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女聊齋志異》是受《聊齋志異》和晚清社會思潮雙重影響下而編纂的一部專述女性故事的文言小說選集。 編者對選錄的很多故事進行了改寫，按照史傳模式統一體例，將取材于歷代史書、詩話詞話、地方志、小說的89篇故事構成一部頗具晚清女性啟蒙思想色彩的
摘要：《女聊齋志異》是受《聊齋志異》和晚清社會思潮雙重影響下而編纂的一部專述女性故事的文言小說選集。 編者對選錄的很多故事進行了改寫，按照史傳模式統一體例，將取材于歷代史書、詩話詞話、地方志、小說的89篇故事構成一部頗具晚清女性啟蒙思想色彩的文言小說集。 《女聊齋志異》的編者效仿《聊齋志異》搜奇志異的方式選錄歷代傳奇女子故事，挖掘她們的個性魅力，肯定女性對于民族和社會的價值，向讀者傳遞其主張男女平等、“天下興亡，匹婦亦有責”的進步思想。 因此，《女聊齋志異》的編纂與出版具有刺激女性意識覺醒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女聊齋志異; 編錄制度; 聊齋志異; 女性意識
《女聊齋志異》又名《女聊齋》，由“古吳靚芬女史賈茗”編輯成冊，約成書于1905—1913年間 [1]，是清代末年編選的一部筆記小說集。 這部書曾有中華圖書館石印本、上海春明書店鉛印本等行世，但均因流傳不廣，罕有人提及，自陳汝蘅先生在他的《說苑珍聞》中對該書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專門介紹之后，該書才逐漸進入學界的視野。
小說論文范例：淺談小說的環境描寫
《女聊齋志異》作為一部文言小說總集，其編書類型和內容選擇上，個性十足，其輯錄的故事均為古代女子的事跡，上自傳說時代，下迄清朝末年，取材于歷代史書、地方志、詩話詞話、文言小說，可謂“朝朝俱列”，面面俱到，雖全書僅有89篇，但它是集合數千年來中華各種奇女子之魂匯編而成的一部“中國女性史”，反映了“崇拜蒲留仙”“傾倒于《聊齋志異》”的風氣在清代婦女中的盛行。 編者仿效《聊齋志異》的創作宗旨以輯代著，不僅肯定了《女聊齋志異》中女性的獨特個性和優秀品質，營造了絢麗多彩的女性世界，更是通過傳奇的女性故事向讀者傳達其反傳統、反禮教、反封建、主張男女平等的進步意識。
作者：陸 瑤
《女聊齋志異》在作品選錄中，編者為了實現全書整體統一的風格，做了一系列的調整，將來自歷代不同著述中的女性故事，都統一為史傳體例，并多以故事中女性人物為篇名。 《女聊齋志異》是在《聊齋志異》影響下的一部意義特殊的歷代女性故事選本，但對于其編錄標準及其改寫情況卻少有人提及，本文就此略加分析，探求編者的編纂意義，評估其選本價值。
一、以女性人名為篇名
《女聊齋志異》效仿蒲松齡先生“搜奇傳異”，選編歷代史書、地方志、詩話詞話文言小說中的傳奇女性故事，不僅敘述形式各異，其篇名也并不統一，原篇或有篇名或無篇名，形式多樣。 在89篇中，除《雙縊廟》《普依祠》《鹿女泉》《穀於菟》外，其余多以人名為篇名。 在85篇中，有70篇是以女性人物名字作為題名，其余15篇例外，以男性人物命名。 凡原篇中能以女性人物標目者，編者皆以女性人物為名，可見《女聊齋志異》選錄標名的編纂原則和特征，體現了此書宣傳女性思想的藝術匠心。 編者對選錄小說篇名的處理，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原篇已有篇名，但篇名非女性人名，則改為以女性人物為新篇名。 如《姜嫄》篇出于《史記·周本紀》，編者從其中截取開頭部分敘述后稷出生的傳奇故事，引出姜嫄之功，并以“姜嫄”標目。 《卓文君》《紅拂》《西施鄭旦》《韋氏》等篇，題名分別為《司馬相如列傳》《虬髯客傳》《吳越春秋》《鄭德璘傳》，其中三篇是以男子名字命名，編者改為女性，體現了編者以女性為敘事中心的藝術思想。
第二，原篇無篇名，則選取小說中主要女性人物為篇名。 《女聊齋志異》中選錄的小說，其大部分選錄某書或某集，原篇往往沒有篇名，編者在選錄之時，以其中重要的女性為篇名，如選自《本事詩》的《崔護妻》《開元宮人》篇。 《本事詩》原分七題，采錄唐代詩事，“各以其類聚之”，而七類之下所錄各事，均無標目，《女聊齋志異》編者在選錄時，皆以故事中女性為其冠名。 又如《拾遺記》共十卷，采錄自上古庖犧氏、神農至東晉各代歷史異聞，除前三卷部分標明篇名外，余下皆無篇名，僅以時代著錄。 今《女聊齋志異》中出自《拾遺記》的《薛靈蕓》《翾風》《趙潘二夫人》《甘后》分別出自《魏》《吳》《蜀》篇，書中所錄篇名均為編纂者自擬。
第三，《女聊齋志異》中有的篇名雖為男子，但其中女性仍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王魁》《白老長》《嚴武》《李老》《鐵簪子》《荊茅》《郭元振》《裴航》《許真君》《劉晨》《有外山王》《吳生》《鄔生》《白猿》《謝翱》這15篇十分引人注目，可謂是“花園從中一抹綠”,顯然與編者以女性人物作為篇名的處理原則不一致。 筆者通過考察，發現原因有三，其一是與其中女性人物失名有關，如《有外山王》中出現的“夫人”、《白猿》篇中出現的“女子”、《嚴武》篇中的“軍使女”、《謝翱》篇中的“美人”、《吳生》中“李公愛女”，均屬于這種情況; 其二雖然有些小說是歌頌男子的優秀品行，但仍與女性分不開，如《荊茅》篇中荊茅因受妻子幫助而去“求雨”，《白猿》篇中歐陽紇是在被掠婦女的出謀劃策下戰勝白猿，《有外山王》中某游擊在“大同夫人”的幫助下完成使命，《許真君》中許遜之所以成長為奮勇斬蛇殺蛟的真君，與母親的培養密不可分; 其三有些小說通過譴責男子，表現出對受害者女性的同情，如《嚴武》《王魁》篇，主要敘述了嚴武、王魁二人負心薄義，女子含冤報仇的故事。 女鬼復仇之說雖屬迷信，卻深刻地反映了編者希望嚴懲兇惡、為女性伸張正義的愿望。 《鄔生》《謝翱》《裴航》《劉晨》篇均以書生遇見“色甚姝麗”且富有文學才華的女性故事展開，其中的女仙實際上是幫助其中男性修道成仙的導師。 可見這些小說雖以男性名篇，但隱藏在男性后面的女性仍是重要的角色。
二、統一行文體例
《聊齋志異》共近五百篇，其中體式、題材、作法和風格多種多樣，就其文體來說，其中有如六朝志怪小說簡約記述奇聞異事的短章，也有如唐人傳奇故事委婉、記敘曲微的篇章。 清代學者紀昀譏其為“一書兼有二體”，魯迅稱之為“擬晉唐小說”。 《女聊齋志異》效仿聊齋文體，如陳汝蘅先生在《說苑珍聞》中提出《女聊齋志異》“全書共八十九篇，厘為四卷，其中有取材于歷代史書者，有輯自唐人小說者，有雜采自明清人筆記者”。 [2]119編者為了使其行文體例大致一樣，對原篇做出了一些修改，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是對《聊齋志異》史傳敘事結構的繼承。 《聊齋志異》繼承了《史記》的敘事結構，《女聊齋志異》作為仿聊齋之作，也繼承史傳人物傳記的寫作體制。 篇名為人名，文章結構一般分為開頭、中間、結尾三個部分，如《李娃》《秦良玉》《劉翠翠》《王瓊奴》《姚家婦》《薛靈蕓》等篇。 以《劉翠翠》為例，在開頭部分，對人物姓名、籍貫、家世、性格相貌等情況作簡單介紹，中間則敘述劉翠翠與金定的愛情悲劇故事。 全文纏綿曲折，凄婉動人。
二是編者為了追求人物的真實性，常常在原文前增補朝代名。 如《甘后》篇，在《拾遺記》中為“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賤微” [4]191，《女聊齋志異》中則在文前增一“蜀”字，改為“蜀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賤微”。 [3]109除了增補朝代名外，對地點也進行了補充，如《西施鄭旦》的《吳地記》中“嘉興縣南一百里，有語兒亭”。 原篇無“嘉興”二字。 當然，大部分均未作增補，如《崔鶯鶯》《李娃》《章臺柳》《步非煙》《王嬙》《韋氏》等，原因或許是有的故事早已膾炙人口，不用提示讀者就知道，或者是作者忘了增補。
三是從各種典籍中截取材料編寫而成，《聊齋志異》中有作者采錄當時社會傳聞或直錄友人筆記部分，編者仿效聊齋對各種典籍篇章進行截錄，如《姜嫄》《卓文君》等皆截取自《史記》。 《紅拂》節選自《虬髯客傳》，《甘后》《趙潘二夫人》《翾風》《薛靈蕓》等篇取自《拾遺記》等。 《女聊齋志異》編者采取了三種截取方式：其一是將女性故事全部摘錄而出，如《甘后》《翾風》《薛靈蕓》篇; 其二是將兩篇女性故事合成一篇，如同出自《拾遺記·吳》中的趙夫人、潘夫人，合編成《趙潘二夫人》; 其三是將有關女性的材料摘出，如取自《史記·周本紀》的《姜嫄》，取自《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的《卓文君》，取自《虬髯客傳》的《紅拂》等。 編者在截取過程中十分注重故事的完整性，集中展現了編者所肯定的女性個性特征，如對《卓文君》《紅拂》兩篇的處理，《卓文君》由原來敘事的主角司馬相如變成了卓文君，著重表現她的才識、膽略和勇敢追求愛情的行為。 《紅拂》篇原來的敘事中心是虬髯客，現在則變為紅拂，表現她慧眼識英雄、果斷夜奔李靖的行為。 此外，《女聊齋志異》在編選時，完全采用了他者視角對其故事進行客觀敘述。
編者對《女聊齋志異》的篇目行文體例進行了統一，增補了部分朝代和地名，并對女性故事進行截錄，使其故事情節更加完整清晰，顯得更為真實。 這種修改，其目的在于方便閱讀者準確掌握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及人物的主要形象。
三、對故事原篇的刪改
為了使從各種不同的著述中選錄的篇目形成基本一致的行文體例和風格，《女聊齋志異》在編錄時對原篇中的一些內容進行了修改，除上文所說增補朝代名、地名等外，還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于故事原篇文字進行潤飾，使其行文更通順流暢，邏輯嚴密。 如在收錄《吳地記》時，編者為了更符合晚清女性閱讀對其中的字詞進行了潤飾修改，如刪除“始達于吳”中的“于”字，將“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中的“言”修改為“語”，使“語兒亭”名稱顯得更為合理，行文更為流暢，邏輯嚴密。
二是為了追求體例一致，大量刪除故事原篇結尾處的評論文字。 《聊齋志異》每篇章結尾一般有“異史氏曰”，《女聊齋志異》則采用了自己的方式，刪除了原文結尾的評論，留給讀者去思考，如《秦良玉》原稿結尾的“薌厈曰”，《谷慧兒》篇中的“懊儂氏曰”，《愛兒》篇中的“里乘子曰”，《薛靈蕓》中的“錄曰”等。 編者刪除評語，一方面與其他篇章結構做到了統一，另一方面，筆者給予讀者更多閱讀和思考的空間，通過對歷代傳奇女性特征的敘述，向讀者宣揚女性思想從而達到激發女性意識覺醒的編纂目的。
三是編者對故事原篇中與自己宣揚主義主旨不符的部分進行了刪改，如《曹大家》篇，編者將故事原篇中班昭所作的《女誡》內容全部刪除僅留下班昭事跡生平。 《女誡》是東漢班昭寫作的一篇教導班家女性做人道理的私書，正文由《卑弱》《夫婦》《敬順》《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七篇組成，從篇名就可以看出，她是教導女子在“夫家”需要處理好的三大“關系”，即對丈夫敬順，對舅姑曲從和對叔妹和順。 《女誡》作為中國古代女教的開山之作，是符合漢代所宣揚“男尊女卑”的產物，明顯與編者創作《女聊齋志異》的編纂主旨不符。 夏曉虹認為：“班昭之得以青史留名，全離不開文才。 ” [6]89編者肯定了班昭的才學卻刪除《女誡》內容，可推斷編者對《女誡》宣揚“男尊女卑”觀念的摒棄。 又如《劉翠翠》篇，編者刪去劉翠翠與金定二人經濟實力懸殊的部分，此處為二人婚姻結合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編者將此處刪除有意于宣揚劉翠翠與金定二人婚姻的自主，翠翠敢于追求婚姻自主、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父母亦能拋棄門第觀念、準許二人結為夫妻，與《柳鸞英》《劉嫗》篇父母嫌貧愛富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反映了編者對婚姻論資財、門第觀念的蔑視，對晚清女性的婚姻觀念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再如《梅妃》篇，編者將梅妃“欲邀上意”仿效司馬相如《長門賦》而作的《樓東賦》大部分內容刪除，僅留前四句，以證梅妃之才華，而刪除她追憶往昔的自哀幽辭，由此可推斷編者主張女子應該自強，在逆境中不必自哀自憐，反映了編者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
《女聊齋志異》編者通過對原篇內容的刪改，潤飾了文字、統一了體例，突出了主要人物和故事情節，對女性的才藝、俠義精神和政治意識大加贊賞，充分顯示了編者的創作動機，即通過宣揚歷代女子的傳奇特征達到啟蒙讀者女性意識覺醒的思想意義。
四、《女聊齋志異》的編纂意義及價值
繼魏晉六朝志怪小說和唐宋傳奇之后，《聊齋志異》給中國文言小說帶給了末期輝煌，自其問世后，就風行天下，相繼出現了注釋本、評點本，成為了小說中的暢銷書，其影響更大的是引起不少作者對其競相追隨仿作，在其諸多仿作中，《女聊齋志異》是最特別的一部，一是其為一部小說選本，二是其敘述故事主體皆為女性，三是編者可能為一名女性。 《女聊齋志異》作為晚清仿聊齋的一部選本，其重心主要落在“女”字之上，其輯錄故事多為婦女的不幸與抗爭，為一部歷代女性反傳統、反禮教、反封建之作。
(一)《女聊齋志異》的選本價值
《太平廣記》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古代文言小說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之后編選小說總集在宋代形成風氣，出現了小說總集興盛繁榮的局面，產生了一系列文言小說集。 通過對現存女性文言小說集《綠窗新話》《女紅余志》《綠窗女史》《艷異編》《宮艷》《俠女傳》《青泥蓮花記》《女世說》地考察，發現其編選特點從沒有明確的分門別類而逐漸分類細化，從開始的女性資料匯編而逐漸選材專門化，從其主要褒揚女性外貌、貞烈、賢德而逐漸轉向其才情、俠義精神發展，如《女世說》多錄歷代史書稗傳中才德卓異之女子，《女俠傳》多錄歷代女俠故事，《青泥蓮花記》中所選女性以娼妓為主，《宮艷》主要收錄宮中的艷跡傳奇，這幾部女性選本將視角逐步投向類型化的女子形象，關注到了才女、俠女、妓女的女性價值，肯定了女性的美麗、智慧與才華。 《女聊齋志異》突破了以往女性選本中著重于一個時代或一種類型的選本類型，將數千年來情女、才女、賢女、俠女、智女匯成一編，如《女聊齋志異·敘》中所說“是書羅輯數千年來之貞女、才女、俠女、情女之魂，而匯之一編。 其間奇聞軼事，或以情愛見稱，或以節烈見著，或以俠義文藻見長，處常濟變，守經達權，雖七尺須眉，未易具此志略; 皆非有真道德、真性情、真氣慨、真學問者不辦。 一言一蔽之，皆中華之奇女子也! ” [3]1該書收錄了歷代奇女子之魂，構造了一個奇幻浪漫的女性世界。 《女聊齋志異》共四卷無明顯分類，是《聊齋志異》影響下的另一種模式。 秦川在《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總集的類型特征》中提到：“‘摹仿’似乎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民族風格、民族傳統，‘摹仿’不僅使古代小說文獻的編排產生了‘世說體’，而且還產生了另一種仿作‘虞初體’。 ” [7]就此而言，《女聊齋志異》應為“聊齋體”，即摹仿《聊齋志異》所形成的一種小說總集體裁，搜奇傳異，形成了其獨特的“奇幻”風格。 編者效仿《聊齋》結撰奇異故事的模式對歷代傳奇女性進行收錄，故事編排上也效仿聊齋僅作分卷而未對其主要特征分類，在文言小說史上具有一定價值。 《女聊齋志異》編者繼承了蒲松齡反傳統、反禮法、反男尊女卑的進步意識，肯定女性的智慧、才華、俠義精神和政治意識，清醒地關注到女性在民族和政治中發揮的作用，將女性視角從舊時的閨閣而投入至政治活動中。 《女聊齋志異》不僅是《聊齋志異》影響下的一部時代之作，在女性小說選本的編選上也具有一定的價值。
(二)《女聊齋志異》的編纂意義
女性解放思想自晚明時期就開始逐步興起，明中后期，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風俗發生了巨大改變，女性在愛情婚姻意識、自我修飾、教育文學創作和經濟活動中均有了萌動。 她們對男性、對家庭、對社會開始有了自己的看法，不再甘心被束縛于男性世界的角落，而開始追求更廣闊的生活空間。 但晚明的婦女解放思想隨著清代提倡新禮教而中斷，女性重回至封建禮教重壓下，繼續過著悲慘生活。 如陳東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提到：“清代學術文化，集了有古以來的精英，這時的婦女生活，也把二千多年來的生活加重地重演一番。 ” [8]2直至晚清，由于鴉片戰爭的失敗，西方文化的不斷輸入，女性解放的思想又漸漸重啟。
在戊戌維新運動的高潮中，維新派就開始將西方“天賦人權”理論和進化論學說引入中國，并對女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 ” [9]逐步意識到女性的社會作用。 20世紀初，又逐漸出現了“國民之母”與“女國民”的女性形象，主要基于“無國民母所生之國民，則國將不國” [10]，提出欲鑄國民，則先鑄國民之母，即通過接受教育使女性提高素質，從而提升全民素質，進而一些激進之士提出女性應為“女國民”形象。 認為“國民二字，非但男子負擔起資格，即女子亦納此范圍中”，“男女有平等的權力”。 [11]“女國民”的形象已超越舊時賢妻良母的角色定位，體現了女性由家庭向社會的發展，此時的女性意識已經開始覺醒，人們開始認識到了女性在社會上的作用，興起一系列的婦女運動，如勸誡纏足、倡興女學、張揚女權等。 先進的維新派從西方國家的歷史中看到了小說在思想啟蒙和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出現了以“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 [9]7的觀點，提出了改良小說和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使小說創作更自覺地為政治服務，成為宣揚新思想的主陣地。 《女聊齋志異》成書于這段時期，編者編纂此書的目的與諸多知識分子如出一轍，皆為肯定女性價值、主張男女平等，認為女性在履行傳統家庭責任的同時，還需肩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國民責任。
從編者選錄女性故事的類型來看，其中有涉及女性愛情篇目如《卓文君》《步非煙》《崔護妻》《崔鶯鶯》等18篇; 涉及女性政治俠義精神篇目有《聶隱娘》《紅線》《秦良玉》《查女》等16篇; 涉及女性才華篇目有《薛瑤英》《翾風》《黃道婆》《小青傳》等13篇; 涉及女性賢德篇目有《張從恩繼室某氏》《陳恭人》《鞠烈婦》《王夢蛟》等10篇。 從其數量可探編者在收錄女性故事時多以情、俠、才、德為主要標準，與晚清社會思潮所鼓勵的“國民之母”“女國民”的女性特征形成共振，肯定了女性在愛情、生活，經濟及政治活動中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編者清醒地關注到女性在民族和政治中發揮的作用，將女性視角投入至政治活動中。 書中的女性不再拘泥于閨門，她們成為了社會現實的面對者、社會困境的解決者、社會黑暗的打擊者，參政熱情也逐步增長。
《女聊齋志異》的編纂與時代緊密相關，伊瑟爾提出：“在文學作品的寫作過程中，作者頭腦里始終有一個‘隱在的讀者’，寫作過程便是向這個隱在的讀者敘述故事并與其對話的過程。 ” [13]331編者使用《女聊齋》為其命名體現了其深受蒲松齡借奇異事勸誡警醒世人的創作主旨影響，結合其故事內容的選擇、命名方式，對故事原篇的改寫情況及其社會思潮分析，編者所設定的閱讀群體皆為晚清女性，全書重點突出“女”字以表達編者以女性為中興的女權意識。 《女聊齋志異》的編纂不僅反映了編者所代表知識女性的閱讀視野，還展現了其對讀者的閱讀期待，即提高女性自我認知能力、促進女性意識和民族意識的覺醒等，文學的社會功能是通過閱讀和流通培養讀者對世界的認識，改變讀者的社會態度。 《女聊齋志異》的出版刺激了女性“男女平等”“天下興亡，匹婦亦有責”意識的發展，為婦女解放運動的早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鋪墊作用。
五、結語
《女聊齋志異》是在《聊齋志異》和晚清社會思潮的雙重影響下，由“古吳靚芬女史賈茗”編輯的一部女性小說選本，是《聊齋志異》影響下的另一種模式，反映了《聊齋志異》對晚清婦女的深遠影響。 編者仿效《聊齋志異》筆法將視線落在女性的抗爭和不幸上，《女聊齋志異》作為《聊齋志異》的仿效之作，不僅繼承了其思想內容和創作主旨，輯錄了歷代大膽追愛、治家有道、才智過人、英勇俠義、獨立自主的傳奇女子形象，還豐富了蒲松齡先進的女性觀念，將女性視角投入至政治活動中，肯定女性對于民族和社會的價值，發展出了一系列民族女英雄、女政治家的形象。 《女聊齋志異》故事雖非編者親作，但選材過程中編者以編代著，融入其個人喜好，從女性類型的挑選、篇目的命名、行文的體例上進行統一。 編者對于故事的編選及修改反映了編者女性意識和民族意識的覺醒。
綜言之，《女聊齋志異》的編纂，肯定了歷代女性的個性特征，是晚清女性意識發展的重要成果。 正如寧稼雨先生所說：“書中取歷史史書、小說及筆記中女子事跡薈萃成編。 所取多為膾炙人口的女子故事名篇，如卓文君、王嬙、趙飛燕、崔鶯鶯、章臺柳、李娃、紅線、綠珠、楊太真、木蘭、小青傳等。 這些故事每可見歷史上女性名人的奇才異行及不幸遭遇等，故編者編書之意顯然與清末以來女性解放思潮有關。 ”
[14]372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早期的知識女性群體也逐漸形成。 社會變遷的沖擊，民族危機的加深，使得她們開始走出閨門觀察國家和世界，并在此基礎上意識到救亡圖存不僅僅是男性的責任，“匹婦亦有責”。 于是，知識女性開始對國家和社會進行反思，由此形成了早期中國知識女性社會意識的覺醒，《女聊齋志異》的編撰與此不無關聯。 《女聊齋志異》編者搜集歷代女性故事進行整理編選不但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在當時的女性思潮影響下還具備宣揚女性思想、倡導女性教育的價值。 因此，《女聊齋志異》的編纂與成書具有早期女性啟蒙的政治意義，編者傳達的婚戀自由、女性獨立、男女平等、倡導女性在政治社會上積極作用的女性觀，在當代的女性教育上依舊有著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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