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義背景下的英國民粹主義

　　摘要：以脫歐公投為標志的英國民粹主義的崛起，是對二戰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義的一種反應‍‌‍‍‌‍‌‍‍‍‌‍‍‌‍‍‍‌‍‍‌‍‍‍‌‍‍‍‍‌‍‌‍‌‍‌‍‍‌‍‍‍‍‍‍‍‍‍‌‍‍‌‍‍‌‍‌‍‌‍。英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體現在移民接收政策和移民整合政策上‍‌‍‍‌‍‌‍‍‍‌‍‍‌‍‍‍‌‍‍‌‍‍‍‌‍‍‍‍‌‍‌‍‌‍‌‍‍‌‍‍‍‍‍‍‍‍‍‌‍‍‌‍‍‌‍‌‍‌‍。在多元文化主義背景下的英國民粹主義的崛起是經濟社會基礎、心理基礎和制度基礎多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并呈現出以下五個特征：基于社會文化和身份認同議題提出主張;聲稱人民的唯一且直接代表;簡單粗暴的語辭和動員方式違背政治的審慎原則，破壞性遠大于建設性;導致議會投票結果與公投結果相左，可能造成憲政危機;標志著隱性種族主義回歸‍‌‍‍‌‍‌‍‍‍‌‍‍‌‍‍‍‌‍‍‌‍‍‍‌‍‍‍‍‌‍‌‍‌‍‌‍‍‌‍‍‍‍‍‍‍‍‍‌‍‍‌‍‍‌‍‌‍‌‍。民粹主義將提出何種方案以解決它賴以崛起的現有問題，將構成未來考驗民粹主義政黨的一個核心議題。

　　關鍵詞：英國;多元文化主義;民粹主義;身份認同;移民問題

　　近幾年來，民粹主義的崛起成為歐美國家政治的一個顯著特征。回顧歷史，西歐國家本沒有強烈的大眾民粹主義傳統和基礎，一向推崇漸進改革、實用主義的英國更是缺乏民粹主義的基因，其制度體系多為頂層精英設計和引導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以后，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西歐國家興起，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可謂全球民粹主義勢力壯大的風向標。脫歐公投后，包括美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等國在內的民粹主義力量備受鼓舞，右翼民粹主義力量已成蔚然之勢，并逐漸改變了本國甚至整個世界的政治生態。本文主要探討在多元文化主義背景下英國右翼民粹主義的認同基礎，并據此總結英國右翼民粹主義產生的原因、表現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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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多元文化主義：英國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背景

　　在西歐國家，多元文化主義伴隨二戰后各國移民潮帶來的“超級多樣性”發展起來，并曾作為英國等國處理移民問題的主要政策導向。多元文化并存的社會現實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政策成為英國右翼民粹主義產生的背景，也是民粹主義政黨批判的主要靶的之一。

　　(一)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

　　“多元文化主義”概念首次出現在學術討論中，是在20世紀初由美國猶太裔哲學家卡倫在《美國的文化與民主》中正式提出。他質疑“熔爐論”中隱含的同化思想，認為美國應倡導“統一體中的多樣性”，通過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在民主社會的框架內保持各個族群的文化，將使美國的文化更加豐富多彩。[1]自20世紀中期開始，加拿大、澳大利亞、瑞典等國先后宣布推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關于多元文化主義內涵和主張的討論也逐漸增多。

　　早在1966年，時任英國內政部長羅伊·詹金斯就提出，移民族群與主體民族整合的新形式，“不是平行同化的過程，而是給予平等的機會，再加上文化的多樣性，在相互寬容的氛圍下達成”，各個族群將是“生活在一起，但又存在差異的”。[2]這類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影響，推動了英國社會對多種文化平等共存現狀的認知和官方政策由同化向多元文化主義的轉變。1991年，英國引入了族群分類的概念和方法來監測公共組織和私有部門在雇傭人員時堅持機會平等和反歧視原則的情況，并據此來計劃未來開展資源和福利分配的情況。[3]比如，英國公務員局用基于族群分類的人口普查結果來監測在雇傭關系方面平等與族群多樣性的關系，國家醫療系統用這一結果來監測勞動力和多樣性的關系，均有助于評估各族群在各行業受到平等對待的情況。

　　經過幾十年學界的熱烈討論、政治家的公開話語、政府的政策引導以及媒體的大量宣傳，英國社會已形成一種氛圍，即認同和宣揚多元文化主義理念并據此行動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在這種輿論環境下，有些正常的質疑和表達不滿的方式會被扣上政治不正確的帽子受到批判甚至指責。因此，主流群體對移民群體和移民政策的不滿日積月累。

　　(二)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

　　著名反種族主義評論家雅思敏·阿里白-布朗曾用一段話生動地表達出英國人看待移民的雙重態度：“英國白人歷史上對政治精英們非常失望，因為他們沒有準備好迎接戰后的變化，并對于移民對他們的國家是否有利傳達出模棱兩可的信息。這一刻，他們告訴英國民眾，英國人是帝國的統治者，上帝賦予他們責任來教化那些他們所控制的野蠻人;下一分鐘，這些黑人和亞洲人卻在與他們共處的工作場所要求平等對待。政治精英們告訴英國白人黑人移民和亞洲移民是一種威脅，但同時他們又要求白人們平等對待那些已經在英國的黑人和亞裔。”[4]這種矛盾的雙重姿態反映在政策領域，體現在英國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包括移民接收政策和移民整合政策兩個部分。

　　1.移民接收政策

　　二戰后，英國政府先后頒布幾部移民法和國籍法，其移民接收政策以法律條文的變更為界限，可以分為幾個階段。整體而言，戰后英國移民接收政策呈現逐漸收緊的趨勢。

　　第一階段：1948-1962年，移民接收的開放時期。1948年，為適應二戰后殖民體系瓦解的現狀，保持英帝國的統一和精神凝聚力，英國政府頒布《1948年英國國籍法》，賦予“聯合王國和殖民地公民”和英聯邦公民以英國公民的身份，并表示“英聯邦公民”等同于“英國公民”，可以自由出入英國國境。法案確立了英國在移民政策上的“開門”態度，為后來英聯邦及英屬殖民地居民移居英國提供了法律依據，吸引了來自英屬殖民地的大量移民，客觀上將英國由移民凈輸出國轉變為移民凈輸入國。盡管移民的到來在客觀上緩解了戰后英國某些行業勞動力短缺的境況，但正是在這一時期，有色移民被看做是英國文化同質性的威脅，針對非白人移民的種族歧視隨處可見，種族沖突頻發。

　　第二階段：1960年代初-1980年代末，移民接收政策逐漸收緊的階段。《1962年英聯邦移民法》的頒布開啟了英國移民政策的保守時期。作為對英國民眾反對移民呼聲的回應，基于有色移民可能引起人口過多、失業率上升和種族關系問題這三個理由，保守黨政府在新移民法中提高了英聯邦國家移民進入英國的門檻。即除出生在英國者和持有英國政府頒發的護照者，其他英聯邦護照的持有者或者在英國有確定的工作，或擁有被承認的、英國所需要和短缺的技能或資質，在戰爭期間曾在英國軍隊服役的可獲得優先權。1971年，英國修訂《英聯邦移民法》，規定只有在英國有居住權的人，即祖父母一方或父母一方為出生于英國的英國公民，才有權進入英國，進一步縮小了移民接收范圍。1972年修訂的移民法再一次強調，若因工作原因申請入境，申請人必須有工作許可;否則，持有英國護照是必要條件。《1981年英國國籍法》從確認公民權的角度確立了嚴格限制移民的態度。法案進一步細分英國居民類別，結束了出生地主義，禁止授予出生在英國但父母均不是英國公民的孩子以公民身份。此后，英國對移民申請者的審批愈加嚴格，有色人種移民獲取英國國籍更為艱難。

　　第三階段：1990年代至今，選擇性移民階段。1990年代，英國開始接收大量的難民申請，直接導致《2002年國籍、移民和難民法案》的出臺。這一法案引入了測試機制，要求對申請英國公民身份的移民或難民達到一定的英語水平，并對英國及在英國的生活具備足夠的知識，否則需要參加英語培訓和公民資格課程。在這一法案基礎上，布朗執政期間，出臺了《2006年國籍、移民和難民法案》，引入“試用公民資格”機制。這一機制規定移民獲得公民資格之前有一定的試用期，試用期時長是彈性的，若在試用期內表現出積極的參與意識和志愿精神，可以縮短試用期。

　　從英國官方移民政策的話語上看，已由原先的強調對移民的“控制”開始悄悄地轉變為“移民管理”，看似一度收緊的移民接收政策開始放松。然而，這一時期英國對待接收移民的問題是選擇性的，即鼓勵英國經濟發展所需的人才移民(如高技術人才和留學生)，同時限制那些經濟發展不需要的移民(如低技能人才)。2009年英國內政部引入“基于評分的公民資格系統”，對英國簽證和公民資格的申請者進行評分并分為五個層級，共有超過80種可能的工作或學習渠道獲得允許進入英國。卡梅倫政府宣布將進一步縮緊五個層級簽證的審批，不但取消第三層級低技能工人的準入，而且首次取消允許年收入35000英鎊以下的非歐洲經濟區工人在英停留超過5年的規定，預示著英國式“客工”模式到來‍‌‍‍‌‍‌‍‍‍‌‍‍‌‍‍‍‌‍‍‌‍‍‍‌‍‍‍‍‌‍‌‍‌‍‌‍‍‌‍‍‍‍‍‍‍‍‍‌‍‍‌‍‍‌‍‌‍‌‍。[5]

　　但這個評分系統無法限制來自歐盟成員國的移民。從歐盟內部人員流動數據來看，在2004年和2007年兩次歐盟東擴之前，自成員國進入英國的移民連續多年保持基本穩定、略有增長態勢。然而2004-2005年，自新加入國家進入英國的移民由28700人猛增到116800人，到2008年這一數據又增至332400人，其中，波蘭人取代印度人成為英國登記在冊的移民最大輸出國。[6]

　　受移民的數量與福利之間的零和模式影響。蒂勒曼和霍博思基于國際移民政策和法律分析計劃的數據研究表明，歐洲各國接收移民的數量與他們賦予移民的福利之間存在一種此消彼長的權衡關系。在其中，英國是典型的“高福利，低數量”國家，賦予移民以完全福利資格。由于接收移民的成本更高，英國傾向于在數量上嚴格限制移民和難民的數量。歐盟東擴后，來自東歐的大量移民的涌入，將英國的移民福利模式客觀上轉變為“高福利、高數量”模式，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一種直觀的感受是移民占用了原本屬于本國人的大量福利資源。在經濟不景氣時期，政府縮減財政開支，民眾的不滿情緒與排斥移民情緒疊加，反移民傾向更加強烈。來自歐盟成員國移民數量激增成為2016年脫歐公投的主要動因。

　　2.移民整合政策

　　移民融入英國社會的問題首先是一個文化議題，同時也是一個結構性問題，需解決基于種族、性別和階級歧視導致的不平等。[7]過去已有的多元文化主義討論和政策措施往往過于強調文化差異，而對社會結構性不平等的認識和關注不足。

　　第一，文化權利關系到少數族裔的自由(如宗教信仰自由、語言權利等)及其與主流群體之間的平等。為幫助移民融入英國社會，建立對英國價值觀的認同，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移民進入英國后，政府、其他公共組織或私人部門會為移民提供多種渠道的免費語言課程來提高其英語能力。移民若想申請英國公民資格，必須通過政府組織的語言測試。此外，英國部分地區還提供一些社會指導服務，幫助新移民了解英國的文化，如社會規則、規范、習俗、價值觀，幫助他們融入當地社會。在宗教方面，針對穆斯林群體的某些習俗(如女性割禮、包辦婚姻等)與英國主流社會的根本原則和信念相沖突的問題，英國教育部于2012年出臺了一項規定，要求在包括穆斯林學校在內的所有的私立學校中推廣英國價值觀，要求師生尊重公民法律和刑法，以一種平衡的方式來討論政治議題。[8]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英國統一價值觀的建立。

　　第二，通過一系列整合措施推動少數群體在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平等。在經濟領域，就業和薪酬問題是權利平等的核心議題。歷史上，移民和本地英國居民的就業率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在經濟下行時期尤為如此。英國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措施，糾正少數族裔員工在就業中的劣勢，幫助其提升就業能力。據統計，英國移民有較大的比例從事高技能工作，近40%的移民擁有管理和職業崗位，其中中國人、非裔亞洲人和印度人居前三位。[9]對于新移民而言，盡管他們整體受教育水平高于其他人，但他們常常從事低于他們資質的工作，如在食品加工、家政等領域工作的新移民高達30%。[10]在薪酬方面，就整體而言，盡管英國移民比本地英國居民接受了更高的教育，但他們的薪資水平卻相對較低。其中加勒比人和孟加拉人是最低的，而白人移民的工資則與英國出生的雇員不相上下。[11]這是英國各類組織努力改善的一個重點。

　　第三，在社會整合領域，一方面，針對英國長期以來種族關系緊張的歷史和現狀，英國政府自1965年開始制定多部種族關系法案，并成立相應的推動種族平等的機構如種族平等委員會，逐步改善種族關系。《2006年平等法案》和《2010年平等法案》則進一步將公共機構應對歧視的范圍拓展到所有領域，包括年齡、種族和族群、性別、殘疾、性取向、宗教和信仰等。同時將各種各樣的監察機構合并為平等與人權委員會，確保法案的落實。這些法案與其它各類政府項目一道，與社區合作來尋求推進平等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實施也推動了少數族群生活環境的改善。如落實改善市中心環境的城市項目，1988年推出了57個城市項目用以改善少數族群的生存條件;還引入黑人主導的住房聯合運動，成為歐洲最著名的針對黑人和少數族群的投資之一。

　　這一系列的措施，導致主流群體中一部分人產生以下指責：移民不僅偷走當地居民的工作機會，而且占用了福利資源，如市議會分配的房子、兒童福利、免費醫療和公共教育等。2001年發生在英國北部地區的青年暴亂、2005年倫敦七七地鐵爆炸案，以及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暴力恐怖襲擊事件，導致整個英國社會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懷疑論，即英國政府和全國上下苦心經營多年的多元文化主義不但耗費大量資源，而且成效甚微。這是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宣布多元文化主義失敗的原因，也構成英國民粹主義據以進行反移民、反穆斯林、反多元文化主義動員的基礎。

　　二英國民粹主義崛起的原因

　　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大背景下，英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化，民粹主義力量異軍突起。英國民粹主義政黨代表是英國獨立黨，在法拉奇的領導下尤其關注移民數量的上升對白人英國工人階級的影響，短時間內得到井噴式發展，在2013年地方選舉、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和2015年英國大選中均取得不菲戰績。英國獨立黨對政府施加壓力被廣泛視為促成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的主要原因。英國獨立黨的主張代表了英國民粹主義的主要訴求：疑歐主義，推動英國脫離歐盟;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控制移民，反對多元文化主義，反對英國的伊斯蘭化;在社會議題上偏于保守主義，如反對性少數群體權利，在教育權、司法公正方面較為保守;采用民粹主義的語辭，自稱為“人民的衛士”等。在2019年5月，前獨立黨黨魁法拉奇領導下的脫歐黨在歐洲議會選舉中表現搶眼，獲得31%的選票，成為超越保守黨和工黨等傳統大黨的最大贏家。

　　整體而言，英國民粹主義的崛起是以下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一，經濟社會基礎。全球化實現了人員、商品、資本和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分配和自由流動，不僅為英國輸送了數量可觀的勞動力，也改變了英國的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全球產業結構重新調整使得英國傳統的制造業和重工業日漸衰落，大量工人失業，生活水平下降;歐洲一體化過程中產生的歐盟共同漁業政策使得英國以捕撈為業的漁民受到損失;加之來自歐盟和世界各國的低技能勞動力被視為英國本國勞動機會的爭奪者，英國這些在全球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的底層民眾對全球化、歐洲一體化持消極態度，在經濟狀況欠佳時期，尤為敵視外來移民。英國受2008年歐債危機影響，經濟增長下行，部分產業受挫尤其嚴重，導致該產業從業人員反對一體化傾向明顯，容易被右翼民粹主義所吸引。

　　第二，心理基礎。全球化帶來的經濟不安全感上升，加之“伊斯蘭恐懼癥”日益嚴重，主流群體安全感缺失程度正逐步加深。同歐洲多數國家一樣，英國社會的世俗化程度已經很高。英國在戰后吸納了前殖民地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加上其居高不下的生育率，使得穆斯林人口在英國總人口中的比例正在上升‍‌‍‍‌‍‌‍‍‍‌‍‍‌‍‍‍‌‍‍‌‍‍‍‌‍‍‍‍‌‍‌‍‌‍‌‍‍‌‍‍‍‍‍‍‍‍‍‌‍‍‌‍‍‌‍‌‍‌‍。有說法稱倫敦即將被穆斯林占領而變成“倫敦斯坦”，表達了英國主流人群對英國認同的焦慮和對穆斯林移民的恐懼。近十幾年來由穆斯林發起的暴力恐怖事件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國家頻繁發生，激化了英國社會的恐穆心理。這種對穆斯林移民的敵視態度也傳染至對待其他移民群體上，英國主流社會強烈要求政府修訂移民政策，控制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和難民數量。

　　第三，制度基礎。英國是代議制民主的發源地，議會至上原則是其民主制度的基石，民眾通過投票選舉可以代表他們意志和利益的議員來參與國家治理和政策設計。在是否脫歐的議題上，公投前的議會投票結果顯示大部分議員支持英國留在歐盟。這與部分民眾對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直觀感受與判斷背道而馳。在這些人看來，以議員、政府官員為代表的政治精英作為在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受益的各領域精英的代言人，無視被全球化邊緣化的民眾的聲音和其每況愈下的處境，主張繼續推行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義，因此對現行精英體制的失望情緒與日俱增。疑歐主義、反全球化的訴求終于通過民粹主義反精英、反建制的方式釋放出來。

　　三英國右翼民粹主義的特征

　　在多元文化主義意識形態和多元文化政策影響下，英國民粹主義與右翼力量結合，呈現出以下特征：

　　(一)基于身份認同議題提出主張

　　這既體現在英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自我認同，又體現在英國民眾個人身份認同的體驗。與傳統的左、右翼政黨代表經濟社會地位不同的選民不同的是，這一輪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基于人們對身份認同議題的關注。英國孤懸于歐洲大陸之外的島國區位，英國歷史上與歐洲大陸國家對抗的過程中完成國家構建并建立了民族認同，英國人共同締造的“日不落帝國”的神話和由此產生的大國情結，都塑造了作為英國人的“我們”與作為歐洲人的“他們”不同的差異感，英國上下歷來不乏疑歐甚至反歐的聲音。從民眾個體而言，身邊膚色、語言、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等日益多元化的人員構成，歐盟2007年東擴以來涌入英國的大量東歐人，未來歐盟可能進一步東擴甚至將穆斯林國家土耳其囊括其中，使得人們對自身所處的土地、自己是英國人的意識不再像以往那么清晰。脫歐公投中“奪回控制權”的口號，英國近年來重申英國性的重要意義，凸顯了英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和普通民眾對英國人身份認同的關注。

　　(二)聲稱是人民的唯一且直接的代表

　　這有兩個意涵：其一，民粹主義政黨宣稱是“人民”唯一的、直接的代表，不需要通過任何中介，其正當性超過任何建制形式如議會、法院等。當英國高等法院說啟動脫歐談判必須經過議會投票時，英國主要媒體之一《每日郵報》在其頭版新聞刊登了一張印有戴假發法官的照片，標題寫著“人民的敵人”，稱高院此舉是“對民主宣戰”;[12]其二，民粹主義政黨宣稱凡是不支持他們的都不是真正的人民。脫歐公投中，盡管脫歐派比留歐派略勝一籌，但考慮到放棄投票的比例，投票脫歐的人數事實上只占英國公民總數的37.5%，那么英國民粹主義者所謂的他們所代表的“人民”指的是哪些人呢?未支持脫歐的62.5%英國人(明確支持留歐的，和未參與脫歐投票的)是“人民”的一部分嗎?建立在少數支持基礎上的他們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嗎?盡管無法對這些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他們依然自稱“誰是人民”的最終定義者。

　　(三)違背政治的審慎原則，破壞性遠大于建設性

　　民粹主義的一個典型特征是只破不立，只駁不立，只反不立。它以挑戰現有的統治精英、批判已有的制度模式為己任，卻不致力于提出解決問題的替代性、系統性、綜合性方案。在英國與歐盟依據《里斯本條約》第五十條規定確定的脫歐截止日期即2019年3月29日前，英國內部、英國與歐盟之間爭議最大、僵持不下的一個最重要議題是北愛爾蘭邊界問題。但這一關鍵問題在脫歐公投前卻并未得到充分的討論。脫歐公投前，民粹主義者在反移民主張中反復強調的一個賣點是移民要為本國民眾失業率居高不下買單，移民占用大量社會福利資源成為社會的負擔。然而英國勞工部2008年的數據顯示，英國勞動力市場中低技能本地勞動者的境遇并非由于缺乏適當的工作機會，而更多可以從技能水平、認知和動力方面找到原因。[13]也就是說，盡管很多英國本地人抱怨他們由于移民的到來而失去工作，但事實是市場上并不缺乏工作機會，真正的原因是他們自己是否有符合工作機會的技能以及是否有足夠的動力去尋找工作，移民只是他們對自身境遇不滿的替罪羊。

　　(四)訴諸公投等簡單粗暴的方式，可能造成憲政危機

　　動輒訴諸全民公投，簡單粗暴地得到答案是民粹主義常用的解決分歧的方式。民粹主義者進行動員的語言往往頗具煽動性，而且會影響傳統政黨甚至整個社會的語辭風格，建制派、保守黨人經常需要與其合作甚至模仿他們以保證和提升支持率。英國獨立黨的推波助瀾，是推動卡梅倫政府啟動脫歐公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脫歐議題上，英國發生了歷史上首次議會投票結果與全民公投結果相左的情況，對英國政治制度基礎——代議制民主制度甚至整個憲政體制構成挑戰。要避免憲政危機的發生，議會需要尊重全民公投的結果，對脫歐這個結果去進行論證并部署后續實施方案。但大部分議員是不同意脫歐的，出現了首相提出的脫歐協議三次提交議會三次未獲通過的結果，導致脫歐問題一拖再拖，直到2020年1月31日才正式完成。這一矛盾凸顯了代議制民主議而難決、效率低下的弊端，而全民公投的濫用不僅難以彌補代議制民主的缺陷，反而導致民主劣質化，[14]更為嚴重的是，可能因為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結果相左而導致憲政危機。

　　(五)標志著隱性種族主義回歸

　　英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以族群為標準來對人口進行分類并管理的國家之一，其本意是為了監測政府和社會各組織、部門對各族群的平等對待情況，但在客觀上催生了以族群為界限的種族歧視。在西歐國家，族群不過是對種族的一種委婉表達方式，移民被認為在種族上與多數白人人口不同。在英國，種族主義根深蒂固。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人們將英國人等同于白人，英國性等同于白膚色。直到現在，“多種族的”和“多元文化的”都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同義詞。[15]正如比丘·巴雷克所言，無論你是什么膚色，只要你不是白種人，那么你就不是英國人。[16]漢森也曾說過：“是白人，就意味著歸屬;是黑人，就意味著被排除。”[17]歐洲的多元文化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回應從歐洲國家原殖民地來的移民問題的，扭轉針對有色人種移民的歧視。英國的民粹主義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批判，客觀上表明種族主義的回歸，盡管較為隱性，因為種族一詞較少被提及。脫歐公投前后居高不下的針對有色人種移民的仇恨語言和仇恨犯罪率，是種族主義的力證。

　　四小結

　　過去英國所實行的多元文化主義可以說是半心半意，初衷良好但設計粗鄙且并未全心全意地實行過。從本世紀初參與英國北部騷亂的青年人訴求來看，他們要求的并非文化權利和保持父母來源國的傳統，因為作為二代、三代甚至多代移民的他們認同英國的價值觀，在文化歸屬和行為方式上與當地人并無二致。他們要求的是充分的包容，是平等的機會，以及參與國家事務和為國家奉獻的權利。[18]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除倡導對少數族群文化的尊重和保護外，還要求主流群體平等對待少數群體的態度和實實在在推動少數群體與多數群體在經濟、社會、政治權利的平等參與。而后者，恰恰是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歐多國所忽視的。

　　多元文化主義是民粹主義批判的主要標的之一。但多族群、多種文化的共存是一個事實，包括主流群體在內的社會各群體正越來越多地以身份認同來界定自我，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任何一個政黨在確定目標、制定政策上忽略這兩個事實中的任何一個都是非理性的。如果不是多元文化主義，如果不是自由主義，民粹主義將提出何種方案以解決它賴以崛起的現有問題，將構成未來考驗民粹主義政黨——無論作為執政黨還是反對黨——的一個核心議題。

　　作者：徐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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