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與規律的科學理論產生于社會實踐,反過來指導社會實踐,并在社會實踐中接受檢驗和證明。延安精神是指導廉政建設等社會實踐的科學理論,廉政建設是延安精神產生并被檢驗和證明的社會實踐活動,延安精神與廉政建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
摘要: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與規律的科學理論產生于社會實踐,反過來指導社會實踐,并在社會實踐中接受檢驗和證明。延安精神是指導廉政建設等社會實踐的科學理論,廉政建設是延安精神產生并被檢驗和證明的社會實踐活動,延安精神與廉政建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延安精神;廉政建設;辯證關系
目前,學術界對延安精神、廉政建設的獨立研究已經很深入,論著論文等成果豐碩,但將延安精神和廉政建設合并進行論述的并不多,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吳瓊英、李資源《大力弘揚延安精神加強黨的廉政建設》(《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杜永峰《弘揚延安精神加強廉政建設》(《陜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甄曉英《試論“延安精神”與黨風廉政建設》(《發展》2014年第9期),趙中鋒、任學嶺《延安精神與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福建黨史月刊》2009年第24期),賈國欣《用延安精神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湘潮》2012年第11期),冀德榮《延安精神的廉潔內涵與時代價值》(《新西部》2015年第12期)等,這些文章在分析延安精神的本質內涵或主要內容的基礎上,對弘揚延安精神的時代意義及其緊迫性、延安精神對黨風廉政建設的啟示及加強廉政建設的路徑選擇等進行了深入探討,突出強調延安精神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至于延安精神與廉政建設的關系,目前還未見相關文章發表。筆者不揣淺陋,擬從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的視角剖析延安精神與廉政建設的關系,以拋磚引玉,就教于方家。關于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與規律的科學理論產生于社會實踐,反過來指導社會實踐,并在社會實踐中接受檢驗和證明。
1.延安精神是指導廉政建設等社會實踐的科學理論立足于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基礎之上的延安精神,其核心內涵包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作風。其中,為人民服務思想是關于人民群眾是社會主體和歷史創造者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成果,它“揭示了無產階級政黨的來源和性質,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性質和宗旨”[1]。
陜甘寧邊區時期,在我黨開展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項建設事業中,為人民服務思想貫穿始終,它既是我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也是其歸宿,最終成為黨的施政總方針。以廉潔政治建設為例,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到達陜北,腥風血雨的長征剛剛結束,從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中有幸生存下來的紅軍干部戰士來到一個工作生活環境相對穩定的新的落腳點,他們的工作生活條件與長征時期相比雖有天壤之別,但還是異常艱苦。隨著根據地的不斷擴大,我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積極抗日的政策主張逐步深入人心,以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黨外有識之士突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時間,解放區的政權機構隨之擴大了,其工作人員也相應地增加了,封建腐朽思想、資產階級特權思想如貪圖安逸、追求富貴與享樂等迅速抬頭,高高站在群眾之上的官僚主義作風和假公濟私等貪污腐敗行為在部分黨員干部中滋生蔓延。
與此同時,一些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破壞分子趁機活躍起來,他們有計劃有目的的拉攏腐蝕一些政治覺悟低、意志薄弱的黨員干部,引誘他們走上驕奢淫逸、腐化墮落之路,以達到其從中國共產黨內部瓦解進而從根本上削弱中國共產黨的目的。面對如此嚴峻而復雜的局面,陜甘寧邊區有針對性地開展廉潔政治建設,制定各項制度,出臺相關的政策與法律法規,有組織地開展人生觀、價值觀等思想作風教育,通過大規模的文化、制度與法制建設,強化黨員干部的廉政意識,端正他們的思想與工作作風,清正廉潔成為他們工作的常態。
這樣,有利于克服官僚主義作風,杜絕經濟上的貪污和浪費,以實現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而在實踐中,替群眾著想、維護群眾的根本利益并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的群眾路線,則是實現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有效手段。延安時期,群眾路線逐漸成為我黨根本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蛾兏蕦庍厖^政務人員公約》(公布于1943年5月)第七條明確要求區級以上政務人員“愛護群眾,密切聯系群眾”,立足于“群眾是我們的依靠”的基本認知,要求他們站在群眾之中而不是群眾之上,要善于與群眾取得聯系,隨時了解群眾的情緒,切實關心群眾的需要,認真傾聽群眾的批評。
同時,群眾利益絲毫不得侵犯,群眾便宜一點不能貪貼。在廉政司法實踐中,從檢查權、審判權的行使到調查案情及案件的執行都離不開人民群眾。以立法提案權、控告權等為核心的群眾監督權的行使,則保證了陜甘寧邊區廉政法制建設的順利進行。立法提案權是陜甘寧邊區時期人民群眾及其代表行使監督權的表現形式之一,1人提議、10~20人聯署即可形成一個正式的提案。人民群眾行使監督權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針對邊區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控告權,《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六條明確規定,人民“有用無論何種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為之權利。”為了使人民群眾暢通無阻地實施這一權利,1943年制定的《陜甘寧邊區政紀總則草案》規定,對于人民群眾向上級政府提交的控告訴狀,特別是針對政務人員的控告訴狀,下級政府及其政務人員一概不得阻止刁難或置之不理,而是要隨時負責把人民群眾的控告訴狀轉呈給上級政府。
同時,通過下發《認真處理人民控告干部案件》的專門性文件,要求各級政府對控告案件“必須認真負責地實事求是地切實查明,公平處理”,堅決杜絕或敷衍結案或偏袒政務人員違法違規行為等情況的發生,并要求各級政府將自己所辦理控告案件的詳細經過及時報告上級,盡快清理前期積壓的控告案件,不得拖延。這樣,通過程序與時效的上級監督以保障各級政府辦理控告案件的公平與效率。獨立自主是馬克思主義民族解放理論的基本內容,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項基本原則,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基本原則運用于解放區的內政外交實踐中,如在廉政法制建設中,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基本原則,加大對貪污犯罪的懲處力度,1939年頒布實施的《懲治貪污條例》第一次將嚴重浪費行為納入貪污犯罪的懲處范圍。
陜甘寧邊區時期,我黨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漸趨成熟,中共中央出臺政策,要求全體黨員干部將調查研究作為一切政策制定的基礎,并針對某個重大的理論或實踐問題有組織地開展調查,形成調查報告,為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如1942年陜甘寧邊區專門針對延安的生產生活狀況、民風民俗等社情、民情,有組織地進行了調查;1945年,陜甘寧邊區大規模地開展關于邊區法律問題的專項調研活動,近百份專題調研報告的出籠是此次活動的重要成果[2]。這兩次調研所取得的成果成為廉政立法的許多建設性意見的提出與采納的重要依據,反映在廉政立法的重要條款與廉政政策的主要內容中,因此,陜甘寧邊區的廉政法律法規規章,是在調查研究的堅實基礎上制定并出臺的,與當時解放區客觀的現實情況高度契合。
2廉政建設是延安精神產生并被檢驗和證明的社會實踐活動廉政建設是人民民主政權建設的基本要求,也是陜甘寧邊區政權建設的重要舉措。回顧廉政建設歷程,首先在抗戰初期頒布了幾個具有憲法性質的施政綱領,確立邊區政權建設以“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為基本目標,為此制定了從制度層面封堵貪腐漏洞的財務制度、生活制度、工作檢查制度等各項工作制度及嚴密的監督制度,包括參議會監督、人民群眾監督和司法監督,確立起不能腐的制度框架。與此同時,一方面是包括黨政領導人在內的高級領導干部率先垂范,他們吃苦耐勞、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的示范效應很快顯現出來;另一方面開展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性教育及艱苦奮斗的思想品德教育,提高了政務人員特別是全體黨員干部廉潔自律的思想覺悟。
這樣,不想腐的思想道德藩籬逐漸扎根于全體黨員干部的心中。其次,開展廉政法制建設,從1938年起,陜甘寧邊區政府在修正原有的各種單行法規的基礎上,也制定出臺了一些新的單行法規。為了防止行政機關、武裝部隊和公營企業中的貪污現象的發生并對其貪污行為進行懲治,1938年8月頒布實施《陜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暫行條例》,1939年頒布實施《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條例》,《懲治貪污條例》列舉了以貪污犯罪論處的十種行為,并制定了嚴厲的懲治標準,在“暫行條例”“貪污數目在五百元以上者,處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的基礎上,增加了“貪污數目在一千元以上者,處死刑”的嚴厲刑罰條文。從1939年到1943年,作為政府組織法規的《陜甘寧邊區政府組織條例》《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干部管理暫行通則》《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干部任免暫行條例》《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干部獎懲暫行條例》等干部管理法規和《陜甘寧邊區政紀總則草案》和《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等干部政紀法規陸續頒布實施,是否廉潔奉公成為當時干部考核的主要標準和政紀的最基本要求。
這些行政立法的出臺及其嚴格實施,對公務人員奉公守法的思想觀念的確立及奉公守法的良好習慣的養成,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通過廉政建設,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的制度、法律與文化體制逐漸形成,一個以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為主要特征的高效廉潔政府建立了起來。形成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延安精神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其豐富的思想內涵包括一系列理論原則、方針、政策和策略,是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活動的思想理論寶庫。從1938年毛澤東論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時,對共產黨員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無論何時何地都應該把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39年2月,毛澤東把“為人民服務”與無產階級的道德觀聯系了起來,這是在寫給張聞天的信中提出的;1945年毛澤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看成是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到黨的七大將為人民服務精神寫入黨章總綱,為人民服務成為黨員干部的基本要求。
從1935年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提及自力更生后,他在不同的場合、有針對性地多次談及自力更生,如1939年談到發展生產要自力更生,抗日戰爭要自力更生;1940年,他批評國民黨的抗戰政策,認為國民黨在民族戰爭中過于依賴外援或投靠某些帝國主義集團,進而放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基本原則,同時提出了“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盡可能地利用外援”[3]的主張,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基本政策。發生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的解放區軍民大生產運動是一次在自力更生思想指導下的大規模的實踐活動。
早在1930年,毛澤東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口號;從1941到1942年,針對黨內理論與實際嚴重脫節的“左”傾錯誤,毛澤東通過著文,把理論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研究看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更加強調革命理論的實踐性特點及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可見,延安精神的形成與包括廉潔政治建設在內的社會實踐活動相始終,延安精神產生并最終形成于延安時期的廉政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大生產運動、整風運動等各項社會實踐活動中,反過來又成為這些社會實踐活動的指導思想,由工作制度建設、思想理論教育、法律制度建設等組成的廉政建設,正是在為人民服務思想、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針及理論聯系實際方法的指導下進行的有效實踐活動。延安精神在豐富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得到檢驗與進一步的證明后,最終體現為黨和政府的施政方針、政策措施與法律法規的基本精神及全體黨員干部與廣大根據地軍民的思想認識、道德情操與行為規范,成為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成熟的革命理論。
3延安精神與廉政建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從不斷總結革命成敗的經驗教訓中形成并在革命實踐中不斷完善的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座豐碑。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它是在總結“二次革命論”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的“一次革命論”的慘痛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新民主主義論》(1940))等著作的發表,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漸趨成熟。
文中對西方列強侵略中國、資本主義因素在中國社會逐漸地生長以來,中國由封建社會逐漸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得出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的結論:首先是將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改造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然后使革命進一步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文中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參加革命的可能性”與“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的兩面性特點,這就決定它無法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兩大任務,因此,這個重擔就自然落在了無產階級的肩上,因為無產階級身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三重壓迫,具有堅決和徹底的革命斗爭精神。
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的依靠力量,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可以爭取的同盟力量。五四運動以后,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即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和目標。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并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時把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光榮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務。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成熟離不開中國革命豐富的社會實踐特別是延安時期的革命實踐活動的檢驗。
1935年,黨中央和紅軍到達延安后,面對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的國內局勢與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加上解放區缺衣少食的艱苦環境,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包圍與裝備精良的日軍的掃蕩,在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同時,還面臨通過開展革命活動確立并鞏固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以便領導中國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任務。這樣,緊緊圍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與任務,從陜甘寧邊區到各解放區的黨政軍建設蓬勃開展起來,共產黨員的理想信念教育、政權建設、軍隊建設逐一展開,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獨立自主的內外政策及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作風貫穿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建設的各項事業的始終。
與此同時,針對當時出現的各種問題如貪污浪費與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開展黨風廉政建設、民主政治建設、整風運行等,并有組織地開展調查研究,倡導密切聯系群眾,一個堅強而清廉的統一戰線領導者的形象迅速確立,吸引著大批黨外、區外及國內外民主人士來到延安,來到解放區,統一戰線迅速建立并鞏固起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梢,延安精神與廉政建設是延安時期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最后勝利的根本保障。
政工師評職論文投稿刊物:《延安文學》辦刊宗旨:增強現實性、可讀性、趣味性。力圖辦成雅俗共賞的現代期刊。為大西北的大開發、大繁榮鳴鑼開道,搖旗吶喊,讓世界關注西北,讓西北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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