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德性聲音景觀的倫理規約

　　【摘要】時空德性之于聲音景觀的倫理意義，在于依托聲音建構一個美好時空的使命‍‌‍‍‌‍‌‍‍‍‌‍‍‌‍‍‍‌‍‍‌‍‍‍‌‍‍‍‍‌‍‌‍‌‍‌‍‍‌‍‍‍‍‍‍‍‍‍‌‍‍‌‍‍‌‍‌‍‌‍。 其中，發聲者與聆聽者的責任擔當是這一使命完成的基本保證，聲音技術則為這一使命的完成提供了更多的力量加持，而“聲”“境”和諧則是實現時空德性的重要策略‍‌‍‍‌‍‌‍‍‍‌‍‍‌‍‍‍‌‍‍‌‍‍‍‌‍‍‍‍‌‍‌‍‌‍‌‍‍‌‍‍‍‍‍‍‍‍‍‌‍‍‌‍‍‌‍‌‍‌‍。 “聲”“境”和諧的“聲”態環境強調聲音時空、視聽、公共聲音與個體聲音的均衡與和諧，并以此建構一個德性的充滿善良、美好、幸福的時空存在。

　　【關鍵詞】時間　空間　聲音景觀　德性

　　聲音景觀意指“個體、群體或社區所感知的在給定場景下的聲環境”，[1]這一概念內含發聲者、聆聽者、聲音環境等要素。 聲音景觀這一概念在20世紀20年代由芬蘭地理學家格拉諾命名，經由默里·謝弗“世界聲景計劃”研究的推動與其他學科的持續關注，逐漸成為一個多學科的具有廣泛解釋力的新研究視域，如建筑學、地理學、哲學、文學、音樂學、傳播學等，眾多學者開始關注聲音視角下的意義存在。 聲音景觀建立了一個新的認知視角，即聚焦聲音建構的場景去理解與梳理意義，區分原本附著于視覺認知上的語言及類語言，彰顯聲音在不同場景下的意義生產方式與傳播價值。

　　聲音景觀論文： 淺析聲音制作中音響師和錄音師的專業工作特點

　　任何理論的歸納提升一定是來源于直接或間接經驗的啟發。 聲音景觀理論的確立，來自現實世界聲音承載意義的歷史性變化：從萬物有靈有聲的自然聲景到眾語喧嘩的世間萬象，從轉瞬即逝的具身性聲音存在到聲音技術化所形成的多時空留存，聲音作為一種介質在傳播意義的同時，也成了一種象征，如聲音標志社會發展、聲音見證技術變遷、聲音記錄歷史事件，聲音成為一種商品等。 聲音依托歷史、文化、經濟、政治、技術的諸多變化，形成了不同的聲音地景或場景，而由這種聲音所形成的聽覺社群，建構了無數的聽覺共同體，人們以此確立自身的身份歸屬與文化關聯。

　　聲音存在于一定的時空之中，并對這一時空進行獨特的場景建構。 在此，一個基本的問題是：聲音在建構或敘述這些時空場景時，應堅守哪些相應的倫理規約，才能在喧擾繁雜的當下，確保聲音景觀能夠持有良好的品質?

　　一、時空德性之于聲音景觀的重要性

　　聲音景觀的存在形式多種多樣，但都以一定的時空為存在依托。 為此，筆者以時空德性來應答聲音景觀中的倫理規約這一問題。

　　德性是指秉性與氣質，是一種品德的應然狀態，是指“一切美好事物的功能性與倫理性”。 [2]在古希臘，德性(arete)一詞的最初原意是指事物的優質特性、品格及功能，即一事物成為該事物的倫理本真性。 因此，德性也體現為在社會公德與個人私德方面的美好品質及行動規約，即“使道德原則、義務、高尚納入我們的個性、本性之中，成為一種真正穩定地屬于自己的東西”。 [3]

　　時空德性是指關于時間與空間的德性，是指時間與空間的優質特性與美好品德。 時間是人感知世界的尺度，也是人的內心體驗，“時間不僅僅是一種人們可以在其中活動的介質，人也是時間的合作生產者”，[4](40)人在時間的生產過程中要有面對時間的良心與智慧，能夠發掘并以一己之力展示時間之美好。 空間是人類生活的場景，沒有空間，就沒有人的存在。 因此，時空德性實質上指的就是人對于特定場景時間空間建構的優質性、美好性，是人的美好品德在時空的投射與顯示，也是人對于時空的積極建構。

　　時間德性意味著時間有一個“迷人”的瞬間，是一個芬芳的時間：“在這個瞬間，時間似乎靜止——不是僵化，而是聚集，現實濃縮在一種精簡閃光的圖像里”，“人們片刻間脫離本身的時間，受到一種其他時間的打動，直到有這樣的感覺，愿意在一幅圖畫中，在一個被敘述的時間里，在造型的音調中消失——似乎那里有某種拯救在等待我們”。 [4](232-233)在作者看來，這樣的時間是一種純粹的、能夠激發感悟與思考、精神得以升華的時刻。 這種讓時間有所依止的結果，使時間得以充實并富有意義與秩序，能夠從空洞走向新的聚集，形成新的穩定和關聯，于是，時間自身的意義得以彰顯，這樣的時間就成為一種芬芳的時間，“時間的這些芳香之氣并非敘事性的，而是凝思性的，它并沒有被分割成一種前后相續的系列，更多的是安居于自身之中”。 [5]這樣的時間觀念，關注時間的質感，即在那種綿延向前的時光的線性流逝中，人類對于時間的珍重與持存。 “我的生命瞬息之間能夠取得、分離和固定它從未體會的東西，一段處于純凈狀態的時光。 ”[6]也正是這種純粹狀態的感受，人們能夠真切地體驗到時間。

　　空間德性即空間的美好品格。 在我國，空間德性問題很早就引起了關注。 古人曾以上下前后左右的六合代稱空間，并以“絜矩之道”建立空間倫理，[7]即要求道德規范應普遍適用于整個空間范圍。 空間是人類生活的地理場域，它理應具備人性溫度及倫理之境。 在有的研究者看來，空間德性是“強調人類生活中一種‘庇護所’的詩性品格”“空間就是存在的庇護所”。 [2]這個庇護所“不僅可用來棲居、交流和從事實踐活動，更重要的是，它還能安放我們的心靈家園，讓我們的內心得到安寧”。 [2]因此，這樣的空間應該是一個和諧安穩的所在，是一個眾生能夠心安并感到幸福的地方。 “良善的空間，就像良善的人一樣，以公正的、明智的和溫和的方式去容納他人……它規避極端主義，展示質樸，以及顯現人性。 ”[8]事實上，無論是對某一個體化生存空間的建構，還是對一個社會化空間的期盼，對于空間，人類始終寄予了許多美好的愿望，這個愿望體現在諸如《理想國》《烏托邦》《太陽島》《消失的地平線》《桃花源記》《大同書》等古今中外眾多先哲的思想與表述中。 而在這些關于自然與社會的空間美好品格的話語修辭中，大體包含了安寧、幸福、公平、自由、博愛等要素。

　　聲音存在于一定的時空中，“聲音往往攜帶著顯著的時間信息和空間信息，如時間維度上的‘過往’和‘事件’，空間維度上的‘地點’和‘場景’”。 [9]聲音往往以歷史或者事件來建構新的空間形態，形成以聲音為標志的新的地景，聲音也在生產新的時空意義。 具體來說，在情感互動溝通、意識形態建構、資本有效流轉、文化生態生成等個體及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聲音作為一種媒介及媒介生產，“中介了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 [10]而對這種中介關系的倫理思考，筆者給出的基本思路是，立足現象與行動意義上的德性判定，即一個優質的聲音景觀應該是具有美好、和諧、安寧的聲音存在。 “聲音不僅僅是一個物理量，更蘊含了‘生命意義’和‘人文價值’。 ”[1]聲音遵循與擔當每一個時空的品德，并力爭營造一個和諧美好的時空存在。

　　聲音景觀的時空德性需要從三個方面加以實踐，即發聲者與聆聽者的責任擔當、聲音技術的力量加持、“聲”態環境的多方均衡。

　　二、責任擔當：發聲者與聆聽者的行動自覺

　　萬物有靈，眾聲喧嘩，天地間無數的聲音形成了不同的聲音存在：從天籟之音到器物之聲，從靜謐寧靜到市井嘈雜，從個人言語到大眾喧騰，凡此種種，聲音成了人與自然、人與神、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重要連接方式。 聲音是一種獨特的溝通介質與溝通方法。 正是借助于豐富復雜的聲音，人類的溝通與交往才變得如此多姿多彩。 人們運用聲音表達豐蘊復雜的意義，建構多樣的聽覺盛宴，讓世界變得靈動與生機勃勃。

　　關于聲音景觀的倫理思考，一個基本的立足點就是圍繞發聲者與聆聽者所形成的聲音特征及其相互關系的探究。 發聲者與聆聽者構成了聲音景觀的存在基礎，而作為傳播與接受的雙方，他們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目的發聲或聆聽，而與之相應的一個倫理規約就是作為聲音傳受雙方各自的責任擔當。

　　責任倫理是基于行動過程的一種倫理規約‍‌‍‍‌‍‌‍‍‍‌‍‍‌‍‍‍‌‍‍‌‍‍‍‌‍‍‍‍‌‍‌‍‌‍‌‍‍‌‍‍‍‍‍‍‍‍‍‌‍‍‌‍‍‌‍‌‍‌‍。 有研究者指出：“責任倫理既包含了對行動目的與結果的理性考慮，也包含了對時代命運的承擔。 ”[11]責任倫理既是對某一具體行為的規范，也是對事關社會發展重大使命的堅持與執守。 這是一種貫穿于行為過程的約束與擔當，是體現在行動過程中的品質與德行。 在聲音景觀中，發聲者與聆聽者各自的責任倫理包含如下的內蘊。

　　1. 恪守對構成聲音場景時空的責任

　　聲音景觀存在于一定的時空中，不同的發聲、聆聽關系，構成不同的場景風格及時空特征。 對于時空的責任，就是要尊重與維護這一時空的德性及美好，遵守這一時空應有的規范與行為。 一間教室、一處賽場、一所醫院、一幢居民樓、一個儀式化的場所，這些不同的空間自有其作為這一空間的行為特征，對于“說”“聽”雙方來說，都應該對這一時空的意義有全面正確的理解，自覺遵守相關規定，確保聲音與這一時空的適宜性。 在該有吶喊與掌聲的地方大聲喧嘩，在該安靜的地方保持沉默，在該莊重的地方虔誠敬重。 但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各自的利益爭奪，聲音成為占領時空的有效手段，聲音時空錯位時有發生——城市各種聲音疊加而形成的噪音無處不在，持續不斷的廣告聲音，甚至是屢有沖突的廣場舞伴舞音樂，都因為與相應時空的不匹配而引發了諸多問題。 因此，在發聲與聆聽的諸多關聯中，一個最為核心的基本規約就是雙方對聲音景觀時空的責任擔當，即維護其應有的“聲”態環境。

　　2. 發聲者應對自己發聲的內容、方式、效果等負責

　　發聲的行為多種多樣，聲音的意義也各不相同。 能夠發聲是擁有話語權的體現，特別是在全媒體時代，技術賦權給予每個人更多的發聲機會。 當發聲變得如此輕松與自由時，說什么與怎樣說就成為問題的關鍵。 對于每一個發聲者來說，無論是站在個人立場上的發聲，還是為一個物品、一個事件、一個組織代言，都應對發聲的內容負責任，即真實而準確地傳達相關意義，不虛飾、不誑語、不強言為辯。 言語依附于聲音而形成意義，此間，即使是相同的言語也會因不同的語調、表情而傳遞出不同的涵義，而技術的加持又使怎樣說成為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 對一個發聲者來說，怎樣說即指運用契合語境的言語、語調及技術方式，進行準確的表達。 因此，假唱、上課讀PPT、念講話稿等，都是對自己發聲行為不負責任的表現。

　　3. 發聲者對聆聽者的責任

　　“每個聲音都可能喚醒一段記憶，引發一連串的情緒反應，甚至可能在一瞬間左右我們的選擇，改變我們的情緒。 ”[12] 發聲者相較聆聽者有更多的權利，相應地也就有更多的責任。 這些責任表現為對聽者的尊重與體察，即發聲應該是基于平等意義上的信息及意義的共享，而不是一種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礎上的勸服、誘導甚至蠱惑與控制。 時下，廣告多有遭人詬病之處，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各種廣告在無數次的重復中對人的聲音進行圍堵、強迫性記憶、對大眾消費行為的隱性控制等。

　　4. 聆聽者對發聲者的責任

　　“傾聽是一種與言說相伴的行為，‘聲’‘身’同盟，這個給聽覺以聲音的人，觸動了聽見這個聲音的人。 ”[1]聲音的傳播建立了聽覺社區、聽覺共同體，其中，聲音的接受者、聆聽者的責任體現為對發聲者及發聲內容的理解。 聲音景觀強調的是一種聲音形象，其“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聲音表達的現實‘呈現’命題，而是指向心理感知維度的現實‘再造’，即聲音重構了一種全新的認知圖景”。 [9]聲音這種認知圖景的形成，需要聆聽者對聲音的全面理解與接受，才有可能體察到發聲者真實的發聲意圖與意義。 因此，聆聽者的一個基本的聆聽行為是不迷信、不盲從，也不曲解、不篡改。 當下，傳播的即時性使各種信息實現了同步在場，發聲者的發聲被各種技術聚焦與放大。 與此同時，因為曲解與誤解而造成的輿論暴力引發了一場又一場話語狂歡，多方深受其害。 因此，真正意義上的聆聽是確保聲音的意義能夠被正確接受，這樣才是聲音傳播的理想狀態，也是形成優質的聲音景觀的基本保證。

　　對于聲音傳播過程的發聲與聆聽來講，責任倫理應是最基本的倫理規約，唯其如此，才能確保構建一個具有德性的傳播“聲”態環境。

　　三、力量均衡：聲音技術中的倫理思考

　　技術的本義指應用技藝，現在則泛指各種工具、手段、機器及其方法過程。 對于聽覺文化來講，技術主要指聽覺技術，包含各種發聲與聆聽的技術。

　　在聲音景觀中，技術發揮了巨大的決定性力量。 技術使聲音由轉瞬即逝變成了永恒存在，使聲音環境由具身性的同在變成了異身性的共在，使“說”“聽”的方法由單純的親耳聽到變成依托留聲機、電話、唱片、廣播、有聲電視、電影以及當下數字媒介等多種方式。 聲音憑借技術實現了對時空一次又一次的改變與重構：時間在聲音中實現重疊交叉，空間則可以流動、自由擴展與縮小。

　　技術是力量的呈現，技術“是人的權力的表現，是行動的一切形式，一切人類行動都受道德的檢驗”。 [13]技術的力量使聲音發生許多新的變化，并以此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但是，如果使用不當，聲音具有的威力，也會對大眾生活形成強大的壓力。

　　其一，技術使聲音實現了對時空的全面占有。 無論是社會時空，還是私人時空，聲音都能夠暢行無阻，且“看到令人不愉快的場面時，我們可以閉上眼睛，而在聽到不想聽到的聲音時，由于沒有耳‘瞼’，我們卻不能閉耳朵”。 [14]這種無處不在的聲音如果缺乏約束，將形成一種聲音暴力——無論是年復一年囈語式的傾訴，還是聲嘶力竭的喧嘩聒噪，或是強為言說的說教，對于市井大眾來說，聲音都可能是一種干擾與傷害。

　　其二，技術使聲音以多種形式出現，人們也能夠借助其他媒介來返身聽到自己的聲音。 這些聲音傳播的變化從客觀與主觀兩方面，對發聲者提出了一個關于聲音審美的要求，即人們必須按照一定的媒介制式如電視、廣播等，模仿那些悅耳的、動聽的聲音發聲與表達，如同用美圖秀秀來拍照一樣，人們開始想方設法來美化自己的聲音。 聲音成為控制個體的一個有效手段，個體的聲音將越來越失去其公共存在的空間。

　　其三，技術對聲音保存的仿真與篡改。 一方面，能夠保存真實聲音的技術給大眾帶來諸多福祉，另一方面，技術也使改變原聲變得非常容易。 在此，聲音保真就成為大眾的一個重要憂思。 其四，當資本與聲音結盟之際，聲音便依托金錢的力量成為一種特別的商品。 在不同的時空，不同的聲音被貼上不同的價格標簽，聲音成為商品展示與說服大眾的一個重要手段，進而實現了對民眾消費思想與行為的引導。 當聲音依托技術變得具有無比威力之際，力量均衡就成為對抗“聲音帝國主義”的有效方略‍‌‍‍‌‍‌‍‍‍‌‍‍‌‍‍‍‌‍‍‌‍‍‍‌‍‍‍‍‌‍‌‍‌‍‌‍‍‌‍‍‍‍‍‍‍‍‍‌‍‍‌‍‍‌‍‌‍‌‍。

　　在筆者看來，力量均衡是指人類求力意志與行為的適度性，具體到聲音技術的倫理思考，則體現為均衡技術之理與人類之情，技術工具的適度開發與使用等。

　　尋找技術之理與人類之情的平衡點。 技術的本質是生命的策略，是人能力的延伸。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與技術的關系也經歷了從起初人利用技術服務于生活，到技術異化反制人，再到如今人類開始清醒地認知技術發展的問題，開始約束與規范技術的不同發展時期。 在人技關系中，技術由人創造，其最終目的是助力人類更好的生活。 因此，無論各種技術疊加與組合的力量多么強大，其必須歸結于人類的需要這一根本目的，技術之力在于補充完善和延展人之力，而不能成為僭越人類尊嚴、控制人之生存的工具，要立足人之生命的本真，適度開發與使用技術。

　　各種聲音技術在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曾以一己之力推動了社會的加速發展，此中原因在于這一技術的創生是基于對人類需要的深刻理解與把握，對人類情感的珍重與護持，技術工具所承載與攜帶的一定是人類的真情實感。 在聲音技術的開發與使用上，過度強化技術會使聲音成為技術的一種形式，而喪失來自生命意義上的溫度與力度，而執著于聲音的原初存在，不與新的技術結盟，則會使聲音傳播受到限制與束縛，甚至無法實現媒介整合時代的傳播勝景。

　　“技術帶來的不僅是我們周圍物理聲音狀況的改變，亦訓練著感官/身體使之適應新的聲音環境，影響我們如何聽，傾向于聽到什么和略去什么，從而參與聲音景觀的塑造。 ”[10]聲音依托的技術及媒介介質不同，帶來了聲音的諸多變化。 這種變化一方面帶來社會日新月異的繁榮昌盛，另一方面也使大眾一次又一次成為新技術的俘虜，進而失卻自主性。

　　“一種所謂的語音中心主義正在暗度陳倉，變成消費主義時代的聽覺中心主義，這種聽覺中心主義并不是因為聽覺的生理改變而呈現，反而是由聲音的制作技術完成的一次聲音對人的成功‘欺騙’與文化‘霸占’。 ”[15]如一款手機，由于其承載的功能日漸增多，頻繁更換手機成為一些人生活的常態，這其中隱含諸多資源的浪費與大眾技術使用的盲區。 此時，技術的適度開發與利益的均衡分配也就成為聲音技術倫理的題中之義。

　　“一切技術都有殘缺之處，但一切技術都提供補救手段，人們能借助其補救思想和生活中的困擾。 ”[16]在尊重人類情感及需要的前提下，技術以補救力量實現技術給予人類的善，而不是一種技術的控制霸權。 技術的適度性應包含這樣的意義，即技術的普惠性，面向大眾的技術應該是能讓絕大多數人享受技術便利的; 技術的包容性、工具性應助力更多生活選擇的可能性，而不是被束縛于某一技術的框架內。 這樣，技術的發展才會給予人類更多的自由，助力實現幸福美好的生活。

　　四、“聲”“境”和諧：聲音景觀中的倫理實踐

　　“聲音在不同意義的事物之間創造了關聯，鐘聲、歌聲與宗教活動匹配到一起，造就了既是本地也是精神上的共同體。 ”[17]聲音的這種關聯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時空場域，建構了聲音發生和聽覺行為相互作用的多樣化的時空景象。 從存在形式上看，這種場域可以是具有物理意義上的實體性的時空存在，也可以是利用技術手段所建構的虛擬性的時空存在; 從傳受雙方的關系看，既可以是具身性的共同在場，也可以是異身性的離場或虛擬在場; 從傳受環境及效果看，有的是一種順環境的傳播，發聲者與聆聽者通過良性互動，達到共鳴、共享與共情，建構良好的聲音社區與聲音共同體，而有些則成為一種逆環境的傳播，造成傳受雙方彼此無視或誤解與曲解。 “聲音也可以是協調一致，力量間取得平衡的象征。 ”[18](202)聲音場域的多樣化存在提醒人們，營造場景和諧的聲態環境非常重要。

　　1. 聲音場域中的時空均衡

　　在聲音景觀中，時間與空間的涵義不僅是一種物質化的存在，更是意義形成的有效載體。 在此，時空表現為一種秩序，在時間節點的事件與空間序列的位次上呈現出不同的價值與意義。 時空也成為一種權力象征，“時間就是權力，這對于一切文化形態的時間觀而言都是正確的，誰控制了時間體系、時間的象征和對時間的解釋，誰就控制了社會生活”。 [19]空間也是如此，“權力對空間的定義始終是根本性的。 權力掌握著整體空間的規劃、安排、控制、管理過程”。 [20]時空的權力體現為對時空的規劃及意義賦予，實現時空的價值，如增值、貶值、清零。 當下的技術加持，使得時空突破自然的局限性，呈現多樣化特點，如作為彈性化、即時化、可逆化、個性化的虛擬時間，作為缺場性、交互性、流動性、隱匿性、非中心性和非獨占性的虛擬空間。

　　時空是在與人的關系中得以展示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 或者說，人類在運用時空去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當下，基于意識形態立場、文化生態塑造、商業利益追逐、市井生活需求等不同的目標，計算與布局時空成為大眾利用時空的有效手段，無論是以空間距離縮短來戰勝時間的漫長，還是以時間的延展壓縮空間，時空作為一種特別的手段凸顯意義或使命擔當，如無處不在的廣告吆喝、各種各樣的音樂節，這些充斥在時空中的聲音很可能成為一種噪音，形成時空的擁堵與繁雜。 而對于社會大眾來講，這種浮光掠影的瞬間性存在，使得生活充溢著無關意義、無關感受的聲音干擾，這種聲音建構的時空就成為他們生活的隱性壓制。

　　“時間的意義在于它隨時可以重新結構世界，也就是說在時間的每一次重新結構之后，都將出現新的姿態。 ”[21]在此，時空和諧指的是對時空建構的適配性，即聲音與時空的契合性。 聲音與時間的契合意指聲音在時間中的意義完整性與充盈性， “聲音起到符號、征兆的作用”“聲音為時間加上印記”。 [18](179-180)這種完整性指聲音不再熱衷于生產碎片化的瞬間性時間符號，而是給予時間一種事件性的存在，并在這種事件性的存在中感受時間的永恒價值。 “永恒從時間那里接受的不是別的什么而是持續的當下存在，在一個集聚的當下中時間的充盈”，[4](225)而這樣充盈的時間才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時間。

　　“任何空間都具備被分享與連接的可能性，并且賦予同處其中的用戶群體強大的文化力量與社群感。 ”[22]聲音的力量在空間中的作用是指聲音給予空間的力度，其契合性意指聲音為特定的空間營造適合的意義，“聲音不但擁有好戰、聲音中主音這類男性化特征的力量，而且擁有富于吸引力、溫柔等女性化特征的力量”。 [4](179)

　　社會空間實質上都是一種儀式性的在場，聲音是儀式化的有效手段，如“他要敲早禱鐘、晚禱鐘、高音彌撒鐘、婚禮鐘、洗禮鐘，遇到什么事都要敲鐘，那一長串彌漫在空氣中的鐘聲，仿佛交織成了一幅織錦。 那座古老的教堂就像被永恒的歡樂籠罩著一樣，顫動著，震蕩著”。 [23]聲音給予空間的適切性，即指聲音能夠承載與表達當下空間的內蘊。 聲音有多種存在形式，也有多種力度，聲音的力度不僅體現在其高分貝的強力發音，“沉默是金”，聲音的靜穆、低沉、快速、迂緩等，豐富了聲音的形象性，以聲音的細節來充盈時空。 時空和諧實質是指聲音在時空運用中的適切性，即以各種各樣的聲音形態，匹配獨具特色的時空環境。

　　2. 聲音場域中的“聽視聯姻”

　　人類的交往模式隨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口傳文化的交往模式往往被認為是理想的人類交往模式”。 [24]20世紀是世界被把握為圖像的時代，電視機的普及使大眾進入一個以視覺為主的新的認知與交往模式中，觀看成為主要的方式。 “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在此被賦予新的意義與價值。

　　聆聽在于涉身性的沉浸，觀看在于距離之間的審視，這兩種感覺功能的優長因技術的加持而被強化或削弱‍‌‍‍‌‍‌‍‍‍‌‍‍‌‍‍‍‌‍‍‌‍‍‍‌‍‍‍‍‌‍‌‍‌‍‌‍‍‌‍‍‍‍‍‍‍‍‍‌‍‍‌‍‍‌‍‌‍‌‍。 然而，有研究者深刻指出，“視聽聯姻”才是視聽關系的本質所在，即“聽覺、視覺這種感覺有一種別的感覺不曾有的特別的對照與互補關系，而這種關系確定非技術手段所實現”。 [18](287)拜造物之恩典，視聽始終是一種相互共在的認知感覺系統。 在視聽關系中，“視覺是注意力有意識的聚集點，聲音則完全作為一種投射現象，帶來一系列效果、感覺與意義，被置于形象的范圍內，看起來聽覺自然地從形象中散發出來”。 [18](287)

　　而在聽視關系中，聽覺作為一種知覺“有意識集中于聽的內容上，聽覺受到一個‘視覺環境’的伴隨、強化、協助，或者相反被其扭曲，干擾或至少引起變化，對聽覺產生影響，在聽覺上投射某些知覺內容”。 [18](288)事實上，這兩種同時共在的感覺融合，使看到與聽到同時在場，即影像的投射與聲音的投射同時在場，意義才能得以完美呈現與被感知。 基于此，深刻理解“聽”“視”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親密關系，并在聲音實踐中發揮它們各自的優長，顯得非常重要。

　　正視“視聽聯姻”，目的在于糾正“視聽分割”“視聽霸權”帶來的現實困擾。 “視聽分割”是指人為地割裂視聽之間的整合關系，過分擴張其中一方的力量，對另一方形成強勢壓制或忽視：一方面，形象的符號化泛濫充斥，在造成視覺疲勞的同時，也帶來了聽覺的懈怠; 另一方面，聲音又依托相關的力量成為一種主宰力量，聲音的喧擾帶來了視覺的抵抗， “當下，聲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情感飽滿，卻又是空前地缺失內涵，到處是歌聲，我們感受到的是本雅明所謂的那種經驗的貧乏”。 [25]而且，這種意義的漂移對于視聽造成的傷害在于麻痹了大眾的感受，熟視無睹、充耳不聞成為視聽疲勞的表征。 因此，強調在視聽融合的基礎上，建立意義傳受的良好機制，做到能指與所指間意義的確有所指，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3. 聲音場域中公共聲音與個體聲音的調適

　　“任何人如果掌握了聲音，就控制了一種用于交流與權力的重要媒介。 ”[17]在聲音景觀中，發聲者與聆聽者構成了聲音景觀的存在基礎，而作為傳播與接受的雙方，發聲者可有各種各樣的身份屬性，可以是作為個體或群體存在的某一個人、某一類人或某一個組織的代言人。

　　他或他們發聲的目的，或是為了抒發內心情感如音樂家，或是為了傳授知識、思想啟蒙如教師，或是為了社會動員如政治家，或是為了商品營銷如廣告代言者。 不同的角色賦予這些發聲者不同的使命與任務，他們在相應的場景中說出不同的話語、發出不同的聲音。 而對于聆聽者來說，他們基于自身的個體身份與各自不同的需求，主動或被動地聆聽相關聲音。 這種“說”“聽”的多樣性形成了人與人、人與組織、人與社會、組織與組織、組織與社會組織等錯綜復雜的聲音存在關系，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共聲音與個體聲音。

　　公共聲音是指承載了大眾的價值觀、思想、生活等諸多意義的聲音，是一種具有力量與權威性的聲音，而個體聲音則是基于個體生命、情感體驗等的發聲與表達。 公共聲音的發聲者無論是集體的發聲還是代表集體的某一個體的發聲，其聲音特權“不僅在于控制了發聲權，也在于主宰了靜默權。 它強化了不平等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一方可以自由講話，另一方被強制聆聽和遵從”。 [17]個體的聲音則因其弱勢地位而被忽略或壓制，“振臂一呼，應者云集”一定不屬于一個沒有話語權的個體。 聲音建構了不同的社會場景。

　　在梅羅維茨看來，“社會場景形成了我們語言表達及行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礎，每個特定的場景都有具體的規則和角色，每一種場景定義也為不同的參與者規定和排除了不同的角色，場景與行為之間有一定的匹配關系”。 [26]在此，強調公共聲音與個體聲音的平等，則是強調公共聲音在發揮權威與主心骨作用的同時，應重視每一個體說話的權利，重視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個體聲音應該具有的權利與他們的情感訴求與思想觀念，“個體人格自身不能自足，如果沒有一項比個體人格更高的存在，沒有一個可供個體人格進入的冰清玉潔的世界，那么個體人格則不可能走出自身，實現自身豐盈的生命”。 [27]只有公共聲音與個體聲音的平等均衡，聲音景觀才能呈現出更為豐富的生命特征，公共聲音才能實現遠播，個體聲音乃至個體生命才能充盈豐滿。

　　結語

　　時空德性之于聲音景觀的倫理規約，在于用聲音建構一個美好時空的使命，其中，發聲者與聆聽者的責任擔當是這一使命完成的基本保證，而技術則為這一使命的完成提供更多的力量加持，而“聲”“境”和諧則是實現時空德性的重要策略。 以此，聲音的運動才能帶給人們獲得感，“我喜愛聲音的運動，它或強或弱，或尖利或低沉，它們帶給我完全的滿足感”。 [18](97)這樣的聲音所建構的時空，才是具有德性的時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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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孫琦1，李雪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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