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的清代遼西走廊民俗

　　摘要：清朝時期，朝鮮王朝定期派遣燕行使臣前往中國朝貢，“遼東─山海關─北京”各驛站是朝鮮使團由漢城抵達中國皇都北京的必經之地，與遼西走廊的地理分布具有高度重合性，為清代遼西走廊風物民俗的相關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域外資料。本文試從有形物質民俗、游樂技藝民俗和心意信仰民俗幾方面對朝鮮文人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進行研究，探討作品在清代遼西走廊民俗研究中的文獻價值。

　　關鍵詞：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遼西走廊;民俗

　　金昌業(1658-1721)，朝鮮詩人，畫家。字大有，號老稼齋。祖籍安東。朝鮮肅宗七年(1681)，考中進士，而素來“雅性慷慨豪俠，疏放富貴功名，慕古人清世園林之樂”，屢次婉拒高官厚祿，在松溪之畔開墾田壟，修筑農舍，疏通池塘，建造園林，自此“力農圃而讀書”，“以為終老計，不復問當世事”。[]有《老稼齋集》五卷傳世。金昌業秉性淡泊疏曠，才情為時所譽，傾慕中國古代賢士的山林隱逸之趣。朝鮮文人孫祖淳曾評價其才德：“先生我東之逸民也，身不離畎畝之中，行不出州里之外，宜若無可見于世。

　　然昔先生之居松溪也，人視之若淵明之處柴桑，堯夫之寓東洛。上而薦紳學士之所景仰，下而牧豎蕓夫之所稱道。”[]縱觀《老稼齋集》中詩作，多以恬淡素雅、自然淺近之筆墨描寫躬耕山野的稼穡之樂，并對陶淵明、杜甫、白居易、陸游等中國詩人的作品進行次韻、追和，如《次杜詩秋興韻八首》《次樂天池上閑吟詩》《次放翁早秋韻二首》等，足見中國詩歌藝術與文人風骨對金昌業的深遠影響。朝鮮文士金時保稱譽其詩“清道精核，描景象，切事情，或縱酒山林，傲睨一世，有擊劍悲歌之志”[]197。

　　順治十年(1653)和康熙十二年(1673)，金昌業之父金壽恒先后以書狀官、正使身份出使清朝，創作了數百首燕行詩，收錄于《文谷集》。金昌業早年通過閱讀金壽恒和其他使臣的燕行作品，對中國的山川形勝、思想文化與市井民情形成了最初印象，并渴望有機會身臨其境。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朝鮮派遣謝恩兼三節年貢使團前往北京，金昌業的兄長金昌集被任命為正使。五十六歲的金昌業以子弟隨員身份同赴北京，途中“記詠名山川古跡，以寫幽郁感慨”[]197，留下文集《老稼齋燕行日記》和詩集《燕行塤箎錄》。

　　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金昌業不僅記錄了“一行人馬渡江數”“各地用禮單人情數”等使行程序和外交儀節，還對廣寧(今北鎮)、錦州、寧遠(今興城)、中前所(今綏中西)、山海關等地區的風俗民情進行觀察和敘述。“遼東-山海關-北京”各驛站是朝鮮使團由漢城(今首爾)前往中國皇都北京的必經之地，與遼西走廊的地理分布具有高度重合性，是研究清代遼西走廊風物民俗的珍貴域外資料。本文試從有形物質民俗、游樂技藝民俗和心意信仰民俗幾方面對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進行研究，探討作品在清代遼西走廊民俗研究中的文獻價值。

　　一、清代遼西走廊的有形物質民俗

　　民俗是人類社會獨有的歷史文化現象，“一個族群獨特的、特有的思想文化起點和思考原型。”[2]《禮記·緇衣》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3]有形物質民俗指“人們在為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實踐活動中，長期俘獲物質為自己服務形成的各類看得見、摸得著的生產工具、衣冠服飾、飲料食品、居住交通、器用雜物、民間工藝等物品”[2]127。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金昌業主要對清代遼西走廊的農業、手工業、商業、飲食等有形物質民俗進行記敘和評述，反映出康熙末年中國社會民風與文化走向。

　　(一)農業民俗

　　本文所涉及的“遼西走廊”，指今遼西地區由松嶺以南至渤海海岸的狹長區域。從地理區域來看，遼西走廊依山傍海，四季分明，適宜農作物的培植、生長。當地民眾“性淳實，務農桑，習禮儀”[4]，農業種植、桑麻之業為其生存基礎。金昌業隨燕行使團前往中國，通過個人觀察與沿途交流、筆談，對遼西走廊的農業生態有了深入了解。他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寫道：“五谷皆有，而蜀黍最賤，其次大豆，其次粟。”“菜：胡蔥、松芥、蘿卜、菠(俗名‘時根菜’)、胡蘿卜(俗名‘唐根’)最多，萵苣、芹、苦菜亦有之。”“山藥亦多，而皆家圃所種，肥而少味。”“果：山楂大如梨，百無一蠹，肉厚味佳。

　　西瓜形長，而瓤黃子黑斑者多味佳。栗如我國，皮亦赤，栗連皮炒，皮易脫，味尤佳。葡萄顆大味佳，紫色者多。”[5]文中記錄了清代遼西走廊地區的糧食、蔬菜、水果及干果種植、加工和食用情況，亦描摹了遼西走廊民眾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場景：“凡大小事役，男子悉任其勞，驅車、耕田、負薪之外，運水、舂米、種田，至織布、裁縫等事亦皆男子為之。女子則罕出門外，其所為不過縫鞋底而已。村女則簸谷、炊飯等事或自為之。店房中絕不見女人往來。”“遂入一村舍，其藩籬堅固，門庭廣闊，內有兩屋，在北者五間，在西者三間。

　　西屋對面又有屋，牛馬所入處也。西屋置織機，有一男子方織布，余入其炕。隔壁有女人，以績車引絲，入夜不止。”[5]文中提到，在清代遼西走廊地區的普通農家，從事日常生產勞動多有明確分工。男性作為家庭的主要勞動力，承擔趕車、耕種、砍柴、運水、舂米、織布、裁縫等多項勞作，女性則普遍閉門不出，在家中從事簸谷、烹飪、紡織、縫紉等勞動，以極富生趣的筆墨再現了18世紀初期遼西走廊地區自給自足、清貧拙樸的農家情境。

　　(二)手工業民俗

　　除了傳統意義上的男耕女織生產模式，清代遼西走廊地區的百姓因循古禮，舉行宗廟祭祀、婚喪嫁娶等活動皆需燃燒香燭。據《錦州府志》記載，遼西一代舉行喪葬儀式，“逢七，則廣召浮屠，掛榜揚旛，行香取水，曰‘念大經’。”“每逢朔望，必于灶神前拈香致敬。”[4]

　　由《老稼齋燕行日記》來看，遼西走廊地區的手工業者在香燭制作上頗有獨到之處：“見水磨，其制如大車輪，置水上，以石磨置其上，使上靜下動，水激其輪，磨自回轉，見其所磨，皆木札也，蓋取屑造柄香云。申譯以其屑來示，嗅之微有香，似是榆木之類也。”[5]當地人利用石磨與水流的合力建造出制作香燭的簡易工具，即所謂“水磨”，并選取榆樹木札放置于磨盤中，以水流推動磨盤，將原料逐層碾碎，再提煉細膩的木屑制成香燭。這種香燭含有淡淡的榆木香氣，當地民眾手工技藝之精巧可見一斑。

　　(三)商業民俗

　　自古以來，遼西走廊地處交通要塞，連接東北與華北的廣大地域。遼代后期，遼西走廊傍海道得到開發，促進了遼西與中原地區的商業交流和貿易發展。東北地區土地肥沃，物產豐盈，寧古塔、沈陽等地皆為清朝皇室貢品的重要提供場所。

　　據《寧安縣志》記載，其歲貢禮品包括“鱒魚四壇，鏡泊湖鯽二百尾，鹿烏查肉三十方，鹿肘、鹿尾三十把，山雞一百只，山楂四壇，山梨四壇，虎槍桿四十根”等名目[6]。清人定鼎中原后，由寧古塔、沈陽等地進獻給皇家的貢品經由遼西走廊抵達北京，相關內容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多有描述：“到三臺子店前，又逢兀喇進貢車十余輛，皆載獐鹿、山豬，而其籠盛者人參云。一車載生土狐，盛以木柜，一面開孔可見，狀如豹而小。又橐駝四頭，載雜物在店前，胡人喝聲，則先跪前足，次跪后足而伏于地，又喝則復起，其跪其起皆吼，其聲似牛而嘶。”“有二十輛連亙而去，所載皆獐鹿及豬。

　　而其中四五車則以簟為套，其大可容數石，問其所盛，盡是干菌。言自沈陽來，皆大家奴進貢其主之物云。其中三車皆插小白旗，又一車檻載二豺，其狀如大犬，而色黃黑。”[5]根據金昌業的記錄，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由沈陽進獻給皇家的貢品包括獐鹿、山豬、豺、土狐、人參、干菌等。清朝士卒以二十余輛貢車承載貢品，有時還用馴化后的駱駝來運送貢品，諸如此類細節，在朝鮮使行人員的筆下赫然如生，為研究清代東北地區的商業貿易提供了線索。

　　遼西走廊地區為漢、滿、蒙等多民族聚居之地，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性，畜牧養殖業十分發達。此外，遼西走廊地區多沙塵天氣，在朝鮮使臣出使清朝期間撰寫的燕行文獻中，時常能看見有關當地沙塵暴、陰霾天氣的記載，如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初五日，朝鮮使臣黃晸等從新廣寧發往小黑山，“終日大風，塵沙滿路，幾乎人不得直立，馬不能前進。”[7]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初九日，朝鮮使臣金士龍等行到閭陽驛至十三山之間，“大風吹沙撲人，使余開眼不得，開口亦不得。

　　若日日如此，則便成塵土腸胃。”[8]受到當地風沙氣候和地理環境影響，遼西走廊地區民眾常以飼養駱駝為業。《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寫道：“歷于家垈、舊店里、二臺子、韃子店、大舊家、新店，至新廣寧。路中始見橐駝，其高僅一丈，身瘦頭小，項細而下曲，行則隨步伸縮，頭如羊，足似牛，而蹄薄小在毛底。背有兩肉峰，自成鞍，而前峰有毛散垂，如馬之有纓。其峰肥則硬起，瘦則軟伏，故胡人常飼鹽，蓋以食鹽肥也。以索穿鼻而制之，缺則改其穴，其力任三馬所載，其行似遲而疾快，馬不能及。此物出沙漠，軍行運輜重，莫利于此，故為蒙古重畜，其值多至一百七八十兩銀云。

　　生人近則鼻噴黃水，臊臭不可近。”[5]文中提到遼西走廊一帶的蒙古人為了使駱駝肥碩健壯，常給其飼喂食鹽。待駱駝長成后，將其作為運輸貨物的工具，或直接作為商品販賣，價格高昂，當地人往往以此盈利，故當時駱駝商隊較為常見。此類風俗在其他朝鮮使臣的燕行詩文中也多有體現，如康熙六十年(1721)，燕行使臣李宜顯在《燕中詠物·槖駝》中寫道：“天生雙峙肉鞍高，載重能馳百丈皋。聽說曾為西域畜，邇來馴牧遍城壕。”[9]

　　反映出清代遼西走廊地區多民族雜處，多元文化交融的市井民情。山海關作為遼西走廊的終點，歷來被視作交通咽喉要道和兵家必爭之地。同時，山海關在古代商業貿易領域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康熙時期，山海關一帶市肆繁華，民生富庶，為北方一代雄鎮。正如康熙二十年(1681)，朝鮮使臣申琓在《山海關夜坐》一詩中所言：“村閭撲地連鐘鼎，樓閣干霄擁綺羅。”[10]金昌業也在日記中寫道：“城中市肆之盛埒于沈陽，而士女都冶，衣服鮮華，則又非關外所見也。至十字街，街樓亦壯麗。”[5]112

　　商販的經營范疇并不局限于傳統的衣食住行之類生活所需，更有書法、繪畫、篆刻等文人墨客青睞之物。如《老稼齋燕行日記》記載，金昌業隨同燕行使團抵達山海關，“夜來賣書畫者極多，其人多是秀才。其中蘭亭墨本頗佳，而索價過多。又有飲中八仙帖、花鳥帖、山水簇，皆是俗筆。唐伯虎水墨山水，范鳳淡彩山水，米芾水墨山水，亦皆贗作，米芾畫討銀三十兩。”正使金昌集“購得一畫，乃是花鳥帖也，似是近作，而筆法可愛。”[5]115金昌業在書法、繪畫上頗有造詣，能夠識別出商販所賣書畫的真偽。

　　(四)飲食民俗不同地域、民族的飲食習慣具有顯著差異性。

　　各地食俗不僅是保障人們基本生理需求的首要因素，也是區別、體現不同文化背景、習俗內涵的文化符號。《老稼齋燕行日記》中記載：“到大凌河，廚房得重唇魚，到此烹進，味殊佳，與我國魚無異。”“又行二十里至舊家鋪，亦有店三四十家，卸轎路傍少休。灣裨及廚房先到，作薏苡粥以進。馬亦飼粥，以站遠故也。”“聞巿面美，使廚房買來，細而紉。此處面皆小麥粉，而其味殊勝于蕎麥。”“朝飯于劉姓人家。

　　醬甕在屋里，求而嘗之，味雖微酸，亦佳。”“有賣紫蝦醢者，即我國所謂甘冬也，醢中所沉瓜絕大。”[5]91-96文中寫到遼西走廊地區民眾常吃魚蝦、面食，以薏米粥待客。當地人尤其喜食醬類，有與朝鮮飲食相似的“甘冬”，即“紫蝦醬”，亦偏愛以醬佐飯，或用醬類腌制時蔬，烹飪菜肴。遼西地區的食醬風俗歷史悠久，《農桑衣食撮要》一書記載了小豆醬的腌制方法：“小豆蒸爛冷定，團成餅盫出，黃衣穿掛當風處。

　　至三四月內，用黑豆或黃豆炒過，磨去皮，簸凈煮熟撈出。每小豆黃子一斗，熟豆一石，用鹽四十余斤，拌勻搗爛入甕，每日攪動，曬過七日后便可食用。合醬時，斟酌豆黃用之。”[11]遼西走廊地區民眾依據時令、節氣、空間等條件制作醬料，以大豆為主要原材料，應用傳統發酵技術釀制而成。

　　二、清代遼西走廊的游樂技藝民俗

　　游樂技藝是人類在生產勞動、人際交往過程中根據不同需要提煉出的休閑娛樂方式。遼西走廊為漢民族與滿、蒙等少數民族聚居之地，游樂技藝民俗帶有鮮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一)戲曲雜藝

　　中國猴戲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在清代典籍中，相關記載屢見不鮮。如《燕京歲時記》：“耍猴兒者，木箱之內藏有羽帽烏紗，猴手自啟箱，戴而坐之，儼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揚可聽。古稱沐猴而冠，殆指此也。”[12]《清稗類鈔》：“凡弄猴者，僅畜一二，(韓)七所畜多至十余。凡猨狙玃父之屬，大小畢具，且不施羈勒。每演劇，生旦凈丑，鳴鉦者，擊鼓者，奔走往來者，皆猴也。”[13]

　　時至清代，猴戲表演已不局限于皇庭、貴族階層，隨著民間藝人的增多、遷徙和民間技藝的改良、傳承，猴戲在城市和鄉間普及，成為民眾喜聞樂見的娛樂形式。《老稼齋燕行日記》屢次提及在遼西走廊地區觀看猴戲的情景：“有一胡兒持猿入來，以鐵索系其頸而揮轉之，使為筋斗，此外無他技，蓋新馴者也。其狀少于狗，額高面狹，眼深有赤光，兩頰與尻皆紅而無毛，臂甚長，手能掘物。獸行人坐，乍見如老嫗，瞻視數動不能暫定。”“有兩人各攜一猿而來，二黑犬隨其后。

　　其犬如貓，遂招入，使呈其技。各出紅衣穿其猿，一人㪣鑼叫聲有所云。于是，兩猿各自開柜出胡帽戴之，人立回旋。既已又喝聲道辭，則兩猿皆脫其帽，又于柜中出假面著之。一雙髻童子，一美須長者，童子持塵，長者傴僂扶筇，相與回旋。既已又皆脫去，更著女人面，一女有愁容，持巾時時作拭淚狀。既已又脫女面，更著甲冑，跨木馬持兵器，作擊刺狀，回旋數次而止。其行止以鑼聲為節，此似皆仿戲子，而不知其演何本也。”[5]87

　　金昌業對猴子的外形、裝扮加以描述，又寫出猴子身著人類戲裝，扮作老者、女人、孩童、將士，伴隨藝人戲腔起舞、斗耍的情形。除了猴戲，當地藝人還馴化其它動物表演雜技：“又使兩犬駕車，車上作屋設帷，大與犬稱，馳走庭中，回轉中規。又以篩輪四個周回置地上，相去丈許。胡人敲鑼，有所云云，其犬從輪外轉一周而止。乃豎一輪為門，犬則從輪外轉一周后，即從其門出。再豎一輪相對，犬又穿過兩輪而一周。于是盡豎四輪，則犬悉穿四輪。

　　三、清代遼西走廊的心意信仰民俗

　　心意信仰民俗指民眾間流行的偏重于獨特心理觀念的各式崇信，如人們在日常生活或特定節令中進行的祭祀、卜筮等[2]162。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金昌業主要從佛教信仰和關帝崇拜兩方面記述了清代遼西走廊地區的心意信仰民俗。

　　四、結語

　　朝鮮文人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記錄了清代遼西走廊地區的有形物質民俗、游樂技藝民俗和心意信仰民俗，從“他者”角度再現了康熙末年中國東北、華北地區的社會風貌，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在迄今保留的清代官方史料中，關于中國東北地區的許多信息往往語焉不詳，處于一種被遮蔽的狀態。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從異國視角記錄了清代東北地區的地理環境和民間風俗，彌補了中國官方史料的缺失與不足，為清代東北史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域外資料。

　　參考文獻：

　　[1]金昌業.老稼齋集[G]//民族文化推進會.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175輯.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

　　[2]陳勤建.中國民俗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朱彬.禮記訓纂[M].北京:中華書局,1996:591.[4]劉源溥.錦州府志[G]//金毓黻.遼海叢書.沈陽:遼海出版社,2009.

　　[5]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G]//弘華文.燕行錄全編:第2輯:第6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6]楊希,田茫茫.清代東北重鎮寧古塔呈進的貢品與傳說[J].蘭臺世界,2018(8):159.

　　[7]黃晸.癸卯燕行錄[G]//林基中.燕行錄全集:第37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287.

　　[8]金士龍.燕行錄·燕行日記:上·下[G]//林基中.燕行錄全集:第74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135.

　　[9]李宜顯.庚子燕行詩[G]//弘華文.燕行錄全編:第2輯:第7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230.

　　作者：谷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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