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新型農村社區是新型城鎮化體系的末端節點，也是鄉村振興中農民生產生活的全新場域，新型農村社區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以上海郊區某鄉鎮為案例，分析研究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新型農村社區存在的三種形態及存在的問題，并
摘要：新型農村社區是新型城鎮化體系的末端節點，也是鄉村振興中農民生產生活的全新場域，新型農村社區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以上海郊區某鄉鎮為案例，分析研究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新型農村社區存在的三種形態及存在的問題，并結合三種形態特征提出加強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對策建議，為促進農民相對集中居住、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有益參考。
關鍵詞：新型農村社區;社區治理;農民相對集中居住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近十年間，上海郊區鄉鎮的大量村民遷入城市社區居住。鄉鎮城市化建設中出現的新型農村社區，既有整建制的動遷小區，也有動遷房、商品房的混合小區，還有原宅基地改造后形成的農村社區。同時，按照《關于切實改善我市農民生活居住條件和鄉村風貌進一步推進農民相對集中居住的若干意見》的要求，進鎮上樓的戶數要占到總規劃農戶數的50%，“上樓農民”越來越多、農民集中居住小區越來越多已是大勢所趨。本文對上海郊區某鄉鎮現有農村社區進行分析研究，根據三種新型農村社區形態，思考提升新型農村社區治理水平和質量的路徑，提煉出轉變治理模式的相應對策建議，為下階段促進農民相對集中居住、推動鄉村振興提供有益參考。
農村發展論文范例：“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理論、實踐與現實依據
一、新型農村社區三種形態
所謂新型農村社區，是指在城鄉一體化進程及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新建或翻建的以農民為主體的社區，它不同于傳統的農村村落，也不同于城市的社區，它所帶來的是農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公共服務等的革命性改變。
本文以上海郊區的某一中心城鎮為例，城市化程度相對較高，城鄉融合度、差異度相對顯著，傳統農村、半城鎮化農村、城鎮化農村(又稱空殼村)等現存農村形態均不同程度存在。十年來，在城鄉一體化建設的背景下，在農村土地動遷、村民集中居住、鄉村振興等政策的實施下，農村社區逐步形成，可以歸納為三種形態：
(一)農民集中居住社區
按照城鎮化發展規律，根據城市擴張、基礎設施建設、鄉村振興等項目的需要，以宅基地動遷、宅基地置換等方式，推動農民進城集中居住。主要有兩條路徑：
1.通過宅基地動遷，形成動遷安置小區。鄉鎮因農民宅基地動遷安置需要新建動遷安置房，農民離開農村宅基，搬入城市居住，形成動遷安置小區，這其中，既包含整建制動遷小區，也包含動遷房與商品房混合小區。
2.通過宅基地置換，形成集中居住社區。按照《關于切實改善我市農民生活居住條件和鄉村風貌進一步推進農民相對集中居住的若干意見》的要求，進城上樓的戶數要占到總規劃農戶數的50%，“上樓農民”越來越多，即農民通過宅基地置換遷入城市社區居住。
(二)農村片區化中心社區
對于未納入動遷范圍的農村地區，宅基地空置現象普遍存在，宅基地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近年來，位于城鄉結合部的行政村越來越認識到宅基地的資源價值，積極探索盤活閑置宅基地資源，并作為鄉村振興的有效途徑之一。
本文案例中的鄉鎮，充分發揮中心城區的地理優勢，特別是抓住企業人才公寓需求，城鄉結合部區域的行政村因地制宜開展閑置宅基房屋統一經租，盤活閑置宅基地資源，導入優質人口進入農村，以片區為單位翻建改造成為農村中心社區，亦成為企業人才公寓社區。
(三)農村總部莊園社區
相比農村片區化中心社區，農村總部莊園社區將是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村土地改革創新帶來的新型社區形態。農村土地是農村最珍貴的資源，宅基地是農民最重要的財富，宅基地改革則是鄉村振興戰略在上海郊區破題落地的重要助推器。
在上海郊區某鄉鎮的城郊結合部，一些行政村以“一總部一莊園”為導向，以使用權流轉為抓手，創新開展宅基地改革工作，即農民自愿按照規定的租賃標準，將其宅基地的使用權流轉到村，村對流轉后的宅基地予以統一改造提升、統一開發利用。通過宅基地使用權流轉，一方面農民宅基地環境面貌能得到極大改善，另一方面發揮市場主體的杠桿作用，引入多元主體參與宅基地的合法開發利用，重點吸引總部經濟入駐，宅基地翻建改造后從生活功能向經營功能轉變，形成了集產業、生態與居住于一體的農村總部莊園社區。
上海郊區某城鎮新型農村社區的三種形態，基本囊括了城鎮化進程中農村社區的演變形式，承載著農民生產方式、居住與生活方式的巨大轉變，塑造著農民的現代性，但同時也對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提出較高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在城鄉社區，其中鄉村治理是關鍵。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現代化，直接關系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速度、力度、深度甚至成敗。
二、現有新型農村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
在上海郊區某城鎮新型農村社區的三種形態中，農民集中居住社區已形成較大規模，其中最早建成的動遷安置類社區已有近10年歷史。雖然治理方式方法隨著社會發展不斷改革創新，但還是暴露出一些問題;農村片區化中心社區部分存在，治理方式融合于村級自治管理，有一定成效，但需要進一步探討;農村總部莊園社區的雛形初步顯現，試點區域治理模式還沒有形成固定模式，還有待探索研究。本文針對農民集中居住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對三種形態的治理模式開展探討并提供對策建議。
在農民集中居住社區，農民遷入城市社區居住，盡管居住環境、居住條件完成了農村向城市的轉變，但農民在生活習慣、價值觀念、文化傳統、公共服務配給等方面仍然保持較強的農村習慣，社區治理方式留存較濃的農村管理痕跡。社區內居民，有些來自不同行政村的動遷戶，有些是來滬人員，因動遷補償中“一戶多房”情況比較普遍，小區出租比例較高，致使小區人口結構較為復雜，給社區治理帶來較多困難。具體來看，主要有“四個不高”問題。
(一)社區交往融合度不高
農民進城后，原屬的村籍觀念依然很強，來自不同村的村民盡管居住在同一小區，但在文體活動、人情往來、社區福利發放等工作中，仍然強調“村”的概念，而沒有“社區”的歸屬感。比如，由某村投資建設的社區老年活動室便成為該村村民的活動場所，對外村村民有排斥現象;又比如，社區廣場舞隊伍組建時，均存在以村籍為單元進行組隊，而不是以小區或樓組為單元。與此同時，農民入城后仍然保留原屬村的村民福利，每當重陽等節日慰問，各村的發放標準不同，村民互相攀比等現象時有發生。
(二)社區自治集中度不高
在社區治理事務中，村民參與性不高，村民如有意見、有事務，首選是找村委會，村民普遍感覺社區居委會的存在感不強。與此同時，物業管理等社區基本事務，也沒有得到村民的廣泛認同，加上物業費收繳比例不高，業委會組建也難以形成統一認識，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三駕馬車”的合力無法體現。
(三)社區資源整合度不高
“你、我、他”的概念比較固執，沒有“我們”的歸屬感。活動室、便民服務等社區服務資源在共享性上聚合不夠。行政性事務仍然由各村承辦，同一區域多個管理主體，人力資源整合不夠。村級資金和社區居委資金自成體系，重復性投入和管理服務空白點同時存在。
(四)社區群眾滿意度不高
從動遷農戶的角度來看，城市化社區化居住，與原有的生活方式有較大的差別，感覺“限制”太多，門前種菜、隨處晾曬等農村生活習慣進入社區后則被禁止，動遷農戶感覺“過得不舒適”。從居住角度來看，物業管理不到位，“有事情找不到管事的人，管事的人(指居委會)又管不了事”，城市生活顯得不夠便捷有效，居民群眾滿意度不高。
通過分析，本文認為，農民集中居住社區出現以上“四個不高”的問題，既與治理客體有關，也和治理主體有關。從治理客體來看，雖然居住與生活生產方式發生了變化，但村民長久以來與農村集體經濟密不可分的關系強化了管理的歸屬性，分紅、福利兌現等利益將村民和村牢牢連接在一起，血緣、親緣、地緣等傳統風俗習慣強化了村民的心理依賴，對社區的認同度不夠。從治理主體上來看，本位主義的想法還比較明顯，村強調與集體經濟的從屬性，在對管理對象的界定上有明確的邊界;社區居委則強調屬地概念，但對涉及村級經濟利益及相關農業農村問題沒有管理權限。
因而，在處理人員混合和利益混合等問題上，原屬村委會與現屬居委會缺少有效的溝通協商機制，社區自治和共治的結合點沒有明確。另外，從公共服務配給上來看，村委會和社區居委所掌握的資源不同、供給方式也不同，村委會的供給方式更加直接，在人、財、物的調配上更加主動自由;而社區居委的工作經費比較有限，提供的公共服務更加偏向于志愿服務和社區整合，在有效性和及時性上都有所欠缺。例如：村居委換屆工作中，參加村委會的換屆選舉可以獲得誤工費補貼，而參加社區居委換屆選舉沒有補貼;重陽節向老人發放福利，村委會面向60歲以上老人，發放標準200～300元不等;而社區居委面向70歲以上老人，發放標準50元左右。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異，也導致集中居住的村民感受度不同，并更愿意依從村委會的管理而忽略忽視社區居委的作用。
農民集中居住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四個不高”問題，既是農民城鎮化市民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也是社區治理現代化亟待破解的管理難題。這些問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農村片區化中心社區和農村總部莊園社區，比如：農村片區化中心社區中存在著本地村民與外來人員之間的管理矛盾，農村總部莊園社區存在村民自治管理與總部經濟物業管理之間的摩擦，等等。如何根據新型農村社區的形態特征，妥善有效處理這些問題，轉變原有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方法，對于加強新型農村社區治理、提升農民城鎮化現代化生活水平，具有非常重要意義。
三、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對策建議
結合上海郊區某鄉鎮新型農村社區存在的三種形態，針對現有農村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四個不同”問題，通過厘清治理主體、治理客體以及治理內容，提出新型農村社區三種治理模式。本文認為，三種形態的新型農村社區治理工作，關鍵要處理好“誰來唱主角”“誰是主人公”“誰做服務生”三個問題。
(一)誰來唱主角
相比農村和純城市化社區，新建的農民集中居住社區面臨雙重管理，一是村委會，二是居委會，前者強調與集體經濟的從屬性，強調的是“人”的概念，管理對象限于本村村民;后者則強調屬地概念，強調的是“地”的概念，但對涉及村級經濟利益及相關農業農村問題沒有管理權限。綜合考慮村對“人”的管理和社區居委對“地”的管理，關鍵要在對“事”的管理上構建新的治理模式，建立共治機制，落實治理主體，把分散的資源整合，把分散的權屬集合，把分散的人心聚合。關鍵在于處理好村委會、居委會“誰來唱主角”的問題。結合社區實際，以農民身份為抓手，建議分為兩種模式：
一是社區居委會為主體、村委會輔助的共治模式，對于動遷類社區，村民歸屬的村委會各有不同，村民農民身份正在逐步喪失，居民群體包括租客群體不斷增加，必須由社區居委會來統籌資源、通盤治理，把資源、精力和效果集中到“事”上;而各村村民涉及本村的需求和事項，原則上由各村自行負責，并在共治平臺上通報溝通，促進社區各項事務管理的均衡性。
二是村委會為主體、居委會協管的共治模式，對于“農民上樓”類社區，農民身份不變，村委會對于村民的管理權不變，但農民生產生活方式伴隨居住地遷入城市而發生根本性變化。村民利益如何保障?村委會必須唱主角，與集體經濟關系密切的，以村級自治為主;與社區屬地關系密切的，制定治理清單，由居委會協管。與此同時，村委會應積極探索宅基地股權化等創新舉措，促進農民收益保值增值。
(二)誰是主人公
相比農民集中居住社區以單一農民為中心，農村片區化中心社區、農村總部莊園社區吸引大量社會人口導入，其中農村片區化中心社區新增不少租戶群體，這些群體正逐步成為參與鄉村建設管理的新成員。毋庸置疑，農民是新型農村社區的主人公，那么租戶群體如何定位?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核心在人。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關鍵就是創新對社區群體的治理，無論是本地村民，還是長期居住人員，都應是新型農村社區的主人公。特別是在農村片區化中心社區中，要依法依規促進租戶群體成為鄉村治理的主人公，一是租戶變住戶，通過統一提供綠化、保潔、停車、安保、水電服務等，為租戶辦理居住證，讓新型農村社區成為優質企業人才的居住地;二是居住變生活，通過“新村民、新社區、新約定”，引導社區人員熱愛鄉村、助力鄉村建設發展，形成“美麗鄉村、美麗約定”的升級版;三是管理變治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有關規定，依法依規引導社區人才參與鄉村治理，對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并申請參加選舉的優秀人才，經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同意后，參加新型農村社區重大事務的選舉投票，提升鄉村治理現代化水平。
(三)誰做服務生
相比以村委會或居委會為主體的純社區管理服務，宅基地改革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農村總部莊園社區，既要服務總部經濟發展，也要不斷滿足社區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好農村總部莊園社區治理工作，必須突破傳統治理模式，引入現代物業管理理念，采取村委會管理+物業委托管理的形式，以村委會為主導，以服務社區村民為中心，以爭當服務農村總部經濟發展的金牌“店小二”為目標，發動村民參與自治共治，營造美好生活與良好營商環境融為一體的社區環境，從而探索出一條宅基地從生活功能向經營功能轉變的鄉村現代化治理模式。
綜上所述，新型農村社區的三種形態，分別對應三種治理模式的探索。歸根到底，新型農村社區要在黨的全面領導下，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戰略指導，整合農村社區資源，調整社區治理結構，轉變傳統的社區治理方式，注重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探索形成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社區治理新格局，最終以鄉村治理現代化助推鄉村的全面振興。
作者：劉偉、笪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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