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漢代子史不分，所以班固所收錄的小說兼有子史兩部。 劉咸炘將班固收錄小說中的史誤以為子，是以后代四部分類法來要求六分法。 劉咸炘又認為唐傳奇是真小說，又是以文學類小說觀作為標準來要求目錄學中的四部分類法。 劉咸炘的小說觀既受到章學誠的影響
摘要：漢代子史不分，所以班固所收錄的小說兼有子史兩部。 劉咸炘將班固收錄小說中的史誤以為子，是以后代四部分類法來要求六分法。 劉咸炘又認為唐傳奇是真小說，又是以文學類小說觀作為標準來要求目錄學中的四部分類法。 劉咸炘的小說觀既受到章學誠的影響，又受魯迅的影響。 章學誠所持的是傳統目錄學的小說觀，而魯迅所持的則是西方文學類的小說觀，劉咸炘卻將兩者混為一談。 研究古代小說，一定要將小說之名與小說之實分清楚，而劉咸炘和魯迅及其他眾多的學者一樣，時而以小說之名為標準來評價古代文章及書籍，時而又以小說之實為標準來要求古代文章及書籍，標準的混亂勢必導致小說觀的混亂。
關鍵詞：小說; 史部; 子部; 劉咸炘; 文學
劉咸炘是清末民初的四川學者，一生著述頗豐，但因他英年早逝，又兼一生足不出川，所以外界對他知之甚少。 近年來，針對劉咸炘的各方面成果，陸續有學者撰寫了一批研究論文。 其中劉咸炘的目錄學和小說觀，也有數篇論文涉及。 但仔細閱讀這些論文，發現都沒有涉及古代小說研究中的根本問題——小說之名與小說之實的問題，鑒于此，本文試加以探討。
作者：張 泓
一
正如劉廷璣所說的：“蓋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相去天淵。 ” [1]82-83劉咸炘也道：“著述之林流失大異于源，名誤而淆其實者，莫如小說。 ” [2]197名不正則言不順，既然后代已將小說混淆，首先做的是必須先給小說一個明確的界定，所以劉咸炘明確給小說下定義道：“知家之義，則知無旨不得為小說明矣; 知說之義，則質實紀事之書不得為小說明矣。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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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仔細分析這句話，劉咸炘的觀點非常清楚：第一，小說以說理為主，因為小說是九流十家中的一家，它和儒、道、墨、法等各家一樣，目的都是為了樹立自己的系統，建立自己的理論; 第二，“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 ” [3]1在說理的過程中，必要舉例，而所舉的例子，必須是虛構出來的虛幻之作，所以如《莊子》般喜歡采用的天馬行空的寓言才是小說的正宗。 但《莊子》自然不能歸入小說，因為《莊子》是在闡述道家的大道理，而小說則是表述瑣碎的言論，所以劉咸炘又道：“小說者，正謂說之小者也。 ……立說者雖有宗旨，而其論短淺叢碎，不能成統系，故以較諸家，則謂之為小。 ” [2]198
劉咸炘的觀點對班固的觀點幾乎是一脈相承。 班固曾道：“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 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 ’然亦弗滅也。 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 [4]1745小說是九流十家中的一家，但因言論過于瑣碎，所以不能歸入流，只能是家。 劉咸炘毫不諱言自己對班固的推崇，他曾明確道：“凡吾所辨定義，非臆論也，據古義也。 觀于劉、班之論，可以見古義矣。 ” [2]199眾所周知，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是直接沿襲劉歆的《七略》，劉咸炘認為自己的小說觀就是劉歆、班固的小說觀。
因為強調自己的小說觀是從班固而來，所以后代的小說觀只要和班固稍有區別，劉咸炘就會加以指責，《隋書·經籍志·小說類敘》曰：“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 《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 古者圣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 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 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途說，靡不畢紀。 《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 ” [5]1012《隋志》的小說觀和班固的小說觀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但劉咸炘雖然承認這點，卻又道：“此敘義全本《漢·志》，然益泛濫矣。 ” [2]201而且，“敘既泛濫，而所收亦遂得失參半，其首為《燕丹子》，中有《笑林》、《笑苑》、《郭子》、《語林》、《世說》、《殷蕓小說》。 失名之《俗說》及殷蕓之《小說》，皆真小說也。 ……《隋·志》所收，自上三者外，蓋已不無濫入”。 [2]201也即，《隋書》所收小說已經大大超過班固的界定。
二
劉咸炘認為后代應該堅持班固的小說觀，但他卻忽略了一個現實，在目錄學上，漢代和后代的分類法截然不同，漢代采用六分法，而后代則采用四分法。
《漢書·藝文志》把所有圖書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等六略，和后代的四部分類法相比，六藝略相當于經部，諸子略加上兵書、術數、方技相當于子部，詩賦略則相當于集部，而史部沒有出現。 班固為何不另立史部，馬端臨曾道：“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 ” [6]1619指出當時史學著作太少，沒有專門列出獨立一部的必要。 今人逯耀東則認為：“《漢書·藝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學著作篇帙的多寡無關，《漢書·藝文志》所以將史部書籍附于《春秋家》，是因為當時史的獨立概念還沒有形成，經史沒有分立，史學只不過是依附于經學下的一個旁支而已。 ” [7]24
馬端臨和逯耀東都找出了漢代史部沒有出現的原因，但都沒有找到根本之處。 史部以敘事為主，子部則以說理為宗，這在后代已成為定論，所以后人順理成章地認為班固也是持類似觀點，但卻忽略了班固在給圖書分類時并沒有關注敘事、說理等問題，六藝固然可以兼有敘事、說理兩類文體，諸子照樣如此。 班固將敘事為主的《楚漢春秋》收入《六藝略·春秋類》之后，而同樣敘事為主的《列女傳頌圖》則被收入《諸子略·儒家類》之下。 根據后人的觀點，這很明顯于理不合：因為《春秋》是歷史散文，以敘述為主; 而《儒家》則是諸子散文，以說理為宗。 但班固有他自己的分類原則：六藝略和諸子略的區別標準是重要與否，而敘事、說理等問題并不在他所關注的范疇。
仔細觀察《漢書·藝文志》所采用的七略分類法，自有它的重要原則：經典的圖書歸入六藝，不重要的圖書則歸入諸子，講究文采的歸入詩賦，而重在操作、實用的則歸入兵書、術數、方技等。 后代四部分類法中極為關注的敘事、說理問題，在當時并沒有成為一個關注對象。 而劉咸炘卻順理成章地拿四部分類法作為標準來要求七略分類法的圖書分類，很明顯犯了以今律古的錯誤。 換言之，班固將小說歸入子，是因為它在重要性上有所欠缺，小說是可以敘述為主的，而劉咸炘則認為小說既歸入子，就必以說理為宗。
劉咸炘認為后人一代不如一代，逐漸遠離了《七略》的六部分類法：“《七略》亡而《隋·志》存，其遺意未盡亡也。 《舊唐書》、《新唐書》出而《隋·志》之意亦漸亡。 二書固承用《隋·志》之部次，而以亡《隋·志》責之者，不能通《隋·志》之意，守《隋·志》之法，使后世循之而變，以至于幾不知《隋·志》，而《七略》之意乃真亡也。 ” [2]34
劉咸炘明確說：“小說與非小說之辨，固不在家與非家，而在說與非說，內異于子部理系之論文，外殊于史部質實之載記，斯為說之正體，而小與家在其中矣。 ” [2]199他認為，后人之所以因為小說觀的混亂導致小說收錄的混亂，是因為他們將小說與非小說的區別標準認定為“小與不小”，實際上，二者的區別卻在于“說與非說”。
劉咸炘不斷強調自己對“說與非說”的重視，《四庫全書總目》曾將雜史和小說區分道：“紀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 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以參與里巷閑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 ” [8]1204很明顯以事情大小為標準加以區分。
劉咸炘認為這種分類法大謬不然：“蓋其大謬在不知辨體，而惟以事之大小為雜史、小說之界。 簡言之，乃知小而不知說也。 ” [2]207他又批評道：“夫小說者，書之體也。 是即是，非即非，烏有稍近而又非盡者耶? 蓋其大謬在不知辨體。 ” [2]207劉咸炘認為《四庫全書總目》不知辨體，其實恰恰是他自己犯了不知辨體的錯誤。 “小與不小”是七略分類法的重要標準，而“說與非說”則是四部分類法的重要標準，劉咸炘卻將兩者混為一談。
三
如果劉咸炘堅持認為小說是以說理為宗的瑣碎議論，以此為標準來考察古代小說，尚且情有可原，但奇怪的是，他又提出了真小說的觀念：“蓋非小說者多濫入，而真小說雖未亡而已衰悔也。 ” [2]209所謂的“真小說”，就是指唐代的傳奇與宋代的平話，“真小說者，在唐則傳奇，宋以后則平話也”。 [2]209
我們現在之所以將傳奇和平話歸入小說，是因為它們符合文學類的小說標準，即虛構的人物、情節、環境三要素齊備的敘事故事。 這又和劉咸炘堅持認為的小說是以說理為宗的瑣碎議論南轅北轍。 既然小說是虛構的故事，其他的文體自然而然被劉咸炘指責為非小說：“所謂非小說者，凡有三端：一曰記神怪之書，二曰零條之傳記，三曰雜碎之雜記書抄。 ” [2]204仔細考察這些劉咸炘所謂的非小說，它們有一個相同之處：均沒有虛構一個完整的故事。
很明顯，他所謂的真小說就是西方文學類的小說觀，換言之，他在給古代小說歸類時，設立了兩個標準：四部分類法的小說觀和文學類的小說觀。 四部分類法是隋朝以后的標準，劉咸炘卻以此要求漢代的小說。 文學類小說是西學東漸之后的標準，劉咸炘又以此要求民國之前的小說，也即他永遠以后代的標準來要求前代的小說。
劉咸炘文學類的小說觀很明顯是受到魯迅的影響，劉咸炘曾道：“傳奇之體，因小說之雜而不顯。 近周豫才《小說史略》、《唐宋傳奇集》，汪國垣《唐人小說》，考論乃詳。 ” [2]209對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推崇有加。 他以魯迅的作品為標準來取舍自己的著作：“其后蔣氏《小說考證》，周氏《小說史略》相繼出。 甲子秋，乃取吾書之見彼書者刪之，而惟存其論。 ” [2]197又經常向別人推薦《中國小說史略》：“用周豫才之書。 ” [9]110魯迅評價唐傳奇：“傳奇者流，源蓋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 ” [10]50-51認為唐傳奇和之前文體最重要的區別在于文采，劉咸炘贊同道：“周氏所評已反復明白，要不外乎描寫纖委而文詞艷麗，凡敘事纖則必增，麗則必飾，煒曄揚厲，此為說之所以為說。 ” [2]210也認為小說必須文辭艷麗。
劉咸炘雖然推崇魯迅，但對他有些分類卻不以為然。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的《唐之傳奇集及雜俎》一篇中收錄了段成式《酉陽雜俎》和李義山《雜纂》，這兩本書用文學類小說觀為標準是很明顯不能歸入小說，今人認為《酉陽雜俎》：“記述仙佛鬼怪，神話傳說，人間俗事，兼及動物、植物、酒食、寺廟、音樂、禮俗等，分門編錄，頗與張華《博物志》相類。 ” [11]96也即應歸入古代的博物類小說。 李義山《雜纂》則為：“纂輯可資戲謔的里俗常談瑣事而成……皆為民間口語、俗語……均為此類格言警句，并無故事、人物等，距今人小說觀念相去甚遠。 ” [11]105但該書“卻符合古人以‘叢殘小語’與經史諸子大道理相對應的小說觀念。
故一直被置于小說家類”。 [11]105也即用古代目錄學的小說觀為標準則該書是小說，用現今文學類的小說觀為標準，則該書很明顯不是小說。 他也持此種觀點：“段書本是書抄，特偶用傳奇之筆，亦不過十之一耳。 李書游戲小品，古之所無，附之小說，亦足觀風俗。 然按諸說之所以為說，則無有也。 ” [2]213可見，在評價唐代小說時，魯迅希望將文學類小說和目錄學小說標準合二為一，劉咸炘卻以文學類小說為唯一標準。
四
劉咸炘小說觀的形成和章學誠更有著密切的關系，他非常推崇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研究方法，道：“吾之學，《論語》所謂學文也。 學文者，知之學也。 所知者，事物之理也。 所從出者，家學祖考槐軒先生，私淑章實齋先生也。 ” [9]519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話》中對小說的源流作了自己的闡述：
小說出于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 然俚野多不足憑，大約事雜鬼神，報兼恩怨，《洞冥》、《拾遺》之篇，《搜神》、《靈異》之部，六代以降，家自為書。 唐人乃有單篇，別為傳奇一類。 (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為書。 )大抵情鐘男女，不外離合悲歡。 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托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 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艷諸篇也。 宋元以降，則廣為演義，譜為詞曲，遂使瞽史弦誦，優伶登場，無分雅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 蓋自稗官見于《漢志》，歷三變而盡失古人之源流矣! [3]560
這段話對小說談了如下觀點：首先，小說的起源。 章學誠認為小說出于稗官，是指民間的瑣碎言論，雖然不可信，但也不可拋棄。 章學誠認同班固的觀點，小說是民間芻蕘狂夫的言論，作為參考即可，既不可不用，也不可重用。 其次，小說的三個發展階段。 章學誠把小說分為三類：魏晉南北朝、唐代、宋元以后，他認為魏晉南北朝的小說雖然瑣碎，但還是有其一定的價值的。 到了唐傳奇，大抵描寫悲歡離合、男女情愛，章學誠認為這一類小說是無法和魏晉南北朝的小說相提并論的，就好像民歌無法和文人詩相比一樣。
宋元以后，小說演變為戲曲，章學誠對其就嗤之以鼻了。 簡言之，隨著時代的發展，章學誠認為小說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再次，三類小說在形式上的區別。 章學誠認為前兩類小說都是散文，但六朝時“家自為書”，均將數事輯合為一書，而唐朝則是“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為書”。 宋元以后，形式上有了一個根本的改變，散文轉為韻文，并被譜上樂曲，瞽史、優伶紛紛登場，在各種場合表演、獻唱，原來讀書人用以廣博見聞的小說最終變成了一種低賤的娛樂形式。 總之，章學誠認為，除了在內容上，小說越來越荒唐以外，在形式上也等而下之，明清時期的小說和六朝的小說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仔細觀察劉咸炘的小說觀，可以發現他對小說階段的分類和章學誠如出一轍。 區別在于，章學誠以魏晉小說為標準，認為此后小說一代不如一代; 而劉咸炘則一方面認為《漢志》是小說的標準，以后的小說日漸與《漢志》遠離，另一方面又認為唐傳奇和宋元話本才是真小說。 原因很簡單，劉咸炘一方面繼承了章學誠的目錄學小說觀，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學類小說觀的影響。
五
以小說之名為標準，則各朝代之小說千差萬別; 如以小說之實為標準，則古人所謂小說，有很多現在并不能列入小說范疇，而古人不認為是小說的，現在卻恰恰可以列入小說范疇。 以小說之名或小說之實作為標準要求、評價古代小說均可，但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 以進化論為研究方法，認為只要古人名之為小說的，即為小說，如果此類小說不合乎現今文學類小說的實質規范要求，則是因為它們僅僅是雛形，還沒有進化，這種觀點很明顯是錯誤的。 而魯迅也好，劉咸炘也罷，都恰恰是在此問題上犯了錯誤，須知進化論用于自然界固然可以，但絕對不適合用于小說。 但在西學東漸的民國初年，文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這也算是時代的因素吧。
劉咸炘曾“試圖利用四部建立一個能夠容納古今中外一切圖書的體系” [12]，結果只能是不倫不類。 研究古代小說，以古代目錄學為標準，或以西方文學為標準均可，但如想將兩者合二為一，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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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一玄，寧稼雨，陳桂聲，編著.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2]王化平.劉咸炘先生目錄學成就淺述[J].中華文化論壇，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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