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當下，我國主旋律電影迎來了又一次發展高峰。 文章以主旋律電影回歸過程中不同宣傳路徑下產生的受眾圈層為主線，探討分眾模式對于主旋律電影傳播的影響。 以主動、被動、影響及批判為主要動因的四個彼此割裂的受眾圈層結構，在電影、環境、輿論等因
【摘要】當下，我國主旋律電影迎來了又一次發展高峰。 文章以主旋律電影回歸過程中不同宣傳路徑下產生的受眾圈層為主線，探討分眾模式對于主旋律電影傳播的影響。 以主動、被動、影響及批判為主要動因的四個彼此割裂的受眾圈層結構，在電影、環境、輿論等因素影響下，既呈現出彼此對立與割裂的關系，又表現出一定的互動與聯合。 不同的受眾圈層通過沖突傳播、引爆傳播、交互傳播、批判傳播的方式對主旋律電影的傳播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明晰主旋律電影受眾的內部結構特征，也是從接受的角度考察當代人的文化心理、社會基礎與價值觀傳播的底層邏輯。
【關鍵詞】主旋律電影 圈層割裂 對立 聯合 傳播
在國內電影產業不斷崛起的今天，主旋律電影以“叫好又叫座”的姿態成為當下我國電影票房與口碑的黑馬選手。 如2017年上映的《戰狼II》累計觀影超過2億人次，以56.81億元的票房總量“殺入”了全球電影票房的TOP100榜單內; 2019年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國》票房也超過了30億元; 即使受疫情影響，2020年10月1日上映的《我和我的家鄉》僅在十一假期便超過了18億元票房，并持續六天保持票房第一。
這進一步證明了國產主旋律電影已經擁有穩定的受眾群體，并取得豐碩的成果。 其中既存在內容、實現技術等方面的進入因素，也與新媒體時代下電影的傳播路徑相關。 新媒體時代傳播邊界的消解加速了信息擴散與接收的速度。 [1]從某種程度上講，主旋律電影的受眾群體存在其自身傳播的內在張力結構。
今天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三代媒體傳播訴求正走向個性表達與互動性交流的階段，[1]美國《連線》雜志將其解釋為：“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 ”[2]電影的受眾群體必然呈現出復雜性、交互性、個性化與社群化等特點。 社交媒體的重要影響之一，就是打破了主流媒體對傳播渠道的把控，促進了公眾之間的橫向連結，使公眾信息選擇自主性增強，議題傳播呈現分眾化趨勢。 [3]因此，本文在分析主旋律電影的受眾特征基礎上，嘗試以受眾圈層為視角，深度分析新媒體環境下主旋律電影的傳播路徑，尋找電影受眾傳播的引爆點與擴散方式。 明晰主旋律電影受眾的內部結構特征，也是從接受的角度考察當代人的文化心理、社會基礎與價值觀傳播的底層邏輯。
一、多維途徑：主旋律電影的強勢回歸
類型電影的傳播相較于商業電影而言更為復雜，其需要在內容、受眾、路徑以及社會之間達成有效的平衡，并轉變為受眾的觀影行為。 [4]現階段主旋律電影的強勢回歸并非偶然，也很難用電影制作質量的提升來進行單維度的解釋，需從更廣的傳播路徑來加以探討。 縱觀主旋律電影的再次崛起路徑，政府、資本以及相關從業者均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 黨政主導：主旋律的忠實擁護者
黨政機關主導的主旋律電影宣傳以及相關組織行為體現其始終是主旋律電影的忠實擁護者，也是主旋律電影再次崛起的“第一桶金”。 從主旋律電影的發展視角來看，2009年上映的《建國大業》的成功被認為是起點式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5]《建國大業》的制作或發行中均可以見到黨政機關的身影。 不可否認的是，在具體的傳播過程中，黨政機關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2020年上映的《秀美人生》《半條棉被》《征遷》等一些小成本制作的主旋律電影中，依舊能看到黨政機關對于觀影的主導作用，這使這些冷門佳片收獲了一定程度的熱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正向傳播。
其一，宣傳階段。 包括北京市廣播電視局、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制作方)在內的“國字頭”機構發揮了重要的宣傳作用，在相關機構與平臺發布大量宣傳信息。 在明確的政策引導下，各地方政府也紛紛跟進，甚至部分地方黨委及政府將其納入愛國主義教育范疇。 這一行為不僅極大地拓展了主旋律電影的宣傳強度與范圍，更進一步形成了社會示范效應與引導路徑，使得更多人了解、期待相關成效。
其二，上映階段。 各地黨政機關在宣傳的基礎上，也充分意識到主旋律電影對于黨員干部及群眾思想的教育作用，通過多種形式對受眾的觀影行為進行引導，甚至組織。 如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區下發通知，要求各級機關黨委及工會組織成員以院線或網絡等形式對主旋律電影《槐秋》進行觀看。 [6]這一行為雖然對票房貢獻有限(更多是非院線觀看)，但卻極大地拓展了受眾群體數量，也提升了主旋律電影的影響力。 其三，持續影響階段。 相較于商業電影而言，主旋律電影的影響力更為持久，影響方式也更為多元。 [7]黨政機關也通過多種手段對主旋律電影的后續影響形成了有效的組織與引導，如開展內部或面向社會的觀后感征文等活動。
以高質量主旋律電影為基礎，通過黨政機關主導，涵蓋制作、宣傳、組織等多維度、全視角的影響，使得主旋律電影強勢回歸。
2. 資本跟進：愛國宣傳的獨辟蹊徑
主旋律電影取得成功，尤其是在票房上的成功進一步刺激市場以及以電影為主要投資手段的資本力量，衍生出新主流商業大片主旋律表達的新模式。 與政府相比，資本的介入更為溫和也更為靈活。 其缺少政府的影響力與組織能力，但卻擁有政府所不具備的獨辟蹊徑能力。 [8]
首先，近年來資本的介入使主旋律電影逐漸走向電影工業的全方位、全覆蓋宣傳路徑。 紙媒、網絡自媒體、影片宣發、電視宣傳、城市平面廣告、院線排片量、海報宣傳的視覺風格設計等多方位、多形式的介入，從某種程度上講，打破了主旋律電影以往的刻板印象，為主旋律電影增添了活力。 例如，2019年9月上映的《中國機長》，先是電影人物原型受邀亮相2019年春節聯歡晚會，后又在電影上映前，劇組演員錄制綜藝節目《天天向上》，影片的前期宣發無論是從愛國、中國夢等國人的集體訴求與思想敏感點的把握，還是從電影工業的娛樂本質層面都迎合了大眾需求。
其次，資本的介入也為主旋律電影制作本身增加了質量籌碼，而質量本身也成為電影宣傳的引爆點。 例如，《建國大業》《建黨偉業》上百位明星參演陣容成為電影看點之一，為電影票房貢獻了力量; 《流浪地球》作為國內首部大成本制作的科幻電影，加上原作者劉慈欣的影響力，在上映初期排片及票房都不占優勢的情況下，實現完美逆襲; 《戰狼》《紅海行動》在電影宣傳的同時，配合科普我國海外軍事行動及軍隊實力，在完成國人集體想象的同時，以建立民族自豪感為傳播元素，并利用軍事元素在多個平臺進行宣傳，取得了預期效果; 2020年上映的《八佰》《金剛川》，強資本的介入成為影片的一大賣點。
《八佰》作為中國歷史上制作規模最大的戰爭片之一，在影片拍攝期間共興建占地超過2 000畝的建筑群，深挖200米長的蘇州河，并對兩岸建筑進行1:1實景搭建，逼真的戰爭場面給觀眾帶來驚艷的視覺感官體驗。 《金剛川》制作耗時僅3個月，這種中國速度下的高效率工業生產在中國電影乃至世界電影史上都堪稱奇跡。 電影中諸多場景的虛擬特效、摳像技術對現實影像的復原和再現所反射出的中國電影工業發展和制作水平，使觀眾在觀影的同時民族自豪感倍增。 兩部影片均收獲不錯的票房成績。
上述兩個方面僅列舉了資本在主旋律電影投資中的市場行為。 實際上，資本在參與主旋律電影市場的過程中對于宣傳路徑的選擇更為多樣，它依托對主旋律電影中的旋律及情感把握，對電影進一步細分，在圈定受眾上取得一定的成效，并將之轉化為市場收益，形成良性循環。
有學者指出，新主流商業大片“將主流價值觀、審美觀與類型化敘事、市場化運作及商業化包裝妥洽融合，探索出主流文化表達與主流觀眾完美對接的新范式，不僅強力提升其自身市場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也積極推動中國從電影產業的黃金十年邁向電影創作的黃金十年”。 [9]因此，從資本角度看，形成了穩定的產業與資本增值來源; 從主旋律電影傳播角度看，構建了更為多元與有效的宣傳路徑; 從受眾角度看，形成了更為系統的受眾來源區隔。
3. 多點開花：以區域傳播為主線的主旋律電影繁榮
資本的進入為主旋律電影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能，也使主旋律電影走上一條脫離政府主導的良性商業循環快車道。 如果將政府主導及資本跟進兩個維度看成是主旋律電影定期的“狂歡”，那么基于區域傳播的主旋律電影制作與傳播則形成了“多點開花”“百鳥爭鳴”的繁榮景象。 部分主旋律電影形成了傳播路徑與電影內容的雙結合，即內容與區域相結合、傳播與主題相結合。 簡言之，此部分主旋律電影的制作與傳播更多是瞄準了區域市場，在內容上形成了明顯的地方特色，在傳播上取得了一定效果。
如電影《風雨日升昌》以晉商及票號的輝煌創業史和奮斗史為創作藍本，謳歌了晉商“誠信為本、創新為魂”的精神。 同時，影片邀請了山西籍男高音歌唱家閻維文擔任重要角色，使影片不僅從題材方面，更從演員陣容方面體現山西鄉土色彩，從而吸引山西地方觀眾的觀影熱情; 電影《征遷》作為淮北地方電影，受到該地區觀眾的高度關注; 電影《秀美人生》以廣西百色市樂業縣百坭村原第一書記黃文秀同志為人物原型，不僅使了解黃文秀同志的當地人產生強烈共鳴，而且也收獲大量網友對百色市美麗風景的贊許。
此類電影雖然傳播范圍相對較小，市場份額相對較低，但在傳播區域內的傳播效果更佳。 將其限定在特定的區域內傳播，對傳播路徑的利用效率明顯更高。 除此之外，此類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電影創作及傳播路徑上的空白，對我國主旋律電影從“高大全”到“小專精”的全面覆蓋具有積極意義。
二、圈層割裂：主旋律電影的分眾
社交媒體帶來的傳播圈層化使受眾屬性得以更加明確地顯露出來。 [3]因此，不同的信息接受來源以及自身對于主旋律電影的態度必然會使受眾群體產生細分特征。 按照態度進行劃分，這些細分特征大致可分為主動、被動、影響以及批判四種。
1. 主動主體：信仰圈層的形成
受眾中的第一層次為信仰圈層，所謂信仰圈層指自發對主旋律電影產生認同，并具有積極主動觀影行為的群體，也正是由于主動行為占據絕對地位，該圈層是主動主體的表現族群范疇。 值得注意的是，該群體的信仰或認同產生往往是針對主旋律內容的，并非針對特定類型或特定風格電影。 簡言之，其對于主旋律電影中的關注重心往往在主旋律的表達層面，而非具體的銀幕制作。 其對于質量欠佳的主旋律電影依舊采取批評的態度，這也是信仰圈層與對立圈層存在交集的根本原因。
此類圈層的形成因素與受眾個體差異呈現出顯著的相關性。 主旋律電影中所包含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內核、民族文化、發展成就等因素往往能夠促進該群體的共鳴，進而由感動轉變為認同，形成堅定的信仰。 這一過程的建立是在電影內容與受眾群體的個體生活環境、認知等產生共鳴下發生的，且信仰一旦形成，很難發生轉變。
例如，電影《十二公民》上映后，在豆瓣網、時光網、1905電影網等熱門電影平臺上關于該電影的評價區內，大量出現“我認為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平心靜氣地看這部電影”“《十二公民》中的人文關懷正是當下社會所缺失的，也是我們法律人積極努力的方向”等留言，便是以信仰為主動動力來源的根本。 落實到具體的傳播特征上，這一群體往往會成為主旋律電影的堅定受眾群體，也是主旋律電影的主動傳播者，通過自身影響力大小對周邊形成范圍不一、強度不同的帶動，是主旋律電影受眾傳播的引爆點與自發傳播的“領頭羊”。
值得欣喜的是，該圈層正在呈現出快速擴張態勢。 筆者曾針對不同年齡受眾群體進行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從人員年齡結構上看，25～35歲的青年群體成為主力，占比達29%; 65～75歲的老年群體形成第二階梯，占比達23%。 這一年齡構成的原因有兩個：一方面是青少年接受了更為廣泛的愛國主義教育，家國情懷更為顯著，對于先輩事跡、祖國發展等主旋律更容易形成感染型信仰; 另一方面是老年群體目睹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發生的巨變，這種切身感受使其對主旋律電影的內涵理解更深，對其中的情感蘊含更感同身受。
對信仰圈層的主力群體(25～35歲)進行職業分布統計發現，不同職業分布基本平均，并未產生明顯差距。 其中政府機構員工、外企員工占比較高，均超過18%，自由職業以及國企員工占比相對較小，也均在15%左右。 可以看到，信仰圈層的產生與群體所屬行業并不相關，與被動圈層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的凝聚是個體自身內驅力的支持，而后者則多由外部約束推動。
2. 被動主體：組織圈層的形成
對于主旋律電影，受眾的接納心理有積極主動的一方，就必然存在被動消極的一方。 與主動群體不同，該圈層受眾主要由外力推動完成觀影行為，其明顯特征為缺乏對主旋律電影的觀影主動性，往往是在黨政機關等的組織下參與到主旋律電影的觀看及后續活動中。 從圈層內的被動觀影結果看，組織圈層又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兩種，即收益群體與無收益群體。
收益群體主要是指其在被動的觀影中或觀影后能夠產生一定正向收益(以此為職業的，如影評人等不在本文探討范圍)。 如通過觀影成為某部主旋律電影的粉絲從而對其進行正向傳播，或參與單位組織的觀影心得撰寫，獲得一定精神與物質獎勵等。 黨政主導無論是在電影院線制發展之前或之后始終都是中國電影發展的守護者。 雖然其組織方式缺少個體的主動參與意愿，但從長遠來看，通過這樣的集中科普，非常穩定地推動了主旋律電影的進步。
通過觀影，該圈層的這部分受眾由最初僅在觀影途中或有限的單位與家庭集體討論過程中發表自己的看法，轉變為在網絡平臺為電影打分和評論、參與電影話題討論等，甚至由此生發興趣愛好，成為電影藝術愛好者。 因而，此種方式也能作為主旋律電影的有效傳播路徑之一。
無收益群體則主要指在被動的觀影中或觀影后無法產生正向收益，或不產生負向收益的群體。 該群體受眾對主旋律電影最初缺少主動參與度，向其他受眾群體轉化率相對較低。 通過單位或其他團體的組織，對主旋律電影進行觀看后，一些后續的互動活動也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被動參加。 如在部分集體觀影活動中，少數人認為參加此類活動是相關員工的義務與責任，無故不參加可能受到負面影響。 實際上，在此類人群中，絕大多數人不僅對主旋律電影采取消極傳播的態度，而且由于他們缺少欣賞電影的生活習慣，對整個中國電影市場也缺少貢獻。
3. 影響主體：輻射圈層的形成
在各類路徑影響下，部分受眾形成了對主旋律電影的間接認同，并主動通過多種渠道進行傳播，形成路徑中的一環與節點。 這類受眾可稱為輻射圈層，其特征是受到影響而產生認同，并將影響進行持續性的傳遞。 與信仰圈層不同，信仰圈層認同的是主旋律本身，對于主旋律電影的質量存在褒貶兩種態度，而輻射圈層則更多認同主旋律電影本身。 簡言之，該圈層的認同與影響更局限于電影本身，對于優質主旋律電影呈現出明顯的宣傳態度，而對于質量相對較差的主旋律電影則采取漠視態度。
這一現象在2019年國慶期間上映的《決勝時刻》《中國機長》中可以明顯看出。 兩部電影在上映前期均在抖音APP上進行官方宣傳，并分別設立該電影的抖音官方賬號，截至上映前，抖音官方賬號《決勝時刻》與《中國機長》均發布38條宣傳視頻，前者收獲70.8萬個贊和3.4萬粉絲，后者收獲2 754.2萬個贊以及117.1萬粉絲。 從豆瓣網的電影評分看，兩部電影上映至今，《決勝時刻》由24 654人評出6.6分，《中國機長》由近61萬人評出6.7分。 從兩部影片的觀影情況可以看到，前者的受眾人群多為被動圈層與信仰圈層，而后者多為輻射圈層所推動，雖然在上映前兩部影片都進行了官方宣傳，但明顯《中國機長》積累了大量票房基礎，在抖音平臺的宣傳也多為粉絲群所推動。
從影評中可以看出，盡管兩部影片題材內容不同，但受眾都被國慶檔的國潮熱情所浸染，《決勝時刻》在票房和粉絲均不如《中國機長》的情況下獲得了6.6的評分，并收獲“史詩電影的質感”“觸動人心”等評價，觀影后反而增加了輻射圈層的受眾。 《中國機長》的豆瓣粉絲評價一般，眾多粉絲對電影的敘事結構、劇情線進行了負面評價，可見其票房取勝的關鍵與前期宣傳中受眾輻射群體的主動傳播有直接關系。 由此看出，面對上映時間、主旋律等外部條件與內涵相近的電影，輻射圈層的評價標準是以電影質量為根本的，這也是輻射圈層與信仰圈層關注點的重要區別。
輻射圈層的受眾在進行電影傳播時，不會成為電影受眾傳播的第一梯隊，但會成為較好的間接傳播群體，可以設想電影一旦贏得信仰圈層的深度關注與傳播，輻射圈層群體會受到大面積影響，同時該圈層人數最多，波及面最廣，影響力最為深遠，是主旋律電影的重要票房保證。
4. 批判主體：對立圈層的形成
在主旋律電影廣受好評的今天，也必然存在反對聲音。 這部分反對群體組成了主旋律電影的對立圈層。 主旋律電影在立意及內涵層面上存在一定特殊性。 基于此，其反對群體也存在一定特殊性。 簡言之，雖屬于主旋律電影的對立圈層，對主旋律電影持否定或批判態度，但鑒于批判對象以及批評目的的不同，這一圈層可細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可以概括為電影思想表達批判與電影制作批判兩種。 上述兩種對立圈層雖然呈現出批判態度，但卻同屬于理性批判范疇。 當然，在批判內容上二者還是存在明顯區別的。 前者主要針對主旋律電影中所反映的思想進行批判，更多的意見集中在放大、理想主義、刻板等角度。 如2019年上映的《古田軍號》，其主要意見集中在“存在刻板革命形象”等問題; 2020年上映的“抗疫”電影《最美逆行者》則被指責其中存在女性歧視等問題。 這些批評的聲音存在一定的偏頗與上綱上線，但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這一批判群體對主旋律電影的正向期待，也更多是以主旋律的有效宣傳等為出發點。
對立圈層中的電影制作批判群體則更多從電影質量入手，以電影的視聽效果為批判方向對具體作品開展評論。 如2018年上映的以中國維和部隊為原型的《中國藍盔》所受到的批評更多集中在電影的表現手法上，如拍攝技巧陳舊、敘事結構混亂、長短鏡頭搭配不協調、特效較差等。 這些批評相對而言更為客觀，也是激勵包括主旋律電影在內的我國電影產業進步的動力之一。
第三部分與第四部分可以概括為意識形態批判與無端批判兩種。 這兩種對立圈層對于主旋律電影的批判更多呈現出一種不良思想的借題發揮與無端指責，屬于非理性批判范疇。 其中后者被網絡民眾戲稱為“噴手”，認為其觀點與意見屬于“逢中必反”，毫無參考價值。 這類群體的形成往往與其自身的身份、所處環境、思想觀念等相關，與主旋律電影的關聯性較弱。
前者往往在對比了電影中的宏觀主旋律與微觀現實生活環境之間存在的差距，進而形成偏離感，產生批判態度。 如2010年上映的以小崗村第一書記及其事跡為原型的《第一書記》所遇到的批評，最多的是對城鄉差距的不滿以及批判者自身對所處農村地區發展緩慢的現實處境的抱怨; 2020年上映的《春來怒江》，有網友評論其“內容表面化”“故事牽強，為了說教而說教”等。
三、受眾傳播：圈層間的沖突與互動、割裂與聯合
在主旋律電影再次繁榮的當下，主旋律電影受眾也由于不同的傳播路徑影響以及個人思想擾動而表現為圈層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割裂與聯合。 在四個圈層中有被動接受主旋律電影的隱形者，有將自身愛國熱情轉變為對主旋律電影喜愛的信仰者，有受到周邊影響又將影響持續的傳播者，也有將糾錯作為第一目的的批判者。 齊美爾認為：“一定程度的不一致、內部分歧和外部爭論恰恰是與最終將群體聯結在一起的因素有著有機的聯系。 ”[10](17)“沖突通過加強群體意識和分離感而在社會系統中的各群體間建立起邊界線，由此使系統內的群體身份得以確立。 ”[10](18)
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何種圈層群體，均不約而同對主旋律電影投入了足夠的關注，均是主旋律電影傳播中的有效一環。 與此同時，無論是處于何種圈層的受眾，相互之間并非完全隔絕，有很多內在聯系，也有不同的表達路徑與形式。 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對主旋律電影的負面評價甚至是無端指責，均可對主旋律電影的傳播提供正向的貢獻。 綜上，正是受眾圈層之間的沖突與互動、割裂與聯合促進了主旋律電影的傳播，奠定了主旋律電影愈來愈龐大的受眾基礎。
1. 沖突傳播：圈層間的分眾對立與割裂鄙視
人群中吸引力和沖突都是關系的特點，不可避免。 沖突有助于社會和群體建立和維持認同和邊界。 [11](8)在主旋律電影受眾的不同圈層間，甚至是相同圈層的不同部分間，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聯系的。 其中第一種聯系便是沖突對立，當任何一個團體的成員接觸另一個團體的成員并且與他們發生對立時，他們將更緊密地作為一個團體拉進彼此的關系。 [11](5)因此，不同圈層的人之間在相互對立、發生沖突的同時，也緊緊地將彼此融為一個大的整體，從而不斷擴大主旋律電影的受眾群體。 對立的路徑可從對立關系以及鄙視關系兩個方面來進行梳理。 所謂的對立關系主要是指觀點以及底層意識的對立，而鄙視關系則展現了不同圈層受眾群體的自我定位關系。
在對立關系中既存在圈層之間的對立，也存在圈層內部的對立。 圈層之間的對立更為顯著，如信仰圈層與對立圈層之間呈現出一種對立關系，這種對立關系來源于對主旋律電影內涵的理解差異。 前者對于其所表達的主旋律呈現出認同甚至是信仰的態勢，而后者則更多的是一種否認。 無論是在影評還是其他公共平臺上，這兩個群體彼此之間的爭論都是最為激烈的。 如針對《戰狼II》的討論在網絡上就分為“挺狼派”和“滅狼派”兩個群體，在激烈的爭論中，電影熱度持續發酵，電影上映僅三個月就吸引了近2億人前去觀看，票房超過56億元人民幣，這其中不乏一批“二刷”甚至“三刷”的電影追隨者。 這實質上便是信仰圈層與對立圈層之間對立關系的表現。
與此同時，圈層內部同樣存在著一定的對立關系。 例如，在輻射圈層內部，以內涵至上為標準的群體，以主旋律電影的主旋律內容表達為傳播依據，電影創作質量不是其主要的傳播原因，對主旋律電影的傳播基本采取一種瑕不掩瑜的態度。 而以電影質量為標準的群體，則以主旋律電影創作質量為依據，采取或批判或贊揚的傳播態度。 因此，對于不同的主旋律電影，輻射圈層內部的這兩個群體會形成時而對立時而統一的電影傳播姿態，統一與對立的原因各不相同。
將圈層割裂后的群體分布進一步劃分，信仰圈層可細分為主旋律信仰(A1)和電影信仰(A2); 組織圈層可細分為收益群體(B1)和非收益群體(B2); 對立圈層可細分為電影思想表達批判(D1)、電影制作批判(D2)、意識形態批判(D3)和無端批判(D4); 組織圈層(C)不作細分。
上述四個圈層九個群體在各自角度內呈現出不同結構特征的鄙視鏈條。 以2016年上映的《湄公河行動》為例，以豆瓣網網友影評留言為數據來源，以攻擊指向(網友間針對性留言的批評次數)為鄙視鏈條的高低依據，可以看出，D4形態的攻擊意愿更高，處于鄙視鏈條的頂層，B2的形態罕見攻擊意愿，處于鄙視鏈條的底層。
這一現象展現出無端批判群體對于任何主旋律電影的肯定聲音均存在一定攻擊性。 但由于無端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存在明顯的非理性，在剔除了二者之后，主旋律信仰以及電影信仰處于高位，電影制作批判與電影思想表達批判次之，這也符合圈層結構的表達意愿規律，也是對于主旋律電影不同態度的客觀表達。 鄙視鏈上的割裂群體共同完成了豆瓣網上關于《湄公河行動》的近60萬條留言，割裂的圈層間的對立與鄙視客觀上促進了主旋律電影本身的傳播。
2. 引爆傳播：圈層間的個體賦權與話語分享
網絡空間是一個處于非平衡態的信息場，其中某個不確定的微粒的偶然活躍，極易引起眾聲喧嘩。 [12]主旋律電影受眾圈層之間的傳播也存在一些任性的個案。 個別意見領袖在某種情況下掌握了行業發展的話語權，成為受眾圈層傳播的引爆點。 他們往往最熟悉、精通行業知識，在圈內擁有一定知名度和影響力，因而具有一定傳播優勢。 引爆點理論的個別人物法則認為，傳播如同經濟學家認為的那樣，一項工作的大約80%都是由參與工作的20%的人完成的，[13]他們是能夠改變歷史的特殊人物，在某種情況下具有超感染力與傳播信息的威力。 信仰圈層對電影的主旋律內容較為敏感，觀影后受到的感染程度最深，自發宣傳意愿最強，因此會成為傳播中優秀的推銷員，從而引爆傳播。
如電影《戰狼II》上映后，一些以“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為臺詞背景制作的展現我國軍事力量的視頻在網上流行，無形中為電影增加了影響力。 另外，輻射圈層群體波及面最廣，且較易受感染，也同樣會成為很好的電影推銷員。 2016年上映的時代主旋律電影《百鳥朝鳳》，雖然其制作團隊及演員主創已做了前期宣傳，但上映初期排片量始終不到1%。 之后該電影出品人方勵通過微博直播跪求院線與網友，從而成功制造了網絡熱點，一時間網絡討論熱度劇增，此后短短三日，電影的排片量及票房均超此前三倍之多。
引爆傳播雖然多源于電影制作團隊的宣發安排，但受眾圈層的推銷工作無疑也是其重要的一環，對推銷心理的準確把握，決定著電影傳播的效率與效果。
3. 交互傳播：圈層間的身份認同與信息集合
四種受眾群體間存在明顯的交互與對立關系，既相互聯系又相互轉換，其中主動圈層與影響圈層、批判圈層產生交集，被動圈層與影響圈層、批判圈層產生交集，批判圈層與影響圈層也存在明顯交集。
圈層之間的界限并不是絕對的，這既包括了圈層之間的變動，也包括了圈層內受眾自然人的變動。 圈層中個體立場的不斷變動，實際上是基于對個體身份認同時的交互信息，通過互動能夠形成相互調整、共同取向、細微控制以及更大的效率。 一方面圈層之間彼此呈現出割裂的狀態，不同圈層受眾的各自觀點存在較大差異; 另一方面圈層之間又彼此聯合，如面對非理性批判時，其他圈層受眾群體則很容易達成統一戰線，具體到聯合與轉變的過程中，圈層內的個體會受到所處環境的變化、電影質量的不同以及與主旋律的匹配度之間的差異影響。
如組織圈層中的個體會對軍事題材的主旋律電影表現出更大的表達意愿，甚至在部分情況下形成主動宣傳行為，成為輻射圈層的一分子。 而輻射圈層與信仰圈層也并非對全部的主旋律電影照單全收，對于部分質量低下的主旋律電影，同樣表現出一致的批評態度。 如2020年上映的《戰疫2020之我是醫生》由于劇情單薄、情節安排不合理、場面調度雜亂、演員演技拙劣、沒有核心思想等問題，受到了幾乎“一面倒”的負面評價。
由此可以看出各圈層之間在彼此割裂又聯合的同時，相互間通過交互信息而重新確證身份與立場，在不斷尋找身份認同的同時，對主旋律電影展開討論與評價，客觀上通過交互信息的方式形成了一定的傳播效果。 而受眾對于主旋律電影的正向期待成為沖破圈層隔膜促進圈層交叉融合的宏觀層面的精神共識，客觀上達成了圈層之間與圈層內部互補互助的互動模式。
4. 批判傳播：圈層間的“頂踩”爭議與反向熱度
在對待主旋律電影的態度上，不同圈層受眾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但對于主旋律電影的傳播則不能單純以“頂”或者“踩”來看待。 在一定程度上，對主旋律電影的批判對于其傳播具有更大的積極意義。 形成此種現象的關鍵在于主旋律電影的傳播，一方面依賴于主動傳播，這與輻射圈層的行為表現一致，另一方面則來源于主旋律電影的熱度，尤其是在以互聯網傳播路徑為主的當下的信息傳播結構中更是如此。 雖然不同圈層在態度與言辭上存在明顯對立，但并不妨礙其在傳播中形成了辯證中統一的傳播事實。 落實到具體的傳播路徑上，批判傳播在增加傳播熱點、拓展信息維度、提升傳播效能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第一，批判提高了沖突，客觀上增加了傳播熱點。 通過對電影不同層面的批判，主旋律電影能夠始終保持著高頻的出鏡率，進而在流量為王的信息基礎架構上讓更多人獲取電影相關信息。 如電影《八佰》上映以來，始終存在對導演管虎或褒或貶的爭論，以及對電影立意與所表現的故事原型之間的認同或否定。 增加傳播熱點，除了讓主旋律電影保持常青之外，還吸引更多的圈層外受眾加入觀影群體中，事實上達成對主旋律電影的傳播效果。
第二，批判增加了交鋒，客觀上擴展了信息維度。 在不同圈層的交鋒過程中，圈層內受眾會提供多種論據對自身觀點予以支持，這些論據在客觀上增加了主旋律電影的信息維度，其中較為常見的是與國外同類電影的比較、與現實的比較、與歷史的比較等，這些信息的逐步出現不僅拓展了參與交鋒群體的信息廣度與深度，也反作用于主旋律電影，使電影內容表達更為豐滿，尤其是在思想與意識表達上更為突出。
如電影《金剛川》上映后許多網友將其與《八佰》《敦刻爾克》進行比較，通過比較，雖然部分網友評價影片制作有不足之處，但比較的過程也讓網友客觀地看到了中國速度以及中國電影工業水平的明顯提升。 這不僅是對主旋律電影的一種宣傳，更是對主旋律傳播本身的一種激勵。
第三，批判促進了交流，客觀上提升了傳播效能。 無論是對抗的交鋒，還是理性的批判，都提高了主旋律電影維度下的交流密度。 值得重視的是，此種交流是不同圈層的受眾自發的，其可信度與號召力比電影的官方宣傳更勝一籌。 這種自發的交流行為一方面可以增加交流的廣度與深度，吸納更多群體成為主旋律電影的受眾; 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交流的頻次與密度，使得交流更為有效。
電影論文范例： 電影空間造型的多重復雜性
結語
新媒體時代的交互式傳播既可以通觀全局，也可以深入細節，提升了傳播的靈活性，同時無形中加速確證了事物的好與壞、真與假、優秀與平庸。 主旋律電影在一段時期內依然會成為大眾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手段，深入正確認識主旋律電影受眾的圈層文化，成為新媒體時代主旋律電影網絡輿論的重點。 探討其傳播結果與傳播路徑，無論是對于電影水平的提升，還是對于主旋律的傳播均具有積極意義。
從傳播維度上看，圈層間的沖突與互動、割裂與聯合對于迅速發展的主旋律電影而言，具有明顯的正向貢獻。 從業者可以在不同圈層之間收獲靈感來源與改善方向，通過深入了解主旋律電影受眾圈層的差異性與互補性，建立有效的引導方式，使受眾圈層之間形成互相制約機制，從而促進圈層受眾的自我治理與完善。 將主旋律電影思想以符合圈層偏好的形式傳播開來，并有效利用圈層之間的互動關系，將主旋律電影推入一條高速發展的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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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延保全，鄭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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