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官修圖書編撰初探

所屬分類：文史論文閱讀次時間：2021-06-16 10:37

本文摘要：[摘要]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圖書發展的高潮時期，這一時期涌現了大量的優秀作品，促進了當時的文化發展。論文從這一時期圖書編撰興盛的原因出發，按照四分法對魏晉南北朝官修圖書編撰業進行分類探討，分析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圖書業的特點。 [關鍵詞]魏晉南北

　　[摘要]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圖書發展的高潮時期，這一時期涌現了大量的優秀作品，促進了當時的文化發展。論文從這一時期圖書編撰興盛的原因出發，按照四分法對魏晉南北朝官修圖書編撰業進行分類探討，分析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圖書業的特點。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 官修圖書; 圖書編撰

魏晉南北朝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圖書編撰興盛原因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圖書編撰業的重要發展階段，涌現了大批優秀的圖書編撰家，回顧這一時期的圖書史，可以算得上是大起大落。魏晉南北朝各代普遍重視文學發展，社會上層包括帝王在內，熱衷于文學創作。與此同時文學批評領域也取得了顯著成就，出現了諸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鐘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等優秀作品。然而三國混戰、南北割裂、社會動蕩不安，以及朝代的更替頻繁，導致圖書編撰事業失去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永嘉之亂”和“蕭繹焚書”更是給了圖書業一記重擊。但即便是遭遇了這樣的打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圖書業仍然算是繁榮興盛。理由主要有四點:

　　( 一) 思想的解放東漢末年漢靈帝廣招有才藝之士、置鴻都門學，逐漸弱化儒學的地位，扭轉了東漢以來“一說經至萬言”的繁瑣、浮華風氣。社會風尚轉向重視詩賦、小文的創作領域。此外魏晉士族為了穩固世家地位，沿續了前代以來儒學式微的狀態，開始逐步發展玄學思想。而對于普通的小家族來說，由儒入玄成為了躋入士流、增進家族地位的重要手段。綜合整個社會層面來看，儒學、玄學、佛學、道學思想在這一時期皆有其發展平臺，因而文學種類樣式繁多，各類著述圖書皆有人著寫。

　　( 二) 南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火紛飛、災難連連，百姓被迫背井離鄉、四處遷徙，來自各地的百姓匯聚到一起，彼此之間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也促進了圖書編撰出版業的發展。雖然南北分裂、山河隔絕，但是南北不時遣使來往修書交好，因而南北間百姓互通友好，文化也交匯融合。政治上北魏孝文帝改革、各族人民接連起義、少數民族與漢族人民錯居雜處，使得少數民族人民受到漢文化影響的同時，漢文化也接納了少數民族的文化思想。簡而言之，這一時期的文化是在以漢文化為核心的基礎上，吸收了南北方地區思想以及外來文化思想，促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更具魅力。

　　( 三) 統治者的重視這一時期的統治者普遍重視文學發展。北魏孝文帝曹丕曾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1]2271 又云: “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2]88 ，劉宋時期“宋代文學之盛，實由在上者之提倡”[3]73 。到了梁朝，梁武帝蕭繹崇尚文學，“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4]517 ，蕭繹不光自己喜愛讀書，還重視興辦學校，不過學校錄取的學生僅限于貴族“胄子”。上層的重視激發了下層文人的創作熱情，因而這一時期的圖書數量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

　　( 四) 紙張的興起紙張應用于圖書業最早出現在漢末，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促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圖書業發展。三國時期，由于漢末的紛爭混亂，社會生產緩慢，紙張的制造數量低，只能滿足一部分人的需要，因而使用率并不高，竹簡和帛書仍然是圖書編撰出版的重要方式。

　　直至兩晉時期，紙張逐漸普及，東晉時期編撰出版的圖書如《晉書》《華陽國志》《姓氏簿狀》等證實了當時圖書業已經出現了紙張為主、簡帛為輔的局面。西晉左思有云: “豪富之家，竟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5]2377 ，表明了時人對紙張應用的態度。到了東晉桓玄下令: “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6]517 。南北朝時期就到了圖書業的高潮階段，社會穩定、經濟攀升為出版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統治者重視圖書編撰出版、民間文學風氣濃厚，更是促進了這一時期圖書業的磅礴發展。至此紙張的應用已經取得了廣泛的認同與推廣，紙張物美價廉、便于攜帶抄寫，因而取代竹簡和縑帛的地位成為了一種必然趨勢。同時紙張的使用，使得書籍的復本大量增加，圖書的編撰與抄撰的速度更快、圖書規模更大、傳播的也更廣。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圖書編撰類型

　　( 一) 魏晉時期的官修機構

　　東漢時期設立官府專職藏書官員。“恒帝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異同”[7]1106 ，由此秘書監一職沿襲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同朝代和不同時期，秘書監的職官與職能也不盡相同。三國時魏設立秘書丞，地位僅次于秘書監。魏晉時正式設立秘書郎，主要從事圖書的收藏與抄寫等工作。但秘書監設立后其具體職能一直沒有確定下來，直至魏武帝曹操時才正式確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為監，掌藝文圖籍之事”[8]220 。

　　晉武帝時期在中書省下設秘書局和著作局，到了惠帝時“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5]735 。簡而言之就是著作局不再歸中書省管轄而轉歸到秘書省管轄。到了南北朝時期，因襲晉制，未有多大改變。“魏、晉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余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9]720 。秘書監掌管官府藏書、校讎典籍，經南北朝的完善發展，形成最終的秘書省，所任職人員都是當代著名的文學家，對圖書事業發展具有重大貢獻。

　　( 二)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經書

　　經學自漢代大一統之后，其主流地位便確定了下來。東漢末年儒學衰微，禮分三禮、春秋分三傳、五經變為了九經。經書雖然有了些變化，但時人對經書的注疏卻一直沒有懈怠下來。三國時有王弼注《易》，此后晉代南北朝時也有文士接注《易》: “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系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梁有魏大司農卿董遇注《周易》十卷，魏散騎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亡”[9]909 。西晉杜預著《春秋左氏傳集解》《春秋釋例》等: “既立功之后，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5]1031 ，郭璞注有《爾雅注疏》等: “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

　　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于世”[5]1910 ，范寧撰有《春秋榖梁傳集解》是今存最早的《榖梁傳》注解。“初，寧以春秋谷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5]1989 。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書注解極為精妙，當時文士大家所撰的注解直至后世仍奉為經典。除了這些注解書還有一些經部書籍如張揖的《廣雅》、顧野王的《重修玉篇》等也頗負盛名。

　　( 三)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史書

　　統治者們為了總結歷史經驗，以便更好地維護統治，因此令秘書監、著書郎等人參與修撰史書。受詔的官員掌握史閣的官藏文獻，因而內容豐富詳實。三國時期，魏武帝令史官撰寫了第一部國史《魏書》，據載: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后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10]346 。可知《魏書》的成書歷經多人辛苦修撰。衛覬、繆襲草創，韋誕、應璩、王沈、阮籍、孫該、傅玄等撰定，最后由王沈修撰成書，這也是三國時期最有名的官修史書。

　　此外吳國太史令受詔修撰的《吳書》: “孫亮即位，為太史令，撰《吳書》孫休踐阼，為博士祭酒”[2]1461 ，《吳書》歷經修撰者們幾十年的努力，編修者多已逝世，其中韋曜因政治原因被殺，使得該書最終未成。兩晉時期，官修的晉史有許多家，西晉比較出名的官修史書有: 佐著作郎王沈等人受詔編撰《晉書》: “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5]1432 ，秘書丞司馬彪撰的《九州春秋》: “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5]2141 ，王沈撰《魏書》: “正元中，遷散騎常侍，典著作。與荀顓、阮籍共撰《魏書》”[5]1143 。東晉較出名的官修史書有: 著作郎王隱、郭璞等受詔修撰的《晉書》“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5]2143 。

　　( 四)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子書

　　1. 官修類書

　　我國古代通過搜集官藏文獻來編輯類書始于曹魏，可以說魏晉南北朝時類書的發展時期，為后世類書編撰定了規矩做了榜樣。三國時期最有名的類書要數由魏文帝曹丕組織編撰的《皇覽》: “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余萬字”[2]664 。一同受詔修撰的還有繆襲、桓范、劉邵、韋誕等，《皇覽》的誕生乃是后世《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等著名類書的先驅。兩晉時期陸機修撰《要覽》又稱《陸氏要覽》，《舊唐書·經籍志》收錄有三卷，后以佚。到了南北朝時期，類書發展到了高潮時期。

　　劉葉秋先生評價齊梁時的類書: “自魏文《皇覽》之后，六朝之帝室皇枝，名卿碩彥，靡不延攬文學，抄撰眾籍，而齊梁時尤盛。”[15]8 梁武帝承襲魏文帝的方法下詔修撰類書，天監元年劉杳奉敕修撰的梁朝第一部類書《壽光書苑》二百卷。篇幅更大的還有一部由徐勉領修，何思澄、顧協、劉杳、王子云、鐘嶼、徐僧叔等數百人合力修撰的《華林遍略》歷經八年修撰而成，全書七百卷。唐代《藝文類聚》的修撰也是受到該書的影響，可惜到了宋代便已亡佚。

　　此外南朝還有一些名氣較小至今已失傳的官修類書，比如說《新唐書· 藝文志》記載的宋何承天并合《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徐爰并合《皇覽》八十四卷。南齊東觀學士奉敕修撰《史林》三十卷，蕭子良領眾學士修撰《四部要略》一千卷。梁朝劉峻撰《類苑》一百二十卷，簡文帝蕭綱令陸罩等人修撰《法寶聯璧》二百卷，陶弘景撰《學苑》一百卷，朱澹遠撰《語對》十卷、《語麗》十卷。北朝時北齊后主高緯下令修撰的著名官修類書《修文殿御覽》，該書以《華林遍略》為藍本，共三百六十卷，由六十余人修撰而成。除此北朝還有北魏崔安撰寫的《帝王集要》三十卷。官修類書的修撰往往需要大量的人才，這一時期的文人皆以參與修撰為榮，學者們修撰官修的熱情帶動了私撰的創作，因而極大地促進了文人創作的積極性，也為圖書編撰事業做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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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圖書編撰特點

　　第一，官修圖書數量、門類較之先秦時代大量增加，這主要歸功于紙張的出現。竹簡、縑帛和紙張都是圖書編撰出版的載體，圖書載體的豐富為圖書編撰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第二，官修圖書編撰受到高度重視，修撰者學術程度高，政府重視圖書編撰，朝廷中專門設立管理圖書編撰、收藏的機構，不僅收藏天下圖書而且還直接參與圖書編撰，比如說秘書監、文林閣、麟趾殿等官修機構的設立。這些機構招納了當時極為優秀的文士，這也是魏晉圖書編撰水準高的原因之一。

　　第三，版本目錄學取得了較大發展。分類學奠基于這一時期，《七錄》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標志。大型官修類書《皇覽》的出現更是促進了后世官修類書如《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等的編撰出版。第四，這一時期官修史書編撰極為興盛。紀傳體史書和斷代史史書均在這一時期產生，“二十五史”中最有名的前四史也是在這一時段產生，其體例與史學思想對后世影響巨大，經學、文學類書籍也愈加繁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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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唐) 房玄齡. 晉書[M]. 北京: 中華書局，1974.

　　[6]( 唐) 徐堅，等. 初學記[M]. 北京: 中華書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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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唐) 魏徵. 隋書[M]. 北京: 中華書局，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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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文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