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的心理加工過程機制

所屬分類：醫學論文閱讀次時間：2020-02-17 04:17

本文摘要：摘要共情是理解他人的重要社會性能力，按成分可劃分為情緒共情與認知共情，兩者分別有其對應的神經網絡。在演化及個體發展層面，情緒共情先于認知共情。共情的加工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由低級情緒刺激引發的自下而上加工。首先發生情緒感染，繼而引發情緒共情

　　摘要共情是理解他人的重要社會性能力，按成分可劃分為情緒共情與認知共情，兩者分別有其對應的神經網絡。在演化及個體發展層面，情緒共情先于認知共情。共情的加工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由低級情緒刺激引發的自下而上加工。首先發生情緒感染，繼而引發情緒共情，最后認知共情與情緒共情相互作用產生共情反應。另一種是由高級情緒信息引發的自上而下共情加工。認知共情通過自我投射的方式產生情緒共情，腹內側前額葉在這一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共情環路模型把共情成分與加工過程囊括在內，較好解釋了共情的心理加工機制。未來的研究應該設計具有更高生態效度的研究范式，探尋更多客觀的共情測量指標，豐富積極共情的研究。

　　關鍵詞情緒共情;認知共情;自下而上加工;自上而下加工

心理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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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研究》主要讀者對象為從事心理學領域的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者，適合于關注自身心理素質發展的各級各類人員，也適合有志于心理學事業的專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及社會其他人士。期刊收錄心理研究方面的論文有“心理問題與心理素質:“心理健康教育的“標”與“本”、“ 從心理契約角度解讀免費師范生心理狀況”等。

　　1前言

　　從日常經驗中會發現，當看到別人處于危難或痛苦時，我們會產生一種幾乎無法控制的悲憫之情。這種心理過程可以通過孟子的一段話闡釋:“今人乍見儒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公孫丑上》)。意為當人看到幼童將要掉入井里時，會自發地產生恐懼、驚駭和憐憫之情，且這些反應并非出于對結果是否能帶來利益、聲譽等外部因素的理性估量。這種心理反應可以概括為“惻隱之心”，孟子把“惻隱之心”視為“仁愛”的發端，即把它看成是“仁愛”這一道德規范的基礎。

　　“惻隱之心”與現代心理學中的共情有極大的共通性。共情指通過觀看或者想象能夠感知、理解他人的處境，能對他人的處境產生相似的情緒反應，并導致這種情緒反應的來源有清楚認識的一種能力(DeVignemont&Singer，2006;Hein&Singer，2008)。研究者從多個角度探索共情，加深了對共情的理解。早期研究者提出共情兩成分理論，認為共情包括情緒共情與認知共情兩個成分(Gladstein，1983)，這一劃分得到大量研究者的支持(陳武英，盧家楣，劉連啟，林文毅，2014;Eisenberg&Eggum，2009;Miklikowska，Duriez，&Soenens，2011;Smith，2006)。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也為這種劃分提供了證據(Carrington&Bailey，2010;Decety，Echols&Correll，2010;Shamaytsoory，2011)。

　　對于共情的加工與調節方式，具有代表性的模型包括早期評估模型與后期評估模型(DeVignemont&Singer，2006)，共情認知調節和情緒分享雙過程模型(Lombardoetal.，2010)以及共情的環路模型(Walter，2011)。這些模型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共情成分與共情加工過程之間的關系。以往研究常常把共情的成分與加工過程混用，認為情緒共情是自下而上的加工，認知共情是自上而下的加工。實際上，一個共情反應，無論是自上而下加工，還是自下而上加工，均涉及情緒共情與認知共情兩種成分，主要區別在于兩種成分的加工順序。加工順序不同，共情的調節方式也隨之改變。為了深入探索共情的心理加工機制，本研究將梳理共情的兩種成分與兩類加工過程之間的關系，使之概念化、清晰化、方法論化。

　　2共情概念的由來及共情能力的

　　發展“共情”這一概念最初源于哲學與美學，后來逐漸與心理學建立緊密的聯系。雖然在概念界定上經歷了演化，但作為一種心理現象，共情可以從物種演化與個體發展兩種視角進行觀察。

　　2.1共情概念的由來與演化

　　共情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家Rober提出了“Einfühlung”一詞，用于描述人們對藝術的共鳴，“Einfühlung”指人們把自己的心靈感受主動地投射到所看到的事物上的一種現象(Gladstein，1984)。德國心理學家、美學家Lipps發展了這一概念。他認為，人們通過Einfühlung的形式了解對方，這一現象發生在投射和模仿之前，當人們的情感模仿加深，Einfühlung也隨之加深。

　　二十世紀初，Titchener用英文新詞“empathy”取代了“Einfühlung”，并把“empathy”定義為“一個把客體人性化的過程，感覺我們自己進入別的東西內部的過程”(王妍，2015;鄭日昌，李占宏，2006;Duan，&Hill，1996)。此后，共情進入心理學的研究視野。臨床心理學家傾向于用現象學的視角理解共情。阿德勒把共情納入精神分析的范疇，把共情比喻成“穿上病人的鞋子(站在病人的立場上)，觀察與感受病人的體驗”。

　　羅杰斯的“以人為中心療法”強調無條件接納、積極關注、真誠和共情。他對共情的解釋是“咨詢者能正確地了解當事人內在的主觀世界，并且能將有意義的訊息傳達給當事人”。實驗心理學家對共情的操作性定義主要有兩種取向，認知取向的學者認為，對他人心理狀態的理解和推斷等認知性結果是共情的本質;情感取向的學者認為，認知成分是情感反應的喚醒機制(陳晶，史占彪，張建新，2007)。在中文的語境下，“empathy”先后有過“神入”“移情”“投情”等翻譯，譯名的合適性曾引起較大的學術爭論。2003年出版的《大辭海》心理學卷的咨詢心理學部分收錄了“empathy”一詞，將其翻譯為同感，釋義為同理心(顏志強，蘇金龍，蘇彥捷，2018)。目前，學術界公認的翻譯是“共情”“同理”和“同理心”。

　　2.2共情能力的發展

　　從物種演化的角度來看，共情能力是從簡單到復雜逐步發展起來的。情緒共情在發生學上出現的時間先于認知共情。例如，老鼠具有情緒感染能力，老鼠遭受電擊的痛苦會引起其他老鼠的負面情緒(Church，1959)。獼猴可以彼此分享情感，但還不具備認知共情的能力(Povinelli，Parks，&Novak，1992)，黑猩猩的共情能力相當于處于半自我中心階段的兒童，但是它們也只能夠表征其他個體的知識、意圖等心理狀態，并不能完全理解，僅具備最初級的認知共情能力(Koski&Sterck，2010)。人類所擁有的高級認知能力(如語言)使得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分享表征達到元水平，使共情具有更加復雜的形式與功能(黃翯青，蘇彥捷，2010)。共情在人類的不同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發展層次。

　　Hoffman(1977)建立的個體共情的畢生發展模型，描述了從低到高四種水平的共情反應模式:0～12個月的嬰兒處于第一個階段，這一階段中共情的本質是情緒感染，其最典型的反應是嬰兒會對其他嬰兒的哭聲產生反應性哭泣;12～18個月的幼兒處于第二個階段，即自我中心共情階段，能夠對他人進行動作模仿;隨著觀點采擇能力的發展，在3～4歲兒童進入第三個階段，即“感受他人”的共情階段，能夠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和自己存在差異;11歲左右兒童進入到共情的第四個階段，即對他人生活狀況的共情階段。個體在這一階段即使脫離具體的情緒線索也能產生共情(Hoffman，1977;Meltzoff&Moore，1983;Zahn-Waxler&Radke-Yarrow，1990)。

　　3共情的成分

　　早期研究者(Gladstein，1983)提出的共情兩成分理論把共情劃分為情緒共情和認知共情。情緒共情是對他人情緒狀態的情感反應，認知共情則是對他人目的、企圖、信仰等認知要素的推斷。兩成分理論對共情成分的劃分得到了眾多研究者的認同(陳武英，盧家楣，劉連啟，林文毅，2014;Decety&Jackson，2004;Smith，2006;Eisenberg&Eggum，2009;Fan，Duncan，deGreck，&Northoff，2011;Miklikowska，Duriez，&Soenens，2011)。新近興起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也為這種劃分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證據，大部分結果表明兩種成分各有相對獨立的神經網絡結構，情緒共情涉及的腦區主要是額下回(InferiorFrontalGyrus，IFG)、頂下小葉(InferiorParietallobule，IPL)以及前部扣帶皮層(AnteriorCingulateCortex，ACC)、腦島(Insula)和杏仁核(Amygdala)等(Keysers&Gazzola，2006;Rizzolatti，Fabbri-Destro&Cattaneo，2009;Decety，Echols&Correll，2010;Shamaytsoory，2011)。

　　認知共情涉及的腦區主要是內側前額葉皮層(MedialPrefrontalCortex，MPFC)、顳上溝(SuperiorTemporalSulcus，STS)、顳頂聯合區(TemporoparietalJunction，TJ)和顳極(TemporalPoles，TP)等(Frith&Singer，2008;Van&Baetens，2009;Carrington&Bailey，2010)。認知神經心理學對腦損傷患者的研究也為兩成分理論提供了證據支持，Dziobek等人(Dziobek，Rogers，Fleck，Bahnemann，Heekeren，Wolf，&Convit，2008)的研究顯示，孤獨癥患者的情緒共情能力與正常被試沒有明顯差別，但是認知共情能力卻明顯受損。Harari等人(Harari，Shamay-Tsoory，Ravid，&Levkovitz，2010)的研究發現，邊緣性人格障礙患者情緒共情和認知共情能力發生分離，這類患者的認知共情能力比正常人低，但情緒共情能力卻比正常人更高。

　　Shamaytsoory等人(Shamaytsoory，Aharonperetz，&Perry，2009)的研究顯示，腹內側前額葉(VentromedialPrefrontaCortex，vmPFC)受損患者的認知共情能力偏低，但情緒共情能力處于正常水平;大腦額下回(InferiorFrontalGyrus，IPG)受損患者情緒共情能力偏低，但認知共情能力處于正常水平。以上研究結果證明，情緒共情與認知共情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心理成分(潘彥谷等，2012)。

　　4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

　　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是指由具有直接感染性的低級情緒刺激(如面部表情、聲音、氣味)引發的共情加工過程。低級情緒刺激可以通過感官系統被直接“接觸”而感知，所需要的意識成分少，個體很難控制其發生和強度。這一個過程包含了情緒感染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情緒共情與認知共情。情緒刺激激活個體的神經元系統，神經信號把情緒信息傳達至感受器，感受器自動化地產生模仿性情緒表達，神經沖動以反饋的方式使個體意識到這種主觀感受，即產生情緒感染。個體以自身經歷過的動作和體驗過的情緒所產生的心理表征去理解他人同樣的動作和情緒體驗，產生情緒共情。同時，個體對環境進行認知評估產生認知共情，認知共情調節情緒共情，共同產生共情反應。

　　4.1情緒共情

　　情緒感染可引發兩種結果:自囿性悲傷(PersonalDisstress)或者情緒共情，兩者表現出的行為可能類似，但在社會效果上是彼此對立的(弗朗斯·德瓦爾，2013)。自囿性悲傷指受他人不幸的影響，觀察者會不由自主地想象自己處在相同的情境，從而產生與受害者相似的情緒體驗(DeVignemont&Singer，2006)。自囿性悲傷缺乏對他人處境和需求的認知性評估，觀察者只會尋求能減輕自己悲傷的反應。如幼兒聽到其他幼兒哭聲后的痛苦反應，幼猴聽到其他幼猴的尖叫聲后會相互靠近與擁抱，尋求接觸以疏解他們自身的緊張反應，因此，自囿性悲傷并未超出情緒感染的水平。

　　4.2認知共情對情緒共情的調節

　　在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中，盡管情緒共情由具有直接感染性的刺激誘發，但情緒共情不是對他人情緒的刻板復制，個體對導致這種情緒狀態的來源有清楚認識的能力，即認知共情(黃翯青，蘇彥捷，2012;Preston&deWaal，2002)，認知共情會對情緒共情產生調節作用。

　　5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

　　一些情緒信息不具備直接感染性，這類情緒信息被稱作高級情緒信息。高級情緒信息需要調用認知資源推斷加工才能產生共情，如閱讀感人的文字，需要思維能力理解情緒信息，這種共情被稱為心理理論共情，包括利用感覺信息推斷、語介聯想(language-mediatedassociation)、觀點采擇(activeperspectivetaking)。心理理論共情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方式。

　　6總結與展望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中國先秦時期孟子提出這一命題，闡述了人們對他人遭受苦難表現出感同身受的心理現象，從現代西方心理學術語的角度看，該命題描述的實質是一種情緒共情。人類先天就具備情緒感染能力，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和經驗的積累，情緒感染發展成為具有重要社會性功能的共情能力。本文以共情的兩成分理論為劃分依據，綜述了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兩類共情加工過程，探討了兩種共情成分與兩類加工過程的關系。結論認為，情緒共情先于認知共情發生，認知共情能對情緒共情進行調節，加工過程不同，共情的調節方式也不同。總體來說，有關共情的心理加工過程的研究已取得較豐碩的成果，對情緒共情與認知共情的發生方式及相互作用都有較深入的研究，未來研究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作進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