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新世紀小說中的鄉土書寫滲透著對大寫的人的追求及其背后深重的家國情懷。這一傾向的出現有賴于新世紀逐漸形成的重述歷史潮流，也體現作家通過極力強化國家與民族敘事，對當下走向疲軟的個人化寫作予以糾偏的努力。從具體的寫作策略看，史詩化的創作追
摘要：新世紀小說中的鄉土書寫滲透著對大寫的“人”的追求及其背后深重的家國情懷。這一傾向的出現有賴于新世紀逐漸形成的“重述歷史”潮流，也體現作家通過極力強化國家與民族敘事，對當下走向疲軟的個人化寫作予以糾偏的努力。從具體的寫作策略看，史詩化的創作追求、底層知識分子的啟蒙熱望和對基層行政的想象，成為新世紀鄉土書寫的主要敘事機制;當然塑造的道德人物也存在著某種虛空的符號化之嫌。
關鍵詞：新世紀,鄉土書寫,家國情懷,史詩化,啟蒙
作為歷史的構造物，所謂的“鄉土”是一個明顯的現代性話語裝置，其形象伴隨著民族意識的自覺而逐漸清晰起來。自清末以來，中西對抗過程中“鄉土中國”遭遇的諸種挫敗、屈辱以及深刻的自省，成為文學中鄉土書寫的核心。近代中國的歷史演進是一個傳統宗族禮俗社會向現代型社會逐步遷移轉化的過程。約瑟夫·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①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學中的鄉土書寫從來都傾向于一種宏大的歷史性敘事，五四以來“家”的形象始終和作家感時憂世的國家使命緊密相聯，青年人的“破家”與“出走”成為打破家國同構傳統的一次“大脫嵌”嘗試。
而抗日戰爭期間，文學又在重塑一種新的家國關系，標識出強烈的“中國屬性”，形成一種有效的知識分子自我認同的想象機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俗社會中以權力和金錢為軸心的“經濟理性人”構成了個體意識極強的市場社會，我們稱之為“原子化的個體”。以往“鄉土——中國”邏輯鏈條的自我安置功能消退，文學中鄉土世界呈現出私欲旺盛、倫理滑坡、多元失范的態勢。
同時，新世紀以來出現了一種“重述歷史”的潮流，作家歷史敘事的立場逐漸呈現出民間化、個人化、隱喻化的傾向，在“告別革命”的語境下，任何大歷史都可以通過“小人物”的“小敘事”來完成。這一敘事轉向暗合了新世紀以來鄉土社會的現實，面對著城市化進程中逐漸被抽空的鄉村，加上席卷全球的資本主義消費價值擴張，傳統鄉土社會原本整齊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大面積解體。因此，在零散的日常生活中尋找世俗的生命力，成為作家們窺探紛繁復雜時代中一種恒常力量的渠道。
一、重返宏大：史詩化的寫作追求
之所以說“重返”宏大，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呈現出一派多元混雜的局面。繼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等旗幟鮮明的文學潮流之后，各種具有先鋒、實驗性質的文學創作競相登場，寫作方法不拘一格。以碎片化、變異性和偶然性等因素，代替“民族——國家”的寓言性敘事，一度打破了完整的宏大敘事美學堡壘，促成了多元意義共生的局面。但過于放縱的文字游戲以及怪異、零散、拒絕深度的表現形式，難免讓人產生審美疲勞，阻礙文學發展。
按照形式主義的理論分析，文學的進化是在陌生化與自動化相互交替中完成的，也即在“傳統——新潮、實驗——傳統”的交替中實現一次次的更迭和位移。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走向，也正在實現從先鋒到傳統的過渡，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后，一股重構宏大的力量正在聚合。莫言的《生死疲勞》、《蛙》，劉醒龍的《圣天門口》、《天行者》，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葉廣芩的《青木川》，阿來的《空山》、《格薩爾王》，賈平凹的《山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關仁山的《金谷銀山》、《天高地厚》，方方的《民的1919》，老藤的《刀兵過》、《熬鷹》等作品，或重述民族百年的滄桑巨變，或管窺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或回望挽歌式的鄉土世界，或展示邊地風貌的瑰麗奇絕，均有著史詩化的傾向。
事實上，“史詩化”在今天并不特指一類文體的特征，而是觸及到作品的精神層面和價值層面的評估。簡單地說，具有史詩化傾向的作品，首先要有觀照時代、社會和歷史問題的眼界和格局;其次，要有直面人生、體察苦難的勇氣和擔當;再次，在情感表達上致力于“真”、“善”、“美”的和諧統一，能夠與人的內在情感世界和生命體驗相通。史詩化的文本未必要有巨大的篇幅，它要處理的是一種語言的時間性，是一種嵌入時間深度的精神氣度，按照哈羅德·布魯姆的說法，偉大的文學作品有三大標準：審美光芒、認知力量、智慧。
②布魯姆的論斷將史詩化的作品從單純的“鴻篇巨制”中解放出來，轉向一種“不懈的視野”，而這樣的視野可以使“所見的一切都因為一種精神氣質而變得更加強烈”③。通常人們在談論史詩化的時候，總會涉及到“宏大敘事”、“民族國家寓言”、“時間跨度”等關鍵詞。此外，布魯姆提供了一種文本解讀的情緒維度，在中國文化傳統的語境下，大體可以概括為蘇煒所說的“滄桑感”、“命運感”和“興亡感”④。
劉醒龍的《圣天門口》以天門口鎮為切入點，以史詩化的寫法重述了20世紀中國的歷史。按照劉醒龍自己的說法，他要用“新的寫作為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正名”⑤。小說的價值系統主要建立在兩種理念之上：一種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的“守常”理念，在文本的故事敘述中一直出現另一種聲音，即說書形式的《黑暗傳》，它講述了從古至今華夏民族的禍亂興亡史。作家運用這一復調結構構造出強大的歷史感，在“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定律中，“佛朗西”們挑起的革命只是恒常歷史河流中一個暴亂的注腳，它最終傷害的只能是祈求安居樂業的老百姓。
另一種是來自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福音”理念，它孕育出“圣”的內涵。小說中所謂的“天堂”，并非指離天門口鎮不遠的“天堂山”，而是每有動亂就會敲響警鐘的教堂。梅外公、梅外婆和雪檸這樣象征著博愛、寬容與祥和的化身，與杭九楓、馮旅長、常守義等崇尚暴力的“暴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因為引入了西方基督教中“圣”的超驗精神，在無形中應和了傳統文化中大同的理想境界，更增加了歷史反思性。梅外公對西方革命的推崇和以身殉道的超然，傳達了作者借彼岸之福音渡此岸之眾生的理想。從中不難看出自新時期以來中國人普遍懷有的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文化想象，并試圖通過這一異質文化來解讀中國歷史進程的復雜性。
同樣，方方在其備受爭議的《軟埋》中，也在探討中國歷史上“常”、“圣”與“亂”的關系問題。在“去革命化”的敘述中，方方試圖通過教堂的鐘聲消弭主人公丁子桃(黛云)所背負的歷史重擔和心靈重創，并透過層層的揭秘，將丁子桃的身世與命運遭際逐漸與20世紀的歷史大事關聯起來。
小說結尾處年幼無知的黛云無意間透露出金點母親的死因以及對金點戀愛的阻撓，恰恰成為小說的隱線，又平添了一股因果循環的宿命味道。作家們懷抱著“還原歷史真相”的宏愿，在平凡的中國人身上演繹著家國的變遷，恰如方方于《民的1919》中塑造的主人公“民”，“‘民’這個詞很有意味，既是武昌城一個剃頭匠的兒子‘民’的名字，也象征著民以及民國，象征著王的國從此變成民的國”⑥，在看似日常的生活中灌注了諸種歷史動因，側重歷史在百姓心中的投影和回聲的書寫，增強了人性的色彩深度和文學的抒情意味。
如果說劉醒龍等作家從切身體會出發，在西方文明的“天堂”里獲得神圣性與救贖感的話，作家老藤則更多地到傳統中尋找一種“守常”的力量。《刀兵過》一文構建出一個名為“九里”的北方邊陲村落，從建村起就頻繁遭遇過刀兵，短如義和團、沙俄亂、奉軍巡防營的侵擾，長如侵華日軍的長久威脅，當然更涉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改造狂潮，可以說九里映射了20世紀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揭示出“中國凡人”無法掌控自身命運的無奈與悲愴。作為一部有史詩化追求的作品，《刀兵過》中心人物王克笙、王明鶴父子以祠堂內供奉的“三圣”為道德高標，本著醫者的仁心和鄉紳的公心，在家國離亂的感時憂懷之際，依然能夠遵從內心的道德律來擔負起一方百姓的平安。
鑒于20世紀中國的特殊歷史語境，中國知識分子賦予了鄉土諸多內涵，一切關于現代性的思考最終都會與鄉土發生關聯，革命、戰爭、啟蒙、家國重建、民族認同等核心問題都以鄉土大地作為依托，寄寓了知識分子對國族命運的種種觀察、思考和想象。在一種多元的文化語境下，新世紀以來部分作家的寫作為文學史增加了厚重感和力量感，也在力圖建構一種兼及個人選擇與國家命運的對應感。
曹文軒在為德國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說《朗讀者》作序時曾說：“我一直將莊重的風氣看成是文學應當具有的主流風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學，應當對此有所把持。”⑦主人公漢娜與米夏的經歷，充滿了對德國歷史、文化、戰爭、人性的莊重思考。因此，回歸一種“以小見大”的宏大敘事，在歷史與現實、傳統與個人、舊制度與現代性的矛盾張力中，也能夠達到叩問文學終極價值、折射人類道德立場和精神操守的效應。
二、鄉土啟蒙：底層知識分子的悲歌
在20世紀的中國，現代西學培養的現代型知識分子幾乎不能在廣闊的鄉村發揮傳統“儒生”的社會功能，鄉村生活日漸顯露荒蕪蒼涼的底色，鄉土文明漸趨枯竭式微。相對于外部世界日新月異的變遷，“鄉土中國”被迫成為一種停滯的坐標，其主體在主流文學中處于沉默不語的境地，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只有納入現代性的系統中才能得以確認。
長久以來，這種缺乏對話性的單向啟蒙顯然充斥著遮蔽和誤讀。至80年代的尋根文學又著力揭示文化形態，對現實人生的理解帶有“文化歸因主義”色彩，難免另一種形式的簡化和遮蔽。如何讓鄉土自己發聲，并盡力還原較為復雜且原生態的面貌，成為新世紀以來作家們努力的方向。
李銳是較早強調文學中“復調”式啟蒙意識的作家，他的“行走群山系列”努力描繪“群山”自我行走的軌跡，他說：“我們再不應把國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種文化形態的描述當成目的，而應該把它當做素材，把它們變為血液中的有機成分，去追求一種更高的文學表現。”
⑧張仲銀這個鄉村教師形象，充滿了作家對“底層知識分子—革命—鄉村”的關系思考。作為那個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張仲銀最感興趣的不是傳播知識，而是帶領農民搞革命。小說中反復出現張仲銀被自己暢想的革命激情和一呼百應的號召力所感動，內心時常涌動著波瀾壯闊的“自豪”情緒，但是在他眼中“榆木疙瘩”一樣不懂革命的農民總讓他感受到深切的孤獨。
很難說張仲銀是典型意義的啟蒙者，他獨自一人進行著革命的狂想和狂歡，這種自豪又寂寞的情感結構由鄉村倫理、知青情節、革命熱忱和啟蒙自覺的高姿態拼貼而成。不管李銳對張仲銀這個角色抱以何種態度，他在無形中彰顯了底層知識分子進行鄉土啟蒙的熱望和無力感。此后，也出現了一批戲謔反諷知識分子的作品，比如閻連科的《風雅頌》、劉震云的《手機》、李洱的《應物兄》等。
在鄉村底層知識分子身上，理想主義情懷往往在現實生活面前消耗殆盡，特別是同時面對錯位的政治話語、頑固的傳統文化與貧瘠的物質生活時，來自底層的啟蒙理想與追求就顯得愈加尷尬。然而，依然有不少作家將鄉土世界主體的自我闡釋職能賦予了底層知識分子，在巨大的外界啟蒙壓力下構筑一種鄉土知識分子的道德高標和堅固信仰。
在眾多此類文本中，劉慈欣的《鄉村教師》是一個非常有特點的個案，這位向來擅長書寫科幻小說的作家，將人類的命運與中國鄉村的某個細節相聯，形成一種奇妙的理論張力，無形中擴大了文學中鄉土想象的范疇，使鄉土中國獲得了某種新的主體性。李寶庫在中國最偏僻最蠻荒的山村教師崗位堅持了一生，為孩子們播撒微弱的希望。劉慈欣為了營造一種愚昧麻木的生存氛圍，幾乎將所有的“惡”都灌注給了這個小鄉村，比如拐賣人口、重男輕女、蔑視教育、無端械斗，等等。
在這看似毫無希望的土地上，李寶庫用盡生命最后的力氣要求三個學生背誦牛頓三定律，即便在他自己和他人看來這都是徒勞無功的努力。然而，當宇宙高等生命對低等星球生命進行毀滅性打擊測試的時候，他們隨機抽中了這三名孩子，并通過孩子們背誦的牛頓定律而確認了地球文明的高等級，從而使地球幸免于難。這樣新奇的鄉土書寫確實少見，盡管從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塑造上來看依然顯得簡單，但卻洋溢著莊嚴感和命運感，富含隱喻的意味。
從局部的現實層面看，李寶庫對鄉村的啟蒙是失敗的，他孤獨地對抗著村民的野蠻和麻木不仁，始終跋涉在蒼涼的群山和守舊的村民之間，直至患癌去世也是孤苦伶仃，更增加一絲悲劇感和與時代錯位的荒誕性。然而從民族命運和人類命運的角度看，劉慈欣顯然并不抱有精英主義立場，他更愿意相信中國乃至人類的最終命運走向掌握在普通人的手中，民族國家的根基還是由無數的知識學人在搭建。
李寶庫身上發生的偶然事件，放諸更深廣的基層教育上，就會變成一種必然，這是底層知識分子存在的意義，他們對知識的無私傳播也正是貧瘠土地上的希望之花。植入鄉土中的科幻元素，反而剝離了現代性賦予鄉土的一種烏托邦情懷和懷舊意識，它堅信世代累積的知識體系對人類生活的改造力量，以一種未來視角估衡當代性，使知識分子的啟蒙事業看起來并不孤獨，也使當下的人們所受的苦難更有意義。
在個人話語和物質話語不斷膨脹的消費時代，對知識分子大規模的戲謔與嘲諷事實上是作家對當前知識分子生存語境和知識傳播語境的某種憂慮，這種憂慮同時又催發出作家以文學為陣地，進行理想宏圖構建的渴望。劉慈欣能夠從宏大的宇宙視角觀察中國鄉土，并在進化論的線性歷史觀指引下完成國族預設，但是往往容易忽略個體生命的細微感受。劉醒龍的《天行者》恰恰關注到鄉村教師最基本的職業訴求——轉正，并圍繞著轉正這一行政事務的歷史沿革，書寫了底層知識分子啟蒙與自我啟蒙的艱難歷程。由于小說篇幅較長而且創作時間綿延十余年，因此內容復雜且體量宏大。
《天行者》展示了30多年來鄉村知識分子艱辛的生存鏡像，也演繹著他們在現實體制中不斷被屏蔽的荒誕命運。劉醒龍精確描摹了鄉村的貧困及基層行政的復雜局面，其間充斥著理想主義的道德、文化追求，而不僅僅是被表述者的生存需求。
在界嶺，無論是余校長、孫四海還是鄧友米，都敢于與守舊的反智勢力斗爭，帶著他們心中一種更高層次的生活準則，即通過教育改變青年一代的生存狀態。這看似質樸卻充滿悲壯意味的宏愿，既源自底層知識分子對理性力量的信念，也來源于對現實處境的憤懣。劉醒龍筆下的鄉土正是在這種基礎啟蒙的支撐下發出了具有主體性的吶喊。為生命的尊嚴抗爭，為理性的傳承奮斗，界嶺小學的教師們彰顯了這種富有血性的啟蒙精神與犧牲精神，其中蘊含的道德感召力，也正是劉醒龍對民族文化內核的具體演繹。
余英時曾對知識分子的內涵進行概括：一是理論上知識分子的主要構成條件已不屬于一種特殊的社會階級，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上;二是中國的“道”基本上是一個安排人間秩序的文化傳統，其中雖然包含宗教意義，但是與其他古代民族的宗教性道統不同，因此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秉持的興亡觀念基本是從“道”濫觴出來的;三是知識分子不僅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勢”更尊崇，因此對社會的責任感是知識分子應有的品格;四是由于“道”缺少具象化的表現形式，知識分子只有通過自愛、自重才能將其顯現。
⑨也就是說傳統知識分子對自我生存意義的追逐在于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其人文價值和終極目標必然超越世俗權力，同時必須保持救亡時代的革命功能，在“江湖之遠”和“廟堂之高”間來回奔波成為中國士人不能逃脫的宿命。然而鄉村底層知識分子要想堅守內心的“道”，更多的時候依賴于自我的“犧牲”精神，成為雷蒙·阿隆倡導的在思維、感覺方式和命令、犧牲等方面類似“神的存在”的宗教性知識分子，他們必定根植于苦難的土地，獲得靈魂的超越與升華，沖破“私”的狹隘并給世人展現出充滿希冀的世界圖景。
三、基層體制構想與烏托邦困境
當作家們涉及到鄉土書寫的時候，內心往往涌動著一種較為宏偉的寫作意圖，他們似乎確信自己筆下的鄉土世界可以映射整個中國，或者說這就是他們意識里的中國的一面。這種以一個村莊寫一個民族的邏輯推理與演繹，滲透著日常生活與意識形態相結合的思想理路。直面社會問題，對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的基層行政體制有看法，并穿透層層迷霧促成歷史、現實與人性的集中爆發，揭示出現代性的種種癥結，成為當代部分作家創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賈平凹于《帶燈》中融入了自己近年來關于基層體制的思考，高污染的工廠進駐櫻鎮打破了鎮子的安寧，農民因污染屢患肺病，相關部門遲遲不給相應政策賠償，外出務工人員得不到社會的保障，導致農民上訪常態化。身居高位、要職的官員卻一心只想爭取政績，謀求仕途的發展。社會轉型期的基層體制不健全現象在小說中屢見不鮮，人治大于法制的弊端使得綜治辦主任帶燈的工作舉步維艱。傳統儒家社會倡導的家長制與尊卑意識，強調私權與族權的至高無上，這種思維意識和文化傳統所產生的慣性相當大，特別是類似于櫻鎮這樣的鄉土基層社會，廣泛存在著反現代化的暴力型因子。
《帶燈》中的櫻鎮是一個地處偏遠、民風彪悍的大鎮，一次村民在暴怒之下公開“審判”馬連翹的行為，堪稱是暴力行為的典型，當眾人被馬連翹激怒后，群眾的憤怒和瘋狂不可遏制，甚至有撕碎馬連翹的沖動。這一情節描寫不乏賈平凹噬臟、噬性、噬亂的審美傾向，但是也從側面展現出在缺乏法治的社會中，“民意”往往容易充當人民自衛與泄憤的武器，民粹主義容易滑向暴力化和極端化，也預示著鄉土中國邁向法治社會的道路之艱。
面對在兩種文明夾縫中求生的底層人民，賈平凹塑造了帶燈這一人物形象，她用女性的溫柔善良寬宥著悲苦人的心靈，化解著基層群眾的戾氣。帶燈的身體與靈魂也時常分裂于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斷裂之間，身處體制內部卻總想從內部打破體制的束縛，俗世的諸種權力制約也導致帶燈患上了嚴重的夜游癥。
鄉土中國在現代化行政體制尚不健全的土壤下，滋生出的諸種“惡”正在消解傳統文化的合理性，甚至對人的異化產生深遠的影響。深諳官場文化的老藤，將基層行政建設的希望建立在知識分子的自我修養上。《黃昏里的“雙規”》中陳海巖、李子和向讀者證明了擁有非凡智慧和完善道德的官員，在現實的權力場中所具備的堅守和魄力讓人嘆服。經濟理性時代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格局，對人格的要求從傳統中道德人格、超越人格轉變為經濟人格。
小說圍繞在雙規對象牛欣周圍的官員大都遵循著經濟邏輯，牛欣的雙規將直接觸動他們的利益網絡。因此這些人軟硬兼施，對程海巖施加政治、經濟和人情壓力。老藤深刻反思了金錢至上的年代，以道德和良知為代價的利益攫取不斷釋放人性中的貪婪猛獸。面對基層腐敗與瀆職，作家將現代中國的希望寄托于道德持守力上，提出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方法，其實質是向本土化中“守常”精神的轉變。
周梅森在《人民的名義》中則表達了對權力結構中鄉土質素的復雜心情。身陷權力核心的趙德漢與祁同偉不再有底層鄉土知識分子高貴的人格和崇高的理念，“地之子”在繁復駁雜的名利場中漸趨異化為權錢的奴仆。小說最后當高育良得知祁同偉自殺后兔死狐悲時，萌生出想當農民的念頭。高育良以一種近乎退隱般的懷舊情緒追戀鄉土，觸摸土地讓他感覺更加踏實和安心。很明顯，周梅森將社會正義和基層體制建設的希望投注于侯亮平、陳巖石、李達康等人身上，但他們都以犧牲家庭生活為代價，與貪腐和懶政抵抗到底，復歸一種傳統知識分子身上的道德感與堅定性。
他們都是被一種理想而崇高的理念催生出來的人。周梅森雖然對貪官趙德漢的描寫不費太多筆墨，但是當他守著錢山吃炸醬面，掌握重金卻不孝敬老母，并把錢山與農村的麥垛相比較時，一個鮮活復雜的人物形象就躍然紙上。相比較來說，侯亮平的那句“農民怎么凈養你們這種沒心沒肺的兒子”的責問，就顯得過于蒼白而簡單。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追問下去的話題，為何作家樹立起來的道德標桿都顯得遙遠而虛空，而人物一旦進入世俗生活便能活色生香呢?
在閱讀中我們能夠明顯感受到，這幾個人身上的“人的味道”似乎淡薄了些。他們更像是一種符號化的人物，在成為道德標桿的同時，身上的“人”的復雜性就淡了許多。相反，那些來自民間的次要人物雖然缺乏宏愿與知識理性，卻更具飽滿立體的形象內涵。這似乎從側面驗證了鄉土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救亡與啟蒙的不成功。更深一步說，作家們雖然用盡心思，卻依然沒能創造出一個根植于鄉土、服務于鄉土而又符合道德與文化契約的光輝形象。究其原因，并非作家們創作力的不足，而是從根本上遭遇了現實與歷史的困境：一方面，正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鄉土，不論是在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很難完全用歷史主義的經驗性手段來尋找經濟大發展時代的社會巨變與倫理持守之間的平衡點。
這導致在救亡與啟蒙這兩種飽含家國情懷的主題下，秉持傳統道德與理想的人物難免面臨現實的新情況、新變化與新困境，傳統思想與手段在新的時代基本失效，除了堅守他們似乎也無計可施，于是今天的讀者對這些人物形象難免隔膜之感。另一方面，在新的寫作可能尚不成熟時，信任并堅守傳統的力量至少不是最壞的選擇，相比之下，故作輕松地拋棄沉重的歷史負擔和現實責任、盲目地跟隨新形勢去塑造“新人”，很難達到現有寫作策略所具有的故事性和悲劇張力，而這些恰恰是今天的文學吸引讀者的主要魅力。
在新世紀文學的鄉土書寫中，始終滲透著對大寫的“人”的追求及其背后的深重的家國情懷，我們在看到鄉土書寫的指涉困境的同時，不能忽略作家們奮力的堅守和探索，正是這些從未間斷的探索，與愈發向好的大環境，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遠的將來，文學能夠順利找到與新的鄉土中國之間完美的對接點。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當代小說》(月刊)創刊于1977年，由濟南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具有新穎敏銳的藝術感覺，開放前瞻的大家風度，非常耐看的小說頻道，公平論爭的文化平臺，年輕活躍的作家方陣，從而成為廣大讀者精神探險的樂園，中國文壇上獨具特色的名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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