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文章探究在媒體融合的時代背景之下，我國媒體在內容生產過程中關注的版權問題，以及學術界對版權問題的關注、版權理論和實踐。 文章在梳理當前版權研究的議題與方向時發現，中國版權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建設、技術應用以及版權運營三個層面，并在數字
【摘要】文章探究在媒體融合的時代背景之下，我國媒體在內容生產過程中關注的版權問題，以及學術界對版權問題的關注、版權理論和實踐。 文章在梳理當前版權研究的議題與方向時發現，中國版權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建設、技術應用以及版權運營三個層面，并在數字化背景下進一步豐富了版權的內涵與外延，針對當前實踐探索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提出法理層面的解決思路和措施，但總體上缺乏對版權商品化及其貿易背后權力關系運作等更深層面的探討。
【關鍵詞】理論旅行 版權研究 理論在地化 前沿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版權作為我國文化“走出去”的一種重要中介性資源，其在文化的對外傳播中處于異常重要卻又長期被忽視的地位，汪啟明等人認為，版權資源作為國家公共資源重要組成部分，除了顯著的經濟意義外，還擔負著捍衛國家文化安全、抵御西方“文化殖民”等文化安全戰略任務。 [1]而在國內，不同媒介之間在內容生產、傳播過程中產生的版權問題，也逐漸隨著作為國家戰略政策而全面深入的媒介融合日益顯現。
著作出版知識： 著作出書如何保護版權
本研究通過爬梳當前中國版權理論的研究聚焦和前沿討論，旨在為我國版權研究開拓出一方較為清晰的版圖，更深入地探討版權理論“引進來”“走出去”戰略的價值、意義和建構，特別是探討“引進來”的版權理論在中國在地化的理論旅行，以及本土化落地的問題是如何展開的。
具體而言，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問題：當前中國出版、新聞傳播學界在哪些層面關注和討論版權這一概念? 版權理論作為一種西方理論，其在中國的理論旅行呈現出了怎樣的軌跡? 版權理論進入中國后，中國學界是如何想象和使用這一理論的? 中國的出版領域、新聞傳播領域，以及媒介融合政策等獨特語境，是如何形塑、改變版權理論的? 如何在此基礎上結合在地化的社會語境展開新的知識和理論生產?
一、理論旅行：作為整體性機制的版權理論
本文雖主要聚焦前沿理論的爬梳，但依舊期待通過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框架支撐，對已有的研究脈絡進行科學的整理和勾勒。 本研究所聚焦的研究主題是版權，我們將其視為一種跨地性的理論傳播，即一種經過現代性的社會文化建構而進入中國的一整套觀念、制度、操作性的系統。 ①因此，本研究以理論旅行作為理論框架，借以建構和闡釋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版權作為一種外來的觀念、理論和知識體系，其在“西學東漸”過程中的脈絡，及其在中國學界的變化與新發展。
愛德華·薩義德將理論旅行分為理論的起點、理論的穿越距離、特定的接受或抵抗條件，以及觀念經改造或吸收后在新時空環境中占據新的位置四個階段。 他指出，理論旅行“無論是故意還是無意識的影響、創造性的借用，或者全面的挪用”，并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時空跨越，而是需要諸如文化翻譯一類的中介機制的推動。 [2]我們引進了哪些關于版權的理論，或者遮蔽了哪些版權的討論; 如何強調和使用一些理論，并將其放置在中國語境中展開更廣泛的傳播與討論，厘清這些線索，可以幫助理解中國出版、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過程中，理論的引介、翻譯、傳播對版權及其所表征的一整套系統的策略、取向。 對此可以建立一個基本的坐標，用來標注和衡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版權理論的發展概況，從而進一步深刻理解當前我國版權聚焦的前沿問題及其與社會歷史語境間的關聯。
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跨國文化流動的日趨頻繁，使得理論的交流成為常態，中西之間的理論流動從百年前的單向居多變得更加雙向多元。 學術理論旅行可以看作特殊類型的跨國文化的中介。 通過對當前學術界的聚焦，窺見在版權議題中，哪些理論能跨語際旅行，進入中國后又經歷了哪些篩選而成為在地化的知識系統，對當下我國的版權理論起著哪些建構作用。 因此，作為當代的研究者，更應闡明特定理論在跨越時空中的具體旅行形式，探討特定理論的力量在此過程中經歷的各種變化。
二、制度聚焦：版權理論的引介與在地化的嘗試
版權制度一直以來是我國版權理論建構的焦點之一。 特別是伴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出版行業的市場化、商業化也不斷對版權制度的建立健全提出現實要求。 正如上文所言，當我們將版權的內涵、外延拓展成一個整體性的系統時，關于版權的制度也應包含多個層次：一是關于版權制度的知識系統; 二是版權制度在操作層面的具體規定和約束; 三是關于版權制度的觀念與話語系統。 通過對目前國內版權制度的學術聚焦爬梳發現，當前對版權制度的討論多集中在第一、二層次，且呈現西方理論引介—在地化討論—特殊語境拓展的邏輯演進脈絡。
歐美關于版權制度的討論已經有了兩三百年的發展歷史，在數字傳媒時代的大背景下，討論的焦點也更多地集中在電子數據庫版權及數字出版等方面。 李婉秋、王志剛通過對比研究發現，中西方版權體系建設技巧與方式存在顯著的差異，[3]具體版權獲取策略有共享式獲取、高價式獲取、自助式獲取和掠奪式獲取四種形式。 [4]無論是哪一種版權獲取， 數字出版商都嚴格遵守先授權后傳播的版權使用原則。 歐美嚴格的版權保護執行制度為我國的版權保護發展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如何順應數字媒體發展大潮流，調整甚至重構版權體系，是對當下研究者提出的重大挑戰。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的版權制度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 回顧過去的70多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制定或修改為節點， 版權立法模式由外源型轉向內發型。 [5]2006年至2016年，通過WTO裁決與修法，以及網絡版權保護立法的漸次完善，中國版權法律制度及運行走上了“內外兼修”的發展道路。 [6]短短30年的發展歷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也存在些許不足，如知識產權、著作權管理在執法管理和民眾意識方面欠缺，制度建設明顯不足，[7]這不論是與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相比， 還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都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中國一直致力于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而版權資源在傳播文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版權資源作為國家公共資源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創造經濟利益、捍衛國家文化安全、抵御西方“文化殖民”等文化安全戰略任務。 [1]當前中國版權資源宏觀制度建設和管理模式均存在一些問題。 學界對此的研究多集中于介紹西方國家先進的版權管理制度，以供國內借鑒。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新聞出版業全面實施“走出去”戰略，從版貿升級到多元輸出，版權輸出數量不斷增加，品種不斷豐富，國際傳播力、競爭力、影響力和認可度進一步提升。 [8][9]與歐美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版權貿易雖然伴隨互聯網技術發展和新聞出版業制度改革，逐漸向多元化、市場化、數字化方向發展，[10]但尚未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而長期的版權貿易逆差也對我國的國際經濟文化地位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完善的版權產業有著規范化、制度化、專業化的金融管理模式和證券融資模式。 [11]黃先蓉等人認為在合理使用限制被突破、數字保護存在技術缺陷的背景下，版權補償金制度是彌補版權人損失的最佳選擇。 同時也指出，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不完善、公眾版權意識薄弱、缺乏法理基礎是引入此項制度的結構性障礙。 [12]
數字化時代對于合理使用制度也有著巨大的挑戰，傳統的合理使用制度無法有效平衡所有者、傳播者以及社會受眾三者之間的關系。 [13]呂炳斌認為，除傳統的復制權外，更應關注在技術賦權前提下傳播權的保護，構建起以傳播權為中心的版權保護制度; [14]通過建立版權交易擔保的保證金制度、信用評價系統，構建知識產權利益平衡機制，應對數字出版造成的著作權利益不平衡。 [15]隨著數字出版的興起，數字著作權的不平衡變得更為顯著。 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著作權交易的新途徑不僅能平衡著作權人和受眾之間的權益，還能夠防止因技術綁架而造成的出版社和受眾權益的損失。 [16]
對于侵犯著作權的認定，呂炳斌指出，在網絡環境下面臨著作權的封閉性和網絡開放性之間的沖突，默示許可制度和合理的使用制度都是侵犯著作權的抗辯理由。 [17]同時，就當前新媒體版權保護現狀來說，維權難度系數大，維權途徑不順暢。 [18]結合全球化的國際背景，有學者認為當前版權保護期限無法有效實現版權保護以及經濟效益的目的，版權法應當縮短版權保護期限。 [19]
此外，在版權例外制度研究方面，王進通過對2019年歐盟通過的《數字化單一市場版權指令》中文本和數據的挖掘，認為在數字化和跨境教育活動中使用作品和其他客體、文化遺產保存的例外和限制的相關規定，可以幫助降低著作權例外制度在法律適用上的存在感。 這將促進我國作品在數字環境中的合理復制和利用。 [20]
三、技術挑戰：數字技術帶來的多重復雜版權議題
新技術的產生總會或多或少地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和生產生活方式，以智能化、信息化為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互聯網技術的蓬勃發展，大數據、云儲存等信息技術引起出版和印刷方式的變革，對傳統著作權的法律界定形成巨大沖擊，數字出版、區塊鏈等新信息技術如何更好地應用到版權保護中，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門議題。
數字版權，是指作者及其他權利人在文學、藝術、科學作品數字化復制、傳播中依法享有的一系列特有的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的總稱，除復制權、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外，還包括租賃權、展示權、演技權、改編權、匯編權、翻譯權等一系列專有權。 [21]2015年，盧海君等人以今日頭條版權糾紛案為例，探討新聞作品的版權問題，認為單純討論某一新聞作品版權問題過于微觀，版權問題的核心在于如何實現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新技術條件之下的利益平衡與合作共贏，[22]現在看來，這一討論極具前瞻性。
版權是媒體內容的精神權和產權的合法身份符號，同時也是媒體核心利益所在，媒體在媒體融合中高度重視版權保護，西方實踐即為一個例證。 但根據中國經驗，在媒體融合中，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都根據自身利益的變化來調整對版權保護的理解和相關行為。 從整體上看，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對著作權保護從“漠不關心”到“覺醒”，展示了“再視”的歷史發展過程。 [23]
由于數字技術的影響，版權經濟的生產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版權從以前的印刷版權轉變為數字版權，對滯后的版權制度產生了巨大沖擊。 [24]數字作品著作權保護制度與傳統著作權保護制度相比，具有作品類型高度豐富多樣、著作權歸屬復雜、著作權保護標準模糊等特點。
數字技術不僅對知識文化的傳播和攝取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還對著作權的授權提出了新的要求。 [6]在數字化時代，傳統著作權的權利侵害，具有侵害對象的無形性、侵害主體的集團性、侵害目的的非營利性、侵害證據的隱匿性、司法管轄的不確定性等特征。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更新，數字出版在版權市場上的比重逐年上升。 山東出版集團山東友誼出版社在海外創建的尼山書屋，結合自身的出版優勢與業績，積極順應數字出版的發展趨勢，強化數字出版的水平。
對外利用平臺技術優勢轉化優良內容，適應不同格式、語言種類、地區終端設備，實現數字內容的有效供應。 [25]“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出版不但要乘風破浪“走出去”，更要“融進去”。 “融進去”是“走出去”的最終目標。 如何讓中國的出版事業切實“走出去”，參與全球文明語言的競爭體系，尼山書屋給出了自己的解讀。 隨著我國出版業國際化進程的推進，海外機構的本土化經營成為必然的趨勢。 [26]
區塊鏈技術與數字版權、數字出版有著天然的技術聯系，作為近年的熱詞，引起學界與業界的廣泛討論。 穆向明分析《2018年中國網絡著作權保護年度報告》時，指出區塊鏈技術要在數字著作權登記、數字著作權發行和數字著作權監督管理等方面發揮功能優勢，應提高數字著作權保護的對應性和實效性。 [27]在數字著作權的結算和分配過程中，區塊鏈可以發揮如降低著作權管理成本、跟蹤著作權的流轉路徑、保障數字出版內容的安全性等技術優勢。 [28]其基于過程的追溯機制、智能集成管理機制和自動維權機制，可以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 [29]
根據實踐事例，區塊鏈技術僅是技術工具和輔助手段，在數字版權管理平臺上的應用還面臨著技術不完善、商業運營模式不成熟、法律制度競爭三個瓶頸。 [30]網絡新聞聚合平臺中的版權保護向來是復雜且充滿爭議的技術問題、法律問題、新聞倫理問題，區塊鏈技術被賦予優化內容創作流程、加強新聞版權保護的重大期待。 然而，區塊鏈并非全知全能的保護者角色。 因此，要想充分且安全地發揮區塊鏈的強大工具價值，除了不斷完善區塊鏈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外，還須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予以正確的指引和制約。 [31]
在數字版權保護研究方面，提高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可操作性、提升數字版權管理專業化水平、樹立全局性維權意識已成共識。 建立和發揮數字出版企業版權保護聯盟等組織力量，在廣度和深度層面對侵權行為將形成快速有效的制約，有助于推動我國數字出版企業健康有序發展。 [32]
四、操作性導向：電視、直播、網絡文學等具體領域問題突出
當前我國版權研究的學術聚焦，不僅體現在對長期關注的制度層面和新興數字技術影響下新問題的聚焦，如何將知識體系落到具體的操作層面，也是研究的熱點。 進入融媒體時代，無論傳統媒體還是新興的媒體平臺，都面臨著多重渠道可能引發的版權混亂問題。 因此，學界和業界對具體的媒體行為過程中可能觸發的版權爭議，也保持著高度關注，在具體的操作層面給予知識性、理論性的指導和對策建議。
2015年以來，網絡文學改編成為影視作品劇本創作的重要來源之一，但行業亂象頻生。 網絡文學的開發至今仍存在著作權歸屬不明確、侵權現象普遍、作品改編不規范等問題。 鑒于此，應充實司法救濟，發揮政府職能，明確簽名權的歸屬，規范改編權和攝制權的權限。 [32]但目前數字出版更容易復制，侵害成本更低，手段更簡便，網絡小說成為侵權事件的重災區。
根據《2018年中國泛娛樂版權保護研究報告》，2017年中國網絡文學盜版整體損失達74.4億元，盜版產業鏈也在海外蔓延。 [33]劉元華認為，在網絡文學改編影視劇過程中，著作權法應與合同法共同發力，聯合解決著作權交易過程中出現的多重問題。 [34]同時，對于熱門IP的開發，應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全媒體平臺和整合營銷技巧，從價值評估、體驗價值創造以及品牌價值的提升多維度全方面開發版權，實現版權價值最大化，[35]通過建立版權代理人及強化監管等專項制度，提升網絡文學作品的版權保護水平。 [36]
梳理我國電視節目版權引進歷史可以發現，引進對象經歷了從內容到制作模式的變化，[37]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版權引進、侵權以及本土化操作方面。 一方面，海外版權本土化進程加快，在選題、策劃、制作以及推廣上進行全方位本土化操作的同時，更應借鑒版權營銷和產業鏈開發經驗。 [38]另一方面，海外版權文化對于我國的文化傳統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李志雄指出，全球化語境下綜藝節目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始終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和“文化殖民”，而頻繁盲目地引進國外綜藝節目所帶來的社會意識形態的邊界模糊化，使得中國本土文化傳承方向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文化傳統漸被侵蝕。 [39]
目前國內電視綜藝節目主導地位明顯，各類綜藝節目井噴發展，我國受眾版權意識也日益提升，受眾對于侵權節目本土化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逆反心理，這反推國內綜藝行業擺脫思維和實踐惰性。 [40]現在各種電視綜藝節目之間的著作權糾紛，在某種程度上擾亂了綜藝節目的市場秩序，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 [41]關于保護綜藝節目的版權，我國司法實踐對綜藝節目進行版權法的分解保護是引起版權保護爭論的重要原因，其中，節目結構、模式等核心內容無法實現版權保護討論節點模型版權的可能性，也未形成關于商標法、合同法、不正當競爭防止法等法律保護的司法建議。 [42]
網絡視頻直播具有互動性、實時性的特性，網絡直播中的版權糾紛正是技術發展和立法滯后沖突的體現。 [43]嚴波認為，如果將更具獨創性的直播節目定為“電影和類電影作品”，則適用法律類推規則。 [44]當前體育賽事新媒體版權存在產權屬性所引發的新媒體版權貶值、版權變現模式發展不成熟等共性問題。 [45]王自強認為，體育轉播權問題的邏輯出發點在于實時影像、圖畫文字、聲音圖像等的表現是否構成著作權保護的客體。 [46]
而對于網絡游戲直播的版權研究，主要集中在合理使用界限的探討上，從利益平衡的角度看，為更好地保障和促進網絡游戲直播產業的健康發展，不應將在線游戲的直播行為全部認定為合理使用范圍。 網絡游戲的直播行為不應受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限制，而現在被“著作權者應享有的其他權利”這一條款所限制。 [47]王遷認為，未經游戲著作權人許可的游戲直播可以對游戲中的電影和電視作品構成轉換性使用，不構成權利侵害。 [48]周茜認為，對于網絡游戲直播版權的保護應重構合理使用模式。 [49]儲翔認為，將游戲畫面與程序、音樂等其他元素一起歸入具體作品類型進行保護，有助于維護游戲行業良好的競爭秩序。 [50]
五、反向旅行：圖書貿易與學術版權觀照建立“走出去”的可能
圖書版權輸出是圖書版權所有者或合法代理人將著作財產權按照交易條件轉讓給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受讓人或受讓機構，從而使作品在別國出版的版權貿易活動，目的是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提升中國的國家形象、文化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 [51]2019年全國共出口14 816件出版物，同比增長25.2%，其中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5 083件，增長1 930件，增長61.2%。 [52]
在中國經濟領域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后不久，文化領域也很快明確提出要實施“走出去”戰略。 中國出版被視為政府和行業在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中發揮特別效果、獲得良好傳播效果的戰略。 [53]
結合“一帶一路”背景討論當前我國版權貿易的發展情況和存在問題，王璐璐等人表示，我國出版業基本形成了政府推動、企業主導、市場運作三位一體的國際合作模式。 但隨著范圍拓展及合作程度日益深化，我國出版業國際化道路仍然面臨市場化不足、知識產權體系亟待完善、中介組織力量單薄以及文化影響力有待提升等問題，[54]版權保護中“超國民待遇”現象依然存在，立法缺乏前瞻性、技術性和科學性，與國際公約存在不對稱性。 [55]
同時，當前圖書版權貿易整體結構失衡，逆差情況嚴重，國內外失衡形勢嚴峻，[56]我國圖書版權引進來源的地域特征非常明顯，歐美等國家英語圖書獨占鰲頭，呈現不平衡性。 加強其他非英語圖書的版權引進，不僅可以使圖書版權引進來源地更加廣泛、均衡，更能加強政治互信，增強文化認同感。 [57]
目前，我國在“一帶一路”圖書出版中仍面臨圖書內容原創動力不足、內容“水土不服”、渠道扁平化、翻譯人才供需不平衡等問題。 [58]這就需要政府通過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圖書版權對外貿易政策，增強我國圖書版權的競爭優勢，[59]優化版權貿易中的供給側，提升輸出圖書在海外圖書市場的實際影響力和實效性，有效提高我國圖書的傳播能力。 [60]此外，應在規范圖書版權代理人才培養的同時，擴大版權代理機構的業務范圍，提高其專業性，有針對性地應對不同種類的問題。 [61]出版業版權貿易作為“一帶一路”服務貿易發展和升級的關鍵板塊，需要給予拓展業態、合作模式、代理平臺、數字人才等方面的保障。 [62]
學術圖書通常包括學術著作、學術專業書籍、學術論文集、會議錄、大學及以上程度的教材/教科書和參考書。 [63]學術圖書出版與引進研究多聚焦于媒介融合背景下選題策劃、編輯隊伍建設、技術應用、品牌營銷以及大學出版社管理機制等具體實踐層面，缺少對其版權保護以及版權貿易背后權力關系運作等方面的探討。 期刊版權的研究集中在融媒體出版、數字出版、開放獲取、人工智能出版等新興出版方式上。 [64]
紙媒時代，學術期刊單位主要考慮本部門與作者之間的雙邊著作權關系，避免法律上的風險。 在互聯網普及時代，學術期刊的出版單位必須處理好出版社、作者、數據庫商、各類媒體平臺等主體之間的多邊著作權關系，才能有效維護各方的合法權益。 海外版權制度發展起步較早，因而現今以學術期刊倉儲方式為基礎、以美國版權結算中心為基礎的統一平臺和國家許可制度的歐美科技期刊的網絡版權保護機制已較為成熟，為世界各國所推崇。 [65]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各國學者對版權的有效性、版權利益平衡以及版權擴張的合理性等版權基本理論的研究，分析了數字時代版權的適應性，探討了版權變革的方向。 [66]2014年，歐美開放獲取(Open Access，簡稱OA)政策在世界各國已成共識，歐美出版社、學術機構、圖書館以及學者們也在積極主導加快學術內容OA發展的進程。 在全球出版業數字化、學術開放化的生態環境下，開放獲取模式比傳統版權更能助力中國融入全球學術出版體系，反推國內出版業運營能力的提升。 [67]數字時代，電子合同的普及、版權聲明的廣泛使用、新型出版模式的出現、署名權帶來的紛爭等新問題，給傳統學術期刊的運行模式帶來新的沖擊。 簽訂涉及版權轉讓的各種協議是期刊日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減少產生法律紛爭的壓力，只能從源頭上把關，重視涉及版權轉讓協議的形式和內容。 [68]
數字化時代出版業商業模式的盈利性與學術出版的公益性之間的矛盾更加凸顯，學術期刊數字出版領域內的開放存取模式雖已成為趨勢，但完全的免費開放存取還存在爭議，關鍵在于如何通過版權許可實現利益平衡，[69]且數字化出版存在著技術標準不統一、管理制度不完善、資金支持不足問題。 [70]而人才隊伍建設上，數字出版時代學術期刊編輯人員需要實現身份重構，學會應用數字技術加強數字化內容版權保護，維護作者和出版方等的利益，有效處理版權貿易問題。 [71]大學出版社應重點發展學術圖書和教材出版，利用大學學科研究的天然優勢，有效發揮內容服務商作用。 [72]
當前，數字化傳播下的版權保護力度不足，亟須建立健全數字版權保護平臺和認證體系。 [73]除此之外，國際版權研究也與版權制度發展趨勢息息相關。 首先，從研究內容上看，數字化問題是版權理論研究的核心，學界與業界應繼續關注新技術對版權傳統理論的挑戰; 其次，從研究方法上看，學者們也從傳統的法理分析、案例的研究逐步轉變成技術、經濟、公共政策、法律相結合的多維研究模式。 從研究結果上看，將會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結語
本文通過對當前中國版權研究的前沿文獻的爬梳，借助理論旅行理論，勾勒出當下研究的基本樣態，并進一步揭示了理論流動的軌跡與社會歷史語境間的勾連。
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科與出版學科，在學術聚焦層面關注以下幾個層面的內容：版權的制度、技術中介下的版權新問題、不同媒介在操作層面的版權問題，以及對圖書貿易與我國對外傳播之間的相關問題，特別是對學術著作的版權問題的關注。 通過對上述領域的梳理與盤點，可以看到西方理論旅行引介進入中國學界之后，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語境轉換——在地化的中國出版傳媒體制，這是版權落地及其理論適應性的第一位“把關人”。 另外，作為一種系統性的版權理念、制度，其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與落地，也與整體傳播環境、民眾的基本版權素養密切相關。
因此本文認為，首先，學界對版權制度層面的聚焦非常重要，是版權研究的核心，但理論在地化、可操作，都需要清晰地認識到版權作為一套系統，想要真正順暢運行，是需要多個層面的培育和配合才得以完成的。
其次，在新的媒介技術的催化下，融媒體日益成為一種常態。 技術不僅帶來渠道、平臺質的飛躍，也催生了不同平臺間因內容生產中的引用而帶來的版權矛盾，甚至成為中部地區主流媒體在新聞生產中遇到的重大困境之一。 ①
最后，當前中國的版權研究開始關注以往缺乏聚焦的一些空白領域，如學術著作的出版，特別是國內學術著作的出版和版權問題。 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對來自西方的學術著作的引介，以及相關的版權問題研究較多。 上述學術聚集的轉向，對我國學術作品的版權討論蘊含著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學術著作市場的日益成熟; 二是作為一種健全的對外傳播體系，對我國學術著作版權問題的關注與完善，是一種新的理論旅行——從中國到西方可能性的推進。
具體而言，隨著我國版權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術理論的反向旅行也成為可能：一方面，新媒體技術不斷推動媒體融合版權理論更新，使我國版權在新技術時代可能成為先發者; 另一方面，伴隨著中國話語、中國學術的不斷壯大，我國如能在版權體制、操作、貿易等不同層面提出在地化的、全球通行的一般性規則，這不僅有利于中國理論“走出去”，也在更加宏觀的層面創造了中國成為理論旅行起點的可能。 毋庸置疑，這一點是更為重要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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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張立(1981— )，女，山西晉中人，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新媒體與社會治理; 徐婧(1985— )，女，甘肅白銀人，博士，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批判傳播學、出版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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