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每一門學科的研究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而言，方法論的成熟是一個學科體系得以確立的重要標志。 政治文化研究從興起到衰落再到復興，其方法論一直處于爭論之中，經過長期發展，逐漸分化為實證主義范式和解釋主義范式，兩者各有其優勢和缺陷。
摘要：每一門學科的研究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而言，方法論的成熟是一個學科體系得以確立的重要標志。 政治文化研究從興起到衰落再到復興，其方法論一直處于爭論之中，經過長期發展，逐漸分化為實證主義范式和解釋主義范式，兩者各有其優勢和缺陷。 一直以來，范式之爭導致學者們缺少交流與對話，形成了實際上的對立與分裂狀態。 從本質上看，爭論的根源在于其源于不同的歷史傳統。 在方法論的選擇上，研究者們應持有審慎、理性的態度，保持多元、吸納、融合、競爭、包容、對話、開放的心態，進行批判式交流，相互結合、取長補短。 事實上，各個研究方法之間都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和一定的相關性。 一種研究方法或理論模式只要對實際研究有所幫助，就是有貢獻的。 在未來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學者們需要進行理論視角和方法論視角的本土化轉換，回歸中國現實，將政治文化的研究客體和研究對象置于中國國情之中，逐步形成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獨特視野與理論體系。
關鍵詞：政治文化; 研究范式; 實證主義; 解釋主義; 多元互動
任何一種研究方法的產生，都對學科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要作用，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決定著學科的整體面貌。 一定程度而言，方法論的成熟是一個學科體系得以確立的重要標志，恰當研究方法的采用也是一項研究成功的關鍵。 政治文化研究從興起到衰落再到復興，其定義和方法論一直處于爭論之中。 關于研究方法的爭議會影響到政治文化的定義、內容、功能等結論。
政治文化論文范例：論傳統政治文化對當代政治文化的影響
因此，對政治文化研究方法論進行系統梳理和深入分析，捋清其演進歷程、發展脈絡及趨勢，正確理解、評價、比較各個研究方法的優勢、缺陷及其爭論，并進行理性反思，不僅有助于研究者科學認識政治文化的概念范疇、內涵特征等研究內容，更有助于促進政治文化領域產生豐碩的研究成果，同時，對于構建完備的學科理論框架與體系，進而推動現代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國家政治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張曉妍
美國學者邁克爾·布林特曾在《政治文化的譜系》一書中追溯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個源頭：一是從孟德斯鳩到托克維爾的法國社會學研究傳統，二是從康德到韋伯的德國文化哲學傳統，三是以阿爾蒙德和維巴為代表的當代美國政治科學行為主義傳統。 經過長期發展，政治文化在研究方法論上逐漸分化為以問卷調查式研究為主的實證主義方法和以文獻、心理文化分析為主的解釋主義方法。
一、實證主義范式及其主要缺陷
政治文化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以阿爾蒙德與維巴的《公民文化》一書為代表，通過1957年至1962年連續5年的大規模跨國問卷調查和入戶訪談，課題組對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與墨西哥五國公民的政治態度作了廣泛調查和比較研究。 采用此方法的還有美國學者英格爾哈特，自1973年開始，其研究團隊對西方20個發達國家及亞、非、拉、東歐國家的政治文化變遷進行了近14年的跟蹤研究，其中包括200多次的跨國抽樣問卷調查、20萬次以上的個人訪談，研究涉及到政治態度的課題，并擴展到生活滿足感和人際信任感等文化特征群。 此外，美國學者帕特南的課題組從1970年開始，對意大利全國20個地區政府的制度變革進行了長達20年的追蹤研究。 他們運用態度調查、統計分析、精英訪談等方法對意大利北部地區、南部地區的經濟和政治運作進行了比較。 在實證主義者看來，政治文化是客觀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雖然它反映的是人的主觀意志，形成于特定的歷史、社會進程中，但卻是客觀存在的，超越了個人主觀價值判斷，是能夠通過科學方法被客觀測量和分析的。 也就是說，政治文化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類似，是一項價值中立的研究。 因此，采用抽樣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能夠真實地呈現一國公民政治文化的現狀、特征、分布狀況及其動態變遷趨勢，更易于進行比較研究。
(一)抽樣調查與問卷統計分析法
1 國外方面。 阿爾蒙德是現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他曾在《重返公民文化》一書中指出：“新的調查研究技術的發明是發生在本世紀60年代政治文化的概念化和研究中的催化劑。 ”[1]可見，他十分肯定新的調查研究方法對政治文化學科的促進作用。 相對于傳統的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方法，清晰明了且精確的問卷調查結果和統計分析數據能夠為驗證政治文化研究理論提供巨大的論據和支撐。 20世紀60年代后，大規模的抽樣調查和統計分析方法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政治文化研究領域已較為成熟。 羅森堡姆認為，一種跨國的大規模調查研究方法大概包括七個方面：一是研究的設計，其中包括研究目的、受調查的國家、一般調查內容及其他特定的目標等; 二是問卷的設計，在要進行實地研究的對象國家中選擇調查的合適對象人口; 三是調查隊伍的組織和培訓，包括采訪人員、監管人員、數據采編人員和翻譯人員; 四是對已組織好的調查單元進行問卷預測和程序練習; 五是在所選擇國家中篩選采訪樣本; 六是進入實地工作階段，進行調查和采訪; 七是收集數據、編碼、進行計算機處理和材料的解釋[2]。
2 國內方面。 我國學術界對政治文化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在引進西方政治文化經典著作和理論的基礎上，研究方法也借鑒了西方學者的實證主義范式，大多采取抽樣調查和問卷分析結合個別訪談方法，應用較為嫻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早期較具代表性的有閔琦主編的《中國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張明澍主編的《中國“政治人”——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報告》、沙蓮香主編的《中國民族性》等。 進入新世紀之后，較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開展的全國范圍內的調查研究，出版了《公民文化與和諧社會調查數據報告》等專著。 此外，還包括山東大學楚成亞等主編的《變遷、分化與整合：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實證研究》、武漢大學唐皇鳳撰寫的《我國城市新失業群體政治心態的實證研究》、北京工業大學胡建國等主編的《中國中產階層社會政治態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盧春龍撰寫的《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與行為傾向》等成果。
(二)主要缺陷
實證主義者認為政治文化研究應更具客觀性、科學性、確定性，抽樣調查與問卷統計分析法有其獨特優勢，例如其研究對象的案例數量較廣、時間跨度較大，既能夠全面把握政治態度的分布狀態和代際性、動態性變遷趨勢，也能夠進行跨國的比較政治學分析，揭示不同國家、地區間的政治文化異同。 然而，其缺陷也顯而易見，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 抽樣調查研究一般多由大型課題組或研究團隊承擔，對一個或多個國家、地區進行長期、大規模的跟蹤研究難度較大，抽樣調查和統計數據分析技術不僅費時費力，難以組織，且資金需求超乎想象。 一般而言，此類研究需要花費數年或十幾、二十年的時間，長期的持續跟蹤研究才能進行跨國或跨地區的比較研究，結論才更有可信度。 像英格爾哈特及其研究團隊連續幾十年跟蹤數個國家的政治文化變遷實屬少見與不易，且需要各種相關機構和企業的資金及人力資助，普通或小型的研究團隊受研究經費和其他條件的限制，一般很難實現。
2 抽樣調查與問卷統計分析方法雖然能夠呈現出特定群體的政治價值觀和政治評價，以及一定時期內特定地區的政治態度變遷，但是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政治文化研究僅僅依靠抽樣調查很難反映出問題的深層本質所在，即引發政治行為的政治觀念與態度的內在心理根源與心理動力機制，對政治主體——“人”的研究通過數據分析難以體現出其個性與多樣性所在，同時缺乏人文色彩。 美國政治文化學者派伊曾指出，抽樣調查法積累了大量資料，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角度，但是它的缺點是太膚淺，缺乏歷史透視。 就像社會學理論缺乏深層的心理洞見一樣，過于呆板，不能顯示人物活動的多樣性。 他認為政治文化研究實際上必須深入到行為的所有方面，利用各相關學科所提供的所有優勢[3]。
3 雖然實證主義者并不否認個體人格與政治行為的關系，例如阿爾蒙德的政治文化定義就強調的是特定社會中個體政治態度的整體分布狀況，但是該范式更加側重群體層面的研究，即將一國或地區的政治文化作為一個文化整體來考察。 他們認為，個體的人格因素不能成為一個獨立解釋項在各種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中占據重要作用，整體因素與個體相比更為重要。 因此，個體“人”作為重要的政治主體被排除在政治系統之外，其影響力也被忽視。 這就導致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解釋力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局限性，也成為解釋主義對其進行批判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解釋主義范式及其主要缺陷
政治文化的解釋主義研究方法受到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影響，主要側重于解釋或詮釋，對政治文化現象進行“深描”。 他們認為，政治文化是人們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通過主觀意志“建構”出來的，應以歷史主義的眼光來觀察、理解和分析政治文化現象，探究其內涵深處的“意義體系”。 美國文化人類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茨就指出：“人是懸在由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
我認為文化就是這些‘意義之網’。 因此，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詮釋科學。 ”[4]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一書就采用了解釋主義范式的研究方法，以不帶理論預設的方式，深入到研究現象的生活背景中，考察美國社會中的習俗、社會習慣、民情、政府準則、宗教、法律等方面，以參與式的觀察和深度訪談為主要方法收集文獻資料，并通過對這些資料的分析達到對研究對象的理解、詮釋和解釋[5]15。 此外，派伊、愛克斯坦、英克爾斯、史華慈等都是解釋主義范式的主要倡導者。
(一)具體研究方法
1 深度面對面訪談方法。 實證主義研究在抽樣調查時，也會采用個別入戶訪談方法，但是這與解釋主義范式的深度面對面訪談法差異較大，前者的過程簡單，采訪記錄較為程式化，針對所有訪談對象的采訪問題基本一模一樣，沒有區別。 而深度面對面訪談法是指以特定研究目的和規則為前提，研究者通過與被訪談者面對面口頭交流、談話的方式而收集第一手資料的一種方法。 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研究性交談，是研究者通過尋訪、溝通、詢問被研究者，并且將交流、交談的結果記錄下來，加以深度解讀和分析的一種活動。
與個別訪談相比，采訪過程用時較長，方式靈活，多采用開放式問題，且根據訪談對象的具體情況提出不同的采訪問題，并進行適時的追問，實現與受訪對象的深度交流與溝通。 美國政治學者哈里·愛克斯坦認為，面對面訪談法具有這樣的特征：它所面對的研究對象是一個鮮活的個體而不是一定的人群，變量和程序也沒有受到嚴格的限定; 技術較為開放; 研究內容是對鮮活個體經歷的素描; 使用的語言是綜合的，從而能夠彰顯出個體所具備的特色[6]。 許多政治文化學者都采用過深度面對面訪談的方法。 派伊在研究緬甸政治發展的著作《政治、人格與國家建設：緬甸尋求認同》中，就采用了此方法。 在為該書準備資料時，他曾經在緬甸居住了一年左右的時間，與居住在仰光附近的79位政治人物、行政官員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談話，并根據出身背景、社會化過程、政治取向將這兩類人分為四類或五類，然后歸納出若干特色，最后總結出緬甸政治的特性和民族國家建立的規則，包括緬甸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需解決的問題。
派伊在撰寫《中國政治的精神》一書時，與從大陸遷移到香港、臺灣的居民及早年的共產黨員進行過面對面訪談。 美籍華裔學者阿妮達·陳在研究中國紅衛兵時也采用了該方法。 1971年至1974年，她在香港時，曾與一小群來自大陸的年輕人作過短暫交談，之后又與14位紅衛兵交談，其中與11人有深入交談。 她認為，這些人作為紅衛兵表現了積極性和虔誠態度，不同程度地帶有權威人格的社會性格，但是不屬于一個模式，她以其中的四個人為典型，論述了他們當時的社會化過程。 她的訪談采用開放性問題的提問方式，鼓勵被訪者離題去談自己的生活軼事和有關話題，每次談話2-3小時，平均與每一位訪談對象有8-10次談話，錄音之后進行整理并翻譯為英文，最終出版了《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一書。
在中國政治文化研究方面，著名作家馮驥才也采用了深度面對面訪談的方法出版了《一百個人的十年》這部以“文化大革命”為主題的專著，運用錄音和筆記的方法記錄了中國普通百姓在當時的心靈經歷。 陳徒手在《人有病 天知否》一書中對知識分子的研究也應用了這種方法。
在進行政治文化研究時，深度面對面訪談法不僅能反映出作為政治活動主體的人的獨特性、立體性以及多樣性，還可以了解被訪談者的內心世界及其真正的價值觀念、情感感受等心理活動與行為方式，這樣對研究對象的把握就更能獲得廣闊、整體性的視野，從多重角度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細致的描述。 這是面對面訪談法較之抽樣調查、問卷測驗等統計方法的一大優勢所在。
2 資料與歷史文獻分析法。 主要指從各種書籍、報紙、檔案、歷史文獻等資料中搜集、鑒別、整理有關研究對象的文獻，并通過對資料的分析、歸納研究，形成對事實科學認識的方法。 阿爾蒙德認為，19世紀著名的法國學者托克維爾通過對美國民主制的考察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屬于政治文化領域開創這種方法的最早文獻。 此外，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文化與民族性格的研究也采用了這一方法。 當時由于戰爭條件的限制，作者收集了出自西方人手中論述日本的書籍、文獻、會議演說、文學作品等進行整理與分析，并在看過電影后，與日本人一起仔細討論他們對電影劇情、動機的理解以及他們對日本風俗習慣的愛憎等，最后出版了經典著作《菊與刀》。 派伊在研究中國政治文化時也采用了歷史分析與資料分析的方法，他依據自己對中國人的觀察，以及閱覽各種類型的古代典籍和文獻資料，對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形成了一套看法，也對中國人的性格特點作出總結。 例如，欣賞欺詐，不愿意承諾，相信外在力量而非自身能力，愛揣摩形勢，肯下死功夫，講求實際，好模仿，等待時機報復，慣于琢磨言外之意，對權威有限度的容忍等等[7]。
國內學者在研究我國政治文化時也應用了資料與歷史文獻分析的方法。 例如，沙蓮香對中國民族性格的研究、胡繩武等對民國初期社會心理的研究、杜蒲對“文化大革命”中社會心理的概括、宋鐵航對改革以來當代青年社會心理的研究，等等。 可以說，資料與歷史文獻分析法作為一種間接從各種報刊、文獻與書籍中搜集有關研究對象的材料并加以分析、歸納、總結的方法，越來越多地為學者們與其他方法結合起來使用。
3 心理文化分析法。 該方法受到社會心理學、精神分析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理論的影響，在研究現實背景、社會文化、制度傳統的基礎上，將個體或群體的內在心理機制、政治人格等與政治觀念及政治行為的關系納入了政治文化的研究對象。 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派伊的一系列著作，例如他在1972年完成的《中國：導言》一書中分析了中國歷代官員的行為準則及近代以來中國政治制度、政治運動、意識形態的問題，并對中國政治的未來作出了嘗試性預測。 在1976年出版的《毛澤東：領導者》一書中，派伊借用毛澤東對自我的分析，深入研究了中國革命領袖的政治人格。 其余研究成果如《一個導言式的側寫：鄧小平和中國的政治文化》《官僚與干部》《國家與個人：一種俯瞰式的解釋》等都反映了派伊對中國歷史、習俗、制度及傳統文化的理解，其研究方法彰顯出較深的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影響和遺傳。
(二)主要缺陷
與實證主義者不同，解釋主義范式既強調政治文化是一個整體性的聯合體，也十分重視個體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力，尤其是政治精英在政治系統中發揮的作用。 拉斯韋爾曾強調：“政治研究就是對權勢和權勢人物的研究。 ”[8]解釋主義者們都注重從個體的心理與人格特質出發來解釋政治文化現象，研究政治成員內部心理的細微差異及其對政治人格、政治動機乃至政治行為的影響。 這樣看來，其在研究的深度上似乎較實證主義更勝一籌，但也存在不容忽視的缺陷，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 解釋主義范式的研究帶有很大的主觀性，偏重于從研究者自身的個人經驗、想象和理解來解釋和詮釋，這有可能導致與政治現實的脫離及與研究客體實際的偏離，最終使得研究結果以偏概全，缺乏可信度和說服力，難以指導實際政治生活，有時甚至還會出現為了證明自身研究預設而篩選符合其理論立場的研究對象或材料，從而使結論的客觀性大打折扣。
2 解釋主義學派采用的幾種方法過于倚重對文獻的文本解讀和分析，對政治文化變遷、演進、發展的把握不如抽樣調查研究及時、敏感。 尤其是在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一些研究“存在著注釋多于創見、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某些詞句的現象，僵化地、教條主義地拿著那些具體現成的結論任意地規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學的研究”[9]，這必然導致所得出的研究理論僵化、空洞化，缺乏感召力及可操作性，甚至忽視現實政治實踐的復雜性、變化性，最終與現實脫節。
恰如有學者指出：“如果政治學研究只是作靜態的邏輯歸納和演繹推理，也許可以產生恢弘的政治理論和造詣深厚的政治學家，但是往往在面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實際問題時，卻只能是大而化之地擺原則、談本質、謀大思路，久而久之則使政治學理論更加遠離我國的社會政治現實，削弱了政治學的科學功能與科學效用，這一狀況如果不及時扭轉，終將窒息已處于弱勢的中國政治學。 ”[10]
三、政治文化研究方法論范式之爭及其反思
(一)分離與對峙：兩大方法論范式之爭的本質與焦點
從根源上看，兩大范式之爭的原因源于不同的歷史傳統。 實證主義范式主要受美國科學主義傳統的影響，解釋主義范式則受法國社會學傳統和德國文化哲學傳統的影響[5]13。 這使得兩者在研究主體預設、研究模式假設、研究對象范疇、研究手段、整體維度、歷史面向等方面都表現出較大的差異(見下表)，雙方各執一詞，都對對方主要缺陷的實質進行了深層批判和抨擊。
1.實證主義對解釋主義的批判。
其一，解釋主義者們強調政治文化是一個整體性的聯合體，其主張的闡釋學或詮釋學會陷入一種“循環的悖論”，即理解某一對象時要理解整體就先要理解部分，而要理解部分又要先理解整體。 也就是說，如果解釋主義學派要想理解整體性的政治文化就必須解讀作為整體組成部分的文本，而理解整體組成部分的文本又必須解讀整體性的政治文化。 如此一來，便會陷入惡性循環當中，難以對政治文化的對象進行準確研究。 其二，雖然解釋主義者一直主張群體與個體并重，然而，他們在采用資料文獻分析法時，也不可能研究全部對象，而是選擇抽取有代表性的文本來進行解讀。 同樣，在采用深度面對面訪談法時，也是選取有代表性的受訪對象進行訪談。 這也會使其陷入只重視個體，而忽視政治文化整體性特征的誤區之中。
2.解釋主義對實證主義的批判。
其一，解釋主義范式認為，在政治文化研究中不可能完全做到實證主義者主張的價值中立和“情感超然”，因為社會科學研究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研究者個人價值觀的影響，而“政治文化研究的目的和功能就是通過對可觀察到的符號的主觀意義和歷史意義的理解來真實地說明和闡釋獨特性的意義體系”[11]。 其二，實證主義者忽視了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道德倫理規范，缺少對社會現實的政治關懷，缺少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貫。 解釋主義者認為，“冰冷”的統計分析數據始終無法真實反映人類政治生活的不可確定性、不可計量性和不可重復性，更不能體現人的生存價值。
其三，解釋主義范式還反對實證主義范式將政治文化的研究主體和客體完全分離開來的觀點。 他們認為，文化與自然界不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人為的事物”，而不是一種“自在之物”。 因此，政治文化并不像實證主義者所預設的那樣，表現為一個個孤立和分離的現象，能夠被同樣保持價值中立的研究者們所觀察、測量和分析[5]7。 其四，解釋主義者還反對阿爾蒙德與維巴主張的政治文化是個體層次上的政治態度之和。 他們認為，既要強調政治文化的整體性特征，也不能忽視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作為政治個體的“人”的特殊性和差異性，政治文化整體是大于各部分個體之和的。 正如查爾斯·泰勒所指出的，要了解一種政治文化的特性，不能簡單地觀察個體所表現出的行為、態度與傾向，而是必須研究那些政治體的文化語法與敘事，以及社會、文化和話語實踐的內在統一。 一種文化的意義無疑比它各部分的總和大得多[5]148-149。
(二)理性反思：他山之石——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研究在方法論應用過程中應重視的問題
通過前文分析不難看出，實證主義與解釋主義方法論范式是從兩種不同的視角觀察社會政治生活的方法與途徑，各有其優勢和價值。 一直以來，兩種范式之爭導致學者們缺少交流與對話，呈現出“離群獨坐”的態勢，形成了實際上的對立與分裂狀態。 正如阿爾蒙德所說：“政治學的各個流派現在各自獨坐在‘分離的桌子’旁，使用著自以為恰當的政治學概念，同時保護著自己流派弱點的秘密。 ”[12]這種對立與分裂并不利于學科的發展，方法說到底是為理論研究的主題與內容服務的，如果“以方法論為中心”的爭論繼續愈演愈烈，方法論本身的討論超越了主題和內容本身的重要性，那么政治文化研究就會僅僅淪為一種研究工具，失去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普沃斯基就曾指出，不同方法論工具都有其優勢，一味地爭論孰優孰差是一場沒有意義的口水之爭[5]21。
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們應持有審慎、理性的態度，在發揮各個研究方法優勢的同時警惕其可能帶來的研究局限。 各個范式之間爭論的最終目的不應是自說自話、互不相讓、彼此攻擊或者“你贏我輸、你死我亡”，也不應是厚此薄彼、一決高下、自立門戶、互相取代，而應進行“同桌對話”，保持多元、吸納、融合、競爭、包容、對話、開放的心態，進行批判式交流，相互結合、取長補短。 畢竟科學及合理地研究各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文化現象和本質、豐富研究視野、完善學科體系是每一位政治學家的初心和使命。
事實上，任何一種方法都不是萬能的，一種研究方法或理論模式只要對實際研究有所幫助，就是有貢獻的。 質言之，所有的方法都要利用，才是最好的方法，各個研究方法之間都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和一定的相關性。 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往往可能出現研究方法的交叉運用，從多種研究角度出發，運用多個研究范式研究某一特定的研究對象，或者用不同的理論解釋某一政治現象[13]。 政治的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本就是政治學研究的“兩只輪子”[14]。 阿爾蒙德就曾強調：“政治科學應避免將自身建設成各種離散部分不好相處的‘堆集’。 在方法和取向方面確實存在不應加以否認的多元主義，它們不應孤立起來，而應當相互作用，兼收并蓄和彼此協同。 ”[15]邁克爾·布林特也曾指出，沒有任何一種方法堪稱完美，多元研究方法是極為重要的。 這樣，政治文化之再生就可以表達為一種包容性而非排斥性的政治文化復興[5]21。
政治文化研究作為政治學領域中對總體政治和個體政治研究的結合及對制度宏觀特征和心理微觀特征研究的結合，是決定政治主體行為準則和支配其政治活動的重要方面，對傳統宏觀政治權力結構的研究不能涵蓋政治學研究的全部，也不足以深入到人類政治行為的深層內核中去。 潛在于宏觀結構背后的文化結構、心理因素等可以通過微觀的角度更深層地剖析政治現象與政治過程，彌補宏觀研究的缺陷，從而將政治學的科學方法與人文價值關懷結合起來。 因此，對政治態度、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領域的研究具有政治學其他方面研究不可比擬的優勢。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國更具特殊意義。 其研究對于科學認識國家政治發展的目標、道路、模式，正確理解國家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行為，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然而，政治文化理論和方法論主要孕育、形成和發展于西方國家。 這就要求學者們在中國政治文化研究中，全面觀照時代背景和具體國情，實現理論視角和方法論視角的本土化轉換。 在引介西方經典理論時，超越“原始復刻”“盲目跟風”及其與中國實際的“簡單糅合”“生硬捆綁”，在全面評價、合理借鑒、理性批判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回歸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深層次思考，將政治文化的研究客體和研究對象置于中國國情中。 在研究議題和研究方法的選擇中，以是否符合中國國情、是否可以用來啟示中國的政治實踐為首要標準。 正如有學者指出，方法上的反思不是退步，而是理性選擇的結果。 方法上的揚棄不是世故，而是內在覺醒后所完成的自我救贖。 中國政治學方法應該從依附狀態中擺脫出來，在堅守價值原則的定向下，在規范與經驗之間，追求研究方法的學術化、系統化、多元化和層次化[16]22，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政治文化研究的獨特視野與理論體系。 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重視。
1.中國政治文化研究在方法論選擇上要注重微觀與宏觀的互動、主觀與客觀的連接、靜態與動態的統一、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全球視野與本土化特色的結合，正確處理理論與現實的關系，同時還要兼顧傳統文化和歷史等因素的影響。 如果研究只停留在學理層面，學術的理論成果不能經過實踐的檢閱，不能完整地實現與中國實際問題的融通，也就不能在實踐中實現理論的升華[16]62。 正確處理理論與現實的關系，既指研究“不但需要高屋建瓴的理想坐標，而且需要經世致用的現實指向”，還包括研究“不但需要對人民生活的終極關懷，而且需要將這種關懷納入到整個中國的社會實踐中去加以考量”[16]62。
其原因在于“沒有理論背景的政治學方法桎梏于器物層面，沒有政治溫情的政治學方法也難以實現經世致用的目標”[16]22。 因此，中國政治文化學者們應在完成“對自我的體認”前提下進行深刻反思，在方法論選擇上不應在“價值中立”面前放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企圖超越現實來設想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進程。 畢竟“持超然的態度去解釋價值意義上的政治問題的可能后果就是把我們帶入世外桃源”[16]21，要充分考慮到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條件等因素對現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現狀的影響，在守正與創新、知理與踐行之間形成理性的方法論基礎。
2.以不同學科間方法論的碰撞、交融帶動政治文化方法論的進步。 社會科學的每一個分支學科都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在當前學科融合的大環境中，新興學科、交叉學科不斷涌現，中國的政治文化研究應在繼續保持自身方法論獨特性的基礎上，通過學科間的相互交流、交融、滲透與碰撞彌補研究方法的不足，既要避免方法論研究的“亦步亦趨”，也要避免在此過程中的“故步自封”，開拓視野，不斷豐富完善學科研究的方法論體系。
例如，新出現的文化論符號學模式把文化看成一個社會的成員們所熟知的、使用于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意義體系，通過文化要素詮釋各個政治體系的獨特性，“要究明既具有控制一個社會的政治過程和社會過程變動的功能，同時也是由一個社會的歷史形成的文化代碼”。 他們認為，一個社會的文化，即“意義體系”是以界定神圣事情的宗教為前提形成的，并且主張通過比較分析每個社會都具有的信仰體系來導出各個社會的獨特的“文化代碼”。 這種“文化代碼”在探究一個社會的對象，如權力、共同體、法、規范等的獨特意義和取向的時候，起著像鑰匙一樣的作用，使研究者可以解釋一個政治體系的獨特性和政治變動的特征，為學者們研究政治文化與社會現象的關系提供了更有效的方法[17]。
3.政治文化研究的空間應得到進一步拓展。 研究者的學術視野應得到拓寬，研究方法也應不拘泥于特定的形式，各種文化資源都應利用并納入政治文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客體。 事實上，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文化現象的載體是多種多樣的，有大量有價值的素材和資料值得研究。 例如，家族史、口述史、族譜、家訓、政書、名人日記、筆記、官箴、地方志、小說、戲劇、詩詞、話本、民間神話、謠諺等。 一些文學作品中就有許多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獨特居民風俗習慣、心理素質、生活方式、日常行為、政治態度的章節或段落，這些文學作品所達到的對研究對象的描述和剖析是其他資料和方法所不能代替的，在研究時可以加以有效利用，這樣才能既彌補單一研究方法的不足，又激發出新的研究思路，開辟出新的研究領域。
參考文獻：
[1]G.Almond,S.Verba.The Civil Culture Rvisited[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15.
[2]W.Rosenbaum.Political Culture[M].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Inc,1975∶22-23.
[3]唐光華.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魯恂[M].臺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28-38.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wslw/2614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