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乾嘉時期對經學的推崇，是張惠言編《詞
[摘要]乾嘉時期對經學的推崇，是張惠言編《詞選》的文化背景;嘉慶二年，張惠言經學著作次第成書，是促成《詞選》產生的另一重要因素。《詞選序》以張惠言易禮經學為內核，集中體現了張惠言經學理念與素養。張惠言是典型的學士詞人，《詞選》是其經學思想的文學闡釋與外化，亦是其經學素養的文學表達與展示。以“意內言外”“比興”為中心的《詞選》理論，是常州詞派理論體系的基點。周濟、譚獻等人在此基礎上，不斷闡釋發揮，完善了常州詞派理論體系。詳研《詞選》之經學背景與詞史意義，既可見常州詞派理論的集聚生發過程，亦可藉此對乾嘉學術與文學之間的關系進行細致而具體的考察。張惠言《詞選》秉承時代思潮，體現個人學養，促進了清后期詞學理論的發展與派別更迭，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張惠言;詞選;經學;詞學
一、《詞選》的成書背景
(一)乾嘉時期:推崇經學，上行下效
言及清代學術，稱“樸學”者有之，稱“漢學”者亦有之，而清代學者自認為，更準確的名目應是“經學”。正如焦循所言:“本朝經學盛興……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于其間乎?”[1]清人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和深厚的學術修養，孜孜以求，促成了經學的全面復興。“經學自兩漢后，越千余年，至國朝而復盛。”[2]因此，清代學術不限于經學，而能代表清代學術的唯有經學。清代經學，尤以乾嘉為盛。經師輩出，大家涌現。江藩言及乾隆朝之經學盛況，不禁感嘆:“猗歟!偉歟!何其盛也!蓋惟列圣相承，文明于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碩彥，青紫盈朝。縫掖巨儒，弦歌在野。
詩詞論文投稿刊物：《中華詩詞》創刊于1994年。它是由中國作家協會主管，中華詩詞學會主辦的當代詩詞月刊。面向國內外，時代風采、情系河山、吟物寄意、田園風光、詩美探索、詩詞自由談、詩詞新論、田園風光。
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3]張惠言正出生在這樣一個時代，也恰是在他出生的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策試貢士時，昭告天下:“朕崇尚經術，時與儒臣講明理道，猶復廣厲學官，祈得經明行修之士而登之。”[4]在這樣的倡導下，無數乾嘉學者皓首窮經，集前代經學之大成，成乾嘉經學之昌茂。與此相應，乾嘉學者無論為賦為文，抑或為詩為詞，皆帶有經學色彩。乾嘉經學對于文學的統攝與滲透，在當時很多學者型文人身上都得以體現。張惠言前有王昶、錢大昕、汪中等，鄉前輩有洪亮吉、孫星衍等，師友如阮元、陳壽祺、莊宇逵等，皆以經師為文學，在各種文學體裁中，不僅多有對經學問題的探討，更有對經學理念的詮釋與實踐。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產生的張惠言《詞選》，自然亦帶有典型的時代特征，即以經學為統攝。
(二)嘉慶二年:張氏經學，次第撰成
乾嘉經學大昌，張惠言卻能以經學聞名當世，可知其經學修養及研究成就非同一般。張氏經學，專精易禮。其易學研究，主要由惠棟上溯虞翻，旁及他說，被阮元盛贊為“專家孤學”。其禮學研究，主要師承金榜，上及鄭玄。張惠言其人，沉潛深思，期于自得。于易禮之學，既有卓越見識，又有細致考辨，因此能于一眾經師中脫穎而出，地位及成就頗顯。
與其文學著作相比，張惠言經學著作可謂卷帙浩繁。其中最具影響的是《周易虞氏義》《儀禮圖》①，皆于嘉慶二年撰成。值得注意的是，《詞選》亦成書于此時。由此可知，嘉慶初年，是張惠言把多年對經學、文學的思考與積累，發而為言、編訂成書的關鍵時段，亦可謂張惠言的學術精進期。嘉慶元年，張惠言復從金榜學。后往富陽依惲敬修志不成，轉至歙縣坐館營生。于江村江氏，得學生江承之。二年，館于巖鎮金氏，得學生金式玉。
嘉慶元年至二年，因巖鎮金氏、江村江氏皆有子弟從學，張惠言衣食得全，生活穩定。在學術上，也多得師友輔成之力，重要經學著作陸續撰成。就此時張惠言治經、著經而言，師友中最為重要的兩個人，分別是金榜和江承之。張惠言《祭金先生文》云:“三年在門，莫窺美富;既困馳驅，乃始自咎……丙辰之春，再謁幾席;先生欣然，曰:‘子可益’。則理其穢，則淪其清;詼之拓之，以崇以閎。閔其饑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5]166由此可知，嘉慶之前，張惠言曾師從金榜學禮，歷時三年而后去。②嘉慶元年，再從金榜學。此前，張惠言科舉之途坎坷偃蹇，屢試不售，奔走衣食。此時幸得金氏提攜周全，生活安穩，因此這一時期成為其短暫人生中難得的著書立說時期。金榜不僅對其經學研究諄諄教誨、大加鼓勵，亦在生活上多有眷顧。
張惠言學術之精進、經學之大成，與金榜面炙親授，悉心指教，悉悉相關。江承之，十四即從惠言學，尤好治經，深得張氏經學精要，是張氏得意門生，在張惠言撰書過程中，多有助益。張惠言在《記江安甫所鈔易說》中言，其易學著作，皆由江承之手寫謄錄，包括《周易虞氏義》《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候》《周易鄭荀義》《易緯略義》等，只有《易義別錄》未及寫，而江承之亡。[5]124《清儒學案小傳》《經學博采錄》亦有相似記載。可知，江承之不僅研經專精，深慰師心，亦在張惠言撰書過程中奮力謄寫、與襄校核。惜其早卒，若天假以年，使竟其學而展其才，定能盡傳惠言之學而發明之。總之，嘉慶二年，張惠言經學著作陸續撰結成書，與此同時，《詞選》亦應運而生。經學大進，遂有《詞選》，這絕非偶然，下面即從《詞選序》來展開論述。
二、《詞選序》的經學內核
從詞學層面講，任何理論都是主體在前代詞人基礎上結合自己的治詞經驗和理念而進行的概括性書寫。乾隆中后期，清王朝已出現衰敗之勢，促使詞人們以更為切近的眼光去觀察一己生活與社會民生。陽羨末流浮囂粗疏，浙西詞派勢力大張，其內部雖漸有枯瘠瑣碎之弊，但仍是乾隆嘉慶詞壇的主流。此外，部分詞人自成面貌，發展出超越流派壁壘的創作風格和詞學理論。總之，乾嘉詞壇，浙西詞派典型的雍容雅正風貌，漸漸失去了它存在的特殊歷史文化背景，已不能籠括詞人們現實的內心情感，詞壇的新陳更迭，漸露面貌。嘉慶二年，張惠言《詞選序》出，影響不斷擴大，最終成為常州詞派的理論基石。
序曰: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為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茍為雕琢曼辭而已。自唐之詞人李白為首，其后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松、司空圖、韓偓并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為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
亦如齊梁五言，依托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為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于其間。后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距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為二卷。義有幽隱，并為指發。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也。嘉慶二年八月武進張惠言。[6]從上可知，張惠言對于“詞”這種文體的概念，即以書寫“里巷男女哀樂”，來抒發“賢人君子”“不能自言之情”。通過外在的“低徊要眇”之“言”“微言”，來表現內在的“幽約怨悱”之“意”“義”。
《詩》之“比興”，在詞中承擔溝通內外、表情達意的中介作用。“意內言外”與“微言大義”，都要通過“比興”來實現。在尊詞體、倡風雅等問題上，《詞選序》毫無疑問地存在著陽羨詞派陳維崧、浙西詞派朱彝尊的理論遺跡。可以說，在理論框架和觀點闡述上，并無太多新意。且與當時的其他詞論家，如吳錫麒、郭麟的理論相比，有尊古好古而近于淤滯的弊端，很多論者也因此批評《詞選》曲高和寡。然而，《詞選序》詞學理念的尊古好古、守正嚴苛，是由其詞論的經學核心和張惠言的經學素養決定的。張惠言從經師立場出發，自然會對“經義”“風雅”，表現出非同一般的尊崇和重視，經學素養是他提出“意內言外”“微言大義”詞論的內在原因。
(一)易禮之學
張惠言易學，承自孟喜—虞翻—惠棟一派。作為易學專家，張惠言借用孟喜《周易章句·系辭上傳》中“意內而言外”句，表達自己的詞學觀點。張惠言云，意內言外謂之詞，即詞是內在之“意”與外在之“言”的結合。“君子”之“情”“意”，由“比興”出之;風騷之“義”，亦由“比興”出之。我們再看他在《七十家賦鈔目錄序》中，對賦體的界定:“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達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5]18這里情內言外，言即物象的說法，與其詞論如出一轍，因為張惠言對不同文體的解釋，皆是基于易學之“意內言外”論。張惠言總結虞翻易學之優長，認為虞翻易之所以能夠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正因其能依物取類，貫穿比附。而對虞翻易的理解，開始似若瑣碎，及沉潛深入，解剝根葉，方能條理暢茂，通于大道。所以后世學人少有通其意者。
[5]39其中“依物取類，貫穿比附”“鬯茂條理，遂于大道”雖是經學表達，但與《詞選序》中的“比興寄托”之說，異質同構。虞翻易學，是通過六爻的發揮旁通，升降上下，以看似瑣碎的形式，表達意旨，歸于大治。如果不能解剝比附之物類，離散根葉以見其條理，就不能達到大道。以詞言之，詞是通過比興的形式，以幽眇的言辭，寫里巷男女哀樂，抒發的其實是君子不能自言之情。比興，是外在形式;風雅大義，是表現內容。如果不能了解“比興寄托”之深意，自然不得要領，詞旨難求。可見，張惠言正是以經學思維，解釋詞體并建構詞論。張惠言禮學，師承金榜。
在《原治》一文中，張惠言闡述禮的價值與功能:正因民有喜怒哀樂之情，才有飲食男女之欲，亦有是非之心，故先王制禮以分上下長幼，別貴賤親疏，是以民情得達，民欲得遂，而仁義禮智之心自生，使邪氣不得接。[5]116他認為，“禮”正是“民”沉積于內心的日常感情，得以有節制地抒發的渠道。因“情”而有“禮”，“禮”存，則圣人之道“油然以生”。把這與《詞選序》“詞”乃“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
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之論相較，可知，在張惠言看來，“詞”與“禮”的存在意義是一致的。“詞”與“禮”，都是在合理范圍內，抒發真實自然的情感，都是宣昭風雅的載體、尊經復古的途徑，兩者的工具性是顯而易見的。也就是說，張惠言不僅通過詞這種文體，抒發自己心中深隱的微妙情感與迂曲心緒，表現士人君子的幽微心志與復雜意緒，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詞來拓展、實現自己的經學大道，重申上古三王的社會理想和社會秩序，以解決現實社會的種種矛盾與問題。綜上，張惠言《詞選序》之論，與其易學異質同構，與其禮學異曲同工。張惠言《詞選》無疑是以經學為核心，經學是其詞論的基礎，其詞論乃從其經學生發而出。
(二)今文經學
張惠言的故鄉常州，正是今文經學的胎息之地。乾嘉時期，莊存與創常州學派，力倡公羊學的經世致用、微言大義，因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發展形勢相契合，于是逐漸掀起了今文經學的熱潮，對于整個地域文化影響深遠。莊述祖、莊宇逵、劉逢祿、宋翔鳳，推波助瀾，嗣響其后，使今文經學的思潮一發而不可遏。因此，學者皆把莊存與作為清代今文經學的開山人物。然而，作為今文經學的關鍵性人物，莊存與的外孫劉逢祿卻提出了不同觀點。他首先指出當朝漢學昌明繁茂、通儒巨匠輩出之盛況，繼而言之:正是張惠言治《虞氏易》，孔廣森治《公羊春秋》，才使得今文經學重見天日，萌芽復蘇。
[7]總之，他認為張惠言易學與孔廣森公羊學，肇始了今文經學的復興。前已有言，張惠言易學源自孟喜，孟喜之學正是今文易學。張惠言禮學尊鄭玄，劉逢祿總結鄭氏經學有云:“鄭康成氏，總群儒而通六藝，其學則于《禮》深，于《易》《書》《詩》《春秋》淺。故注《禮》用今文，采韓說。及解《易》《詩》《書》《春秋》，乃皆舍今學，而從古文。聊以創異門戶，存一家之說。”[7]也就是說，張惠言所治虞氏易、鄭氏禮，皆是今文經學，其學術根源正是今文經學。加之張惠言與莊述祖、莊宇逵往從甚密，劉逢祿、宋翔鳳作為后輩，又都曾問學于張惠言。故劉逢祿此言，絕非泛泛而談。
一言以蔽之，張惠言與今文經學淵源頗深。這種與今文經學的內在關聯，表現在詞學方面，即“微言大義”之論。“微言大義”是今文經學的要義所在，即通過對經典的發揮闡釋，來表達自己的見解。這也正是張惠言詞論的經學注解。詞非小道，正因微言中深寓大義，而這大義，是通過“比興寄托”來表現的。因此，對于“比興”的強調和關注，是張惠言詞論的重中之重。
總之，嘉慶二年，張惠言《詞選》及詞論的應運而生，固然是教授金氏子弟的教學需要，更是張惠言經學素養、經學理念的體現與總結。《詞選》的詞學理論與觀念，是今文經學“經世致用”與“微言大義”的文學化表達。在道咸同光四朝特定的時間段內，今文經學因匡救時弊、經世致用而備受尊崇。與今文經學有著內在關聯的《詞選》詞論，也漸漸占據詞壇主流。常州詞派也在此過程中，肇始發軔，流被漸遠。
三、《詞選》的詞史意義
如何評價張惠言《詞選》，一直是有爭議的。推崇者認為其風雅復古、陽春白雪，批判者則認為其泥古保守、曲高和寡。謝章鋌在《賭棋山莊詞話》中評價張惠言的“比興”云:“雖然，詞本于詩，當知比興，固已。究之《尊前》《花外》，豈無即境之篇，必欲深求，殆將穿鑿……故皋文之說，不可棄，亦不可泥。”[8]此“不可棄，亦不可泥”句，用來評價張惠言《詞選》，誠為不刊之言。有清一代，隨著統治者的提倡與學者的精研，經學對文學理論、創作、批評等各方面的影響，更加顯著。作為一代經師，張惠言在《詞選》中把《詩》之比興寄托，直接運用到了詞論建構中。
在這個意義上，其同年許宗彥認為，張惠言是王昶的知音。許宗彥之所以有此論斷，正在于王、張二人皆認為詞之體“濫觴楚騷，導源風雅”，詞之“上”者，在于“命意幽遠，用情溫厚”。[9]可以說，張惠言是傳統儒家詩教的忠誠守護者和踐行者。《詞選》之詞論固有拘泥之處，卻代表了儒家詩教在有清一代的傳承，展現了“風騷”“比興”等詩教內容對詞學理論和鑒賞至深至遠的影響。同時，也體現了乾嘉時代經學對詞學的統攝、滲透。常州詞派后繼者在此基礎上，不斷補充完善，終于繼替浙西詞派，席卷詞壇。因此，《詞選》之詞學理論，不可棄。
《詞選》推崇唐五代詞。張惠言認為，詞之雜流，起于五代，然詞之絕倫者，亦在五代。原因在于:“近古然也。”從張惠言編《詞選》，以掃除詞壇積弊的出發點來說，崇尚風雅復古，方能清除當時詞壇浮詞、游詞、鄙詞對詞學創作的不良影響。當然，在矯枉歸正的過程中，難免有矯枉過正之傾向。張惠言“結興為上，風神次之”之論[10]，也即把“比興”“寄托”放到了“意境”“神韻”之上。這種有“理論先行”意味的創作論和鑒賞論，受到了后世詞人的批評。況周頤有“其所謂寄托，乃益非真”之評，[11]王國維有“固哉”“深文羅織”之嘆。[12]可見，對張惠言秉承儒家詩教傳統所提倡的“比興”“寄托”詞論，晚清詞論家是認可的，但他們強調，如果拘泥于此，“千首一律”，成“門面語耳”，則“固哉!”因此，《詞選》之詞學理論，亦不可泥。
(一)成為常州詞派理論基點
陸繼輅在《冶秋館詞序》中闡述自己學詞的過程時談及，左輔、惲敬、李兆洛等人引申發揮張惠言詞說，于是開創常州詞壇的繁盛局面，后有董士錫、周濟等人，亦功不可沒。陸繼輅認為，張惠言后之十數人，對常州詞壇的貢獻似在張惠言之上，而若論倡導之功，則“張氏一人之力也”[13]。可見，常州詞派的建立，絕非張惠言一人之功，從《詞選》附錄及陸繼輅之言，即可見其梗概。《詞選》附錄，原僅列黃景仁、左輔、惲敬、錢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陸繼輅七家詞，后鄭掄元增補張惠言、張琦、金應珹、金式玉及鄭本人詞作，共計十二家。除黃景仁及張惠言外的十家，嚴迪昌名之“宛鄰”詞人群[14]，以區別于后期的常州詞派詞人群體，確有見地。“宛鄰”詞人群，其實就是常州詞派發軔時期的主要成員。
張惠言與“宛鄰”詞人群，關于詞學的研討與交流，推動了詞派理論的確立與發展。但在常州詞派建立過程中，張惠言《詞選》的開山之功，是毋庸置疑的。故陸言“張氏一人之力也”。嘉慶二年，張惠言館于巖鎮金氏，金氏子弟好詞，張惠言針對當時詞壇的諸種弊端，基于自己的經學理念與素養，與其弟張琦編《詞選》。在序中，他提綱挈領地梳理了詞學歷史，言簡意賅地總結了各家成就及特質。詞出于唐，唐代各家，張惠言最重溫庭筠，評價其詞深美閎約。認為五代是謔調競生、雜流興起的肇始，同時也不否認存在卓異詞作。至于宋朝，詞學大成，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等人之詞，文質并茂，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而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等人，以各所長，取重當世。
總之，唐為正源，五代為雜流，宋代各有所長。《詞選序》提倡風雅比興，并以此為標準，選錄百十六首詞入冊，以扭轉卑冗瑣碎、浮蕩俗艷的詞壇風氣，為詞學撥亂反正。故雖是教學之用，《詞選》卻有正本清源、考鏡源流的作用，也為后來常州詞派之興起，提供了理論奠基與經典范本。《詞選》重“比興”以尊詞體、倡風雅，使詞體尊而源清，名正而言順。錢鐘書言:“吾州張氏兄弟《詞選》，闡‘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推求寄托，‘比興’之說，至是得大歸宿。”[15]
雖然，彼時詞壇時勢，個人經學根性，都決定了張氏之“比興”，沒有后來周濟、譚獻等人比興理論的包容性與開放性，但《詞選》“比興”論，是其后常州詞派理論生發的基點。在常州詞派發展過程中，“比興寄托”被反復強調，不斷闡發，一直是詞派理論的中心所在。因此，小而言之，張惠言《詞選》是陳維崧、朱彝尊詞學理論，到周濟、譚獻詞學理論的中間環節。大而言之，張惠言《詞選》是乾嘉詞學到道咸同光詞學的轉捩點。由此可見，由乾嘉詞壇漸漸而起的常州詞派，對陽羨詞派、浙西詞派理論之反動撥正，亦可見籠罩道咸同光之常州詞派理論的集聚生發。
(二)推進嘉道詞壇派別更迭
清詞發展到中期，云間派產生的獨特歷史背景，早已遠去。詞人沒有云間派詞人因明清易代而產生的家國之恨，自然不容易寫出那種別有懷抱、深微隱曲的詞作。科場案、奏銷案、通海案的陰霾也漸漸散去，相較于清前期陽羨詞派那些直接或間接的受牽累者來說，清中期的詞人們亦不能感同身受。時移則勢易，勢易則情轉。清中期，雖然文字獄之網高張，但科舉之途已較穩固，詞人們的心境也隨之變化。陽羨詞派慨嘆曠健、凄怨多悲的整體風調，既與政局風向格格不入，又與士人們的心境不甚相合，衰落已成必然之勢。不同于陽羨詞派以“在野”心態，哀民生之多艱，浙西詞派以清醇正雅的姿態，淡化個人身世之感及家國之悲，顯然更符合當時求穩的政治局勢及求安的士人心態，因此逐漸占據優勢，成為主流。
但各詞派在產生之初的優勢與傾向，最后往往成為詞派沒落的內在原因。陽羨派之慷慨激昂、黽勉多悲，至末流時，已轉為粗疏叫囂;浙西派之醇雅敦厚、舂容大雅，至末流時，也不堪瑣屑饾饤。乾隆末嘉慶初，盛世余暉中，暮氣沉沉，清王朝敗相已現。很多文人紛紛在文學層面上，調整思路、力除積弊，以抒發自己對政治危機的敏銳感應和焦灼憂慮。此時，陽羨詞派趨于末流，浙西詞派漸成僵態。張惠言選錄《詞選》，即為清除二者或粗鄙、或委弱的風氣。于是承上啟下，繼往開來，以經師身份與心態為文學、編《詞選》。《詞選》是常州詞派理論體系的基礎與核心，為常州詞派大張旗幟，作好了理論準備。張惠言、“宛鄰”詞人群，導發于前，周濟、譚獻繼響于后，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為其殿軍，常州詞派從地域性流派，流被全國，并漸漸取代浙西詞派，占據詞壇主流，成為晚清時期影響最大的詞學流派。
正如龍沐勛《論常州詞派》所言:“迨張氏《詞選》刊行之后，戶誦家弦，由常而歙，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聞風景從，南傳嶺表，波靡兩浙，前后百數十年間，海內倚聲家，莫不沾溉余馥，以飛聲于當世，其不為常州所籠罩者蓋鮮矣。”[16]總之，《詞選》是張惠言經學素養的碩果，也是文學史推波向前、生生不息發展的反映，其中既有對陽羨詞派陳維崧尊體觀念、浙西詞派朱彝尊風雅追求的承繼，更有對后世周濟、譚獻“寄托說”的啟迪。正可謂“櫛風沐雨，薪火相傳;篳路藍縷，玉汝于成”。乾嘉時期，桂馥、焦循、凌廷堪、張惠言等學者，皆把經學作為自己學術的中心與重心。
桂馥言治經對于學者的重要意義云:“岱宗之下，諸峰羅列，而有岳為之主，則群山萬壑皆歸統攝，猶六藝之統攝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詞章者，好擊辨者，好淹博者，好編錄者，皆無當于治經。胸中無主，誤用其才也。”[17]因此，理解經學對文學的統攝，經學與文學的融通，是研究乾嘉文學的肯綮所在。如果說文學是抒情言志、表情達意之學，經學則是修身立命、齊家傳世之學。對于乾嘉學人來說，他們更看重自己在經學史、學術史上的地位。
張惠言本人，即以經學之當代傳人自勵、勵人，更把經學著作作為自己的傳世之作。因此其經學著作的種類和數量，遠遠超過其文學著作。張惠言在經學上的深厚學養，使其能夠在詞學、古文方面，自有體會，別成面目。嘉慶二年，其經學著作與《詞選》同時產生，絕不是偶然的。經學是其學術理論體系的核心，《詞選》對詞學的解讀與闡釋，是其學術體系的完善與延展。張惠言《詞選》，其實是其經學主張的貫徹和實現。在他看來，經世致用，正是經學要義所在，而經學對詞學的統攝和滲透，不過是其“致用”之一端。惟其如此，才能使詞壇正本清源、摒除雜質。
于是，產生了與經學異質同構、異曲同工的《詞選》，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比興”理論，也成為常州詞派的核心理論。常州詞派在產生之初，并沒有廣泛影響。道咸時期，因與歷史時事及詞人心境相契合，加之周濟、譚獻等人的不斷闡釋與推崇，詞派才得以不斷壯大。經過周濟“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譚獻“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理論發展之后，常州詞派原本帶有尊經復古色彩，略顯板滯、高嚴的詞論，得到進一步補充、完善，從而更加貼近詞學創作與鑒賞批評的實踐，煥發出新的生機，逐漸成為詞壇主流。
總之，《詞選》植根于乾嘉時期的經學環境，以糾正詞壇偏頗為旨歸，發而為詞論，因此符合經學與文學交融發展的規律。在此基礎上，常州詞派經過嘉慶朝的持續發酵，郁郁勃勃，乘勢而上，成為晚清詞壇影響最大的詞學流派。《詞選》是常州詞派的奠基之作與理論性綱領，更是清詞演進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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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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