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中國古代美學的審美之境，在歷史上是普遍存在的。 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美字，可看出早在遠古時期中國已有了對美的認識。 雖在歷史早期對審美的探討尚無明確的字、詞定義，但它卻一直跟隨時代發展，為后續的相關界定做了鋪墊。 在美學著述方面，中國不同于西方有
【摘要】中國古代美學的審美之“境”，在歷史上是普遍存在的。 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美”字，可看出早在遠古時期中國已有了對“美”的認識。 雖在歷史早期對審美的探討尚無明確的字、詞定義，但它卻一直跟隨時代發展，為后續的相關界定做了鋪墊。 在美學著述方面，中國不同于西方有成體系的學科建設，鑒于自己的文化特色，其審美構建通過另一種理論形式呈現出來，可涉及中國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 自遠古時期的自然宇宙觀至晚唐對“意境”有了明確的定義，以及后續的發展，皆是中國古代意境審美一步步地演變。 本文將以審美之“境”為切入點，探尋中國古代審美的演變歷程。
【關鍵詞】中國美學; 審美; 意境; 發展
一、遠古至春秋時期
中國遠古至春秋戰國時期，雖沒有明確的審美“意境”定義，卻一直在為后期“境”的范疇鋪墊。 審美的認知涉及了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自然宇宙到對人本身的審美皆可找到依據。 考古學家所發現的許多考古文獻資料與出土器皿均顯示，中國遠古時期的人們對“美”已有了初步的認識，并在一步步走向規范化與明確化。
(一)文學方面
新石器時期，距今約9000年所出土的賈湖骨笛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樂器，并已具備七聲音階; 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崗文化遺址所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則意味著中國中原文化區已相對成熟; 而在距今約6000年左右的時期中，中國史前文明便呈現出了多元化的勢態，也逐漸由分散走向統一。
從美學審美角度來看，所出土的考古器物便是中國遠古、夏、商、西周時期各區域的文化代表和價值象征。 據顯示，中國遠古的審美歷程是從多元漸趨一體的過程，由此為后期中國美學審美的發展提供了最初的形態模式。
遠古時期的中國審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空間形態上。 基本處于一種中間清晰而邊緣模糊的狀態。 人們對自己未曾踏足過的“四方”充滿了幻想與猜測，商代甲骨文中所呈現的“中央”與“四方”的觀念則可代表這一時期的審美特點。
中國古代的最早歷法《夏小正》則在時間的范疇上體現了景色與四季的變化，且承載了人對自然的審美活動。 基于此種范疇上的觀念，人們對自然現象和認識活動的涵蓋范圍日益擴大，并將中生活與自然緊密相連。
中國人對自我主體的審美意識則可追溯至西周時期，《尚書》《詩經》也是這一審美范疇的重要著述。 《詩經》是有周一代詩的文本形式，是人內在心志的外顯，同時也是對金文缺失填補的重要文獻資料。 《詩經》中涉及到的大量表達人物內心的感受以及對外在事物的審美判斷，皆標志了當時人的審美取向。
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度無非含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人的行為在禮的制約下更能彰顯精神意義; 其二，這種禮樂制的活動形式也更能凸顯出社會等級與人際關系。 如《史記》之禮書篇所言：
禮由人起。 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 先王惡其亂，故制禮儀以養人之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①
西周的代表性著述—— 《儀禮》記錄了西周人民用行動解釋社會珍視的價值或理念。 而據考古研究發現，出土的禮器也在一步步地強化其符號特征，并展現出了西周人民對于審美理念的不斷強化。
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四夷民族與華夏的融合，進而迸發出許多新的元素。 在各文化的交融與交流之間也誕生出許多新的審美意識形態。 戰國時期，儒、道兩家的美學思想則奠定了中國美學精神的基本特色，并為未來中國的思想方向奠定了道路。 儒、道的互補關系誕生出了：《黃帝內經》《易傳》《管子》《呂氏春秋》等一系列著作，具有哲學方面的特點。 而春秋戰國時期的審美也是圍繞著“人”本身進行展開的，大致有三方面的內容：情與性的統一; 美與生命境界的統一; 美與天道的統一。 此番審美由內而外，彰顯出人對人本身的美感之境已不同以往，雖在此時并無對“境”的基本定義，卻已為后續的發展逐漸做了鋪墊。
戰國末期，《呂氏春秋》在“以和為美”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了 “以適為美”的觀點。 一個“適”字，更能體現出審美主體與審美對象的審美快感。
(二)音樂方面
上古時期的音樂發展與人的審美密切相關，并有著漫長的發展歷史，由9000年前制作工藝精美的賈湖骨笛和西周時期我們所熟知的“六樂”，即：《云門》《大卷》《大夏》《大濩》《大武》以及被孔子稱為“至善至美”的《韶》樂，凝結而成。 《詩經》中《大雅》《小雅》; 民樂的《國風》間接體現出了西周時期的音樂體系已相當發達。 音樂的審美又有“禮樂制”的加持，人們對美的審視則更能體現得淋漓盡致。
西周的音樂教育分“樂德”(即音樂道德本質)、“樂語”(即音樂的語言技能)、“樂舞”(即音樂的最高表現形式)三個方面。 由此可以看出，西周借以禮樂制的高雅形態成為君子自我完善的目標。 禮是音樂的外在形式，是對人性自我的加持與約束; 樂是禮的內在形式，滿足人性的自我需求。 是藝術與政治相融的一大表現形式，也是一種“烏托邦”式的遠景展望。 如《史記》所提樂書篇：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 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 ②
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的出現，以及俗樂新聲的融入，使禮樂位置變得動搖，并逐漸呈現出復雜化的發展勢態。 但孔子對《韶》樂的態度依然能看出作為思想主流之一的儒家學派，美、善統一仍是對仁心培養的重要條件，也顯示出了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審美觀念也是建立在對人自我認知與審美方面的進一步提升。
二、秦漢時期
中國秦漢的大一統時期成為整個美學的中心，其審美理念雖沒有文字的理論總結，卻將其美學思想滲透至各個民族當中。
秦漢時期尤以“巨麗”為美，“巨”就是大的極致，將人與宇宙之大結合在一起，以表達人的胸懷。 “巨麗”的思想已然屬于往后期“意境”審美觀念上的鋪墊，這是一個由自然到社會到人本身追求“美”的一種遞進過程。 秦漢的《子虛賦》《上林賦》則能很好地代表了這一時期的“巨麗”思想。
(一)文學方面
由音樂向文學的轉變是秦漢時期的一大審美特點。 樂與文即互相融合又各自獨立，同時也是由政治社會型朝朝廷士人的轉變。 至此時期，中國人對“意境”的審美依然有這方面的傾向，但由于未曾專門將其設定為一個獨立的范疇，而依舊處于往相關范疇上靠攏的狀態。 秦漢的文學審美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詩經》學成為主流; 其次，《楚辭》在藝術上發展了文學之美; 再次，如何看待漢賦成為爭論焦點; 最后，漢樂府成為中國詩歌從《楚辭》《詩經》走向魏晉文人五言的過渡。
詩人、辭人、騷人也是這一時期文學方面的審美標準。 不同的對象有著不同的審美視角，詩人就是寫辭賦的人，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帶有政治意味; 辭人與詩人有很大不同，更追求“巨麗”的思想，將賦寫得多、全、極致; 騷人則以屈原為代表，整體思想以“哀怨”為主。
從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重要文獻應被引起重視—— 《詩大序》。 《詩大序》在美學審美方面對秦漢和魏晉時期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在整個中國美學的審美歷程中，詩的言志與抒情成為整個發展脈絡的主流。 在秦漢的大背景下，文學的審美也與西周有著較為明顯的差別。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由此可看出《詩大序》中對情志的強調，但這一審美又是建立在秦漢的社會背景之下，“發乎情，止乎禮”是這一時期的審美特點。 比起魏晉時期對自我的審美追求而言，就顯得不是那么的灑脫了。
(二)音樂方面
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導致雅樂基本喪失，民間音樂和邊疆音樂開始進入朝廷，漢代的音樂也在如此局面下重組。 漢武帝時期，著名音樂人李延年重要代表人物，為漢代樂府的建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而秦漢時期的音樂方面主要是脫離了禮樂制的束縛，從政治型的音樂轉向了藝術型的音樂：一、雅樂的重組; 二、外族音樂的融匯使得音樂領域得以擴展; 三、樂制的重組; 四、漢樂的定位使其進入美學體系。
受“巨麗”的影響，秦漢的音樂也上升到了宇宙的高度，如《管子·地員篇》中“三分損益法”所提出的“陰律”“陽律”，就是將音樂與宇宙結合起來，成了一個音樂型的宇宙。 當然，秦漢的宇宙音樂并非直接成型，而是基于西周禮樂制的一種延續，也是從整體的統一方面晉升到宇宙的高度。 這一音樂宇宙的觀念也影響到了秦漢時期的其他方面，如：宮苑建筑、園林布局、畫像、文學等，將天與地進行了密切聯系，并融入了音樂的元素。
三、魏晉南北朝與隋唐時期
宗白華先生曾說過，中國的美學是從魏晉時期開始形成的。 但這一說法基本是基于站在文化的角度。 若是純粹站在審美的角度，則可追溯至遠古時期的考古器皿。
魏晉南北朝時期迸發出一大批優秀的文人藝術作品，并且由于前期佛教的傳入，使其思想潮流在儒、釋、道的互相影響下呈現出新的面貌，開始形成審美結構理論體系。
而至于隋，則開始呈現出南北合流的趨勢，并將此趨勢發展至盛唐時期。 隋唐的到來，使得儒、釋、道三教并重，共同促進思想潮流的升華; 在各藝術門類之中也包容萬象，互相影響并且融會貫通，使其美學發展與審美理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盛唐時期，各民族高度融合發達，這一時代的包容氣魄產生了大家所熟知的李白、杜甫、李思訓、吳道子等人。 中唐是一審美轉折點，開始形成“由外向內”的轉變。 審美眼光開始從外界的表象轉到重視內在心性。 此舉與魏晉不同，魏晉是文人學士開始注重人本身，寄情于山水之間，卻尚未過多關注人的內心。 晚唐審美則開始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并融入了道家的思想理念，使美學達到了哲學的高度。
儒、釋、道三教的并舉對士人美學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如現在所用的“四聲”語調，是受當時西域傳入的佛教翻譯影響。 在道教的影響下，以老子、莊子為首的道家學派，追求自然的心性逐漸得到釋放。 那些矗立于山峰之巔與自然僻靜的山水之間的道觀，皆有此意。 文學與藝術家那些超越了禮樂制的天性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釋放。 “縱浪大化間”“越名教而任自然”“以佛對山水”等，是這一時期的人想要脫離政治約束，實現對自我的追求。
士人美學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主體，站在儒、釋、道思想的基礎上，通過文字、繪畫、園林、建筑等多種藝術表現方式，呈現出一種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 這一時期較為突出的是對審美對象結構的定型：神、骨、肉; 和審美把握的方式：目、味、品。 這些方式通過繪畫、書法、文學等方面體現出來，并一步步向其他領域擴展，如《詩品》《書品》《古畫品錄》《文心雕龍》等。 嵇康的《聲無哀樂論》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嵇康曾在《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云：“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此詩中可以看出嵇康對個人性情與情感的表達。 而他的《聲無哀樂論》則更是將這種觀念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要追求音樂的本質而非受到世俗的束縛，也要追求人的本質，一種最原始的狀態。
劉勰的《文心雕龍·隱秀》首次提出了“境玄思淡”“文外之重旨”“余味曲包”等理論，其中便涉及了“境、旨、味”這幾個帶有品鑒類意味的字眼。 至盛唐的王昌齡的《詩格》中則提出了“三鏡”：物境、情境與意境。 在王昌齡之后的皎然、劉禹錫則提出了“取境”，已有“境”論相關定義。 而終將意境論完成的則是晚唐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提出了意境理論最核心的東西，就是“以味論詩”。 雄渾、沖淡、纖秾、高古……等二十四品，司空圖的《詩品》用文字語言的形式形象概括出對審美形式的把握，對審美意境有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致使“意境”范疇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宋元明清時期
(一)宋與元綜合型審美
宋代是多權并立的時代，因此造就了豐富多彩的民族美學時代。 而這一時期的美學繼承了唐代的美學傳統，但世俗文化的迅速興起則又創造了一番新的景象。 元代的元曲則可體現出元代的審美意境，宋與元也是中國古代音樂從宮廷型向市民化的重要轉變。
整個宋型的文化有著更大的包容性，更是文人的天地，雅俗的高度融合致使文學作品到達了非常高的水平。 宋代頗重詩詞，并擅唱詞，因此宋代音樂與文學達到了高度融合，可作一談。
較于唐代的“氣象崢嶸”則有所不同，宋人追求的是一種“淡”的精神狀態。 這種“淡”而并非真正的寡而無味，卻是“淡”之下更有深度意味的一種追求，是一種“乃造平淡”的精神至高境界。 如宋代詞人李廌所寫《虞美人·玉闌干外清江浦》中有一句話：“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 ”則可看作者出由物而引發出的內心情感與唐代王維《戲贈張五弟諲三首》所提“徒然萬象多，澹爾太虛緬”略帶佛教韻味的意境已然有所不同。 若是仿照宋代的意境深度去仿寫一兩句詩詞，我們甚至可以寫出“墨上山水收淺絳，拙杯品茗暗焚香”這樣的詩句。 因為唐人較為關注的是“氣象崢嶸”，并將道家與佛家思想融入至詩句當中; 而宋代則側重于“乃造平淡”，將詩句融入市民生活當中。 從“當下”的現實生活中體會到一種意境的真諦。
于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可以清晰的讀出宋代市民生活的繁榮景象，在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中：“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寶馬雕車香滿路。 風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也可盡得。
(二)明與清的綜合型審美
《明史》中尚提：“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選舉一》)。 由于明代對教育的重視，所以明代文學得到空前發展，影響了整個明代審美的意境傾向。
由于明代前期政治局面的緊張壓抑，導致明代前期的文學藝術基本空缺。 至成化、正德、嘉靖年間，文人們才開始在思想上得到釋放，一大批文學藝術得到空前發展。 戲曲、小說成為主流，在宋代市民文化的發展前提下進一步深入民間。 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思潮中的“陽明心學”、李贄“童心說”、戲曲中的“湯沈之爭”、園林造詣中計成的《園冶》、書法中項穆的《書法雅言》等等皆可體現出明代對自然本體以及自我性情的關注。
明代中后期開始形成一種“參禪”的審美潮流。 文人士大夫皆將“參禪”的奧義滲透至自己的文學作品當中。 這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文人想要遠離朝堂是非，在對禪的追求中可以找到一片“清凈之地”，是對自然與自然精神的追求。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中提到“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熟外熟”以及南北宗思想，皆是受到參禪影響。 又如徐上瀛的《溪山琴況》中所提”二十四況”注重“中和”之說，則體現了他儒道互補的思想。 計成《園冶》對造園的研究頗深，不論是“小園”還是“大園”皆以“巧奪天工”為美，以自然為主。 從側面反映出明代文人在審美意境方面對于“天然”與“本真”的追求。 文震亨的《長物志》中對明代家居、器皿的要求也能看出士大夫清閑雅致的審美趣味。
清代是各民族融合的共同審美，既有豐富多彩的民族特色又有社會的統一性。 清代審美區域大致可分為四個方面：朝廷、士人、民間、民族。 其中，整體審美區域是圍繞朝廷作為展開的，朝廷中的服飾、建筑、園林、工藝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帶有宏觀性; 士人的審美特點則展開在書、畫、詩、文等方面; 民間審美開始側重于小說、戲曲的發展; 民族性審美則具有多樣性的特點，不同民族有其自己的審美傾向。
在清代，審美范疇是以朝廷為核心向外展開，由此而誕生出一大批優秀代表作品，如朱彝尊《詞綜》、姚鼐為代表的桐城派文論、《紅樓夢》的插圖、京劇、金圣嘆評《水滸傳》、康雍年間的《古今圖書集成》、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等。 清代在滿族的統領下進而將漢、滿文化充分融合，南北經濟迅速發展，同時帶來了更多的新興文化特點。
滿族十分熱衷漢文化，同時也有身為統治者的義務，因此大量總結了清之前的漢文化資料進行學習與編纂。 于清而言，整個朝代審美風尚更傾向于一種“天下觀”的模式，在小說和戲曲理論方面更加注重作品敘事的特點。 相比起詩經、唐詩、宋詞更傾民化一些，多以講述故事為主。 整體而言，清代審美意境在宋代的鋪墊下更加往市民化發展，與人們的生活切實相連，在朝廷審美的展開中滲透到市民與其他民族的各個方面，更具生活化。
總之，整個中國古代審美意境范疇的發展脈絡滲透在各種文獻資料當中。 中國美學不同于西方美學有著較強的理論體系，但想要找出中國古代的審美意境依舊可以從歷史發展、地域變化、文化風俗等各種參考資料中得以顯現。 所有審美意境的誕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著長遠的鋪墊與不斷地改變終究成為我國特色的審美范疇。 本文僅從文學與音樂方面略微探究一二，尚未進行深入研討，也只當作“境”之發展中的一小部分而論，其中多有不足之處，望海涵。
注釋：
①《二十四史》編委會編：《二十四史》(史記卷二十三禮書第一)，線裝書局2016年版，第361頁。
②《二十四史》編委會編：《二十四史》(史記卷二十四樂書第二)，線裝書局2016年版，第374頁。
參考文獻：
[1]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
[2]張節末.禪宗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張法.中國美學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簡介：陳蕭蕓，女，漢族，山東濟南人，碩士，研究方向：齊魯音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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