階層賣地總數的65.19%，買入土地僅占各階層買地總數的6.57%。[17]許多地主轉向資本主義經營，有的變賣土地投資工商業，有的參加合作事業，有的改為雇工經營土地或自己參加勞動，改變了過去完全實行封建地主剝削的情形。

　　可以說，根據地的經濟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經濟，這是“三三制”政權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必然結果。在中國的抗戰中存在著兩條政治路線，一條是團結全民族，實行各黨各派各軍各界的聯合，一條是分裂民主團結，反對黨派合作，實行一黨主義;一條是改善人民生活，發揚人民抗戰積極性，一條是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削弱抗戰力量;一條是進步的，一條是倒退的;一條是光明的年輕的，引導中國抗戰到勝利，一條是黑暗的腐敗的，引導中國抗戰到失敗。

　　[18]20正確的抗日路線就是實行民主政治，使戰爭成為人民的、自衛的、革命的戰爭，改善勞苦人民生活，發揚他們的抗戰積極性。政策應當符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求，即抗日黨派合作，團結全民族一致抗日，不分黨派。

　　4結語

　　太行抗日革命根據地的“三三制”與民主政權建設是抗日戰爭時期全國革命根據地“三三制”政策推廣和民主政權建設的縮影。建設“三三制”的民主政權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廣大的人民群眾發揮主觀能動性，組織一個群眾性的組織，并在提高抗戰時期群眾抗戰積極性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凝聚一切政治、經濟、社會資源為抗日服務。

　　自從革命根據地推廣“三三制”后，占民眾大多數的農民逐漸被組織起來參與政治活動，甚至是被選舉出來直接參與民主政權建設;地主富農積極分子、各民主黨派代表逐漸摒棄意識形態差異，作為民主政權領導成分的一部分參與民主政治決策，涌現出了許多優秀的領導干部;中間分子也通過“三三制”加入抗戰民族統一戰線的行列。

　　“三三制”在抗日革命根據地的政治生活領域起了發揮民主、凝聚骨干、團結抗戰力量、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作用。盡管“三三制”民主政權建設在太行抗日革命根據地、晉察冀邊區乃至全國的抗日革命根據地進行得有聲有色，但仍有許多的經驗教訓需要認真總結。

　　參考文獻

　　[1][美]斯諾.毛澤東印象記[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2]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3]張國祥.山西抗日戰爭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文史方向期刊推薦：《抗日戰爭研究》(季刊)創刊于1991年，是由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主辦的以抗日戰爭史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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