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中國的古代文獻整理，以其悠久的歷史而積淀了豐富的學術思想，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優良的學術傳統，成為后世遵奉的圭臬。如春秋末年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成為文獻整理的基本法則;西漢劉向等開創的一整套文獻整理程序和方法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的古代文獻整理，以其悠久的歷史而積淀了豐富的學術思想，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優良的學術傳統，成為后世遵奉的圭臬。如春秋末年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成為文獻整理的基本法則;西漢劉向等開創的一整套文獻整理程序和方法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西漢司馬遷提出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鄭樵語之為“會通”)為史籍編纂指明了方向。
東晉支敏度“萬流同歸，百慮一致”的思想首開考訂文獻版本源流的先河;北齊顏之推提出的“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為校勘學提供了方法論指導;清代章學誠提出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更是成為目錄學乃至整個文獻學的任務。以上這些學術傳統不僅在古代文獻整理工作中起了規范和指導作用，而且對今天的文獻整理，特別是古籍的數字化整理仍具有借鑒意義。本文擬對會通觀的產生和發展作系統及其深入的考察，進而探究它對于當前古籍數字化實踐可能存在的參照價值。
1會通思想的萌芽
“會通”一詞最早見于《周易·系辭上》:“圣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唐孔穎達疏“會通”為“會合變通”[1]，意為圣人能把握天下大勢，通過觀察時代變化時各種社會意識及力量的聚合和相互作用，總結出常道常法，進而把它們作為行動準則和社會規范予以推行。這是“會通”最初的涵義，但后來演變成為一種通變適用的哲學思想，表現在對歷史現象的認識上，就是因革相承、鑒往知來的整體史觀。
會通觀首先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2]，如《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回答顏淵問治國之道時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3]這里孔子將夏、商、周三代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對三代治國之道的合理部分進行了制度層面的會通，用孔子的話來講就是合乎“禮”，這是“夏時”“殷輅”“周冕”等得以會通的基礎，而對于那些不利于治國的“鄭聲”“佞人”則予以革除。
“禮”在這里就起到了會通歷代典制的作用。會通思想在《論語》中還有多處體現，此不贅述。孔子在編纂《春秋》等文獻時更是將這種思想“一以貫之”(《論語·里仁》)。孔子鑒往知來的思想重在從歷史的演變中探求規律，貫穿著因時變化、與物推移的原則，故鄭樵稱:“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圣，故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后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4]
2會通觀在文獻整理領域的實踐與發展
中國古代學術的一大特點就是史學的包容性極強。在今天看來，屬于哲學、文學甚至自然科學的內容都可能通過史學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明代的王世貞說:“天地間無非史而已。”[5]清章學誠也說:“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6]721甚至進一步指出:“六經皆史也。”[7]
梁啟超也說:“中國古代，史外無學，舉凡人類智識之記錄，無不叢納之于史。”[8]由于史學高度發達，而史學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史料的編纂整理，故因革相承的整體史觀必然通過史料的編纂整理表現出來。換言之，會通觀在文獻整理領域主要表現在文獻編纂方面。所謂“會”，就是盡可能廣泛、全面地搜集文獻資料，將它們集中在一起;所謂“通”，就是將這些文獻資料所記錄、反映的知識與學問融會貫通，提煉出普遍適用的真理、道理。
2.1綜合性通史的編纂
繼承和發揚孔子會通思想的第一人當屬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他為編撰紀傳體通史《史記》，除廣泛搜獵先秦舊籍、“■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國家藏書)之外，還大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為此，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意在“原始察終，見盛觀衰”[9]。
他在《報任安書》中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實際上是“會通”的另一種表述形式。在司馬遷看來，史料的匯集整理只是手段，最終目的是探究天道與人道的關系，通曉古今歷史發展變革的規律。北宋的司馬光纂修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其方法也是“會天下之書為一書”，“其采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10]，然后“通古今之史”為一爐，將周威烈王至五代后周時期的1362年的歷史用編年的形式貫通起來，使觀者能善惡自明，以為鑒戒。
從“史學兩司馬”的成就和影響來看，會通觀在文獻整理領域的第一大創獲就是綜合性通史(包括紀傳體和編年體)的編纂。今人張舜徽先生在《中國文獻學》中仍主張修“較全面、完整的《中華通史》”[11]，其實是司馬氏會通觀的延續。
2.2典制體通史的編纂
如前所述，會通思想一開始就與典章制度聯系在一起。在歷史研究中，對歷代職官、選舉、刑法等典章制度的查考是必可不少的，而各代典章制度之間的因襲沿革又是不可分割的，于是在唐宋時期興起了專類典制體通史的編纂。唐杜佑《通典》肇其始，專記“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唐李翰《通典》原序)，以“酌古之要，適今之宜”[12]，試圖會通歷代典制以探尋治國之策。南宋鄭樵仿《史記》例作《通志》，其本紀、列傳實則由舊史刪削連綴而成，了無新意，反倒是《二十略》成為全書的精華:“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他在《通志·總序》中明確提出:“百川異趨，必會于海，然后九洲無侵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后八荒無壅滯之憂。
會通之義大矣哉!”[13]又在《上宰相書》中說:“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14]鄭樵反復強調的“會通”，亦由“會”和“通”兩部分組成:“會”就是會聚天下之書，為此他發明了“求書八法”;“通”則有“縱通”和“旁通”兩說。“縱通”是依據事物的發展演進而對史料進行時間上的先后聯綴和貫通，達到“極古今之變”的目的;“橫通”則是依據事物的空間展開而對史料進行擴充和推演，達到“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通志·總序》)的目的。
這是對司馬遷會通觀的新發展。元初馬端臨則在《文獻通考·自序》中開宗明義:“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他對班固《漢書》以后斷代為史的做法提出了批評:“然自班孟堅而后，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
指出《通典》“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資治通鑒》“詳于理亂興衰，而略于典章經制”[15]，而《文獻通考》就是要探討典章制度“會通因仍之道”。以上《通典》《通志》和《文獻通考》三書在文獻學史上被稱為“三通”，加上后來陸續編纂而成的“續三通”、“清三通”及《清續文獻通考》，并稱為“十通”。會通觀在文獻整理領域的第二大創獲就是系列專門性典制體通史的編纂。
2.3百科全書式類書的編纂
文獻與知識的增長是累積性的，中國古代雖然有過周期性的“書厄”，但不足以改變這種趨勢，不過當累積到一定規模后，反而給人們利用文獻與知識造成了困擾，因為在巨量的文獻和知識面前，人們的閱讀和學習時間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類事、類文之書應運而生，曹魏時期出現了我國第一部類書《皇覽》。這種按既定的知識門類采摭群書的資料書有兩大特點:一是內容博洽，如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說:“類書昉自《皇覽》，歐陽、虞氏浸盛，至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極矣。”
并引陸深《江東藏書目錄序》“山包海匯，各適厥用”[16]之語，道出了類書會聚廣博、以資實用的特點;二是打破了文獻種類和內容的界限，將各種文獻單元(或整書、或篇章、或語詞)按照設定的知識門類、體系重新組織編排，以供人尋檢和征引。前者是資料的“會”，后者是知識的“通”。據曹之先生粗略估計，中國古代編纂的類書約有六百余種，現存二百余種[17]。會通觀在文獻整理領域的第三大創獲是古代百科全書式的類書的編纂。
綜上所述，“會通”由通變適用的哲學思想漸而滲透到史學與歷史文獻的編纂整理之中，在實踐領域形成了綜合性通史、專門性典制體通史及類書三大主要類型的編纂成果。它們共同的特點，就是試圖通過一次文獻編纂，盡可能將天下所有文獻資料搜集在一起，編為一書，即所謂“會”;然后將這些文獻資料里的知識與學問融會貫通，成一家之言，即所謂“通”。其核心思想就是打破文獻之間、學科之間、學派之間的界限，以探尋世間萬事萬物的本原及發展規律。
3會通觀對當今古籍數字化的參照價值
古籍數字化本質上仍屬文獻整理的范疇。文獻整理在中國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已形成了內在的人文歷史邏輯，而現代信息技術有其內在的科學技術邏輯，兩者如果不能有效耦合，勢必造成古籍數字化與人文學術研究的脫節。當前古籍數字化中存在的一些亂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學術傳統作為歷史參照造成的。會通觀作為文獻整理的一種優良傳統，對古籍數字化而言，既有認識論價值，亦有方法論價值，可為當前古籍數字化實踐提供參照。
3.1會通觀的認識論價值
發端于中國古老“易”學思想的會通觀，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哲學意味，在與儒家思想結合后，更是得以深入發揮和廣泛傳播，成為一種亦儒亦道、融會儒道五行陰陽名法諸家思想的新的哲學意義上的會通。后世學者有的取其窮搜極討、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有的取其靜觀物象、格物致知的科學態度;有的藉之辨明典章制度因仍變革之道，有的借之探究物性相同之理。
“通過求其然，更求其所以然;通同類，更通不同類;可以類通，不以類止，遂將會通的意義提升到探求事物的本質特征和根本區別的理論高度，超越了簡單的梳理條例和追溯本始，成為嚴密精準的治學理論”[18]。
會通觀同樣有助于我們認清古籍數字化行為的本質。事實上，自從“古籍數字化”的概念出現以來，學界對它的探討就沒有停止過。一種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古籍數字化就是通過技術手段實現古籍內容信息的記錄符號、存儲介質的轉換。例如，彭江岸稱:“古籍數字化就是利用數字技術將古籍的有關信息轉換成數字信息，存儲在計算機上，從而達到使用和保護古籍的目的。”[19]段澤勇、李弘毅也說:“古籍數字化就是把人們幾千年來常用的文字符號轉化成能為計算機識別的數字符號的一種過程。”[20]類似的表述在大量論文中俯拾皆是，不必贅述。
另一種觀點在前者的基礎上有所擴展，把記錄、存儲之外的其他功能也納入其中，如劉琳、吳洪澤認為:“所謂古籍數字化，就是將古代典籍中以文字符號記錄的信息輸入計算機，從而實現了整理、存儲、傳輸、檢索等手段的計算機化。”[21]毛建軍認為:“古籍數字化就是從利用和保護古籍的目的出發，采用計算機技術，將常見的語言文字或圖形符號轉化為能被計算機識別的數字符號，從而制成古籍文獻書目數據庫和古籍全文數據庫，用以揭示古籍文獻信息資源的一項系統工作。”[22]
筆者以為，以上認識都只是停留在工具的表象，沒有完全認清古籍數字化價值的本質。誠然，通過記錄符號和存儲介質的轉換，可以實現古籍內容文本的長期保存，也可以提供檢索、瀏覽、傳輸等多項功能，但這些都屬工具理性，而非價值理性。從會通的角度，我們可獲得兩點對古籍數字化的新認識:首先，古籍數字化本身就是傳統古籍整理方式會通的結果。
換言之，古籍數字化是傳統古籍整理方法、范式在數字環境下的科學發展和合理延伸。會通的本義是“禮”制的因循變通，將之引申到學術傳承上，這本身就符合會通“因仍變革”之理;其次，古籍數字化與傳統古籍整理一樣，不僅擔負了保護古籍與古代圖書文化的使命(即所謂“會”)，同時也是連接歷史與現實的橋梁，是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歷史、學習先哲知識思想的途徑與方法(即所謂“通”)，切不可忽視古籍數字化的認知功能。
因此，依據會通的意旨，我們完全可以給古籍數字化下一個全新的定義:古籍數字化是以保存古籍文本和版本信息為基本目的，以發掘古籍蘊涵的知識思想與認識歷史發展規律為最高目標，在對紙質古籍完成傳統的版本鑒定、文本辨偽、文字校勘等整理程序之后，再利用現代技術將其文本或影像轉換成計算機可存、可讀、可傳輸、可檢索的數據，并對這些數據進行深度加工，實現知識的發掘、發現和重新聚合的過程。
3.2會通觀的方法論價值
3.2.1資源整合:博會之間，留心異同
會通的第一步就是“會”，即廣泛地會聚文獻資料。古人尚有“會天下書為一書”的氣概，對于今天的古籍數字化而言，就是要盡可能全面建設、整合各類古籍數字資源。盡管學界呼吁已久，我國目前仍缺少一套統一的古籍數字化協作機制。古籍數字化素來有三股力量，這就是公益性的圖書館、商業性的數字出版企業和學術性的研究機構。它們各有自己的優勢，也有自己的不足。
圖書館有版本資源的優勢，但數字化的對象往往僅限于本館館藏;數字出版企業有信息技術的優勢，但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研究機構(如高校古籍所、社科院歷史所等)深知人文歷史研究對古籍知識信息的需求特點，但既沒有版本資源，信息技術也非其所長，只好尋求與前兩者的合作。
在這種格局下進行古籍數字化，極易造成現有數字資源不摸底、新的選題分布不均衡、數據格式不統一、系統功能不兼容等系列問題。其結果就是:單從總體規模來看，我國古籍數字化從20世紀80年代發展至今已取得了很大成績，建成的古籍數據庫數量可觀。但若從全國范圍來通盤考慮古籍數字資源布局，這些古籍數據庫卻成了一個個漂浮在信息汪洋大海中的“孤島”，彼此之間不能通達，發揮不出整體效應。
“會”是“通”的基礎。首先，古籍數字化在建設階段就要力求保持各種不同類型的古籍數字資源全面、均衡地發展，不可偏執一隅。具體來說，就是不能盲目地以市場為導向，也不能囿于一地一館的館藏，應通過建立類似于國家古籍數字化規劃小組或古籍數字化業界聯盟的形式，有計劃地推進古籍數字化項目，有意識地保障不同文獻類型(如甲骨、拓片、寫本、刻本等)、不同古籍信息(如書目、文本、影像等)、不同學科門類(經、史、子、集、叢)、不同學派學者、不同民族地區，甚至不同語言文字的古籍都要有相應的古籍數字化資源建設作為“通”的基礎。求“異”才能得“全”，“全”是“會”追求的結果。同時，應效仿出版物呈繳制度，建立古籍數字資源的呈繳制度，通過權威的管理平臺發布古籍數字化產品信息，避免古籍數字資源的重復建設。
其次，要整合包括海外中文古籍數字資源在內的各種古籍數字資源。現有古籍數據庫由于采用的漢字字符集、數據結構、元數據標準、調用協議、文件格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即使“會”在一起也不能兼容(“通”)。
因此，必須統一建設規范。以漢字字符集為例，之前我國大陸、港澳臺地區和國外的中文古籍數據庫采用的標準就分別有GB2312、BIG5、Unicode等，而列入《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中華字庫工程”，目標就是要建立全部漢字及少數民族文字的編碼和主要字體字符庫，重點研發漢字的編碼體系、輸入、輸出、存儲、傳輸及兼容等關鍵技術。預計完成的“中華字庫”可編碼的字符數在50萬左右，其中漢字古文約10萬、楷書漢字約30萬、各少數民族文字約10萬。
而且，將“按照國際標準化組織的要求研制不同類型的文字編碼方案，提交給國家相關機構逐步申請納入ISO/IEC10646國際標準，從而徹底解決我國古籍數字化產品在全世界范圍內的信息交換問題”[23]。“中華字庫工程”就是一個標準的會通思想的解決方案，其他如數據結構、元數據標準、調用協議及文件格式等也應照此思路尋求解決方案。
3.2.2功能集成:保存、閱覽、檢索與研究
古籍數字化不僅應實現古籍數字資源的會通，還應實現系統功能的會通，表現在系統功能設計上，就是要兼顧各種文化層次、各種專業研究的需求，盡可能將各種功能集成在一起。數字古籍的讀者可粗略地分為兩類:一類是古籍愛好者，一類是專業研究者。普通的古籍愛好者更多的是閱讀和欣賞古籍內容，但其在使用古籍數字化產品之前，對古籍知識信息的需求可能是潛在的、隱性的，存在從一個普通的古籍愛好者轉變為專業研究者的可能。
而對于專業研究者而言，雖然研究古籍的視角千差萬別，有的可能側重文本研究，如成書及流傳經過、歷代版本的源流關系、存本的校勘整理等;有的可能側重內容研究，如古代歷史、政治、文學、藝術、學術思想等;有的可能側重人物研究，如作者及書中歷史人物的個人生平、交游、社會關系等，但這些不同視角的研究之間經常相互交叉、互為因果、彼此印證，不可能完全割裂開來。這就要求古籍數據庫實現功能集成，提供一站式檢索與研究支持服務，可以達到整體效能倍增的效果。
但到目前為止，我國古籍數字化產品的功能仍較為單一:能提供詳細古籍書目信息的，通常不具備全文檢索和閱覽功能;能提供古籍全部文本內容的，通常沒有詳細的版本著錄信息，只有少數實現了文本內容與版本影像對照的功能;能瀏覽古籍版本影像的，大多不能檢索和閱讀全文，有的只提供幾張樣頁給讀者欣賞。
在檢索方法上，只限于分類瀏覽，書名、作者、時代、版本、篇目及全文關鍵詞檢索。在研究支持方面，大多停留在提供諸如標點批注、分類收集、下載編輯、原文打印及糾錯勘誤等比較低端的功能上。
2002年，李國新教授提出古籍數字化應具備四大特征:一是文本字符的數字化，二是基于超鏈接的瀏覽閱讀環境，三是具有強大的檢索功能，四是具備研究支持功能[24]。只有同時符合這四大特征，才能稱為真正的古籍數字化產品。實際上，表達的也是一種系統功能集成的理念。筆者以為，這一理念符合會通的思想，至今尚未過時。一個完善的古籍數字化系統，應該集成保存、閱覽、檢索、研究四大功能模塊，尤其要在語義檢索和知識服務方面下功夫。
3.2.3知識加工:深度聚合，通達古今
古人會通的終極目標是探究“天道”與“人道”的關系，總結歷史發展變革的規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對于今天的古籍數字化而言，會通就是要打破文獻類型之間、學科門類之間、學術派別之間，甚至是語言文字之間的壁壘，通過古籍數字資源的全面整合和知識的深加工。
輔助人們完成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學術、思想等全方位的認知。這些認知并不是虛無的，而是有現實意義的，如根據中醫古方提取的青蒿素可治療瘧疾，根據古籍中關于地震的記錄可研究地震發生的周期性規律，根據史書中天文現象的記錄可研究星體的運動變化等，諸如此類就是所謂的“通達古今”。
經過去重存異、全面整合的古籍數字資源無疑是一座知識寶庫，它包括漢語及各少數民族語言的各學科門類的典籍，涵蓋古代哲學、史學、文學、科技、藝術、典制、醫學、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知識。但存在于各種文獻單元的知識形態，有的可能是零散的、不系統的，還有的可能是隱性的，彼此之間缺少關聯的。根據會通觀對真理的求索精神，古籍數字化在完成了基礎性的資源建設之后，應將發展目標定位在古籍資源的深度開發和增值利用上，使隱性的知識顯性化，使零散的知識系統化，使封閉的知識彼此關聯起來。
近年來，隨著數字人文概念的興起，學界和業界已經在探索將語義分析、可視化數據挖掘、關聯數據、知識聚類、機器學習、知識圖譜、地理信息系統等現代信息技術應用于揭示歷史人物的生平和社會關系，各種歷史客體歷史事件的時空關系、關聯關系和因果關系，以及考辨古籍文本異同和版本源流、自動生成專題專類的古籍知識產品等各方面。將認知功能往極致的方向發展，是會通觀對古籍數字化的終極要求。
4結語
作為中國古代優良學術傳統之一的會通觀，以其悠久的人文歷史和深刻的哲學思想，對文獻整理活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會通觀從最初“禮”制的通變適用，上升到以因革相承、鑒往知來的整體史觀來看待和研究歷史，進而在史料的編纂整理過程中發揮指導性作用，直接導致了綜合性通史、專門性典制體通史以及百科全書式的類書的生產。
古人的會通思想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會”，即廣泛搜集天下所有史料，將它們纂合在一起;第二層次為“通”，就是探究天下萬事萬物的本原、發展演變規律及相互關系。會通觀有助于我們認清古籍數字化價值的本質，同時能為當前的古籍數字化實踐提供有益的啟示:在古籍數字資源建設達到一定規模后，應全面查缺補漏，彌補各文獻類型、各學科門類、各學術流派、各地區、各民族、各語種及各種古籍信息來源(如書目、文本、影像等)在古籍數字資源建設方面的不足，同時整合現有的古籍數字資源，實現資源共享。
在此基礎上，通過古籍數字化系統功能的集成、知識的深度開發和信息的增值利用，完成對中國古代社會與歷史的全方位認知。會通也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但作為一種學術理想，應該成為古籍數字化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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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為背景，提出醫學高校圖書館應認真落實新時代高等教育工作“以本為本”的方針政策，圍繞本科教育教學進一步強化文獻信息資源建設，闡述了本科教學工作評估對于高校圖書館文獻信息資源建設的促進作用。以沈陽醫學院圖書館為例介紹當前文獻信息資源建設的現狀，探索“以本為本”的館藏資源建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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