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縣秧歌”與“白店秧歌”中“傘者”角色對比研究

　　【摘　要】流傳于山西省臨汾市霍縣(州)的傳統舞蹈形式“霍縣秧歌”與侯馬市白店村的傳統舞蹈形式“白店秧歌”，風格各具特色，在當地均享有很高聲望，同屬臨汾社火秧歌類中的佼佼者。兩種秧歌在角色配置、表演形式、動作風格方面很有相似之處，故而本文從歷史淵源、表演形式、服裝道具、風格特色四個方面對“霍縣秧歌”與“白店秧歌”中相同的角色——“傘者”進行橫向對比分析研究，以期能為讀者更好地認識這兩種秧歌藝術的異同提供一定幫助。

　　【關鍵詞】霍縣秧歌;白店秧歌;傘者;角色對比;秧歌

　　秧歌藝術是華夏文明中農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千百年來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在各地不同的文化習俗、經濟狀況、地域風情、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表演風格，成為佳節社火、迎神賽會、婚娶慶祝中必不可少的歌舞習俗。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搖籃和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地區之一，文化底蘊深厚，數千年來生長并流傳于黃河流域田野鄉間的民間藝術，種類繁多、流傳度廣、形式多樣、普及度高，特別是山西地區，因其地理位置優越、資源豐富、土地富饒，擁有著豐富的民間歌舞遺產和得天獨厚的發展土壤。

　　山西秧歌作為一種綜合性的民間歌舞藝術形式，表演內容廣泛，抒發情感細膩，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鄉土風味。從最初伴隨勞作生活自娛自樂的田野小曲到獨立成熟的民間歌舞藝術，善于吸收橫向姊妹藝術養分的山西秧歌完成了由歌舞演唱向小戲表演的過渡，形成了具有多樣化、大眾化、戲劇化特點的綜合藝術體[1]。

　　正所謂：“戲中有歌、歌中有舞、舞中有戲”，戲、歌、舞三者相雜，使山西地區的秧歌呈現一種淳樸、別致、輕松、歡快的風格。臨汾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處黃河中游，物華天寶，人杰地靈。丁村文化遺址、柿子灘古人類遺址、陶寺遺址以及侯馬晉國遺址等，豐富燦爛的文化積淀，孕育出臨汾地區豐富多彩的歌舞藝術。“霍縣秧歌”是流傳于霍州(霍縣于1990年撤縣建市，即霍州市，隸屬臨汾市)北杜比村、大張村、靳壁村等地的一種秧歌藝術形式，風格獨特，生活氣息濃郁。“白店秧歌”則主要分布在侯馬市新田鄉白店村一帶[2]，表演別具一格，曲調優美動聽。

　　二者均廣泛流傳在山西臨汾地區，許是因為流傳地域接近，故而在角色配置、表演形式、動作風格等諸多方面有相似之處。本文就歷史淵源、表演形式、服裝道具、風格特色方面對“霍縣秧歌”與“白店秧歌”中相同的角色——“傘者”進行橫向對比分析研究。

　　一、歷史淵源“霍縣秧歌”

　　從目前的藝人師承關系來看，僅能追溯至清代咸豐年間，但當地廣為流傳的一個故事說此舞是源于宋代：北宋某一年間，正值元宵佳節之際，當地城內一客棧里住了許多客人，他們來自五湖四海，職業也是五花八門，有�；ü牡慕诸^藝人、有在客棧賣唱的女郎、有走街串巷挑擔賣貨的青年貨郎，還有懷才不遇未能高中的落魄書生，大家伙在店主的提議和資助下，決定發揮各自特長，說演跳唱，臨時組一班秧歌表演隊伍參加當地元宵佳節的社火大賽。

　　他們載歌載舞、別具一格的表演形式令所有觀眾眼前一亮，一舉奪冠，震撼全縣。后有當地人將他們的表演形式記錄了下來，組織村里老少照樣排練，此后年年佳節上演。經過漫長的歷史演變，不斷充實加工，形成現在的“霍縣秧歌”[3]。將此說法與“霍縣秧歌”現存表演形式相對照，雖可從人物行當表演和部分說唱詞中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但目前尚無文史記載為證。

　　與“霍縣秧歌”并不確鑿的歷史相左，“白店秧歌”的歷史較為明晰。白店村歷史上曾叫裴佃村，位于晉禹公路以北，屬古代晉國遺址范圍區，有考古專家和歷史學者曾于1965年在該村東北部發掘出一座金代古墓，其中有許多關于民間社火藝術表演情形的磚刻雕像，其中有一塊磚雕上刻有一打傘者和身著長袖服飾的伴舞等五人，經學者研究，該打傘藝人為男性，而伴舞藝人為女性，這種表演形式與現在“白店秧歌”的表演形式頗為相似。除此以外，還發現一簡易地圖，上面標有附近各村村名，圖上所標示的村名與現在白店村周邊的村名一樣，僅白店村標為裴佃村。由此可推測，該磚雕上所刻民間活動正是白店村一帶盛行的秧歌藝術，至少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

　　二、表演形式“霍縣秧歌”

　　一隊十人，按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定位分為持傘者、花鼓手、老娘、公子、小丑、貨郎各一人，花身子四人。表演流程有三：1.“清場”，以個人說唱為主;2.“走場”，以舞蹈和走隊形為主;3.“混場”，以集體歌唱為主。與之相比，“白店秧歌”演員僅六人，既可登上舞臺表演，又可兼顧大型廣場表演，具有很強的觀賞性和藝術性。表演者們按所持道具不同進行劃分，包括傘者、鼓手各一名，擊鑼者、拍镲者各二人[4]，此隊伍設置可謂是短小精干。表演時鑼鼓先上場打一通，一則熱場、活躍氣氛，二則招攬周邊觀眾，隨后傘者接上進行表演，個人才藝展示完畢后將羽毛扇向后一指，樂器伴奏者們便跑到預先安排的位置上邊舞動邊伴奏，演唱者則站在中央演唱傳統民間小調曲目。

　　這一表演主要是舞蹈表演和民間小調演唱相互輪流交替進行，一曲唱罷后變換隊形再繼續演唱，反復多遍后在傘者的帶領下，整個表演隊伍依次感謝觀眾后退場。從上述介紹中可看出，兩種秧歌表演的角色中都有“傘者”，巧的是“傘者”在這兩種秧歌中都是指揮角色，肩負總控全場的重任，整個表演過程都是在“傘者”的領導下完成。不同點則在于“霍縣秧歌”中的“傘者”以說唱為主，多是即興編詞，并采用“高調”演唱恭賀吉利之歌，妙語連珠、詼諧風趣;而“白店秧歌”的“傘者”則是唱民間小調，整個表演以“傘者”領唱或男女對唱的形式來演唱當地特有民歌。

　　三、服裝道具

　　“霍縣秧歌”與“白店秧歌”中“傘者”的裝扮極為相似，都為粘有白胡須或是戴著滿髯的老生裝扮，腳穿黑色快靴，且都各自擁有兩樣道具，其中相同的道具為傘，是“傘者”的象征性道具，但兩種秧歌“傘者”所用之傘的樣式并不相同。“霍縣秧歌”的“傘者”頭戴古銅色鴨尾巾，內穿彩色襯褲，外穿古銅色或深藍色長褶裙，腰上系有黑絲絳，所持之傘乃是用花紙糊制，傘頂平圓，直徑約半米，端尖上面留有方口，用于插放燈燭，傘把長一米左右，傘面一圈吊有各色花球、元寶、彩穗等裝飾。

　　另一道具為響環，乃一銅制空心圓環，環內藏有若干圓潤滾珠，甩動時滾珠在環內相互碰撞滾動，發出清脆的響聲。表演時，舞者右手舉花傘，左手四指插于響環內，將環卡在虎口處，以便控制其隨時搖甩。在“白店秧歌”中，“傘者”頭上所戴是清朝藤編葫蘆頂涼帽，帽頂披紅纓。身著白色長大褂，外搭一件胸前繡有“壽”字的土黃色小短褂，而且只穿右袖，左袖掖進衣服里。

　　下身著亮白色中式寬松燈籠褲，配一黃色緞質腰帶，腰帶兩端掛有彩色吊穗，一端纏箍在腰部，另一端懸垂于腹前。舞者所執之傘名曰“萬民傘”，長約七十厘米，傘面用黃布包裹，繪制有花樣圖案，邊沿綴三寸寬紅布，頂端置一木制小葫蘆，曰“神仙葫蘆”。與“霍縣秧歌”不同，“白店秧歌”表演時“傘者”是用左手持傘，而右手持一把系有穗帶的羽毛扇。

　　四、風格特色

　　“霍縣秧歌”傘者動作較為簡單，身板挺直、邁步平穩、舞姿翩翩，“走步轉傘”、“走步抖傘”、“轉身退走”等動作銜接流暢、舒展優美，靈活矯健的同時不失矜重穩健。與其他秧歌角色相比，“霍縣秧歌”中傘者一角的魅力遠不在動作表演，而是以即興說唱取勝，表演者采用“高調”演唱民歌，唱詞多是即興而編，曲同詞不同，靈活多變、詼諧幽默，故而此角歷來都是由見多識廣、知識淵博、思維敏捷、口才伶俐之人扮演。

　　相比之下，“白店秧歌”的傘者動作則是整個表演隊伍中最具特色的，同時此角色的表演也是“白店秧歌”明顯區別于其它秧歌的一個顯著標志。傘者的表演風格與隊伍中鼓手、擊鑼者等其他角色熱烈活潑、歡蹦亂跳的風格大相徑庭，乍一看很是怪異，行動僵硬，頗似木偶和皮影戲[5]，再細看實則節奏頓挫，帶有幾分“巫舞”韻味，動作別致，難度要求高。雖偶爾也會出現“變身跳”、“射燕跳”、“掖腿跳”等較為靈巧的腳下變化，但因運動時下肢始終要保持僵直狀態，配合同樣僵硬、棱角分明的上肢動作以及臉上那一本正經、不茍言笑的神情，總給人一種古樸、莊重、嚴肅之感。

　　五、結語

　　“霍縣秧歌”和“白店秧歌”道具獨特、套路成熟、音樂悅耳、各有千秋，深受當地群眾的喜愛，配以當地民歌伴奏，藝術性較強，具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當屬山西臨汾地區優秀的社火藝術項目之列。在當下，對民間傳統文化進行保護的過程中，“白店秧歌”已得到相關專家學者的認可，入選省級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但是“霍縣秧歌”卻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盡管同樣也是地地道道的民間表演藝術，也具有一定的社會認同和傳播空間，卻未能列入非遺保護范圍。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黃河之聲》(半月刊)創刊于1958年，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正式批準,由山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管主辦的綜合性學術期刊。

　　通過二者的對比研究，希望在加強讀者對這兩種具有深厚歷史積淀的秧歌藝術認識的同時，推動民間力量的廣泛參與，正確認識到當地民間舞蹈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價值，將其更好地保護、傳承和弘揚。立足于黃河流域的文明土壤和文化傳統，發掘其背后所蘊含的歷史風俗、宗教信仰等內涵，盡最大可能保護舞蹈原生態化的傳承發展，使臨汾民間藝術能綻放出更加瑰麗的光彩。

　　參考文獻：

　　[1]趙勇.山西秧歌的類型特色及其審美范式研究[J].黃河之聲,2014,(02).

　　[2]張行健,高樹德.臨汾非遺[M].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

　　[3]李華平,田彩鳳,王九篩.山西民間舞蹈學[M].昆侖出版社,2006.

　　[4]李瑞莉.白店秧歌田野調查與研究[D].山西大學,2011.

　　[5]劉璐.山西晉南地區民間舞蹈類別與特征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18.

　　作者：路　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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