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在文學史的脈絡中談論胡性能的小說時,論者通常注意到他的創作與先鋒小說的關系,在指出賡續先鋒小說的向內轉和形式實驗的藝術經驗后,又強調胡性能的不同之處在于既重視敘事的探索,又迷戀故事的完整性。誠然,這樣的論述道出部分事實,但也以文學史的共相
在文學史的脈絡中談論胡性能的小說時,論者通常注意到他的創作與先鋒小說的關系,在指出賡續先鋒小說的“向內轉”和形式實驗的藝術經驗后,又強調胡性能的不同之處在于既重視敘事的探索,又迷戀故事的完整性。誠然,這樣的論述道出部分事實,但也以文學史的“共相”遮蔽了胡性能的創作個性,因為自1990年代以來,文學在創作方法上普遍呈現綜合性的特征。
換言之,僅僅說胡性能的小說融合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手法并不能凸顯他的寫作意義,而是遮蔽了他的創作特征。基于上述理解,我們習慣對胡性能的小說做一些技術上的分析,比如探討他的敘事如何具有特色,或者分析他的小說如何呈現人性內部的隱秘風景。這樣的理解和闡釋,通常將文本從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和作者的生活世界中剝離,文學作品成了一個完全封閉的系統,似乎與作者的精神世界沒有什么關聯。這是論述胡性能常見的偏頗。
文學方向論文投稿刊物:《東疆學刊》作為基地服務的學術期刊,為盡快提高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的整體科研水平和參與國家、地方重大決策的能力,主要研究東方各國觀念形態的文化,如文學藝術、倫理道德、宗教、哲學、政治、法律制度、企業文化以及其它人文科學,側重中朝韓日文化比較研究。
美國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曾提出藝術作品的四要素,即作品、藝術家、世界、欣賞者①。薩義德也曾批評將文本從背景、事件和實體意義中分離出來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并指出:“我的看法是,文本是現世性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事件,而且即便是在文本似乎否認這一點時,仍然是它們在其中被發現并得到釋義的社會世態、人類生活和歷史各階段(moments)的一部分。”②胡性能的創作迄今已有三十年左右的歷史,無論是“世界”“文本”還是作家的精神主體都既有明顯的變化又有不變的部分。將胡性能的小說文本置于世界與作者的關系中進行歷史性考察,分析它們的常與變,亦是理解其人其作的一種方式。
一
2018年8月,作為付秀瑩主編的“當代中國最具實力中青年作家書系”之一,胡性能的小說集《生死課》出版,書名出自其中一個中篇。小說《生死課》發表于《十月》2017年第5期,這部小說和《消失的祖父》(刊發于《人民文學》2016年第4期)是胡性能近幾年的重要收獲。從這兩部小說中,我們看到胡性能創作的某些變化。
小說《生死課》后來又收入雷平陽主編的《邊疆·第五卷》,書中附錄胡性能的創作談《沒有歸途的旅程》。顧名思義,這部小說探討的是生死問題,小說標題讓人聯想到蕭紅的《生死場》。胡性能在創作談中說:“從出生的那一天起,就開始生命的倒計時。所幸的是,我們不知道死亡哪一天到來。模糊、不確定、隨機、偶然,生命的結局終在一片迷霧之中,這極大地緩解了我們內心的擔憂和焦慮。很多時候,因為恐懼,我們有意無意忽略必然到來的死亡,甚至忌諱論死。
然而難以更改的是死神終將帶走我們,曾經生活過的這個世界,會漸漸抹掉我們留下的一切痕跡。”“生是一門課程,死也是一門課程,而且是一門更重要的課程。”③生死不僅是《生死課》的主題,毋寧說幾乎是胡性能所有小說的主題。《周易·系辭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中國文化講究“生生之德”。在胡性能的小說里,一直居住著兩位女神——死神和愛神。從他的處女作《米酒店老板的女兒》開始,到新近的《雨水里的天堂》,死神與愛神始終纏繞著胡性能的精神世界。
《米酒店老板的女兒》開篇寫道:“阿胡在故鄉度過了他整個童年和部分青年時光,那一天天極為相似的生活,讓他在平靜中慢慢嗅到了死神的氣息。”小說結尾則引用陳先發的詩:“所謂痛苦/就是那人走了很遠以后/你還回過頭去看了一下。”小說結局正是死神到來的時刻,美好事物的消逝使人沉浸在緬懷和傷感之中。但米酒店老板的女兒無疑是愛神的化身,小說“題記”寫道:“世間的很多東西,皆因幻想而變得美麗。
”這則“題記”為愛神的出場埋下伏筆,愛神使阿胡從“死神的氣息”中解脫出來。因此,《米酒店老板的女兒》創造的是一個死神與愛神共存的世界,這個世界讓人想到周作人的《初戀》、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老舍的《月牙兒》、沈從文的《邊城》、陸文夫的《小巷深處》等作品所創造的境界。我認為這是理解胡性能特別重要的一部小說,它不僅標示胡性能小說創作起點的高度,而且確立了胡氏小說某些一以貫之的特點和風格,作者的性情、氣息在之后的作品中得以延續。
胡性能的中短篇小說集《在溫暖中入眠》作為“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04年卷)之一種出版。書名《在溫暖中入眠》同樣取自一部小說的標題。《在溫暖中入眠》發表于《當代》2003年第2期,距寫作《米酒店老板的女兒》已有十余年之久,此間,胡性能寫作的時空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死神與愛神未曾從他的精神世界逃逸。
《在溫暖中入眠》中從未露面的小美是愛神的化身,席叔彌留之際以全部的能量反抗死神、追求愛神。妓女作為小美的替身滿足了席叔,“在溫暖中入眠”實際上是在溫暖中死亡。死亡之所以是溫暖的,因為當席叔投入死神懷抱時,同時也投入愛神的懷抱,死神與愛神在此合二為一。
從《米酒店老板的女兒》(1990)到《在溫暖中入眠》(2003),再到《生死課》(2017),死神和愛神在胡性能的小說中從未缺席。《來蘇》中李琪彌留之際恍惚看到她去世的母親,因此能“帶著滿足的神情閉上了眼睛”;《撲騰的鳥》中陳凱自殺當天,張魯和女朋友正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那是愛神出沒的場合;《毒酒事件》中“五鞭酒”這個命名直接關聯愛欲與死亡;《小虎快跑》中小虎為了保護愛神而不惜冒犯死神;在《重生》和《天涯一夢》里,主角都是為了愛神而倒在死神的腳下。死神和愛神在胡性能這兒不僅具有主題學的意義,而且與他的世界觀、價值觀、審美觀密切相關,值得深入探討。
二
弗洛伊德在談到對死亡的哀悼時說:“我們只看到里比多依附于它所在的物體,而且對逝去的東西念念不忘,即使手邊就有一個替代物。這就是哀悼。”④伽達默爾說道:“人類的特殊性就在于對自己死的認識,這與他對生命的確定性相隨,而且人們在他們的墓碑上設立最大的防御工事來抵抗死……因此人類常常問自己,最終是不是對死的思考和對死的反抗這兩者才使人成為人。
最后,語言神秘的力量也是這種謎一般的相互關聯的證明。因為,除了對記憶的促進和使非在者(Nichtseiendem)出現和成為當下之外,語言究竟還能是什么?巴門尼德在教育詩中這樣寫道:‘即使不在場,在精神中一定是當下。’”⑤斯坦納則直接說道:“所有的偉大寫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對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創造力戰勝時間的希冀。”⑥這些精彩的論述涉及愛欲、死亡、死亡意識、語言、記憶、存在、寫作及其相互關聯,有助于我們理解胡性能的小說。
在發表《母親的愛情》《下野石手記》時,胡性能寫下創作談《最后的故土》,這是理解胡性能的一個重要文本,我視之為一個簡要的精神自傳。文中寫道:“說不清楚為何會產生寫作的念頭。我只能歸結為童年經歷的影響,多年以后,我用小說的方式再現了當年在那座地主莊園里的生活。文字的確可以成為一條道路,叩開一道道記憶之門,讓我再次觸摸到了那些早已消失的時光,那種感受是灰色調的,就像一個人安靜地盤點滿腹的心事,有些憂傷,也有些惆悵。”
“或許是從小處于一種無常的狀態,我一直想通過寫作來獲得內心的安定。”“無邊的安靜與寂寞,讓我的童年,只能在獨處和恐懼中度過。”“我不知道自己長大以后寫小說,是不是想用文字的方式,對記憶進行某種延伸,從而去溫暖曾經寂寞無助的童年?”⑦胡性能道出童年經驗對他創作道路的影響。漂泊、無常、寂寞、無助、恐懼等是胡性能童年經驗的關鍵詞,由此帶來的感受是灰色、憂傷、惆悵,寫作是為了延伸記憶、獲得內心的安定和溫暖。至此,我們理解了胡性能小說世界里的死神與愛神所從何來,理解他以愛神的歡欣、愉悅補償死神的消逝性經驗所帶來的恐懼和哀傷。
大概是性情上的相通,胡性能一度迷戀川端康成的作品。川端康成的影響內化在他的小說之中,有論者指出:“胡性能的創作都受過哪些經典作家的影響,我不知道,但我確實在他的作品里聞到了川端康成的氣息。那種對凄美氛圍和傷感情緒的不盡留戀,那種對畸態心理和灰暗心境的精準窺測,那種對難以啟齒的隱私感覺的把握和渲染,那種對死亡之美的超乎常情的關注與贊嘆……”⑧如果從更深遠的傳統來看,胡性能的小說與中國的抒情傳統和性情文化一脈相承。
錢穆曾指出中國文化傳統特別看重人的性情,與事業作為一種“外露的文化”不同,性情是一種“內蘊的文化”:“若能從內部性情心靈方面來講究,這就含蓄在內部,我可稱之曰‘內蘊的文化’。”并且,“因為人的性情,開始產生禮樂。有了禮樂,才完成了道德。”⑨如果說中國文學傳統是一種抒情傳統,那么這種抒情傳統不同于西方浪漫主義、個人主義的抒情,如王德威所說:“‘抒情’不僅標示一種文類風格而已,更指向一組政教論述,知識方法,感官符號、生存情景的編碼形式,……現代西方定義下的主體和個人,恰恰是傳統‘抒情’話語所致力化解——而非建構——的主題之一。”
⑩這種“抒情”在形式上是“內蘊的”,在功能上則不僅具有審美功能,也具有認知、倫理、教化、啟悟等功能。胡性能的小說正具備這樣的抒情特點,這種抒情不同于浪漫主義式的宣泄,而是在不動聲色的敘述或用心經營的意象中蘊含深情。當然,與古典主義的抒情不同,胡性能筆下的“有情的自我”是一個被賦予了“內在深度”的自我,所抒之情乃是建立在現代性的主體之上。在此意義上,胡性能的小說為抒情傳統的當代轉換提供了借鑒。
胡性能有部中篇小說題名《暗處》,事實上,書寫“性情”的“暗處”是胡性能的特長。他的小說人物通常具有內在的深度自我,患有各式各樣的精神隱疾——沒完沒了的夢魘,病入骨髓的孤獨,如影隨形的焦慮癥、強迫癥、失眠癥、偏執狂、窺淫癖,等等,由此打開一個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的空間。這是胡性能小說抒情現代性的一面。他善于寫創傷經驗的情感記憶,往往是以傳統感性的方式,通過對某種色彩、形象、聲音、氣息的瞬間感受,進而打開一個追憶式的令人震驚的精神空間。在《來蘇》中,李琪對母親的記憶和來蘇水的氣味相聯系,來蘇水的氣味把死亡的母親帶到李琪的精神當下。在《撲騰的鳥》中,張魯的自殺與“撲騰的鳥”這一意象相關。
《米酒店老板的女兒》中,“阿胡回到故鄉以后,只能憑借著烈酒來感知越來越無法感覺到的女孩”,書架下橫七豎八的酒瓶收藏著他對米酒店老板的女兒的思念。在《朱寨》中,是王訓貴藥店奇異的“腥甜味”、隴家大院熟悉的氣息將“我”帶回到消逝的童年時光。在《塵封與歲月》中,夢中肛門的痛感勾起了李平遭遇“洗腸”酷刑的歷史記憶,繼而揭開那段塵封的歲月。在《母親的愛情》中,四十年前白楊樹與郊區泥土混合的氣味,牽連起一段荒謬絕倫的歷史和喪夫的精神傷痛。《下野石手記》記錄的是夢境中一些無意識的記憶。《重生》中的章瑤,記憶中陳棋的氣味每每把她帶入哀傷、痛苦的往事。《孤證》中是一道蜈蚣一樣的傷疤在人物的記憶中刻骨銘心。《天涯一夢》中杜丘的記憶由一抹裙黃所牽動。《在溫暖中入眠》里席叔的苦難史則由一塊磨得光滑的石頭得以表現。
胡性能的小說和先鋒小說一樣,向內的擴張凸顯了存在的孤獨、焦慮、無助、荒誕、空虛和不安。不同的是,愛神作為一種引領性的力量降臨在胡性能的小說文本。他的小說有一種向善的力量。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胡性能或許與孟子對人性的理解心有戚戚,使他對世界抱以悲憫和溫情,他的小說也因此保留了文學古老的教化功能。
三
1980年代關于寫什么和怎么寫的討論,意在使文學創作和評價標準從題材決定論中解放出來。1990年代,“個人化”“私人化”的寫作甚囂塵上,文學在一些作家那兒似乎不再是向社會歷史開放乃至深度介入的精神形式,而變成封閉自戀的偽貴族的語言游戲,或無聊的消遣和自我安慰。歷史見識和現實洞察力在作品中付諸闕如,以寫作的純粹性之名削弱了作家的批判立場和思考能力。新世紀以來,關于文學與思想的關系問題、關于“純文學”的反思問題引起了爭議,重建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是相關討論的核心議題。事實上,誠如加繆在評價王爾德時所說:“他曾想將藝術置于一切之上。但藝術的偉大不在于高高地超越一切,而是相反地能和一切結合。”某種意義上說,小說寫作的難度正在于它要求作家具有吞食一切并將其充分消化的胃口。
艾略特曾強調歷史意識對一個寫作者的重要性,他說:“對于任何一個超過二十五歲仍想繼續寫詩的人來說,我們可以說這種歷史意識幾乎是絕不可少的。這種歷史意識包括一種感覺,即不僅感覺到過去的過去性,而且也感覺到它的現在性。”胡性能顯然具有自覺的歷史意識,他說道:“從寫什么,到怎么寫,再到為什么寫,作家的寫作,總要從對個體情感的過分迷戀走出來,將視野投向更為廣闊的原野。”從創作實踐看,如果說《米酒店老板的女兒》帶有自傳色彩,強調的是個體情感,那么他后來的寫作是在逐漸發生變化的。
《消失的祖父》關注的焦點從內在的人性撤回到具體的歷史之中,歷史與歷史敘述被推送到思想的聚光燈下接受質詢,而不僅是事件發生的背景。相比《消失的祖父》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反思,《生死課》聚焦于現實中生活在邊緣地帶的人群。這兩部小說直接介入歷史與現實,反映了胡性能小說路徑和審美風格上的某些變化,尤其是《消失的祖父》,涉及理解20世紀中國問題的諸多思想議題。在一篇題為《除了懷疑我們還能信賴什么》的創作談中,胡性能表達了記憶的不可靠和歷史真相的不可知:“但是問題在于,真相往往不可復述,一經復述通常會變得面目全非。”“事實上,不僅是個人經歷會在重溫記憶的過程中變形,就連許多人共同的記憶,都會遭到時間的篡改”。基于這種歷史理解,胡性能在應對歷史與現實時也表現出他的反諷才華。
四
雷蒙德·威廉斯提出以“情感結構”(structureoffeeling)代替“世界觀”“意識形態”等更為正統的概念。在他看來,“情感”可以捕捉那些尚未被觀念凝固的,現時在場的運動著的事物。情感與思想觀念并非對立,“而是作為感受的思想觀念和作為思想觀念的感受”。這樣定義消除了情感與思想的二分法。事實上,一種微觀的社會學和思想史的研究也在消弭思想觀念與情感的對立,比如席美爾式的印象主義的社會學研究。由此而論,我們難以在情感和思想中做出涇渭分明的界分,可以確定的是,情感不僅關涉鮮活的經驗,而且也是確立道德和價值的根源。在情感的價值秩序中,愛是最高級的情感活動。
由是,我們看到胡性能小說更深層的內在關聯。從《印象》到《孤證》,他像一個印象主義作家,精密地捕捉著情感和記憶的碎片,使那些在社會的統一論述中被遮蔽的事物得以呈現。換言之,即便將寫作轉向社會歷史,胡性能并沒有試圖建立一套總體性的話語體系。
但對總體性論述的懷疑,并不導致價值虛無主義。對歷史和歷史論述的懷疑,本身可能讓我們瞥見真理。他在談文學信仰時說道:“對于寫作者來說,也許需要重新確立自己的寫作理想。哪怕是我們僅只單純地把文學當成‘一個人的宗教’來看待,我們也能夠從與文字的朝夕相處中,讓黑暗的內心靠近黎明。”“而文學,則是在我們有限的生命中,讓我們的靈魂一直保持走向天堂的前行狀態。”正是這份信仰,使胡性能的小說始終對世界抱有溫情和悲憫。對現實和歷史的思考擴展了他的小說地圖,然而是對文學的信仰使他能不斷克服時代和自身的局限,并保持寫下去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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