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晉商關系研究

　　摘要：該文以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目前公布的5批國家級和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為主要線索，討論其與保護區整體文化生態之間的關系。以晉商作為關鍵的連接要素，結合碑刻、地方志、文人筆記等地方文獻及田野調查資料，按照非遺類型進行分類，討論晉商與民間文學、晉商與民間表演藝術、晉商與武文化、晉商與傳統工藝與技能、晉商與商貿習俗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晉商對保護區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歷史上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保護區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晉商的歷史情況亦有所反映，晉商文化走廊則是串起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線索。

　　關鍵詞：晉商;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非物質文化遺產

　　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以下簡稱保護區)于2010年由文化部批準設立，是全國建設的23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之一。保護區內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數量眾多，以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和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為例，據統計截止到2020年，保護區內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50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92項。在非遺的種類上，保護區內的非遺類型涵蓋了非遺的全部類別，即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和民俗，內涵十分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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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就學界對于保護區的研究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保護區內單個非遺代表性項目、某一類非遺的概括介紹或專題研究[1-2];保護區的建設[3-4]、管理[5]、展示[6]、文化遺產資源開發[7-9]等問題的討論上，對保護區內非遺的整體性關聯探討不多。事實上，晉商作為一個稱雄數百年的商幫，必然與其所在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民風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并對當地社會變遷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0]。而這些影響在具有穩定性和流變性的非遺中有所反映。本文即著眼于保護區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晉商之間的密切聯系，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梳理與探究。

　　一、晉商與民間文學

　　山西民間文學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先民在這片土地生活的同時，也為后世留下了一座豐厚的民間文學寶藏。保護區內的民間文學體裁多樣、題材豐富，涵蓋了散文體的傳說、神話、故事、寓言等類別，也涉及韻文體的歌謠、諺語等種類。保護區內民間文學類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3項。明清至民國時期保護區內無數大大小小的晉商在從事商業活動的同時，在民間也留下了許多與其相關的散文體民間文學，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晉商茶路上的故事》《石海的傳說》《北堡財主賈繼英》《響馬臻七的故事》《曹氏“三多堂”的來歷》《太谷餅的傳說》《員家發家的傳說》《“人參客”發家的傳說》《南千鄉刨參發財》《算卦》等等[11-14]。

　　這些散文體民間文學講述的內容，對晉商群體的發家事跡、商貿活動、經營管理、生活狀況、精神面貌等情況多有所反映，是對當年晉商的生動寫照。以講述商人發跡的民間故事為例，主要的篇目包括《曹氏“三多堂”的來歷》《“人參客”發家的傳說》《南千鄉刨參發財》《員家發家的傳說》等。這些傳說故事大多講述了這些商人是如何發跡，成為一方財主的經歷，各家發跡情況雖不盡相同，但有些共同的內容卻值得關注。

　　比如，主人公發跡前的早年身份大多為出身貧寒的受苦人，曹氏祖先為賣砂鍋的商販，員氏夫婦是以賣豆腐為生，“人參客”武貴亮則是一名父母早亡，無奈走關東謀生的年輕人。然而，這些主人公出身貧寒，日常收入勉強維持生活都十分艱辛，卻又是如何能夠發跡的呢?故事中主人公自身具備的某些特質，對回答這一問題有一定的啟發。如曹家祖先的勇敢誠信，員氏男人之老實可靠，武貴亮的膽大、不畏艱辛。在故事當中，正是由于這些主人公具有這樣異于常人的品質，才得到了命運的眷顧，或偶然發現大量金銀財寶，或得到貴人的幫助，所遇困難險阻皆化險為夷，最終成為富甲一方的大戶人家。雖然民間流傳的故事，傳奇色彩較為濃厚，但也反映出了早期晉中商人的一些情況。

　　事實上，晉中當地實力較為雄厚的富戶，早年確實是出身貧寒，如榆次聶店王氏家族“嗩吶王”、榆次車輞常氏家族常仲林、太谷北洸曹氏家族曹三喜、太谷上莊王家、太谷東里喬家、祁縣喬家堡喬氏家族喬貴發等等，他們作為平、祁、太一帶的窮苦人，在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之下，大都培育了吃大苦、耐大勞的精神，都有誠實、純樸、講信用的美德[15]。而這種精神面貌，雖然不一定如故事傳說當中那樣成為感動上蒼，找到了一條改變命運的鑰匙，卻也是晉中商人早期能夠發家的重要主觀因素。

　　另外，保護區還留下了許多反映民情風俗的韻文體民間文學，其中不乏有與商人群體有關的篇目條目。如帶有對商業經驗總結性質的商諺就十分值得注意。諸如“無商不活”“千兩容易百兩難”“早知三天，多掙一千”“不怕不賣錢，就怕貨不全”“不在吆喝聲，全憑貨叫人”等等[16]，足見商業文化對民間文學的影響。

　　二、晉商與民間表演藝術

　　保護區內民間表演藝術種類繁多，異彩紛呈，主要涉及非遺類別中的傳統音樂、傳統舞蹈、曲藝、傳統戲劇四個類別。保護區內列入國家級和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的傳統音樂有15項，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3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2項;傳統舞蹈18項，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3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5項;傳統戲劇18項，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8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0項;曲藝2項，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項。

　　保護區內的傳統音樂十分豐富，中部地區流行的傳統音樂有晉中吹打、九大套、太原鑼鼓、汾陽圍鐃、文水呱子、文水橋頭大鼓等等。晚清時期山西中部地區的民間音樂與民俗活動之間關系較為密切。關于這一情況，當地的方志中有所記載。“歲旱，設壇于城隍廟。……命在城五約各報鄉耆十名，至日隨同禮房、僧眾，架鼓吹手，出城取水，迎龍神”[17]。

　　由此可見，民間音樂在禮樂祀神類民俗活動中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諸如廟會、堂會、婚喪嫁娶等活動中，也可以看到民間音樂的身影。晉商興起之后，在民俗活動上除了基本遵從地方風俗之外，對于各種民俗活動也更加講究，顯示出其豪華氣派。例如，傳統四大節日之一的元宵佳節，就為晉商大族集中揮霍與夸富提供了機會。民間歌謠有云：“祁縣的棚，太谷的燈，賈令站里四樓門，‘三晉源’的畫兒棚”[18]。

　　三、晉商與武文化

　　保護區內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非遺有16項，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4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2項。與武文化息息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包括以形意拳、心意拳、傅山拳、文水長拳、弓力拳、智耳太祖洪拳等武術拳種為代表的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此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時間及地域上來看多與清代至民國時期當地的習武之風息息相關，而這股習武熱潮又與當地商人的武術需求密切相關。

　　晉中商幫大致起步于明末清初，經過清代前中期的發展，在清代后期走向鼎盛。隨著晉中商幫的崛起，出于長途販運貨物、押運現銀、保護商號宅院、保障人身安全、強身護體的需要，當地各個商家多雇傭鏢局中的武術高手為其服務。以太谷北洸曹家為例，先后受雇于曹家的武林大俠就有戴二閭、李老農、馮四、吳金蠻、申天寶、胡鐸、李發黝、武鴻圃、吳本忠、車永宏、呂學隆、李復禎、賀運享、袁老四、劉儉、陳繼德、朱福貴、武仕杰、布學寬、張永義等等[26]。由于有如此眾多的武術高手為曹家服務，曹家的商業活動及身家性命有了極大的安全保障。

　　晉商對當地武術的傳承及發展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當地的武術拳師由于得到了商人的支持，生活上有了很大的保障。以北洸曹家為例，北洸曹家不僅花重金聘請拳師，而且也給予拳師很高的禮遇。比如李復禎，一天三頓飯均由專人將飯菜與酒肴送到其臥室。對待呂學隆，曹家則購置房舍，置買田地，幫助他成了家。至于一般拳師，待遇也很高。鏢師每次押鏢安全歸來或擊退一次劫院賊盜，總要受到重賞。逢年過節都有賞賜。曹家還給貧苦拳師的兒女提供學習費用[26]。

　　四、晉商與傳統工藝與技能

　　山西中部地區，地形多樣、資源豐富、四季分明，較為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及區域位置為該地區傳統手工技藝與技能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保護區內傳統手工制作技藝類有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4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73項;傳統美術類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5項， 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21項;傳統醫藥類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6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22項。

　　明清至民國時期，受當地商業繁榮的影響，造就了該地區傳統手工技藝的多樣化及傳統手工技藝的進步與革新。保護區內傳統手工技藝與技能類遺產數量眾多，涉及到當地群眾生產生活、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其中有不少非遺項目在其發展過程中與晉商緊密相關。民以食為天，以飲食相關的制作技藝為例。晚清時期晉商大族家庭富裕，對日常飲食頗為講究，“食則包鱉鱗魚，山珍海錯”[21]。與此同時，晉商群體應歲時節慶、人生禮儀等民俗活動和人際交往、商業應酬的需要，待客設宴逐漸成為各家族日常生活中經常性的活動之一。

　　晉商家族待客極盡奢華，席面名目繁多，有“四四到底”“四四席”“八碗八碟”“八八席”“一品鍋”“三盆鮮”“滿漢全席”等名目[27]。關于晉商家族待客設宴的奢華情況，劉大鵬在其日記中就記載到：“此間生意奢華太甚，凡諸客商，名曰便飯，其實山珍海錯、巨鱉鮮魚。諸美味也，習俗使然，并無以此為非者。間有一、二不從如此者，亦不得行矣。”[21]由于這些晉商大族的推動，民間的飲食之風逐漸轉變。正如《山西舊志二種》中所載：“太、汾則食物比南北為繁，頗講烹飪之法。”[28]因此，相關飲食制作技藝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五、晉商與商貿習俗

　　保護區內民俗類非遺有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5項，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3項。保護區明清至民國時期，傳統的民間習俗有很多，包括生產習俗、生活習俗、社會民俗、信仰民俗等類別，這一時期受當地發達商業的影響，一些民俗事象也發生變化，體現了較強的商業特色，如在民間信俗方面就十分典型。

　　商人除了對本地民間共同信仰的神祇敬重供奉之外，對財神、關公、行業神等神靈則更加崇拜，受其影響，民間對這些神祇的信仰大為盛行。以關公信俗為例，關公因其忠肝義膽，歷來為官方及民間所尊崇，后代不斷將其神化，這一進程在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峰。山西商人對關公十分尊崇，他們不僅在店鋪和家中供奉關公，而且在各地修建的山西會館也大多以關帝廟為中心。由于晉商的倡導和推動，商界對于關公的崇拜日趨流行。另外一些本地神靈在繼續履行原有職責的同時，也逐漸向商業、財富領域擴展職能。

　　六、結語

　　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自然環境較為優越，資源豐富，交通便利，以晉中盆地為中心，晉中走廊南北向延伸，北通游牧邊境，南達農耕腹地，為遼闊區域范圍內的商貿交流提供了重要條件，農耕文化、游牧文化、商業文化在此交匯融合。其中，值得關注的是貫穿保護區南北的晉中古商道沿線留下了大量與晉商文化緊密關聯的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存是一個地區歷史文化底蘊的重要反映，晉商群體在其活動的過程中也對這一區域的物質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如分布在晉中古商道沿線的眾多古都、古城、古鎮、古村、商業街、商業設施、生產作坊、晉商大院等等，這些遺存是歷史上晉商活動的重要空間，連同沿線遺留下來的與晉商相關的遺物都是當年晉商活動的直接反映，是晉商文化最為集中的物質體現。

　　就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零散分布在保護區內的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則是非遺傳承與保護的基本點，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相關文化密集區。保護區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晉商關系密切，晉商作為晉中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當時社會最重要的群體，在民間老百姓口耳相傳之間也留下了與晉商群體相關的民間文學，并一直流傳至今，為廣大群眾所津津樂道。

　　晉商的商貿金融活動，不僅造就了該地區經濟的繁榮，而且拉動了各種社會需求的持續旺盛，在其雄厚財力的支持之下，有力地促進了當地民間表演藝術、武文化、傳統工藝與技能的傳承、革新、互動與交流。與此同時，晉商在遵循當地習俗的同時也創造了一些獨特的商貿習俗。可以說，晉商對保護區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歷史上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保護區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晉商的歷史情況亦有所反映，晉商文化走廊則是串起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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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錢永平.晉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開發形式研究[J].晉中學院學報，2019，36(2)：31-37.

　　作者：代晨強，王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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