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經歷及留守復合因素對大學生人際困擾的影響

　　摘要:使用人際交往困擾問卷和回溯性留守狀態調查問卷對436名高校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留守經歷大學生與非留守經歷大學生在人際困擾上沒有顯著差異，人際困擾問題在大學生群體中普遍存在。留守總時長、留守開始年齡、留守期間父母的返鄉頻率和留守期間親子聯系頻率以及留守期間的撫養人對留守兒童成年后的人際困擾不單獨起作用，各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才是影響成年后人際困擾主要原因。建議以積極心理學取向完整、發展、真實的了解留守生活各因素對兒童成長的交互影響;重視留守異質性、避免問題取向和比較取向、科學分類關懷;避免留守污名化。

　　關鍵詞:留守經歷大學生;人際困擾;留守因素

　　相關論文范文：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現狀與對策研究

　　【摘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外出務工，其留守在家的子女已逐步成為一個龐大的群體。了解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情況，有針對性地改進家庭教育，無疑滿足了留守兒童、教師、家長和社會的期望。本文以內江市城郊——蘇家橋社區留守兒童為調查研究對象，通過對蘇家橋留守兒童在親子聯系頻率、內容、方式及教育效果等方面的現狀進行調研，分析發現蘇家橋留守兒童家庭教育以隔代監護為主，不重視家庭文化建設，父母工作情況的特殊只能間斷性的參與子女生活，且對孩子成績急于求成缺乏溝通，造成兒童有強烈的厭學情緒。因此本文將從政府、學校、家庭三方面使其形成政府學校家庭三位一體共同培養兒童的教育合力。

　　1引言

　　教育數據公司麥克思研究分析，2013年約有124萬農民工的子女進入高校，其中約80萬曾是“留守兒童”。留守經歷大學生是高校學生中的特殊群體，有一些研究表明留守經歷會對兒童的依戀、幸福感、價值觀、人際信任、自尊、人際關系等方面產生負面影響[1]。然而近年來有很多研究表明留守經歷大學生并不比非留守經歷大學生存在更多的心理健康問題，并且可能具有一些特別的積極品質[2，3]。譚深2010年撰文稱留守兒童研究中存在明顯的問題導向和比較導向，不應簡單的認為留守兒童即是問題兒童，也不應簡單的將留守兒童的問題歸因為父母的外出[4]。羅靜2009年就指出留守兒童的研究需要考慮個體差異和兒童發展性，避免問題導向的研究取向[1]。

　　人際關系指人與人在相互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心理關系和社會關系，在維持個體心理健康和社會關系健康中起著重要作用。在留守經歷對個體人際關系影響的研究中，存在兩種取向:問題和比較取向、積極與發展取向。問題和比較取向下有研究都表明留守小學兒童由于親子分離有著更多的人際困擾[5]，對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的研究也大多表明，童年的留守會影響個體成年后的人際關系[6，7]。

　　那么留守的經歷是否對兒童的發展造成不可逆的影響?按照目前國內普遍認可的對留守兒童的判定，即父母一方外出務工超過半年或一年，是否可以推測已經步入大學校門的留守兒童確實比普通大學生存在更多的問題?人際困擾的問題是否會由于留守這個單一因素而造成個體人際關系發展的終身差異?這都是需要研究者站在無先驗價值取向的中立立場才能揭示問題。另一方面，隨著積極心理學的傳播，在承認早期經歷對成人人際影響的基礎上，積極和發展的研究取向的研究嘗試去探索和剝離留守生活中的積極因素，發掘留守環境中的積極保護因素，甚至是留守經歷在后期人生中的積極意義。有研究表明，留守經歷的大學生在心理韌性上的6個因子和總分中與無留守經歷大學生并沒有顯著差異[3]，也有研究指出留守經歷大學生比無留守經歷大學生具有更多的樂觀期望和正義合作等積極心理品質[2]。

　　鑒于以上所述，本研究擬通過調查回答三個問題:(1)留守經歷大學生是否都存在人際困擾;(2)哪些留守相關因素能夠在童年親子離異與人際問題之間起到保護和緩沖的作用;(3)留守開始時間、留守總時間、返鄉頻率等留守因素之間如何進行復合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留守未成年人。2方法2.1調查對象抽取C市M校在校大學生464名，由心理學專業教師擔任主試，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厥諉柧�464份，有效問卷436份，有效率93.97%。其中男生112人，女生323人，留守經歷大學生141人，約占32.34%。

　　2.2調查工具

　　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IRCDS)用來測查受測者人際關系困擾程度。共28個題目，包括與人交談、交際與交友、待人接物和異性交往4個分量表。“是”計1分，“否”計0分，總分在0～28分之間，總分越高表明其人際困擾程度越高。其中1～8分為無困擾，8～14分為輕度困擾，15～28分嚴重困擾。留守經歷大學生篩查問卷自編留守經歷大學生篩查問卷包括父母務工情況、開始留守的時間、留守總時長、與父母聯絡頻率、父母返鄉頻率等方面。

　　2.3數據處理

　　采用SPSS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錄入和分析。在數據分析之前，先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結果顯示，未旋轉的情況下提取出33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最大的主成分解釋了總方差變異的9.310%，低于40%的臨界值。所以，可認為本研究不存在因使用相同的研究路徑而產生的共同方法偏差。

　　3結果與分析

　　3.1留守經歷大學生的基本情況有留守經歷。

　　其中有61人(42.7%)父母雙方都曾外出務工，有57人(39.9%)父親曾外出務工，只有母親曾外出務工的7人(4.9%)，父母雙方都曾外出務工但總有一人留在家中的有16人(12.6%)。

　　3.2各留守因素對人際困擾的影響

　　其中，具有人際困擾的大學生約占60.0%;有嚴重困擾的20.8%。有無留守經歷在人際困擾的發生頻數上的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留守期間撫養人類型、留守總時長、留守開始時間、與外出務工父母聯系頻率和父母返鄉頻率在人際交往困擾及各因子上沒有顯著的主效應(如表3)。也就是說留守并不是一個單一的影響人際交往困難的因素，單一的留守狀態不能單獨決定人際困擾狀況。這與國內一些學者的觀點一致，留守是一個復雜的現象，對于留守現象的研究應綜合多因素進行整合分析，單純的留守并不能預測日后的人際交往問題，留守的狀況的復雜性需要整合留守時長、開始留守時間等因素進行多變量的分析[4，8]，同時對留守的界定和分類也需更加謹慎和客觀，不能簡單的將父母一方外出務工作為留守的界定指標，應引入更加復合的界定標準[9]。

　　3.3復合留守因素對人際困擾影響

　　父母返鄉頻率和留守期間撫養人類型在人際困擾的四個因子上都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留守總時長與父母聯系頻率在在異性交往上有交互作用。留守期間撫養人與留守總時間交互作用的事后分析結果表明:父母同時在外務工、父親一人在外務工和母親一人在外務工隨著留守時間的增長，各因子人際困擾水平沒有顯著的增加(P=.809～.134)，而父母交替外出務工會隨著留守時間的增長對人際困擾有著越來越大的負面影響，四個因子上的方差分析顯著性水平在0.014～0.041之間。

　　即未成年時父母交替外出務工的情形更加不利于形成成年后良好的人際關系。交替的父母務工模式作為一種不穩定的家庭人際結構，隨著留守時間的增長對留守未成年人的影響越來越大。留守總時長與返鄉頻率的交互作用表現在人際交往困擾的所有四個因子中，而與聯系頻率的交互作用表現在于異性交往中。在留守總時長與返鄉頻率和聯系頻率的交互作用中，返鄉頻率小于半年一次，隨著留守時間的增長，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在待人接物和與人交往因子隨著留守時間的增長表現出影響的差異，P=.023;P=.036。返鄉頻率在一年一次，方差分析結果表明在待人接物和與人交往因子隨著留守時間的增長表現出影響的差異，P=.016;P=.050。

　　返鄉頻率在兩年甚至更長，但方差分析結果沒有統計學意義的顯著，P=.324～.863。即父母兩年回來一次的情況下，留守對未成年人的消極作用并不受留守總時長的影響。不同留守時長的未成年人，不同返鄉頻率會形成不同的適應模式，半年返鄉1次能明顯減少短期留守和長期留鄉1次的情況下留守對成年后的人際影響主要表現在留守總時長在3～5年的情形中，即父母半年的返鄉頻率能夠延緩留守生活對人際困擾的即時影響。

　　在3～5年間可能才是留守生活人際困擾的關鍵適應期。1年返鄉1次則明顯造成了短時間內的人際創傷體驗，這種影響會隨著留守時間的增長而逐步適應，在中長期和長期留守的未成年中沒有存在。父母長期不歸的留守情況會有更嚴重的成年后的人際困擾，無論留守時間只有2年還是5年以上，這種負面影響并不隨留守時間改變。平時聯系越緊密，在于異性交往上的人際問題程度越輕。

　　幾乎不聯系和多年不返鄉的情況下，人際交往困難會隨著留守總時間的增加而直線增長。對于留守在5年以上的狀況，聯系頻率和返鄉頻率越密集，留守未成年人在進入大學后的人際交往問題越小。根據上述結果可見:親子之間的高密度聯系能夠在長期留守的未成年人成長中起到重要的保護作用。返鄉頻率的保護作用高于平時聯系頻率，在人際交往的四個方面均有影響。在開始留守年齡的因素上(留守時間)，開始留守的時間越晚，留守對異性交往的影響越小，無論每周聯系一次、每月聯系一次和超過每月聯系一次都情況相似。

　　每周聯系的情形下開始留守的年齡與成年后的人際困擾沒有顯著影響，但超過每月聯系一次的情形下，不同留守開始時間會對成年后的人際困擾(待人接物因子和與人交談因子)有不同影響(P=.047;P=.045)，小學階段開始留守的兒童受影響最小，小學之前(幼兒期)、初中(青春期)、高中的影響相較小學階段更加顯著。結合前文單一留守因素對人際交往影響沒有達到統計學意義的結果表明:留守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其對未成年人和青年的影響并不是能夠從單一的因素來予以解釋。留守的總時長、留守開始的年齡、留守期間父母聯系的頻率和返鄉頻率以及留守期間是否有單親或是祖輩撫養，雖然不單獨造成留守經歷大學生人際困擾，然而卻更加以一個復合的方式影響著未成年人發展。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1)留守經歷大學生的人際困擾與無留守經歷大學生的人際困擾沒有統計學意義上的差異。大學生人際交往困擾是存在于大學生群體中的普遍問題。2)留守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個體心理與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未成年時期留守的單一因素并不直接造成成年后的人際交往困難，留守總時間、留守開始時間、留守期間父母返鄉頻率和聯系頻率等單一因素對留守經歷大學生成年后的人際交往困難均沒有顯著的影響。3)留守因素之間的混合交疊才是造成人際困擾的重要因素。在留守復合因素對留守經歷大學生成年后人際交往的影響中，留守總時長和留守開始時間與撫養情況、聯系頻率、返鄉頻率以交互作用的模式影響成年后的留守經歷大學生。

　　4.2建議

　　1)留守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泛指親子離異。留守相關因素復雜、多元，混合了社會-經濟-文化因素，因此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應該在重視留守現象和留守相關問題的同時避免將留守兒童污名化，不應將留守未成年人簡單的等同于問題未成年人。如本研究結果留守并不產生比非留守未成年人更多的人際交往困難。留守對個體成長的影響不限于消極影響，對于留守的消極影響研究者應嚴謹的剝離留守相關變量，真正反映親子分離對兒童發展影響的真實面貌。另一方面未來的研究應注意留守經歷對個體積極品質和主動適應的作用，在積極心理學導向下正視留守現象。

　　2)留守經歷單一因素并不對成年后人際交往困擾產生顯著影響，留守諸因素的混合疊加才是造成成年后人際交往困難的原因。在留守的相關研究中應充分重視留守環境中不同類型個體的異質性。對不同類型的留守狀況區別對待，在對留守狀況的分類標準中不應當簡單的以留守時間、留守年齡、撫養人等因素劃分，而應該采用更加綜合的分類標準，引入留守適應狀況的維度和個性心理特征，更加真實的反應留守這一生活狀況對未成年主體的有機影響。首先重視留守總時間與返鄉頻率、聯系頻率的交互作用。外出務工家長和教育工作者應充分重視返鄉與日常聯系頻率對留守未成年人的積極保護作用。尤其在留守初期應當增多返鄉次數，日常聯系并不能替代返鄉時的親子團聚。其次重視留守期間撫養人的穩定性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如本研究所示，父母均外出務工并不比單方外出務工有更大的影響。父母交替外出務工隨著留守時間的增長會引起更大的成年后的人際交往困難。因此在留守期間應充分重視撫養人和監護人的穩定性對留守未成年人的保護作用。再者注意留守開始時間與聯系頻率的交互作用，家長應特別注意幼兒期和青春期的留守未成年人的適應狀況，尤其應當引起注意的是未成年人與異性交往的困擾，在教育工作中應積極引導，加強性別教育和性教育，避免留守未成年人和有留守經歷的成年人在異性交往中的交往問題。

　　3)關注留守未成年人最重要的是危險留守因素的識別，雖然未成年個體具有發展和積極適應的可能性，然而仍不能忽視極端情況下留守的危險因素，留守時間長、開始留守早、父母多年為返鄉、聯系較少、撫養人頻繁更換是家長和教育工作者需要密切關注的情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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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楊琴，蔡太生，林靜.留守經歷對大學生心理韌性的影響[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4，22(02):272-274.

　　[4]譚深.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研究述評[J].中國社會科學，2011(01):13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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