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民族翻譯》是由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創辦的國內唯一的國家級民族語文翻譯學術期刊，自2008年公開發行以來，《民族翻譯》在民族語文研究、民族語文翻譯研究、民族典籍翻譯研究、古籍與翻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矚目的成果，是國內民族翻譯研究的旗幟與標桿
摘 要：《民族翻譯》是由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創辦的國內唯一的國家級民族語文翻譯學術期刊，自2008年公開發行以來，《民族翻譯》在民族語文研究、民族語文翻譯研究、民族典籍翻譯研究、古籍與翻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矚目的成果，是國內民族翻譯研究的旗幟與標桿。 借助CiteSpace等計量學統計方法，對《民族翻譯》進行全景式回顧，分析其歷時演變與欄目特色、文獻所獲基金分布、發文機構和所涉語種及研究主題，有助于廓清民族翻譯研究的現狀、發展與走向，分析總結該領域研究問題。
關鍵詞：民族語文翻譯; 《民族翻譯》; 民族翻譯研究; CiteSpace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繁榮與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不僅可以促進民族間的相互尊重、相互了解和團結還能夠彌補我們對中華民族歷史和文化認識的偏差，彌補中國文學史的缺失[1]，形成更為全面的多元文化史觀。 翻譯是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重要載體，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傳承、繁榮與發展離不開民族語文翻譯事業。 《民族翻譯》(Minority Translators Journal)自2008年公開發行以來，一直是民族翻譯研究的主要陣地。 在其走過的十余載歷程中，各界學者既有高屋建瓴的譯理、譯史研究，也有細致入微的譯技探討，可以說《民族翻譯》為我國民族翻譯事業做出了開拓性、突破性的貢獻。
2016年，南開大學王宏印教授出版《中華民族典籍翻譯研究概論》，“綜合了史、論、譯、評，首次繪出了中華民族典籍翻譯研究的總體圖景”。 [2]85另有學者如：李正栓、穆雷、趙長江、唐超、榮立宇等從歷時角度對民族典籍翻譯研究、民族語文翻譯研究進行回顧、分析和展望。 本文通過整理分析《民族翻譯》自公開發行以來的歷時演變及欄目特色、所載文獻獲基金項目支持、發文機構及研究主題等要素廓清民族翻譯研究的發展歷程及研究動態，以期更好地為民族翻譯事業的發展添磚增瓦。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中國知網高級檢索方式，文獻來源輸入“民族翻譯”，并選擇精確匹配，檢索結果中剔除發刊詞、會議綜述、會議講話、信息通告等非研究性文獻，截止到該刊2019年第三期，共獲得有效文獻589篇。
作者將這589篇文獻的相關信息如：作者、發文機構、文章標題、關鍵詞、所獲基金項目、研究主題等錄入Excel表格中進行統計，并建立民族翻譯研究數據庫。 然后利用CiteSpace軟件生成知識圖譜進行可視化分析。 CiteSpace通過漸進的(progressive)共引網絡分析來實現對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發展脈絡的梳理。 [3]利用CiteSpace對《民族翻譯》進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該領域研究熱點及發展走勢，能夠為民族翻譯研究梳理發展脈絡，為日后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礎。
二、數據分析
(一)歷時演變與欄目特色
《民族翻譯》的前身為《民族譯壇》。 《民族譯壇》創辦于1985年，“是刊載有關我國民族語文翻譯方面的論著及重要資料的學術性內部季刊”。 [4]2008年，伴隨著北京奧運會的召開，《民族翻譯》作為民族語文翻譯界唯一的國家級學術期刊首次公開出版，涉及研究領域包括民族語文翻譯研究、民族語言研究、譯論研究、譯技探討、翻譯與文化、譯家譯事、譯著評介等。 隨著民族典籍翻譯研究逐漸成為熱點與顯學，2020年《民族翻譯》又即將迎來一重大變革：由季刊變為雙月刊。 這一方面反映出國內學者對民族翻譯研究領域興趣的日漸增長，同時也說明我國民族翻譯研究領域已結出一些豐碩成果。
縱觀《民族翻譯》欄目設置，可以發現該刊常設欄目包括：譯論研究、譯史研究、譯技探討、古籍與翻譯及語言研究。 研究本體為民族文本及民族語言，研究角度既有宏觀的理論構建，也有微觀的譯技分析。 其欄目特色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1.重點突出，特色鮮明
《民族翻譯》公開發行之初便設有“典籍與翻譯”欄目，并后續開設“古籍與翻譯”“民族典籍外譯”欄目，成為該刊的特色與重點。 “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國文化 ‘走出去’的觀念開始形成。 ”[5]《民族翻譯》在推介少數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典籍翻譯研究方面無疑是走在了學術前沿，為民族典籍翻譯研究奠定了良好開端。 該刊關注的重點研究領域還包括黨政文獻翻譯，開設有“新詞術語翻譯”“馬列文獻翻譯”“兩會民族語文翻譯”及“紀念《資本論》出版150周年”等欄目。
阿拉坦巴根從翻譯的角度將新詞術語定義為“在譯入語言中沒有現成譯詞的名詞術語。 ”[6]這些新詞術語摘自兩會文件、政府工作報告、新頒布的法律法規等，對及時領會、理解、踐行黨的重要精神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是民漢互譯的重要環節。 為此，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專門成立“新詞術語翻譯專家”工作組，定期召開“少數民族新詞術語統一規范”審定會議，并對新詞術語的翻譯進行學術交流。
2.追蹤熱點，學術前沿
王宏印教授在論及民族典籍翻譯研究時曾提出少數民族典籍的研究與以漢文化為主流文化的典籍研究存在“四大落差”，指出民族典籍翻譯研究起步晚、傳播晚的事實情況。 但當我們回顧《民族翻譯》欄目演變的進程時卻可喜地看到，該刊注重追蹤學術熱點，及時開設相應欄目，為民族翻譯研究打下了“起步晚，起點高”的基調。 例如，每逢重要民族翻譯學術研討會便開設專題欄目，集結文章，以饗讀者。
2010年開設“機器翻譯”欄目，研究民漢語言互譯的詞語對齊; 2014年開設“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專題”及“翻譯與傳播”欄目，響應國家《少數民族事業“十二五”規劃》，及時推進民族語文研究，保護與傳承少數民族文化; 2017年開設“民族典籍外譯研究”專欄; 2018年開設“行業研究”，追蹤民族語文翻譯與語言服務行業的對接; 同年開設“變譯理論研究”專欄，關注國內譯論研究的前沿。
3.開放包容，不拘一格
從《民族翻譯》十余年開設的欄目來看，既有偏重理論、文學文化、法律政令的研究專欄，同時又包括貼近民族地區生產生活實踐的文字與翻譯研究。 這說明該刊既注重研究方向的引領，同時又能滿足民族地區語言與文化交流的切實需要。 如曾開設“人名地名翻譯”“廣播影視翻譯”“雙語教學”“翻譯沙龍”“譯學基礎知識”“譯家譯事”等欄目。 這些欄目將研究深入到少數民族同胞的生活中去，擴大了研究視角，深化了研究領域。
(二)基金項目支持
統計《民族翻譯》收錄文獻中獲基金項目支持的數量、級別可以看出國家、各省市對民族翻譯研究的支持力度，并能夠反應該領域的研究水平。
十一年來，發表在《民族翻譯》上的文獻共有182篇獲得了國家、省市及專項項目基金支持。 2008年至2011年獲助文獻數量較少且波動較大，自2012年開始穩步上升，年均獲助文獻20篇左右，約占總文獻量的40%。 2012年國務院發布了《少數民族事業“十二五”規劃》等政策政令，明確指出加強少數民族語言翻譯工作、加大少數民族語言翻譯人才培養力度。 [7]131同年，首屆全國民族典籍翻譯研討會在廣西民族大學成功舉辦，大力推進了民族翻譯研究的發展。 近年來，隨著翻譯領域研究的不斷深入，民族典籍翻譯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獲得的基金立項數目不斷增多。
從基金級別及類別來看，182篇獲助文獻中，有56項國家社科基金，24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11項國家語委項目、9項國家民委項目、6項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 其中，大部分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這一方面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民族文化事業的深切關懷，也體現了該領域研究的高水平與高層次。 此外，我們也可以欣喜地看到有許多青年學者正在致力于民族翻譯領域的研究，如榮立宇、何泠靜、黃信、王治國、齊旺等。 在各省市中，四川省、湖南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給予的基金支持力度較大。
(三)發文機構及所涉語種
對《民族翻譯》所載文獻的第一發文機構進行統計，順次為：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中央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及新疆師范大學。 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是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直屬文化事業單位，下設7個語文室，主要負責國家黨政文獻、法律法規、馬列經典著作的民族語文翻譯，其研究對象主要為民漢語言對比及翻譯，研究內容涉及新詞術語、黨政文獻及少數民族翻譯史等，主要發文作者有：關仕京(壯族)、達哇才讓(藏族)、李旭練(壯族)和余華(彝族)。
中央民族大學是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直屬高校，在民族翻譯研究方面具有豐富的學術資源和學科底蘊，其研究重點涉及民族語言本體研究、語言調查及民漢互譯方法探討，主要發文作者包括陳踐(漢族)，王遠新(漢族)及戴慶夏(漢族); 西北民族大學是“少數民族骨干計劃”入選高校，是西北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基地，其研究重點主要為藏漢、蒙漢、維漢語言互譯方法及蒙古族翻譯史，主要研究者包括：唐吉思(蒙古族)、才讓草(藏族)和阿布都外力·克熱木(維吾爾族)。
從《民族翻譯》文獻所涉語種來看，研究最多的民族語言依次為：藏語、維吾爾語、壯語、蒙古語、彝語、苗語、滿語、朝鮮語、柯爾克孜語及佤語。 涉及藏文、藏語的研究文獻最多，達80余篇，研究領域也最為廣泛：有以語言為本位的古藏文研究，以文化為主的古籍、典籍翻譯研究，以探討翻譯技巧為主的漢藏諺語、委婉語、新詞新語及喻體比較研究，另有翻譯史、翻譯家、翻譯教學、外宣翻譯、黨政文獻翻譯研究。
涉及維吾爾語的研究主要包括：《紅樓夢》維語翻譯研究、漢維語比較及翻譯技巧研究、《突厥語大詞典》漢譯研究及維語翻譯史等; 壯語、蒙古語研究的焦點為漢壯、漢蒙語言對比及翻譯技巧研究; 彝語研究的重心偏向“史”的研究，如：彝文及彝文古籍翻譯出版回顧、彝文翻譯史、《勒俄特依》和《資本論》的翻譯回顧等; 有關苗文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苗語典籍如《亞魯王》、戰爭遷徙歌翻譯研究及苗語調查研究; 滿語研究主要為清代滿譯漢文獻研究; 朝鮮語研究內容偏向時政、外交、法律及黨政文獻的翻譯研究; 有關柯爾克孜語的研究集中在《瑪納斯》的英譯研究，佤語主要是語言本體研究。
(四)研究主題
對研究主題進行分析可以捕捉《民族翻譯》的研究重心與焦點，按文獻主要體現的研究主題將《民族翻譯》所載文獻進行分類：
翻譯策略是民族翻譯研究的重點，該主題下大致可分為以文學與非文學文本為研究對象的翻譯技巧探討和民漢語言對比與翻譯研究。 文學文本包括少數民族民歌、格言詩、諺語、傳統劇作、古典茶詩、兒童文學; 非文學文本包括人名地名、公示語、新聞、影片、法律、旅游文本、外宣文本等; 民漢語言對比主要涉及漢壯、漢蒙、漢維、漢彝，對比角度包括擬聲詞、名詞狀語、插入語、修辭手法等。 從翻譯策略研究涵蓋的主題可以看出國家對繁榮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支持已融入少數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
我國共有55個少數民族，53種少數民族語言，其中25種少數民族僅有口頭語言而無文字 [7]130，對民族語言文字的研究可以及時搶救、保護與傳承民族文化。 民族語言文字研究主題下主要包括語言調查(如水族、鄂倫春族、白族、壯族)、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如敦煌古藏文、彝語四音格、情態隱喻)及民漢語言文字對比研究(漢佤、漢蒙、漢維、漢侗)、語言政策與功能和語言保護研究。
民族典籍兼具文物價值與文化價值，“民族典籍翻譯是指對眾多少數民族經典作品的翻譯。 民族典籍這一稱法意在彰顯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尊重”。 [8]該主題下可分為民族典籍實踐與理論研究。 其中，翻譯實踐(方向包括民譯漢，民譯民，民譯外)研究對象主要為壯族嘹歌、《福樂智慧》《阿詩瑪》《蒙古秘史》《瑪納斯》《格薩爾》《薩迦格言》《亞魯王》和《江格爾》。 理論研究主要包括民族典籍翻譯的學科歸屬和理論構建。
翻譯史研究重點在于梳理民族語言的發展及其翻譯活動，主要為斷代史研究和考證研究。 翻譯理論部分既包括中國傳統譯論如“信達雅”，又有新理論、新視角如“變譯理論”，其中還包括對翻譯倫理、翻譯質量及翻譯批評的研究。 翻譯與傳播主題主要涵蓋少數民族典籍譯介途徑與傳播研究及民族外宣研究，是傳播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徑。
雙語教學部分主要為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學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書目評介部分既有對少數民族典籍及其翻譯的評述與介紹，又有對翻譯理論書目的評介; 對翻譯家的研究貫穿古今，橫跨海內外，較為全面地呈現了少數民族語文翻譯工作者的概況; 口譯研究涉及口譯教學、民族語文同聲傳譯及少數民族口頭文學研究; 翻譯教學研究主要針對課程設置及少數民族翻譯人才培養展開; 機器翻譯主題下的研究較少。
(五)關鍵詞
利用CiteSpace對《民族翻譯》所載文獻關鍵詞進行統計：“中心度”是科學知識圖譜中反映關鍵詞重要性的指標，“它代表了一個關鍵詞在整個網絡中作為‘媒介’的能力。 一個關鍵詞的中心度越高，意味著它控制的關鍵詞之間的信息流越多”。 [9]該值超過0.1表明這一關鍵詞的學術影響力較高，是研究的熱點，如表中的“翻譯”“漢語”“翻譯研究”及“維吾爾語”。
可以看出，《民族翻譯》研究以“翻譯”(頻次78，中心度0.41)為主線展開，主要研究“漢語”(頻次16，中心度0.1)與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對比與翻譯，其中以漢壯、漢蒙、漢藏語之間的翻譯為主; 其中“英譯”(頻次12，中心度0.02)主要為少數民族典籍的英譯研究。 在“翻譯研究”(頻次8，中心度0.12)中有對翻譯策略的探討，如直譯意譯，還有對翻譯理論的研究，如譯學方法論，研究對象為民族文化和民族古籍。
借助CiteSpace時區分布圖從歷時角度梳理《民族翻譯》研究關鍵詞，可以看到《民族翻譯》公開發行時主要聚焦翻譯理論研究，如王宏印在“中國傳統譯論研究與翻譯學建設十大問題”中對中國傳統議論文本以歷時的視角進行梳理，并做出詳細闡釋，將西學東漸背景下中國傳統譯論面臨的問題做階段性總結。
[10]楊才銘在“翻譯研究的文化學途徑與方法”中以蒙漢翻譯為例，從歷史、現實意義和發展三個層面評介了中西翻譯研究中的文化學觀點，充分肯定了翻譯研究的文化學理論與方法。 [11]2009-2010年見證了《民族翻譯》研究話題的蓬勃發展，包括“民漢語言對比研究”“漢藏翻譯”“新詞術語研究”“漢壯翻譯”“語言使用”等。 對民族語文的英譯研究集中出現在2012年，這與前文提到國家頒布相關政策大力推進、繁榮少數民族語文有關，如覃軍探討了土家族哭嫁歌英譯的重要意義和可行性，并結合實例分析了土家族哭嫁歌的翻譯策略。 [12]同時，這一時期也是少數民族語文翻譯史研究的起點。
2014年的研究聚焦民族語言規劃和語言保護研究; 2015-2019年間出現頻次較高的關鍵詞包括：倉央嘉措(2015)、傳播(2016)、《資本論》(2017)和變譯理論(2018)。 倉央嘉措研究主要為其詩歌的翻譯研究，主要研究者是榮立宇。 針對21世紀新背景下倉央嘉措詩歌的漢譯，榮立宇認為馬輝的譯本可“視之為受倉央嘉措詩歌的靈感啟發所從事的當代漢語詩歌創作”; [13]對倉央嘉措詩歌的研究還包括英譯本比較研究及其海外傳播; “傳播”這一主題的興起與國家“一帶一路”政策和“中國文化走出去”密切相關，是國家搶救、保護、傳承與弘揚民族文化的重要舉措; 《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經濟學著作，2017年是《資本論》出版150周年，《民族翻譯》刊登了有關《資本論》彝文、朝鮮文及蒙文翻譯研究的文章，這些文章從翻譯史的角度，回顧《資本論》的民族語言翻譯歷程，并總結了具體翻譯策略與經驗; 《民族翻譯》2018年第二期特設“變譯理論”專欄，探討變譯理論本身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
黃忠廉教授是變譯理論的創始人，他于1997年首次提出翻譯變體的概念，“變譯理論而后經歷了建構期 (1998—2008)、發展期 (2009—2017) 和拓展期 (2018—)”。 [14]變譯理論關注翻譯中長期被邊緣化確有普遍存在的變譯現象，“將增、減、編、述、縮、并、改作為7大變通手段, 摘譯、編譯、譯述、縮譯、綜述、述評、改譯、譯評、闡譯、譯寫、參譯作為變譯方法”，[15]填補了中國譯論研究的空白。
以上，我們可以將《民族翻譯》研究主題的演進總結為兩條主線，一條以翻譯研究為主，發展軌跡為翻譯研究，翻譯技巧研究，民漢語言對比研究，英譯研究，翻譯史研究，翻譯策略研究及民族典籍翻譯和傳播研究; 一條以民族語文研究為主，發展軌跡為民族語文研究，民族語文翻譯研究，民族語言研究及民族翻譯研究。
三、結語
以上，作者回顧了《民族翻譯》十余年里的歷時演變與研究路線，現將研究結果作以陳述：
(一)在國家對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關懷與支持下，民族語文翻譯事業穩步發展，朝氣蓬勃，民族語文翻譯研究既融入到了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又通過民族典籍翻譯研究起到了搶救、保護、傳承與發揚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
(二)從《民族翻譯》歷年數據來看，民族語文翻譯研究既能做到兼顧傳統文化，又能緊跟學術時代步伐，研究視角不斷擴大，涵蓋語言學、文化學、文藝學、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及翻譯詩學等，為民族語文翻譯研究的健康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三)從研究主體來看，主要發文機構為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中央民族大學及地方民族類高校，高產學者中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作者較多，體現了該刊的特色。 同時青年學者較多，也體現了該刊開放包容，鼓勵學術的良好積極導向。
(四)從研究主題來看，傳統經典研究、實踐研究偏多，關注的焦點還是在語言對比與翻譯策略，有關少數民族典籍的研究也是以實踐為主，鮮有民族典籍翻譯理論的構建。 同時，對海外民族典籍的搜集、整理與研究也稍顯匱乏。 這一方面與民族語文翻譯研究起步晚有關，一方面與我國譯論研究滯后的大背景相關。 中國文學走出去不是簡單的翻譯問題，“民族典籍翻譯的理論僅僅依賴傳統的漢學和漢譯外的理論認識是不夠的，甚至是無法建立的，它必須依靠在自己翔實的資料基礎上進行研究才可能獲得”。 [2]88另外，對少數民族典籍的翻譯研究集中在經典史詩、民歌和民間文學上，針對少數民族口傳文學、非紙質類典籍、戲劇和小說的研究還有待加強。
語言論文投稿刊物：《語言與翻譯》(季刊)創刊于1985年，由新疆《語言與翻譯》雜志社辦。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語言文字政策，貫徹“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辦刊方針。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嘗試提出如下建議：首先，加強高水平少數民族翻譯人才的培養，人才是學術研究的根基，要想盡量減少民族文化英譯過程中“漢語過濾器”的影響，就要加強少數民族翻譯人才，即三語人才的培養; 其次，在研究內容上還應繼續深入，分層次、分類別、分階段對民族典籍進行研究; 建議考慮開設“海外的民族典籍”專欄，做到與國際接軌;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應鼓勵運用新興領域的研究方法如語料庫語言學助力民族翻譯領域發展。
參考文獻:
[1]張媛,王宏印.民族典籍翻譯的現狀、問題與對策[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23-26.
[2]王曉農.朝向民族典籍翻譯多元共生、色彩斑斕的圖景——《中華民族典籍翻譯研究概論》述評[J].民族翻譯,2016(3):85-90.
[3]馮佳,王克非,劉霞.近二十年國際翻譯學研究動態的科學知識圖譜分析[J].外語電化教學,2014(1):11-20.
[4]伊明·阿布拉.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民族語文翻譯委員會和《民族譯壇》編輯部簡介[J].語言與翻譯,1994(1):150.
作者：呂 暉1 郭 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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