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忌憚共產黨在抗戰中發展壯大，不斷制造各種摩擦。此時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受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思想影響，在開展統戰工作時，一味地妥協退讓，人為地喪失了許多新四軍發展的大好時機。1941年1月，國民黨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忌憚共產黨在抗戰中發展壯大，不斷制造各種摩擦。此時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受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思想影響，在開展統戰工作時，一味地妥協退讓，人為地喪失了許多新四軍發展的大好時機。1941年1月，國民黨軍隊突襲奉命北上的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并宣布新四軍為“叛軍”，撤銷其番號，史稱皖南事變。皖南事變爆發后，在中共中央領導下，新四軍在鹽城重新成立軍部，并深刻總結皖南事變前統戰工作的失誤和教訓，逐步擺脫了困境，取得了重大發展。
一、皖南事變的發生及其主要原因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召開，中共中央正式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十年內戰基本結束，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組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成為不可抗拒的趨勢。經兩黨磋商，1937年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布了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的命令，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新四軍組建后，立即在大江南北配合友軍開展抗日活動，建立抗日根據地，到1940年年底，新四軍先后建立了皖中、皖東、皖東北、蘇南、蘇中、蘇北、豫皖蘇、皖南等根據地，軍隊由組建時的1萬余人發展到10萬余人。
新四軍的發展壯大，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不滿，1940年10月19日，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發出“皓電”，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活動，顛倒是非，橫加罪名，并限令他們在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中共中央一面發表聲明，駁斥國民黨的無理要求，一面從維護抗戰大局出發，答應將皖南的新四軍調離，開赴江北。1941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及其直屬支隊9000多人行至皖南涇縣茂林地區，遭到國民黨軍7個師8萬余人的合圍伏擊。新四軍奮戰七晝夜，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分被俘和犧牲。軍長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途中壯烈犧牲。1月17日，蔣介石反污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聲稱將把葉挺交付“軍事審判”。這就是抗戰史上令親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爆發的主要原因在于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
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動方針。此后，國民黨在“政治限共”的同時，加快了“軍事限共”的步伐，軍事摩擦層出不窮。1939年年底，國民黨頑固派在山西、陜西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雖然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點是針對華北地區的八路軍，但同時也加緊了華中地區的軍事部署。1939年9月，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和蔣介石先后下達命令，要求“所有駐扎在江北地區的新四軍部隊全部轉至江南”[1]p308-309，并調集軍隊對江南江北的新四軍施加壓力。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國民黨將反共重心轉向華中地區的新四軍。9月6日，中共收到的一封絕密電文稱：“確悉軍令部已向顧祝同發出‘掃蕩’江南江北新四軍之命令，請葉挺、項英、劉少奇準備自衛行動，皖南尤須防備。”[2]p5可見，皖南事變是蔣介石蓄謀已久的、以削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為目的的反共之舉。
二、皖南事變前項英等人統戰工作的失誤及其成因
皖南事變前，新四軍的主要領導人是葉挺和項英，葉挺任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兼政治委員。項英在領導新四軍抗戰期間，抓緊東南各省中共地方組織的恢復、建立和發展，重視部隊建設，大力培養干部，努力提高軍政素質，有重大功績，但也存在著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向敵后發展的措施不力等失誤，主要體現在：
(一)片面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1937年，在國共雙方協商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期間，日軍侵犯華中地區。由于日軍戰斗力強大，加上蔣介石不發動群眾、單純依靠國民政府和軍隊片面抗戰，不少愛國將領雖拼死抵抗，但未能阻擋住日軍的大舉進犯，華北、華東、華中大片國土相繼淪陷。1938年5月14日，中央書記處致電長江局及項英，要求新四軍“利用目前的有利時機，主動地、積極地深入到敵人后方去……大大的去發動和組織群眾，……在大膽的向外發展與積極的抗戰行動中，來擴大與鞏固統一戰線”[3]p4。
中央此電的意思很明顯，日寇剛占領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尚未來得及進攻敵后城鎮村莊，新四軍應抓緊一切時機開展統戰工作，動員人民群眾積極抗日，并積極利用國民黨正規軍撤退，舊政權瓦解，社會秩序較為混亂之機，發展新四軍的武裝力量。1938年10月31日，項英在皖南軍部積極分子會議上作了《中共六中全會的總結和精神》的報告，提出“一切工作的發展都要經過統一戰線，反過來，工作就不能發展”[4]p8。在項英的領導下，新四軍的統戰工作畏首畏尾，致使“華中敵后許多自發的抗日游擊戰爭，很久也沒有得到我黨我軍的領導”;“我黨我軍在華中抗戰中所占的實際地位是很微弱的”[5]p268。
基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思想，項英、袁國平等人在1939年2月的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統一戰線為實現政治工作最高指導原則……政治工作必須一切遵守統一戰線的原則，充實它的新的內容并使一切工作作風與方式全部轉變到適合統一戰線的執行”[6]p95。對此，后來陳毅嚴肅地批評說：“皖南的建軍主張，容許本軍有兩個領導，和降低本軍成為統一戰線的軍隊，是政治上的絕大錯誤。”[7]p121鄧子恢也回憶說：“他們(指項英、袁國平等人——引者注)不敢在軍隊中公開建黨，不敢公開承認新四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他們想裝作不是第二個八路軍，而是介于八路軍與國民黨軍隊之間的‘第三種軍隊’，是‘統一戰線的軍隊’。他們從來不敢在部隊中喊‘中國共產黨萬歲’!”[8]p165
由于新四軍主要領導人項英不懂得靈活運用統一戰線的策略和方針，加之新四軍剛剛成立不久，軍隊實力比較弱小，從而導致抗戰初期新四軍“沒有在上海、南京、武漢及其他重要敵占城市的附近組織起黨所領導的廣大的游擊戰爭，沒有在敵后建立根據地，敵后及鄉村中的工作特別薄弱或者完全沒有工作。新四軍的發展還很小，在給養方面很困難，在戰略上所處的地位很危險”[5]p268。
(二)對國民黨妥協讓步，不敢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敢正面還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
1938年年底，日本基本上停止大規模軍事進攻，對國民黨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蔣介石將抗戰初期聯共抗日的政策轉變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在南岳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國民黨決定派60個師到敵后并成立若干戰地黨政委員會。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隨后，國民黨當局制定并相繼推行《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在此背景下，項英在1939年3月15日召開的新四軍第二次參謀工作會議上竟提出要“根據南岳會議蔣委員長訓示作我軍建軍的總方針”[9]p746，實為荒謬至極。
新四軍建軍初期，由于戰斗頻繁，人員損失慘重，迫切需要擴大兵員，組織游擊隊。但由于項英存在著畏懼特務、擔心破壞國民黨兵役法的心理，導致新四軍“未積極地放手吸收青年”“吸收新兵”“不敢搞大隊伍等”[3]p392。抗戰初期，南京、徐州、武漢先后淪陷，新四軍本可以利用國民黨撤退之機，“大膽迅速東進向敵后發展”，“放手到敵后去解決人、槍、款和根據地問題”。但是當時項英一面“沿途停留，不愿意離開國民黨的地區，等待敵寇前進”，一面“提出建軍的精兵方針，將大批的新舊干部留在皖南作訓練教育工作，使敵后前線人手不夠，而限制了自身的發展”[3]p393。由于擔心國民黨造謠或從中作梗，皖南云嶺地區一直實行著國民政府的保甲制。
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兵分三路進攻新四軍，冷欣進攻蘇南，韓德勤、李明揚進攻皖東和蘇北，李品仙進攻皖東，此時項英不作必要的準備，對國民黨的進攻不予抗議，不敢采取針鋒相對的政策，事事讓步，“壓制各支隊對頑方進攻的正當防衛的行為。如處置蘇南對冷欣抗議事件，反對東路撤兵到江北發展，處置皖南反擊劉子清無理進攻的事件，阻止張??在大別山建立根據地的提議和部署等”[3]p394。至于皖南新四軍軍部對附近頑固派的讓步事件，“更指不勝數[屈]”[3]p394。
在開展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統戰工作時，項英認為國民黨是上級，新四軍是下級，一味地讓步、遷就，沒有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這些舉動無異于讓出了新四軍的指揮權和領導權，最終導致新四軍在統戰工作中完全陷于被動地位。
過去的一些書籍和文章在探討皖南事變以前新四軍統戰工作的失誤時，大多把原因歸結為項英受王明右傾思想的影響�？箲鸪跗�，王明從蘇聯回國，主持長江局的工作，提出“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的確對項英指導新四軍的統戰工作有一定的影響，但更應該看到，王明對項英的影響是和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局聯系著的。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五項要求、四項保證，作為實現兩黨合作抗日的條件。在全面抗戰的八年時間內，中共多次聲明遵守四項保證。在國共團結抗日的大背景下，對包括項英在內的所有共產黨人而言，都面臨一個既要維護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又要獨立自主的開辟抗日根據地、壯大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之間的矛盾。要處理好這兩者的關系，有一個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問題。項英在新四軍統戰工作中的失誤，主要不是因為執行王明的右傾路線，而是不懂得如何處理統一戰線的靈活性與原則性的關系，處處小心謹慎，生怕處理不當破壞和影響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在新四軍皖南時期曾擔任該軍秘書長的李一氓指出：“說項英受王明影響很大是不公平的，他是和李立三、張國燾同時期搞工運的，與王明毫無關系”[10]。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雙方不僅沒有共同的組織形式，而且沒有公認的決議和宣言，加上國共雙方都有自己的軍隊和政權，這就更加劇了雙方的矛盾沖突�？箲鸪跗�，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處于弱勢，國民黨處處加以限制和刁難，我軍如果全部遵從、照辦，就難以打開局面。項英認為軍事摩擦會導致統一戰線的分裂，但沒有看到我軍可以在維護統一戰線不破裂的情況下靈活地反擊國民黨頑固派。事實上，在統一戰線中，斗爭和團結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在國民黨處心積慮限制、消滅共產黨的情況下，軍事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不予抵御無以打破限制，無以放手發展。新四軍在開展統戰工作時必須敢于沖破桎梏和限制，新四軍的整體力量才能增強，抗戰的大好局面才能打開。
三、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統戰方針的調整及其成效
皖南事變后，中共一面巧用各種時機，將國民黨破壞團結、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丑惡行徑公之于眾，一面重建新四軍。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云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1月25日新四軍新軍部在江蘇鹽城成立。
劉少奇、陳毅等人及時總結了事變發生以前新四軍工作的經驗和教訓，統戰工作的方針有了較大的調整，主要體現在：
(一)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
皖南事變前，中央已經發現了項英等人的工作失誤。1940年5月6日，總政治部明確指出：“在組織方面……我們必須保證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一切遷就國民黨，遷就軍隊指揮的上下系統，而喪失或減弱我黨獨立性的辦法，都是有害的。”[9]p164遺憾的是，由于各種原因，新四軍政治工作中的失誤還未來得及糾正，皖南事變就爆發了。
皖南事變后，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項袁錯誤的決定》，指出他們存在“一切遷就國民黨”的錯誤，所領導的政治工作，“是失去黨的獨立性，引導新四軍去適合國民黨要求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嚴守黨的獨立自主原則，是共產黨從皖南事變中得到的慘烈教訓。1941年7月，新四軍代理軍長陳毅在中共中央華中局機關刊物《真理》雜志創刊號上發表《論建軍工作》，強調指出：“首先保證黨在本軍中的絕對領導權，排斥一切非革命意識的侵蝕。”[7]p121他還提出了“為建立正規化黨軍而斗爭”[7]p122的口號。
(二)對國民黨頑固派實施“既聯合又斗爭”的統戰策略。
皖南事變讓共產黨人認識到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仍存在復雜的階級斗爭。所以“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又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斗爭兩方面的政策”[11]p763。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制定的這一策略，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12]p119;在堅決回擊國民黨頑固派軍事進攻的同時，“對友軍中不明大義受人煽惑的挑釁行為，則采取一再退讓的辦法來促進對方覺悟，只在退讓無效而危及自己根本生存的時候，才采取嚴肅的自衛手段，一待對方退去，本軍又繼續待以友好態度，力求再度實現抗戰的團結”[12]p120。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挑釁作出有力回擊的同時，也不計前嫌，配合友軍抵抗日軍的進攻。1941年5月，日軍突然進攻湖北大洪山區的國民黨軍隊，新四軍立即行動起來，破壞敵后的交通運輸線，為友軍贏得了防御和阻擊的時間。1942年12月，日軍進攻國民黨李品仙、湯恩伯部，新四軍在安徽淮南、巢湖和桐城突襲日軍部隊，有效地支援了國民黨軍作戰。1943年1月，日偽不斷在南京東南掃蕩新四軍及韓德勤部，危急關頭，“新四軍三師黃克誠與韓總部互為犄角，策應得力”，“新四軍一、二、四師粟、羅、彭諸部出動部隊援助友軍，打擊敵進軍之后路”，2月24日，“彭部攻克泗陽之洋河鎮據點”，“韓部突圍，路經此間，彼此配合，恰收協同對敵之效”。新四軍的英勇義氣之舉贏得了國民黨軍隊和社會各界人士的稱贊，韓德勤也“馳書致勉謝”[13]p1022-1023。
(三)在統一戰線中爭取多方力量的支持。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范圍十分廣泛，國民黨固然是團結抗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其他階層的抗日力量也需要動員，只有實現整個中華民族總動員，才能盡早驅逐日寇出中國。
早在皖南事變前，共產黨就非常重視華中地區的民運工作。皖南事變后，中共鑒于國民黨頑固派制造摩擦、破壞團結抗日的事實，特別強調要重視群眾工作。1941年5月，中共中央華中局發出《關于組織根據地內人民大多數的決定》，明確提出：“廣泛開展群眾運動，從組織上團結根據地內一切抗日的人民共同抗日，為目前工作之中心一環。”[2]p274為了發動和組織千百萬廣大群眾參與到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中來，華中局要求“部隊黨與地方黨應有切實的配合，定出切實的計劃”;“各部隊必須用一切方法協助與掩護民運工作的發展”[2]p275。在新四軍的大力支持下，在地方黨組織的配合下，華中和蘇北地區各種救國團體，如工救、農救、婦救、青救、兒童團，以及文化教育抗敵學會等紛紛成立，并蓬勃發展。
發展進步勢力，團結、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各階層人民參加抗戰，新四軍非常注意動員鄉紳參加政權建設。新四軍在鹽城地區建立了廣泛的縣區參政會議，實行三三制，廣泛邀請各地方的鄉紳和知名人士出任臨時參議長，改變了他們過去“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的態度，“這些士紳先生們，一邊幫助軍隊參加抗戰，一邊領導武裝進行保家衛國”[12]p465。
從重建軍部到1942年9月，新四軍在鹽城、阜寧、阜東、濱海等7個縣市成立了參議會，到1943年年底，新四軍各抗日根據地基本上完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建設。在政治上建立三三制政權的同時，在經濟上，新四軍在根據地實行地主“減租減息”和農民“交租交息”等政策，鼓勵民族資本家發展實業，有力地保障了中間勢力的利益。在正確的路線發展指引下，人民從新四軍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不少鄉紳“寧愿損失自己的利益，減輕租息，增加工薪來支持抗戰”[12]p465。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汲取前期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失誤，真正成為一支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新四軍的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部隊迅速發展壯大，到抗日戰爭結束時已達到30多萬人，成為共產黨在華中和蘇北堅持和領導抗戰的基礎，并在抗戰結束后兩個中國命運的斗爭中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發揮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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