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防治腐敗、建立善政是王符思想的主要內容。王符對東漢時期的政治腐敗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有針對性地提出循名責實加強官吏選用監督、隆賞重刑厲行以法治國、忠正為本提升官吏行政道德素養等廉政建設思路，體現出鮮明的融通儒法的學術特色。但是，王符
摘要:防治腐敗、建立善政是王符思想的主要內容。王符對東漢時期的政治腐敗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有針對性地提出“循名責實”加強官吏選用監督、隆賞重刑厲行“以法治國”、“忠正為本”提升官吏行政道德素養等廉政建設思路，體現出鮮明的“融通儒法”的學術特色。但是，王符認為國家治亂在于君主，把腐敗防治的根本責任歸結于自身有限的君主，這是其廉政思想的悖論所在。
關鍵詞:王符,廉政思想,悖論
王符大約生于東漢和安時期，卒于桓靈之際，與王充、仲長統號稱“后漢三賢”[1]135。王符作為東漢重要思想家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其所著《潛夫論》一書被認為是“憤世嫉俗之著作”[2]191，且早有學者對王符社會批判思想進行過專門論述。有學者認為“王符是以時代問題批判者的角色，彪炳于漢代思想史冊的。直面社會，敢說真話，他在思想史上樹立了獨到的‘潛夫’議政傳統”[3]71-72。身處東漢中后期這一“衰世”的王符，依據民本思想對當時政治腐敗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并提出較為系統的防治腐敗、建立善政的理論設想。
一、“循名責實”:加強官員選用與監督
王符認為君主治國的根本工作是知賢、用賢。《潛夫論·考功》①說:“凡南面之大務，莫急于知賢。”《思賢》還說:“國之亂待賢而治。”《本政》甚至說:“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于明選而已。”可以說，知賢、選賢、用賢是“善政”之本。針對東漢政治在選人、用人、管人方面存在的系統性腐敗，王符提出了以“循名責實”為基本原理的用人思路。
(一)樹立正確的用人觀念
要加強選人用人工作，君主首先要樹立正確的用人觀念。王符認為，出現選人用人腐敗的重要原因是“以族舉德”(《論榮》)，而它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本政》說:“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疏。”可見，是否賢能不取決于身份貴賤;是否誠實可靠，也不取決于血緣親疏。《論榮》還說:“人之善惡，不必士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可見，人的善惡并不取決于出身家世;人的善惡也不取決于出生地。[4]41因此，君主選人用人，不能依據身份的貴賤和關系的親疏。
《論榮》還說“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忠”，強調用人不必在意他是不是本地人，而應考慮他是否忠誠。王符因此而特別推崇周公、劉邦、劉徹等人的用人做法，認為君主選人、用人應以“才能”“德義”為標準，具有廣闊的視野，而不應以貴賤、遠近取人。《明暗》篇甚至認為君主應該“敬納卑賤以誘賢”，有意提拔身份“卑賤”之人，才能發揮“表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的激勵作用。總之，在思想上突破以血緣、親疏為標準的用人套路，樹立正確的選人、用人觀念，是君主防止臣下比周、出現用人腐敗首先要留意的事情。
(二)通過“實貢舉”加強官員選拔
王符認為“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本政》)。“選舉”事關重大，直接影響著政治生態的好壞。實貢舉，把好官員入口關，是防治腐敗的重要手段。王符認為“十室之邑，必有俊士”(《實貢》)，但為何會出現“官無直吏，位無良臣”窘境?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貢舉出了問題。貢舉出現問題，除了有“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舉世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趨華”(《實貢》)等難以克服的社會人情因素以外，主要原因是官員舉薦人才過程中有意顛倒黑白、弄虛作假。
如《考績》說:“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嚚暗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可見，在推薦人才時，弄虛作假，顛倒黑白，非常嚴重，人才推薦工作最終被“富貴”者把持，被“金錢”左右。王符認為，要做到“實貢”:
首先，要避免“舍實聽聲”，對“虛張高譽，強蔽疵瑕，以相誑耀”(《實貢》)的行為要高度警惕。同時，應注意多方聽取意見。《交際》篇強調在“論人”時注意“毀譽必參于效驗”，而“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潛嘆》強調在選人過程中既要“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又要防止“信亂臣之說，獨用污吏之言”。《潛嘆》還說“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呂尚”，強調在選人過程中要注意在“參人”與“參己”之間適當平衡，既不能被巧言迷惑，也不能剛愎自用。
其次，要本著實事求是原則考察人才。《實貢》強調貢舉應“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強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強相兼。”王符認為貢舉人才，即使有小毛病也不必掩飾美化，應實事求是;同時認為，“物有所宜”，應“不責兼行”，求全責備。最后，要掌握選人的基本要領。《實貢》說:“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駹問駹。
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君主一旦發出詔令，臣下就要立刻奉行;君主求馬，臣下就要尋馬;君主需要驢，臣下就要尋驢;……在此過程中嚴明賞罰，君主教令即可雷厲風行。《實貢》緊接著說:“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丑治好者矣。”對官員據“詔”所貢之士應“任之于官”，通過官位這個“試金石”來試驗人才。
《實貢》說“選賢貢士，必考核其清素①”，“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在王符看來，實貢舉其實并不困難，臣子本來就是執行君主命令的，君主需要什么人才，就發布相應的命令，然后把推薦的人“任之于官”進行試驗，如果德能與職位相匹配就給予推薦者賞賜，如果不匹配就給予推薦者懲處。這是貢舉選人的基本要領，也是杜絕選人腐敗的關鍵所在。
(三)通過“考功”加強對官員的監督
要防止用人腐敗，確保吏治清明，加強對官員的管理，君主就要強化“考功”。“考功”就是考察官員在其崗位上的“實績和治功”[5]123。《考績》說:“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奸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偽勝。”家長對子孫不考功，子孫就會懶惰敗家;官長對官吏不考功，官吏勢必也會懶政，乃至作奸犯科;帝王不考功，詐偽之人勢必勝過賢人，出現“惡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考績》說:“知賢之近途，莫急于考功。
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奸矣。”判別人賢能與否最快捷的辦法就是“考功”。如果認真考功，賢能的人就不會被埋沒，花言巧語奸詐之人就無法逞其奸。就是說，君主如果實行“考功”，就能讓賢能之人施展才華，防止當途之人蒙蔽君主，達到“昭賢愚而勸能否”效果。可見，“考功”是防治腐敗、營造良好政治生態的便捷、有效方法。
對君主而言“考功”的重點應是核心干部隊伍。《三式》篇強調對三公、諸侯、守相的考核與管理非常重要。《三式》認為“三公在三載之后，宜明考績黜刺”，如果三公達到“致治之效”，就給予封侯;如果他們“尸祿素餐”，就要受刑。王符認為“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急竭其忠矣”。針對諸侯白吃飯等特權行為，《三式》強調諸侯作為“國之大臣”，應“心在王室”“以佐天子”，履行相應的為臣義務和責任;強調諸侯“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認為諸侯如果效忠天子，有功民眾，就要適當表彰;他們如果作惡多端，就要“削土奪國”以示懲戒。
《三式》說“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還說“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于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以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不審也”。《述赦》還強調要“嚴督牧守以擒奸猾”。這均是強調對地方大員的“考功”的重要性。在王符看來，如能對核心干部做到“賞重而信，罰痛而必”，就能收到“群臣畏勸，競思其職”之效。
(四)循名責實是官員監督的基本原理
君主求賢，在下者竟敢“應之以鄙”(《思賢》)，兇惡狡猾之徒可以隨意侵凌百姓，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官吏監督出了問題。王符認為官吏為政的理想狀態是“有號者必稱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考績》)。而現實的情況則是，從中央到地方，從三公到群僚，均存在不嚴格履職的嚴重腐敗問題。
對此，《考績》說:“夫守相令長，效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效實，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
王符認為，官員官位不同，但均是幫君主“牧養萬民”(《考績》)的，各個官職皆有名號，皆有其崗位職責，君主要選拔的各類人才也有相應的名號稱謂，一定的官名稱號意味著相應的職責要求，在官位上的人應該按“名號”要求履職，《考績》說:“群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后;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核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
因此，對君主而言，要做的就是根據崗位名號“以責其效”，根據官員所言檢核其所行，這樣官吏就不敢懈怠，就不敢說誣枉的話。所以《考績》強調“審名實而取賞罰”，則“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可見，實貢舉、考功的過程概括起來就是“循名責實”，這是對官員進行監督的基本原理，也是防止貪官污吏、奸邪小人邀功冒進的最好辦法[6]186。
二、“以法治國”:防治腐敗的重要途徑
要做到循名責實，前提是有法可依，有規矩可循。因此，君主要管好官員，防治腐敗，必須建立相應的法制。在《潛夫論》中，王符認為官吏“不奉法令”(《考績》)、“違背法律”(《三式》)、“撓法以便佞”(《務本》)普遍存在，與理想的“善政”背道而馳。總體來看，王符雖并不認為“以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最根本、最好方式，但他仍認為“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衰制》)，“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述赦》)。
同時，王符還認為“選以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偽”(《本政》)，“吏之所以無奸者，官有法”(《衰制》)，“法令”的制定、實施在官員選拔、管理中的不可或缺。君主治民要靠官吏，治官吏要靠法令，國家是治是亂，要看奉行法令的情況。因此，“以法治國”是管好官員、防治腐敗、治理國家的重要途徑。
(一)立法、用法的作用和目的就是勸善懲惡
君主要用好法令，先要搞清楚法令的目的和作用，知道它的意義和價值所在。《述赦》說:“夫有罪而備辜，冤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有罪就要受到刑罰的懲罰，含冤者就要為其伸張正義，還他公理。“法”的本質就是通過賞善罰惡來維護社會公正的。《斷訟》認為“法”會隨時代變化而變化，但“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
《述赦》也說“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奸懲惡除民害也”。制刑罰的目的不是為了傷人，而是為了除奸、懲惡、為民除害。因此，法令的作用是勸善懲惡，它是引領社會風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君主必須充分有效使用。
(二)君主要牢牢掌握法令
王符認為君主要讓法令發揮其應有作用，必須“自握權秉”(《明忠》)。《衰制》說:“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棰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己獨御之也。”法令作為強制性的行為規范和行為準則，[5]99君主如果把發號施令權拱手交給他人，若“愚君暗主讬坐于左，而奸臣逆道執轡于右”，勢必導致政局危亂。
《衰制》還說:“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法令是君主駕馭國家的法寶。如果君主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那么國家就很危險。可見，君主牢握制令權，確保法令集中統一，確保法令權威，是施行“以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當然也是防治腐敗的前提和基礎。
(三)隆賞、重刑確保法令落實
要確保法令的權威，而不至于使其成為擺設，就要嚴明賞罰。《三式》說:“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賞、罰是落實法令的手段，法令要得到落實，就要嚴賞、罰。《明忠》還說:“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君主掌握著各種資源，利用“重利”“大威”，即可“誘”民而“驅”使之，就可讓人臣盡心盡力。王符進而認為“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臣畏勸，競思其職”，“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
(《三式》)就是說，君主執行法令不僅要嚴，而且要隆賞、重刑，只有如此，才能發揮其應有的激勵和懲處作用，才能防治腐敗，提升官員行政效能。《衰制》還說“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強調君主應該以鐵腕懲治違法行為。王符還認為，要發揮刑罰的有效懲治作用，還要從嚴辦“尊貴”始，這樣即可收到“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斷訟》)的警示效果。
(四)去“數赦”以維護法制公平
封建帝王往往把赦免看作是行仁政的體現，東漢時期赦免相當頻繁。《述赦》說:“凡民之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奸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王符認為“數赦”給壞人留下僥幸空間，是導致社會不公、腐敗橫行的重要原因。《述赦》還說:“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為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不避強御，不辭上官。
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奸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今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冤，而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于死亡矣。”可見，“數赦”嚴重影響司法公正，讓“正直之官”也無法生存，蒙受冤屈的人沒有辦法伸張正義。只有維護懲戒的嚴肅性，才能真正維護社會正義，使壞人無機可乘。王符認為民眾中確實存在“下愚極惡之人”，此種人“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因此他認為“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赦之，適勸奸耳”。總之，王符反對“數赦”，希望君主強化法令的權威性，避免“數赦”帶來的司法腐敗，以防止官員投機取巧。
三、“忠正為本”:提升官員的行政道德素養
王符認為“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德化》)，強調道德教化是最基本的國家治理方式，[5]192也是最理想的方式。他還說“上圣不務治民事而務治心”(《德化》)，“圣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德化》)，理想的政治著眼于“治心”，而不是靠刑罰，認為“心精茍正，則奸匿無所生”(《德化》)。
王符還講“仁義之心，廉恥之志，骨著脈通，與體俱生”(《德化》)，認為人生來都有善性[5]196。這不僅肯定了自上而下實施道德教化的積極作用，也肯定了發揮主體道德自覺的可能性。因此，從王符推崇“德化”角度來看，防治官員腐敗，除了通過“循名責實”以及“法治”的硬性方式外，著力增強官員的行政道德品質勢必成為官員廉政建設的一個重要途徑，《潛夫論》對此有多方面的論述。
(一)樹立正確的富貴觀
王符認為社會普遍存在“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遏利》)的悖謬現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缺少正確的富貴觀。《遏利》說“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兇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無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勛德于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
《忠貴》還說“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王符還通過大量歷史故事告誡人們“以貨自亡，用財自滅”的道理，認為“能棄利約身”，就能“無怨于人，世厚天祿，令問①不止”(《遏利》)。他還強調君子不應以“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為憂，而應以“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為恥辱。總的來看，王符認為，人是得吉，還是遭兇，其中確有人不可抗拒的“命”的因素，但“禍福之來主要取決于人的德行”[5]174，人應該把自己應該做的做好。這些均是強調:為官者在行政活動中應樹立正確的富貴觀，不可唯利是圖，而應有功德于民，自求多福。
(二)忠君愛民
千百年來，忠誠都是被作為一項重要的倫理規范和道德義務看待的，受到高度重視。王符說“人臣者，以忠正為本”(《務本》)，“人臣之譽，莫美于忠”(《明忠》)。“忠”是官員行政的根本道德要求。《明忠》說:“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賢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于北面稱臣被寵者乎?”就是說，那些偶然相遇之人尚且能相互救助，君臣情義與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為臣者豈有不盡忠之理?《忠貴》說:“夫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
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君主和上天都是以愛民為本的，作為人臣自然當以愛民為職志，可見忠君就是要愛民。《忠貴》還說:“季世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者為賢。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此等之儔，雖見貴于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可見，忠君并非阿諛君主，而應“以道事君”(《忠貴》)。白起、蒙恬為秦屢建奇功，并不值得稱道，原因在于“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以阿諛之道侍奉君主，更不值得稱道，原因在于“天以為盜”;檢驗臣下“忠”的終極標準是“天心”“民意”。可見，真正的“忠”不僅要得到時君認可，也要經得起歷史考驗。這就對為臣者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
(三)掌握正確的交際之理
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際關系是官員行政道德的重要體現。《交際》說:“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可見，正確處理人際關系，對君臣來說也很緊要。《交際》說:“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在交往中抱以勢利之心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在一般人看來:“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交際》。
王符認為，這種以“交利相親，交害相疏”(《交際》)的庸俗原則進行交際，勢必導致“絜士所以獨隱翳，而奸雄所以黨飛揚”，進而搞壞政治生態。對此，王符認為“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還告誡“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交際》)結合《本政》所謂“賢愚在心，不在富貴”的觀點來看，王符認為人在本性上、心理上、才能上本來是共同的、平等的，君子應該擺脫以“勢利”為原則的人際關系準則。為此，他提出“恕”“平”“恭”“守”四大交際原則，認為做到這四條，才能稱得上“真賢”。
(四)慎微積善
王符注意到了矛盾雙方的消長變化[5]154，認為“貧生于富，弱生于強，亂生于治，危生于安”，因此他主張應該“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浮侈》)。《慎微》說:“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弒之心。……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為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為誤中，未足以存。”王符認為，人臣應在日常活動中要積累善行，善行積累得多，即使有些過失，也不足以亡;如果積累惡行太多，即使有一善行，也無可救藥。
《慎微》還說:“正性勝，則遂重己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忸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慚。積惡習之所致也。”在積善的過程中，正性勝，就會把自我德性的完善、志節的保持看得重;如果積惡成性，即使做了大錯事，也無愧怍。因此，在行政過程中應該“戰戰栗栗，日慎一日，克己三省”(《慎微》)，慎微積善，不斷反省總結，才能避免重蹈覆轍，最終得福。
四、王符廉政思想的悖論
從加強對選人、用人的監督管控，到提升官員自身的行政道德修養，王符提出了一套旨在標本兼治的相對完整的防治腐敗措施。但是，如果仔細分析，我們能清晰地看出，王符把政治腐敗問題最終解決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
王符認為通過“循名責實”即可強化對官員選拔、任用活動的監督，進而促使官員兢兢業業履職。但是，他又認為賢能者是否能真正得到任用取決于君主。《實貢》說:“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圣王欲之不爾。”《本政》還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惟圣知圣，惟賢知賢。”可見，忠臣是否能得到，取決于君主想不想要;賢能之人是否能被任用，取決于君主是不是賢能。《本政》還說“選以法令為本”，但緊接著又說“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可見，選舉是否能“實”，取決于君主是否能“信法”而行。
王符認為君主實現對官員的監督控制要嚴格法令執行，通過隆賞、重刑等方式即可納臣民于法軌，進而達到防治腐敗的目的。但是，他又認為法令是否能得到落實根本仍在于君主。《明忠》說:“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亂。……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于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述赦》說:“法無常行，亦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可見，“封建制度下的‘法治’，只能寄希望于明智的君主”[5]100，法令是否能夠得到嚴格執行，最終并不取決于臣下，而取決于君主自身。
王符認為通過強化臣下的行政道德，增進臣下的道德自覺，是防治腐敗的重要途徑。但是，《明忠》又說“明據下起，忠依上成”，認為“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效”，“權誠用，則遠近親疏，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可見，臣下“忠之貢與不貢”，“其秉皆在于君”，即臣下是否能盡“忠”于君，取決于君主是否掌握用權的方法和技巧。《明忠》還說:“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則大臣隱下而遏忠，又群司舍法而阿貴。”就是說，忠賢之人是否能夠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在于君主“開精誠”，這又將臣下是否能夠盡忠的問題歸結到君主自身的“品行”上去了。
針對“聽塞于貴重之臣，明蔽于驕妒之人”導致“天下潰叛”，王符認為君主要“兼聽納下”，認為“人君之稱，莫大于明”(《明忠》)，認為君“明”就會讓“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明暗》)。但是，王符又說“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賢難》)。看來，君主是不是能聽諫，在于君德之薄厚。王符還說:“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潛嘆》)可見，君主暗而不明不是沒有可能。
王符還說:“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使條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賢難》)可見，君主即使比較明察，也不能保證時刻能夠用賢能。在王符看來“人君有常過”(《忠貴》)是客觀事實，君主和普通人一樣是有限個體，他不可能時刻“聰明”。既如此，君主要真正做到“兼聽”豈不又成了或然之事?
總體來看，王符作為東漢王朝中后期重要思想家，憂國憂民，以民為本，其廉政思想一方面繼承了先秦法家“循名責實”“以法治國”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充分吸收了先秦儒家“德化”思想，體現出鮮明的“融通儒法”學術特點，具有較強針對性。不過，王符認為治亂根本在君主，君主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這是其國家治理思想的根本理論預設，也是其對歷史經驗的總結。王符說“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暗也”(《明暗》)，“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德化》)，“君明察而百官治。……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奸宄興”(《愛日》)。
可以說，君主是治亂的關鍵，不管是在察百官方面，還是在導風俗方面，都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王符提出的防治腐敗方法的真正落實，勢必取決于君主的權威與明察。《明忠》說:“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君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群臣懈弛而背朝。
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臣下不敢講真話，群臣懈怠背離朝廷，君主自己被蒙蔽，歸根結底問題出在君主自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是王符對國家治理提出根本見解，也必然成為其解決腐敗問題的根本思路。有學者指出，“完全仰仗一個人的政治體制是最簡單的政治體制。同時，這種體制也是最不穩定的。”[7]15王符明知君主自身局限，而又將國家治理的責任寄于君身，這正是其廉政思想悖論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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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M].上海書店，1984.
[3]王健注說.潛夫論[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廉政瞭望》主要欄目：時政、反腐、論道(觀點、干部手記、專欄、為政)、世相(人物、社會)、視野(環球、往事)、廣角(亮點展示、學思探索、案例討論)、悅讀(文化、隨筆、薦書、生活、演講、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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