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論文葉適對《詩》的史學解讀

　　本篇史學論文闡釋葉適反對漢學訓詁的細碎，但與其師呂祖謙一樣，也反對鄭樵、朱熹等人的廢《序》解經模式。周予同在《經學歷史·序言》中論漢學與宋學治經之不同，所指流弊與葉適的觀點相似，足見葉適論斷的前瞻性與合理性。 《史學月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月刊)原名《新史學通訊》,創刊于1951年1月,是大型歷史學專業刊物。該刊堅持雙百方針，發表高水平的史學研究成果，主要欄目有史學理論、史學評論、社會史、城市史、鄉村史、生態環境史、文化史、學術史、電腦與史學應用、新資料的發掘與研究等。

　　摘要：葉適認為，《詩》既是儒家經典，本質上又是史書，故對《詩》亦應從史學角度展開解讀。他聯系歷史對小《序》進行辨誤，試圖還原詩教原貌;利用《詩》《序》、周史考補《詩》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獲得經世治國的教訓與啟示。葉適反對“孔子刪詩說”顯示了他對史實及《詩》文本的尊重。葉適以史解《詩》既為匡補漢、宋之學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顧經史、核義理與見事功并重的治學思路。葉適闡發的“經亦史”的觀點代表了“永嘉學派”的經世致用觀念，成為明清時期社會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論來源。

　　關鍵詞：葉適;《詩》;《序》;歷史

　　葉適是南宋“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和南宋中后期文壇領袖，同時也是浙東史學之一家。葉適治《詩》與時人不同，他認為“經亦史”，“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①，故治《詩》當兼顧經史，以免“專于經則理虛而無證，專于史則事礙而不通”②。葉適以史解《詩》主要表現為運用史料、史論觀點和史學思維分析探討《詩》《序》文本、《詩》的編纂等相關問題。目前學界論及葉適對《詩》的解讀，多注重他從經學或文學視角的闡發，故本文選擇葉適對《詩》的史學解讀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內容、原因與意義。

　　一、小《序》之完善和辨誤

　　葉適認為《序》和周史是解《詩》的重要依據。他對小《序》附會歷史解《詩》以構建《詩》教體系的做法亦持肯定態度。但南宋廢《序》之論洶洶，學者或視《詩》為單純歌詩而不察其義，或廢《序》以義解《詩》。此二者葉適均不贊同，他認為前者過于淺薄，“讀是詩者，徒樂其詞而不察其事，則于治道失之遠矣”③;后者則太褊狹，小序雖有不足，在更多情況下又足為解《詩》之助：

　　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系;無所系，無以《詩》為也。其余隨文發明，或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專溺舊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詩》意;欲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愈多矣。④

　　因此，葉適主張結合歷史與《詩》文本，對《序》中不實之言進行辨疑與糾誤，以完善《序》的解《詩》之功用。

　　在葉適看來，《序》之不妥無外乎兩種情況：

　　第一，經師識史不精，論《詩》所涉歷史有誤。如《鄭風·叔于田》和《太叔于田》兩篇，《序》均稱“刺莊公也”⑤，諷刺莊公不知約束共叔段的造反之心。葉適引《春秋》認為鄭伯實屬有意縱容共叔段，而非不知禍患將至，“叔段二詩，美其于田于狩，勸其釋弸鬯弓，智者知其入于死亡之地矣，非為莊公憂也”⑥。后世史學家也多與葉適觀點一致，葉適所論不謬。

　　再如論《秦風》，序者認為秦人粗蠻之日久，故不易接受王化德澤。

　　信如序《詩》之言，治國之道，仁義者美成，

　　暴強者惡熟，積習漸靡，民之好尚久而猶存，后人雖欲轉移，未易為力。⑦

　　葉適舉唐堯之事予以反駁：“按序《詩》，晉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⑧晉能續唐堯之風，而秦不能得宗周美德，序者的說法顯然前后矛盾。葉適分析歷史后認為真實情況是：

　　以《詩傳》考之，周東諸侯之國，尚為王化所流，德聲仁澤見于歌詠，藹然不絕，安有宗周本根之地，千三百年教化之久，其去而為秦未數十年，而勇鷙勁強，輕斗喜殺，乃不復有文武成康之仿佛歟?蓋民心無常，惟上所命，從古而然，圣賢所以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未嘗以既成之治、有余之澤為可恃也。經師相傳之論，出于想象，失其實矣。⑨

　　秦雖承宗周故地，但沒有繼承宗周教化以潤澤民人，故民人必然會退回尚武好斗的狀態。葉適這一觀點，在論《左傳》時也曾抒發：

　　伊川，王城近地，平王初遷，周之禮教不行，而辛有歸過于野人，蓋不切矣。至是百余年，秦晉乃遷戎焉，是周人終不能教;不惟不能教，且并棄其地而不能治也。載事者反記辛有之言以為驗，然則所謂見微知著者固若是歟?⑩

　　非人不能受教，而是人主不持之以恒貫徹教化之事。葉適反駁《序》的依據，基于個人嚴謹的史學考察結論，所言不虛。

　　第二，序者不知《詩》義，比附歷史有偏差。

　　序者非詩人，難免有解《詩》不準造成偏差的情況。如序者稱《雨無正》與《四月》是刺周幽王的作品，葉適以為非是：“《雨無正》、《四月》二篇，西周既滅、東周未遷以前詩也。師傳不考其時，使與他刺同義，誤矣。”因為所系朝代不同，也反過來影響對詩人所刺之事和諷刺意圖的準確把握。

　　再如《雄雉》與《匏有苦葉》二首，葉適以為序者誤讀詩義：

　　《序》：“《雄雉》，衛宣公及夫人淫亂不恤國事，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匏有苦葉》，公與夫人并為淫亂。”按衛宣公及夫人淫亂，史家具之矣。然歷考諸詩，凡刺怨曠，刺淫亂，必直指事實，未有泛為微詞以示其意者也。今系之以刺而已，而繼之者必曰淫亂，是徒以宣公之事實之爾，非是詩之本然也。二篇風寄深遠，指意正平，惜乎以淫亂沒之也。

　　葉適總結稱《詩》表達怨刺，都會直言其事。《雄雉》與《匏有苦葉》二首中未提及衛宣公之事，序者強為附會歷史之舉確屬闡釋失當。

　　葉適雖然不贊同序者的某些解釋，但他的辨誤仍以尊《序》為基本前提，其目的在于還原更為精準的圣教之說，以作為今人汲取治國經驗的正確基礎。

　　二、《詩》本事考補

　　葉適稱：“經，理也;史，事也。”《詩》錄周事，所謂“必于時事有所激發”。“時事”被《詩》記錄下來，成了周史，也即《詩》本事。《詩》、史、事三者密切相關，具有一體三面的聯系。故欲解《詩》必先明事，“古人因詩度樂，后世因樂為詩，蓋以事合政者，德以致之也，以政求事者，具之爾”，周之美政、美德亦因事而求之。可惜在葉適看來，雖有《序》示義和師傳講習，也未必能盡揭《詩》事。所以想要準確理解《詩》中的美刺之旨、興衰之示，考補《詩》本事是最佳方法。

　　三、質疑孔子刪詩說

　　因上古書籍佚多存少，所以《詩》的纂集問題仍有諸多不清之處。孔子有無刪詩之舉，是其中爭論最多的問題。葉適認為孔子不曾刪詩：“按《詩》，周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刪十取一也。”宋人持信疑觀點者皆有，葉適的觀點并無新奇之處，所可論者在他提出和解釋問題的方法與前人不同。前人或信或疑多從文本內容入手，圍繞逸詩數量、季札觀樂時的風詩次序、《論語》稱“詩三百”等具體問題展開。對這些爭討焦點，葉適僅略言之，他更多立足于一個宏觀、廣闊的歷史平臺，依據現存史料、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分析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與真實性。

　　首先，從孔子生平考察，葉適認為孔子不具備刪詩資格。“孔子生遠數百年后，無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為皆出其手，豈非學者隨聲承誤，失于考訂而然乎?”《詩》關教事，孔子非朝中官員，并沒有接觸《詩》的資格與機會。“諸侯之風，上及京師，列于學官，其所去取，亦皆當時朝廷之意”，然而孔子曾自謂：“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這又當作何解釋呢?葉適從孔子所處的歷史背景分析，認為孔子以保存文獻為目的，對散亂的《詩》進行過重新編定，后世或因此訛傳為刪詩。

　　孔子之時，上距東遷二百余年矣。王室愈微，諸侯益橫，吳楚肆暴，天下遂為戰國。魯衛舊家往往變壞，文物殘缺，而師摯鼗鼓之官淪潰散亡，《詩》《書》殘亂，禮樂崩逸，孔子于時力足以正之，使復其舊而已，非謂盡取舊聞紛更之也。后世賴孔子一時是正之力得以垂于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蓋失之矣，故曰《詩》《書》不因孔子而后刪。

　　孔子整理《詩》《書》，以復其舊貌為目的，與刪詩的行為有根本的不同。刪詩說顯然屬于歷史流傳演繹中的訛誤。

　　其次，在上古文獻不易保存的背景下，若《詩》遷延百余年皆散亂無序，僅憑孔子一己之力，也絕不可能完成再次編定之事，更不要說從頭刪選結集。因此，葉適深信以《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在編纂之初已經圣人刪選定篇。“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詩》才能在歷經國事動蕩之后，依然以一種較完整的面貌留存下來。而且葉適認為《詩》由史官保存，意味著《詩》在周衰前是有嚴格傳承規矩的。“孔子之時，前世之圖籍具在，諸侯史官世遵其職，其記載之際博矣，仲尼無不盡觀而備考之。”所以，孔子可以在前人遺留的文獻資料基礎上恢復《詩》的原貌，但與刪詩是毫不相關的。

　　四、以史解《詩》的思想基礎

　　首先，葉適以史解《詩》與個人的史學素養密切相關。葉適好史又邃于史，他雖然沒有恢弘完整的史論見諸筆端，但在治史中形成的史學思想與方法，深刻地影響了個人的學術研究。“經亦史”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也是葉適以史解《詩》的理論支撐。葉適的史學思想并非憑空自現，它與浙東地區史學發展的影響密不可分。自金華呂祖謙、永嘉陳傅良起，“六經皆史”或“經亦史”的理論就已露雛形。如陳傅良為徐得之《春秋左氏國記》作序曰：

　　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已，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系》書是已。

　　五、以史解《詩》的意義

　　在宋人疑經、改經思潮的影響下，宋代《詩經》研究懷疑《序》說、指斥毛鄭，輕訓詁而重義理。進入南宋以后，詩經宋學代替漢學成為主流。　　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于“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煩瑣。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氣，其特色為玄想的，而其流弊為空疏。

　　葉適進一步指出，重視與史結合可以彌補漢、宋兩學不足。以今人眼光來看，葉適采納史論解《詩》，確實有助于深化《詩》義，糾正理學家妄自附會義理的毛病。葉適所采之史論，也都很有見地。如論《叔于田》中鄭伯事，與呂祖謙《東萊博議》中觀點一致。論秦史與孔子刪詩，則依據個人治史所得，皆是深思熟慮后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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