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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論文葉適對《詩》的史學解讀

    所屬分類:文史論文 閱讀次 時間:2016-05-29 15:58

    本文摘要:本篇 史學論文 闡釋葉適反對漢學訓詁的細碎,但與其師呂祖謙一樣,也反對鄭樵、朱熹等人的廢《序》解經模式。周予同在《經學歷史序言》中論漢學與宋學治經之不同,所指流弊與葉適的觀點相似,足見葉適論斷的前瞻性與合理性。 《 史學月刊 》Journal of Histo

      本篇史學論文闡釋葉適反對漢學訓詁的細碎,但與其師呂祖謙一樣,也反對鄭樵、朱熹等人的廢《序》解經模式。周予同在《經學歷史·序言》中論漢學與宋學治經之不同,所指流弊與葉適的觀點相似,足見葉適論斷的前瞻性與合理性。 《史學月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月刊)原名《新史學通訊》,創刊于1951年1月,是大型歷史學專業刊物。該刊堅持雙百方針,發表高水平的史學研究成果,主要欄目有史學理論、史學評論、社會史、城市史、鄉村史、生態環境史、文化史、學術史、電腦與史學應用、新資料的發掘與研究等。

    史學月刊

      摘要:葉適認為,《詩》既是儒家經典,本質上又是史書,故對《詩》亦應從史學角度展開解讀。他聯系歷史對小《序》進行辨誤,試圖還原詩教原貌;利用《詩》《序》、周史考補《詩》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獲得經世治國的教訓與啟示。葉適反對“孔子刪詩說”顯示了他對史實及《詩》文本的尊重。葉適以史解《詩》既為匡補漢、宋之學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顧經史、核義理與見事功并重的治學思路。葉適闡發的“經亦史”的觀點代表了“永嘉學派”的經世致用觀念,成為明清時期社會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論來源。

      關鍵詞:葉適;《詩》;《序》;歷史

      葉適是南宋“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和南宋中后期文壇領袖,同時也是浙東史學之一家。葉適治《詩》與時人不同,他認為“經亦史”,“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①,故治《詩》當兼顧經史,以免“專于經則理虛而無證,專于史則事礙而不通”②。葉適以史解《詩》主要表現為運用史料、史論觀點和史學思維分析探討《詩》《序》文本、《詩》的編纂等相關問題。目前學界論及葉適對《詩》的解讀,多注重他從經學或文學視角的闡發,故本文選擇葉適對《詩》的史學解讀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內容、原因與意義。

      一、小《序》之完善和辨誤

      葉適認為《序》和周史是解《詩》的重要依據。他對小《序》附會歷史解《詩》以構建《詩》教體系的做法亦持肯定態度。但南宋廢《序》之論洶洶,學者或視《詩》為單純歌詩而不察其義,或廢《序》以義解《詩》。此二者葉適均不贊同,他認為前者過于淺薄,“讀是詩者,徒樂其詞而不察其事,則于治道失之遠矣”③;后者則太褊狹,小序雖有不足,在更多情況下又足為解《詩》之助:

      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系;無所系,無以《詩》為也。其余隨文發明,或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專溺舊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詩》意;欲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愈多矣。④

      因此,葉適主張結合歷史與《詩》文本,對《序》中不實之言進行辨疑與糾誤,以完善《序》的解《詩》之功用。

      在葉適看來,《序》之不妥無外乎兩種情況:

      第一,經師識史不精,論《詩》所涉歷史有誤。如《鄭風·叔于田》和《太叔于田》兩篇,《序》均稱“刺莊公也”⑤,諷刺莊公不知約束共叔段的造反之心。葉適引《春秋》認為鄭伯實屬有意縱容共叔段,而非不知禍患將至,“叔段二詩,美其于田于狩,勸其釋弸鬯弓,智者知其入于死亡之地矣,非為莊公憂也”⑥。后世史學家也多與葉適觀點一致,葉適所論不謬。

      再如論《秦風》,序者認為秦人粗蠻之日久,故不易接受王化德澤。

      信如序《詩》之言,治國之道,仁義者美成,

      暴強者惡熟,積習漸靡,民之好尚久而猶存,后人雖欲轉移,未易為力。⑦

      葉適舉唐堯之事予以反駁:“按序《詩》,晉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⑧晉能續唐堯之風,而秦不能得宗周美德,序者的說法顯然前后矛盾。葉適分析歷史后認為真實情況是:

      以《詩傳》考之,周東諸侯之國,尚為王化所流,德聲仁澤見于歌詠,藹然不絕,安有宗周本根之地,千三百年教化之久,其去而為秦未數十年,而勇鷙勁強,輕斗喜殺,乃不復有文武成康之仿佛歟?蓋民心無常,惟上所命,從古而然,圣賢所以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未嘗以既成之治、有余之澤為可恃也。經師相傳之論,出于想象,失其實矣。⑨

      秦雖承宗周故地,但沒有繼承宗周教化以潤澤民人,故民人必然會退回尚武好斗的狀態。葉適這一觀點,在論《左傳》時也曾抒發:

      伊川,王城近地,平王初遷,周之禮教不行,而辛有歸過于野人,蓋不切矣。至是百余年,秦晉乃遷戎焉,是周人終不能教;不惟不能教,且并棄其地而不能治也。載事者反記辛有之言以為驗,然則所謂見微知著者固若是歟?⑩

      非人不能受教,而是人主不持之以恒貫徹教化之事。葉適反駁《序》的依據,基于個人嚴謹的史學考察結論,所言不虛。

      第二,序者不知《詩》義,比附歷史有偏差。

      序者非詩人,難免有解《詩》不準造成偏差的情況。如序者稱《雨無正》與《四月》是刺周幽王的作品,葉適以為非是:“《雨無正》、《四月》二篇,西周既滅、東周未遷以前詩也。師傳不考其時,使與他刺同義,誤矣。”因為所系朝代不同,也反過來影響對詩人所刺之事和諷刺意圖的準確把握。

      再如《雄雉》與《匏有苦葉》二首,葉適以為序者誤讀詩義:

      《序》:“《雄雉》,衛宣公及夫人淫亂不恤國事,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匏有苦葉》,公與夫人并為淫亂。”按衛宣公及夫人淫亂,史家具之矣。然歷考諸詩,凡刺怨曠,刺淫亂,必直指事實,未有泛為微詞以示其意者也。今系之以刺而已,而繼之者必曰淫亂,是徒以宣公之事實之爾,非是詩之本然也。二篇風寄深遠,指意正平,惜乎以淫亂沒之也。

      葉適總結稱《詩》表達怨刺,都會直言其事。《雄雉》與《匏有苦葉》二首中未提及衛宣公之事,序者強為附會歷史之舉確屬闡釋失當。

      葉適雖然不贊同序者的某些解釋,但他的辨誤仍以尊《序》為基本前提,其目的在于還原更為精準的圣教之說,以作為今人汲取治國經驗的正確基礎。

      二、《詩》本事考補

      葉適稱:“經,理也;史,事也。”《詩》錄周事,所謂“必于時事有所激發”。“時事”被《詩》記錄下來,成了周史,也即《詩》本事。《詩》、史、事三者密切相關,具有一體三面的聯系。故欲解《詩》必先明事,“古人因詩度樂,后世因樂為詩,蓋以事合政者,德以致之也,以政求事者,具之爾”,周之美政、美德亦因事而求之。可惜在葉適看來,雖有《序》示義和師傳講習,也未必能盡揭《詩》事。所以想要準確理解《詩》中的美刺之旨、興衰之示,考補《詩》本事是最佳方法。

      三、質疑孔子刪詩說

      因上古書籍佚多存少,所以《詩》的纂集問題仍有諸多不清之處。孔子有無刪詩之舉,是其中爭論最多的問題。葉適認為孔子不曾刪詩:“按《詩》,周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刪十取一也。”宋人持信疑觀點者皆有,葉適的觀點并無新奇之處,所可論者在他提出和解釋問題的方法與前人不同。前人或信或疑多從文本內容入手,圍繞逸詩數量、季札觀樂時的風詩次序、《論語》稱“詩三百”等具體問題展開。對這些爭討焦點,葉適僅略言之,他更多立足于一個宏觀、廣闊的歷史平臺,依據現存史料、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分析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與真實性。

      首先,從孔子生平考察,葉適認為孔子不具備刪詩資格。“孔子生遠數百年后,無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為皆出其手,豈非學者隨聲承誤,失于考訂而然乎?”《詩》關教事,孔子非朝中官員,并沒有接觸《詩》的資格與機會。“諸侯之風,上及京師,列于學官,其所去取,亦皆當時朝廷之意”,然而孔子曾自謂:“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這又當作何解釋呢?葉適從孔子所處的歷史背景分析,認為孔子以保存文獻為目的,對散亂的《詩》進行過重新編定,后世或因此訛傳為刪詩。

      孔子之時,上距東遷二百余年矣。王室愈微,諸侯益橫,吳楚肆暴,天下遂為戰國。魯衛舊家往往變壞,文物殘缺,而師摯鼗鼓之官淪潰散亡,《詩》《書》殘亂,禮樂崩逸,孔子于時力足以正之,使復其舊而已,非謂盡取舊聞紛更之也。后世賴孔子一時是正之力得以垂于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蓋失之矣,故曰《詩》《書》不因孔子而后刪。

      孔子整理《詩》《書》,以復其舊貌為目的,與刪詩的行為有根本的不同。刪詩說顯然屬于歷史流傳演繹中的訛誤。

      其次,在上古文獻不易保存的背景下,若《詩》遷延百余年皆散亂無序,僅憑孔子一己之力,也絕不可能完成再次編定之事,更不要說從頭刪選結集。因此,葉適深信以《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在編纂之初已經圣人刪選定篇。“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詩》才能在歷經國事動蕩之后,依然以一種較完整的面貌留存下來。而且葉適認為《詩》由史官保存,意味著《詩》在周衰前是有嚴格傳承規矩的。“孔子之時,前世之圖籍具在,諸侯史官世遵其職,其記載之際博矣,仲尼無不盡觀而備考之。”所以,孔子可以在前人遺留的文獻資料基礎上恢復《詩》的原貌,但與刪詩是毫不相關的。

      四、以史解《詩》的思想基礎

      首先,葉適以史解《詩》與個人的史學素養密切相關。葉適好史又邃于史,他雖然沒有恢弘完整的史論見諸筆端,但在治史中形成的史學思想與方法,深刻地影響了個人的學術研究。“經亦史”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也是葉適以史解《詩》的理論支撐。葉適的史學思想并非憑空自現,它與浙東地區史學發展的影響密不可分。自金華呂祖謙、永嘉陳傅良起,“六經皆史”或“經亦史”的理論就已露雛形。如陳傅良為徐得之《春秋左氏國記》作序曰:

      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已,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系》書是已。

      五、以史解《詩》的意義

      在宋人疑經、改經思潮的影響下,宋代《詩經》研究懷疑《序》說、指斥毛鄭,輕訓詁而重義理。進入南宋以后,詩經宋學代替漢學成為主流。  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于“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煩瑣。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氣,其特色為玄想的,而其流弊為空疏。

      葉適進一步指出,重視與史結合可以彌補漢、宋兩學不足。以今人眼光來看,葉適采納史論解《詩》,確實有助于深化《詩》義,糾正理學家妄自附會義理的毛病。葉適所采之史論,也都很有見地。如論《叔于田》中鄭伯事,與呂祖謙《東萊博議》中觀點一致。論秦史與孔子刪詩,則依據個人治史所得,皆是深思熟慮后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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