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民俗學理解日常生活的新視野

　　摘要:集市是廣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區各民族的商品交易形式,也是地方社會生活在空間上的濃縮。以流動為特征的集市為地方性知識的生成與表述、民俗關系的搭建與互動提供了場域,是區域性生活實踐、文化變遷和社區整合的動力源泉。民俗學對集市中民俗事象、時空特征和實踐活動的關注,可在超越村落邊界的基礎上,透視人群交往、文化交流和物品交換之間的關系,從而拓展民俗學的研究視野,深化對日常生活的理解,提升民俗學理論方法的活力;同時,民俗學的學術關懷可以進一步充實集市研究的生活感、文化性與應用性,豐富有關集市當代轉型和鄉村社會建設等議題的討論,體現學科服務社會發展的現實關切。

　　關鍵詞:集市;民俗學;日常生活;流動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常生活”①在我國人文社科學術語庫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學界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日常生活的反思和批判為基礎,結合現實語境和學科框架,不斷豐富“日常生活”的理論內涵與社會意義,并在民俗學領域促成了關注民俗語境、主體行動和實踐理性的研究范式轉型。然而,“日常生活”的概念之宏大、內容之豐富又常常使得相關研究缺乏抓手,限制了其闡釋力的進一步提升。集市作為一種定期進行的商品交易形式,是人們生產生活的重要內容。其既具有鄉村與城鎮結合的空間特征,又具有小農耕作與商品貿易互嵌的功能特色。

　　在現代化進程中,集市的呈現方式和功能意義不斷變遷,吸引多學科研究的交錯與融合,形成了理論性與應用性并重的局面。不同學科沿著各自的研究進路,從集市的形成、歷史、功能、結構和空間等方面進行探索,推動了相關學科研究視野和理論方法的創新。關于集市具有經濟交易、文化互動和人際交往等多重功能的觀點,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

　　然而,學者們對集市中日常生活、民俗文化和社會結構之間動態關系的研究尚待深入,民俗學在集市研究中相對缺位。雖有個別學者關注到了集市中的民俗及其文化空間性,②但有關集市的闡釋大多作為民俗學研究的注腳出現。集市作為一種研究視野在推動民俗學理解并闡釋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彰顯。因此,本文在跨學科的集市研究回溯中,討論將集市作為民俗學理解日常生活新視野的可行性、適用性和重要性,闡釋民俗學的問題意識和學術關懷在研究當代集市轉型中的意義,并探索民俗學與相鄰學科對話的路徑,從而提升民俗學知識生產和成果轉化的能力,回應“以人民為中心”的學科宗旨與時代使命。

　　一、集市:日常生活的實踐框架

　　(一)作為社會存在的集市:概念、類型與興起

　　集市的釋義是闡釋其類型、結構和特征的基礎。所謂“集”,又作“雧”,原指數鳥聚集在樹上,后衍生出聚合、停留和棲身等含義;“市”的本義為交易場所,后引申為管理市場的官吏和城鎮,或表示交易這一行為。現在,集市已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名詞,既可指代聚集交易的方式,也被用來概括交易的場所,并在我國不同地區形成了多樣稱呼,如“集”“墟”“市”“場”“街”和“巴扎”等。

　　以集市為中心,衍生出一系列與之相關的民間語匯。“趕集”“趕場”“趁墟”“趕街”“趕山”和“趕鬧子”等稱呼是人們對參與集市活動的主要表述方式。其中,“趕”和“趁”字將這一活動區別于以休閑為主要特征的“逛街”,彰顯了集市在時間安排上的緊湊性和周期性特征。人們將集市的開放周期稱為“場期”或“集期”,將集市開放的日子稱為“開市日”或“逢場天”,不開放的日子稱為“閉市日”或“冷場天”。集市上的商販有“坐商”和“行商”之分,后者在我國西南的一些民族地區又被稱為“燕兒客”。

　　學者們根據集市的時空或功能特征將其分為不同類型。中國學者一般將集市分為不定期集市(集會集市)、定期集市、常日集市和特殊集市(國際集市)等類型。以時間標準為主導的分類方式雖然能夠較為籠統地涵蓋我國大多數集市,呈現民眾因集市而聚集的頻率,但難以說明不同集市在空間、功能和結構上的關聯。對此,美國學者施堅雅(WilliamSkinner)根據德國人文地理學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論”(central-placetheory),按照中心地的經濟職能劃分了5種主要的中心地類型,并在其與行政地位的關聯中,明確了不同市場的屬地大小和層級體系。

　　有關集市形成原因的問題在“中心地理論”的框架中被轉化為“人們為何要在特定時間聚集于特定空間”,并延伸出兩種闡釋路徑。一些學者將其歸因于交易者對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其受到了宗教信仰和思想觀念等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就中國的集市而言,學者們普遍認為其歷史悠久,作為農村勞動分工的結果和調劑余缺的手段②,經歷了“日中而市”、坊市、草市和鎮市等發展階段③,在明清時期得到大規模發展,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體系④。

　　集市的分布之廣、類型之多和歷史之久導致我們不能將其概而述之。因此,為方便討論,本文所談及的集市主要指鄉村集市,即施堅雅市場體系中的基層市場。這種集市“滿足了農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貿易需求……是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向上流動進入市場體系中較高范圍的起點,也是供農民消費的輸入品向下流動的終點”⑤。鄉村集市作為基礎市場單位,其對經濟交易功能的強調使之區別于廟會,但又具有大多數其他類型集市的特征,在集市系統中具有代表性,因而圍繞鄉村集市的討論可產生較為普遍的借鑒意義。

　　(二)作為民俗學研究范疇的集市:事象、時空與秩序

　　以貨物交換為基本目的的集市之所以成為民俗學研究的范疇,與集市結構功能的多元性和復合性相關。集市作為區域內民眾生活的內容和形式之一,塑造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其所包含的民俗事象、時空結構和社會秩序既屬于民俗學研究的對象,也是民俗學觀察日常生活的立足點。

　　首先,集市交易活動產生了一系列與之相關的民俗事象和民俗主體,是民俗學研究不可忽視的對象。鐘敬文把商貿民俗列為物質民俗的子項目①,烏丙安則區分了“市的民俗”和“商的民俗”②。其中,無言交易、按需進行的自然交易、按量進行的等價交易和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易代表了集市中主要的民俗活動樣態,行商、坐商和“居間客”等是集市交易過程中產生的民俗主體,而商販為吸引顧客所創造的吆喝、代聲和招幌等則是集市中顯著的民俗事象。另外,集市交易中的隱語、行話和討價還價的方式也屬于民俗研究的應有范疇。

　　其次,集市時空不僅作用于物資流通,還搭建起民眾日常生活的時間框架和空間范圍,為民俗的生成和發展提供了特有的語境。一方面,集市周期塑造了民眾日常生活的節奏,成為人們標記時間和安排活動的參照尺度;另一方面,集市周期又受到文化傳統的影響,且開市時長由人們在集市上停留的時間決定。我國集市的集期通常以農歷一旬為單位,以一旬兩集、一旬三集或隔日集較多。③農忙時,集市的開市時長相對較短;歲時節慶時,趕集的人數變多,商品的種類增加,開市時長也隨之延長。集市時空與民俗生成的關系在地方節俗中體現得較為明顯。流傳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聚居區的“女兒會”、云南玉溪花腰傣和文山壯族聚居區的“趕花街”、廣東南海的趁“狗仔墟”等節慶大多以趕集為契機,兼備會友、慶祝和祭拜等活動。

　　而且,這些節慶還通常包含了大量其他的民俗事象,如“女兒會”中演唱的民歌、“趕花街”中交換的銀飾和秧籮飯以及“狗仔墟”中表演的高樁醒獅,等等。 再次,集市的物理空間因民眾實踐被賦予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功能,集居住空間、工作或生產空間和社交空間于一體,成為民俗學觀察日常生活可以依托的田野點。王笛在研究中強調了集市空間對民眾信息交流和愉悅身心的價值④,宋靖野和曹海林等人則專門論述了集市作為鄉村公共空間的社會詩學及其在構建社區秩序中的作用。

　�、菁�市空間的多元功能使集市在民眾生活中的意義從時空框架滲透到精神和情感訴求中,趕集實踐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恩溥認為,正是因為鄉村集市不僅是市場,還是一種交流手段,所以“中國人徒步走上三里或八里甚至十來里去一個市場,是很不在乎的事情”⑥。這種觀念并非學者一廂情愿的解讀,大量的民間表述也顯示出這層含義,如冀東民歌:“從春忙到大秋里呀,腌上了咸菜忙棉衣呀,雜花子糧食收拾二斗,一心要趕樂亭集呀。

　　樂亭南關把糧食賣呀,賣了糧食置買東西呀,買了江南的一把雨傘,又買了圓正正一把笊籬呀�；蹦颈鈸�買了一條呀,擔糞的荊框買了兩只呀,零碎東西買完畢呀,饸饹鋪里拉驢轉回家里呀。”⑦最后,集市內交易雙方的選擇常常受到社會關系的影響,對集市的研究可以洞察社區內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結構,折射出地方知識的層次。費孝通指出“熟人社會”中的親屬關系和社會結構影響著集市中買賣雙方的選擇①,陳文超在此基礎上認為實踐親屬關系不僅是經濟交換關系的主導,更是對鄉村社會關系的有效表達。②

　　由于集市與鄉土社會的其他民俗事象處于同一關系網絡中,且彼此關聯,所以透過集市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具有較強的效度。因此,集市作為一種經濟形式,從出現的那一刻起便改變著與之相關的地方性生產生活方式。集市不僅包含著豐富的商貿民俗,還是一個特有的文化空間和生活空間,建構并反映民俗關系,在為民俗學理解日常生活形式和內容提供具體對象的同時,也為民俗學觀察鄉村社會關系提供了獨特的場域。

　　二、集市流動:超越二元對立的日常生活研究視野

　　格爾茨(CliffordGeertz)曾表示,對集市中信息和物資交換的研究是消除形式主義與實體主義、現代經濟學與文化人類學對立的有效途徑。③流動性作為集市的本質特征,是集市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關鍵,并引申出流動與穩定、中心與邊緣、地方與國家三組關系。這三組關系交互作用,為拓展民俗學的研究框架、豐富有關民俗學研究對象認識論的討論和深化民俗學對日常生活的理解提供了有益的視角。

　　(一)超越村落的關系網絡

　　集市的流動性以人群流動為根本,以物資流通為主要呈現方式。歷史上,商販、顧客和車馬隊等群體的往來停留為集市繁榮興盛并發揮商貿功能提供了條件,且促進了多元文化因子和生活習慣的接觸、涵化與共生共融,日常生活的變遷成為這一流動過程的伴生物。與民俗學過去把研究對象界定為靜態的文化既定事象不同,集市所蘊含的流動性既表明民俗譜系具有多元建構性,也彰顯出地方知識內在的變遷性和日常生活的未完成性。

　　這種流動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本土”和“外來”的界限,要求研究者從動態且開放的視角去理解地方、闡釋傳統和觀察正在進行的日常生活。然而,因集市而產生的流動并非處于無邊界的狀態,民眾對生產生活效益的追求決定了集市是流動性與穩定性共同作用的產物。

　　施堅雅根據對成都平原鄉村集市的調研,劃定了基層市場的六邊形服務區域,并認為該地理模型是區域內物資交換圈和社會交往圈的基本形態,指出中國小農自給自足的世界由基層市場決定,而非村莊。④費正清承接施堅雅的觀念,在《美國與中國》中專門設置“集市社會”一節以闡明中國社會的本質,認為過去中國的鄉村呈現出以市鎮為中心、由道路連接的蜂窩狀結構。⑤“集市社會”代表了一些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時的形式主義取向,與中國和日本學者倡導“村落共同體”的實體主義研究取向形成對話,拓展了區域社會研究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

　　在中國民俗學界,隨著語境理論的引入以及人類學社區研究的發展,很多學者將研究落實到一個個具體的時空范疇內,以村落為空間單位,尋求個案的豐富和理論方法的創新。劉鐵梁認為村落是民俗傳承的生活空間,具有實體性和自我意義,而村落調查是我國民俗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⑥這一論述為之后學者開展具體的個案研究奠定了方法論基礎。相關研究一方面把具體的民俗事象置于村落語境中予以闡釋,另一方面透過民俗事象窺探村落內部的社會結構和人際網絡,對理解中國鄉村社會和民間文化產生了重要意義。

　　但是,正如人類學的社區研究范式受到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質疑一樣,民俗學的村落個案調查引發了有關比較視野缺失的思考。對此,一些學者致力于拓展研究區域,以運河、流域或廊道等線性空間為范疇展開田野調查,在探索民俗傳播與變遷機制的同時,回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等宏觀議題。相關研究促使超越村落的線性交流逐漸進入民俗學研究的領域中,且產生了一批基于村落調查范式的多點民俗志文本及比較研究成果。

　　實際上,造成村落調查范式難以完全承擔解釋日常生活重任的原因并非其空間本身,而是該范式內隱的封閉性與村落生活本身的復雜性和流動性之間存在張力。近年來,“禮俗互動”研究的興起與學者們對村落調查范式的反思不無相關。誠如張士閃所言,“鄉村生活不僅是由一村之民在村落內部生活中磨合而成,同時還是參照周邊社會而形塑,相鄰村落之間往往存在著相互交織的多重關系,很難一言論定”①。

　　施愛東進一步強調“民俗學就是關系學”②,并認為如何界定和認識這一關系是學者們在具體研究中應當回答的問題。超越村落由此成為民俗學深化對鄉村社會及日常生活理解的必要嘗試。劉鐵梁在對村落調查范式的討論中已經注意到了集市與村落作為自足生活空間之間的矛盾,指出“村落經濟‘自給自足’的極端形式,也許是不與外界發生商品交換關系的封閉性的生產與消費格局,但分散在各地的集市卻表明這種封閉的村落大約是不多的”③。

　　而民俗學研究焦點從村落空間中具體事物或事件向關系網絡的轉變,具有從實體主義向形式主義轉變的傾向。在這一過程中,盡管施堅雅運用理想數學模型對中國社會區位的劃分遭到了很多學者的批評④,但他有關市場層級體系的劃定表明特定區域及其人群處于和其他區域及人群相互影響和上下關聯的體系中,揭示了流動的結構性與關系的穩定性,為觀察鄉土社會和民眾生活提供了一種超越綜合性的整體性視野。同時,以集市流動為視角的日常生活觀察并不排斥村落本身,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正如費孝通在其后期的研究中逐漸關注小城鎮和區域商品集散中心,施堅雅也日漸意識到村落在中國鄉村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一個會經歷周期性“開”與“閉”的村莊模式。⑤而且,在其他三種超越村落的經典研究范式中⑥,村落本身也不能完全失語,只是從全職性主角轉變為幕后影響因素。因此,超越村落并非一味追求物理空間的增量,也不是執著于單個事象的無限流動,而是在流動中認識不同主體間的關系,從而發現日常生活生成、維系與聯結的紐帶及規律。以人群的流動為根本,集市的物品交換和文化互動相伴而生,而基于流動形成的穩定時空結構和社會網絡則為民俗學研究地方社會和日常生活的關系性提供了新的可能。

　　(二)基于實踐的關系構建

　　在建立超越村落邊界的日常生活關系的基礎上,集市流動對拓展民俗學研究視野的意義還在于對“共同體”的理解。有學者認為民俗學解決的就是有關共同體的問題①,且對共同體構建機制的探索觸及對民俗學研究對象認識論的思考。

　　施堅雅的“基層市場共同體”是對集市流動性與穩定性特征的進一步深化,指在物品交換基礎上形成的集經濟、政治、文化和情感于一體的關系網絡。因集市而形成的共同體強調了實踐在關系構建中的重要性,而共同體之間及其內部成員在地位上的懸殊則表明關系具有層次感和可變性。從這個維度上來說,集市共同體的構建及運行方式既與學界正在變遷的民俗觀相契合,又可推動對民俗學研究立場和視角反思的進一步深化。

　　三、集市轉型:日常生活變遷研究的路徑創新

　　集市轉型作為當前日常生活變遷的重要表現形式,關涉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以及經濟與文化等多個議題的討論。民俗學對實踐和情感的關懷能夠充實當前的集市轉型研究,在與其他學科的對話中揭示民眾日常生活變遷的機制,充實民俗學的研究方法,并提升學術研究服務社會發展的能力。

　　(一)日常生活關懷:民俗學對集市轉型研究的補充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日益發展和社會結構的快速變化,民俗文化和鄉村集市經歷了巨大變革,并引發出集市研究中的另一個經典命題,即“傳統的鄉村集市能否在現代社會存續”。基于個案選擇、資料來源和學科范式的差異,學者們在有關集市存續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部分學者認為生產、交換和勞動力的聚集可能促使更大規模中心地和周邊衛星型中心地的形成,而原本的鄉村集市則會在經濟現代化的浪潮中消失。

　�、俚�是,當前我國鄉村仍散布著大量集市的現實削弱了這種推斷的權威性,并引導學者們重新審視集市的當代命運。側重于集市經濟價值的學者將集市的當代存續解讀為受制于經濟模式或地理屏障而導致的“遲滯性”②;側重于集市社會內涵的學者則將這種存續歸因于集市功能從經濟性向文化性、從生活性向展演性的轉型③,并認為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訴求可能促使集市的復興。④

　　從目前有關我國集市轉型的研究來看,學者們對集市存續與當地社會和民眾生活變遷間關系的綜合性討論較少,對集市轉型中實踐者主體意識的關注不足,致使相關討論缺乏集市本體研究所具有的整體性。楊懋春曾指出農民消費需求的增長以及傳統的慣性促使民眾依然去集市交易,因此基層市場不會因民眾向上級市場的流動而消失。⑤但是,傳統的慣性從何而來?這種慣性又能推動集市在當代社會存續多久?這些問題未能在相關研究中得到充分闡釋,卻可成為民俗學研究日常生活變遷的應有領域和用武之地。

　　一些學者將近40年來中國的變遷稱之為“生活革命”⑥,并在對日常生活的觀照中,以“變遷”為支點撬動民俗學理論與方法的創新。李向振認為實踐的日常性、具象性、規定性和確定性為走向日常生活的實踐民俗學緩解民俗學危機奠定了基礎⑦,戶曉輝和呂微等人則基于哲學立場指出以生活世界為先驗基礎的日常生活研究是民俗學發掘“完整的人”的前提。⑧于是,民俗學把執著于追根溯源或未來展望的旨趣轉變為對身邊事、身邊人的考察,通過肯定“當下”的正當性,在細節中追溯生活的深度與廣度。從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集市的當代轉型,不難發現,在現代化和城鎮化進程加速的語境中,集市主要有三種存在方式。

　　一是一如既往地扮演著區域內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關系中心的角色。

　　二是在延續過去時空框架的基礎上,雖服務基層市場共同體內部物品交換的功能式微,但隨著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開展,集市作為文化空間的功能日益突出,在構建集體記憶和傳承地方文化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而且,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集市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和民俗體驗場所,吸引更多主體參與到集市活動中,從而提升地方經濟收入、改善民眾生活水平。

　　三是憑借集市空間的中心性和活動的聚集性特征,新的集市逐漸興起,成為城鎮或都市等生活場所中經濟交易、文化展示和人群交流的特殊場域,促進社區發展與秩序和諧。 因此,如果把變遷作為一種日常生活實踐,集市的當代轉型并非經濟和文化兩個領域之間的直接置換,而是兩個領域獨自變化又相互影響的結果。集市本身所具有的多重關系并未在其轉型過程中被消解,反而因日常生活變遷中時空、結構和功能的互嵌性而得到進一步強化。

　　四、結論

　　作為一門經世濟民的學科①,民俗學從一開始就不局限于對具體對象的闡釋,而是期望通過學術研究認識國家和自我②,為一種文化、一個族群或一個國家尋求話語上的正當性,并爭取更多權益。對于中國民俗學來說,其自身的學術旨趣和學科發展的現實需求,喚醒了對日常生活的關懷,期望通過民俗研究來理解日常生活的整體面貌、運行機制和民眾實踐的意義。日常生活是一個多層次的復雜系統,包括物質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等多個維度,更可細分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精神等多個分支;對于日常生活的研究不僅需要關注其內容、形成原因和意義內涵,更需要了解其運行機制和變遷方式,進而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時間、空間和實踐者。

　　集市研究和關懷日常生活的民俗學研究相互耦合、彼此促進,對民俗學理論方法的反思與創新有啟示意義。以流動為特征的集市為民俗的生成與展演、民俗關系的搭建與互動提供場域,是民俗學研究的范疇,為觀察“鄉土中國”提供了生活實踐的視角,其近年來的變遷則印刻并反映著“轉型中國”的軌跡。有關集市的研究可延展中國民俗學理解日常生活的視野,加強學科的社會參與感;而民俗學的學術傳統和研究方法則能夠提升當前集市轉型研究的生活感、文化性和整體性,深化對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和經濟與文化等議題的闡釋。

　　作者：譚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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