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經過了轉型、改善、深化三個階段，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提下對黨的領導體制的性質、特點、規律、體系、任務等不斷深化認識和逐步推進探索，圍繞維護權威、健全組織、吸納人才、創新方式、價值構建等方面進
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經過了轉型、改善、深化三個階段，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提下對黨的領導體制的性質、特點、規律、體系、任務等不斷深化認識和逐步推進探索，圍繞維護權威、健全組織、吸納人才、創新方式、價值構建等方面進行了實踐創新，使黨的領導體系、國家制度體系和社會運行體系緊密融合、協同發展，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領導力量和支撐主體。新時代，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必須堅持頂層設計、整體規劃，堅持穩中求進、漸進深化，堅持服務人民、依靠群眾，堅持立足國情、辯證借鑒，在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上為人類政治文明作出中國貢獻。
關鍵詞：黨的領導體制;歷史考察;基本經驗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力量，要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已經成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現代化建設需要領導力量和體制支撐。堅持黨的領導，不僅關系到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方向問題，而且關系到能否獲取強有力的力量支撐問題。
自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征程以來，經過40多年的變革，黨的領導不僅在經濟社會轉型后形成新的政治格局、新的權力邏輯、新的制度設計中得到堅持和發展，而且逐漸形成了與新格局、新邏輯、新設計相契合、與社會主義制度要求、國家形態相適應的新的領導體制，保證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方向，同時使黨的領導體系、國家制度體系和社會運行體系緊密融合、協同發展，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領導力量和支撐主體。回顧黨的領導體制的改革歷程，總結經驗，探究規律，對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黨政研究》是中共四川省委省級機關黨校主管、主辦，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省級政治理論刊物，是四川省社科特色學術期刊。系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收錄期刊、中國核心期刊遴選數據庫收錄期刊。設置欄目有：經濟學研究、公共問題研究、本刊特稿、法學研究、科學社會主義、黨的建設 、人文研究、政治學研究。
一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歷程
任何政治發展都不是抽象的，必須以一定的現實發展為基礎，以解決現實問題、推動現實發展為取向。對處于經濟社會轉型中的黨的領導體制改革來講，既需要在轉型的歷史進程中把握改革的基本趨勢，又需要在現代化的視野中把握改革的戰略選擇。只有將黨的領導體制放在一定經濟社會環境下來觀察，才能找到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演進路徑。在4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大概經歷三個階段。
(一)1978-1997年：推動黨的領導的轉型，探索適應市場經濟的領導體制
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黨的十五大召開之前，黨的領導體制改革主要任務是借助權力關系的變化和調整，沖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領導模式，推動黨的領導的轉型，同時又通過體制的變革和創新來規范變化了權力關系，探索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領導體制。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黨的領導的轉型問題，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作的主題報告中向全黨發出了這樣的號召：“今后，政治路線已經解決了，看一個經濟部門的黨委善于不善于領導，領導得好不好，應該主要看這個經濟部門實行了先進的管理辦法沒有，技術革新進行得怎么樣，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利潤增長了多少，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和集體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條戰線的各級黨委的領導，也都要用類似這樣的標準來衡量。”[1]在這一要求下，黨的領導實現從革命邏輯向建設邏輯的轉變，為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領導體制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階段主要圍繞黨的組織架構的恢復和改革、探索適應市場經濟的領導體制、黨的領導體制的制度化等展開，選舉產生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調整充實了黨中央領導機構，增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中央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制度，廢止干部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通過黨政分開、下放權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措施使黨的領導從過去的管得過多過細中解脫出來，相應的體制也逐步確立為行政首長負責制。總體上看，在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新階段，通過改革，初步解決了黨與行政的權力配置關系問題，對黨的領導做出了“政治領導、組織領導、思想領導”新的概括，初步擺脫了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的羈絆，激發了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二)1997-2012年：推動黨的領導的改善，探索契合依法治國的領導體制
從1997年黨的十五大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前，黨的領導體制改革不再拘泥于基于權力關系的黨政分開改革，主要任務轉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從改善黨的領導方式入手探索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的領導體制問題。黨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要求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特別是為了適應WTO關于市場經濟管理與對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開始關注在保證黨的統一領導前提下，如何有效協調黨的領導職能、政府行政職能與人大的立法、監督職能的問題，探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領導體制。
進入21世紀，黨的領導體制改革思路有了新的飛躍，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文件，明確提出“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新思路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基本路徑，突出執政黨的執政方式的轉變，強調“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重要性，將“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為深化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完善領導方式、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重要內容。總體上看，這一階段的改革在思想認識上突破了避免高度集中、實行黨政分開的基本格局，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全面推進黨的民主建設的新高度部署領導體制改革，在實踐中超越了黨政雙軌領導方式帶來的實際障礙，理順了一些職責交叉和關系不暢問題，推動行政、司法、立法職能的協調，為黨抓住戰略機遇，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提供了體制保障。
(三)2012年至今：推動黨的領導的深化，探索支撐民族復興的領導體制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納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大框架中，突出黨的全面領導和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探索在黨的領導體制下實現黨的領導制度與其他相關制度的有效、精準銜接。黨中央出臺的《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等文件，把“形成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納入改革目標，強調要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特別是要建立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強化黨的組織在同級組織中的領導地位，更好發揮黨的職能部門作用，統籌設置黨政機構，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同時提出了嚴格的時間表、路線圖，其改革思路之新、力度之大、改革之徹底是前所未有的，極大地推進了新時代黨的領導體制改革進程，使黨的領導有了更有力的體制保障。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并且將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制度建設的第一位顯著優勢，分別從健全各級黨委(黨組)工作制度、完善黨領導各項事業的具體制度、完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的角度明確了新時代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的“路線圖”和“施工圖”。對于這一部署，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這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大任務、是新時代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的根本要求、是應對風險挑戰、贏得主動的有力保證。由此可見，黨的領導體制的改革不僅要解決黨對全局領導問題，還要促進國家的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而實現兩者的有效銜接，支撐民族偉大復興。
二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內容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等的推進，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黨的領導體制改革是改革發展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提下對黨的領導體制的性質、特點、規律、體系、任務等的深化認識和逐步推進的探索過程，內容涉及維護權威、健全組織、吸納人才、創新方式、功能開發、價值構建等。
(一)維護權威
基于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導地位，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把握好維護黨中央權威這個基本原則不僅是貫穿于改革開放以來政治體制改革歷程中的一條主線，也是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核心所在。一是維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持政令暢通。
20世紀80年代以來，黨政分開、地方財政包干制等探索，再加上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黨的權力虛置，中央財力下降、中央政令不暢等問題的出現，影響黨中央領導權威。對此，黨的十四大提出：“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自覺維護黨的團結和中央的權威”;黨的十五大要求：“維護中央權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保證黨的路線和中央的決策順利貫徹執行”;黨的十六大提出：“堅決維護中央權威，保證中央的政令暢通”;黨的十七大提出：“全黨同志要堅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自覺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始終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自黨的十四大以來，確立了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通過分稅制強化中央財力，明確了在依法治國方略下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創新。
二是強化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將黨的領導體制改革融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習近平同志將“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第一條，明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黨是最高領導力量等原則性要求，寫入黨章。同時，進一步明確了黨的全面領導的實現方式，必須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在國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貫徹和有效執行，實現黨的領導框架下的國家治理和黨的建設的有機統一，以黨的全面領導的機構化程序化制度化為根本要求，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持續調整，黨的領導的制度化水平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4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正因為黨中央有權威，才能把握機遇、科學謀劃，謀劃全國“一盤棋”，才能改革開放事業“抓得緊”，“困難時也能做大事”，才能帶領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向偉大復興。[2]
(二)健全組織
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是職能的載體，領導職能的實現需要科學的組織設置。健全組織設置和深化機構改革是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習近平同志指出：“黨的全面領導、黨的全部工作要靠黨的堅強組織體系去實現。”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共產黨從1978年宣布改革開放，到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用幾十年走完西方上百年走完的路，伴隨這一過程的是黨組織體系領導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增強以及聯系社會、服務社會、參與社會的功能轉型。一是恢復完善黨的領導機構。
機構是實現黨的領導的載體，構成了黨的領導的龐大體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的領導機構從中央、地方到基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相應的領導機構逐漸恢復，吸收一批久經考驗、能夠堅定地執行黨的路線、富有經驗而又比較年富力強的同志參加中央領導工作。黨的十二大規定，黨中央不設主席只設總書記，總書記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議和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同時中央和省一級設顧問委員會。與此同時，各級黨組織也自上而下地恢復建立起來，特別是隨著鄉鎮取代公社、村取代生產大隊、基層黨組織的設置也逐步健全，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新的組織也都按照相應的規定建立的黨組織，全面提升黨聯系社會、組織社會、服務社會和參與社會的能力。
二是充分發揮民主集中制的最大制度優勢。2013年3月，習近平在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時指出，眾人拾柴火焰高。我們有一個既有分工又有協作的中央領導集體，有一套比較有效的工作機制，大家各負其責，共同把工作做好。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國家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的基本原則。依靠這樣一個科學的制度，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各組織主動性和積極性，保證國家統一高效組織推進各項事業。三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中央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面加大了力度，其中最突出的建立監察委員會，與紀委合署辦公，以強化黨和國家對權力的監督。2018年2月，全國31個省區市三級監察委員會組建工作全部完成。伴隨整個組織體系逐漸完善過程的是，整黨工作的開展，極大地統一了全黨意志，提升了凝聚力戰斗力，改變了一些基層黨組織的軟弱渙散狀態，整頓組織、提高思想、轉變作風，建設成為堅強戰斗堡壘。
(三)吸納人才
黨員干部隊伍和人才隊伍是黨的組織、黨的生活及黨的工作、黨的事業的主體，其自身素質和能力水平直接關系到黨的領導力和公信力。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黨員干部隊伍是重要的人才資源。改革開放以來，黨按照黨管干部的原則不斷加強對干部隊伍的培養。
一是實現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黨決定廢除干部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狀況，要求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員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黨的十二大將“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寫入黨章。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要求將“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作為上世紀80年代到上世紀末20年內要抓緊的四件工作之一，逐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交替，有一批年富力強的黨員干部，走上中央的領導崗位和其他領導崗位，擔負起黨的事業繼承者的歷史重任。
二是吸收其他社會階層先進分子加入黨組織。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非公有制企業得到迅速發展，黨的十六大指出：“要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增強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一批先進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迅速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積極擴大政治參與。三是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提出“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的戰略任務，強調黨員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轉變作風，身體力行，以上率下，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決策部署不折不扣得到貫徹落實，做到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暢通社會優秀人才進入黨政領導干部隊伍的渠道，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國家事業中來，為進一步建設完善的黨的領導體制，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奠定了基礎。
(四)創新方式
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與領導體制有著密切關系。創新方式關鍵在于完善和發展黨的領導體制，理順黨政關系。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實踐不斷創新，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也不斷與時俱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善黨的領導”的課題后，黨對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改革創新進行了積極探索。一是強調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黨的十二屆七中全會指出：“要對各方面工作實行政治領導，即在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內政、外交、經濟、國防等重大決策方面實行領導”，黨組織不是發號施令的權力組織，也不是行政組織和生產組織，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二是確立“依法治國”方針，明確黨必須是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原則，從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上確立了法治的基礎性、關鍵性地位，在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解決了共產黨執政方式的基本問題，形成堅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堅持黨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引領、推進和保障改革發展的基本方式。三是提出“全面領導”“黨領導一切”的基本方式。從整體來看，黨的全面領導體現為黨始終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做到“四個意識”“兩個堅決維護”;在工作中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實現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的有機統一。從時間維度上看，黨的領導始終和聆聽時代聲音、回應時代命題緊密相連，在新時代體現為能否在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空間維度看，黨的全面領導涵蓋了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各個領域，體現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過程。
(五)價值構建
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必須把統一思想、凝聚力量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中心環節，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構建起更好強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價值追求，促進全體人民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為服務黨和國家事業全局作出更大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圍繞凝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民偉力而展開，把宣傳思想工作擺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印發《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等文件，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實施一系列重大舉措，習近平同志先后兩次出席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全國黨校工作會議、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和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等，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和話語權，旗幟鮮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意識形態領域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問題得到明確，使黨的理論創新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深入人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廣泛弘揚，主流思想輿論不斷鞏固壯大，文化自信得到彰顯，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大幅提升，全黨全社會思想上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奠定了黨的全面領導的思想基礎。
三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經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正是因為有黨的堅強領導，國家治理體系才能不斷完善，治理能力才能不斷提升。正是因為始終在黨的領導下，集中力量辦大事，國家統一有效組織各項事業、開展各項工作，才能成功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克服無數艱難險阻，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穩步前進。黨的領導體制在國家、社會、市場、環境等都發生巨大變革的情況下，不但黨的領導的根本原則得到始終堅持，而且更加凸顯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優越性，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要順利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必須完善堅持黨的領導的體制機制，更好發揮黨的領導這一最大優勢。
(一)堅持頂層設計，整體規劃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完善體制改革協調機制，統籌規劃和協調重大改革。”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領導體系的鞏固與發展更多地是從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運行體系中獲得支撐和資源，因此也必須更多地從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的發展要求來完善自身，以保持黨、國家、社會、市場的協調統一，鞏固黨領導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深化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必須放在黨和國家發展大局中統籌規劃，需要在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等進程中同步開展、相互促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基于對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的反思，在領導經濟和文化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意識到經濟體制改革和改革開放的成果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來保障，也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來深化和拓展，因此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得以逐步展開。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重要經驗，也是深化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新時代，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關鍵是要進一步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必須將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置于關鍵環節加強頂層設計，處理好黨的領導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改革的相互關系，統籌規劃，協調推進，提高體制改革的科學性、權威性，增強各方面改革的協調性、整體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確保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和有效推進。
(二)堅持黨的領導，依法執政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發展的內在機理就在于：無論革命、建設，還是改革、復興，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都不能沒有黨的領導。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成就與黨的正確領導是分不開的，而黨的正確領導關鍵是形成了一套基于憲法和法律權威保障的科學有效的領導體系，使黨的領導通過對正確路線方針的執行，依法執政主導國家政權的運作，又通過國家政權合法地全面組織整合治理社會得以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是黨有效領導的結果，但是變化了的社會也給黨的有效領導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時代，黨要有效實現領導核心作用，必須在依法治國的執政方略下把握好三項原則：一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將黨的領導、黨的建設與依法治國統一于現代化進程中;二是堅持依法執政原則，將黨的領導和黨的執政置于憲法和法律框架中，不能在主導運作國家政權和治理社會中超越憲法和法律;三是堅持民主法治原則，其核心是將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最終落腳在人民當家做主上，保障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這三項原則共同為實現黨的領導核心作用、構建科學有效的領導體制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礎和政治保障。
(三)堅持穩中求進，漸進深化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要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深入調查研究，集中正確意見，從中央到地方，積極地、有步驟地繼續進行改革。”[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走出了一條漸進式的改革道路，把改革的力度和發展的速度、對改革的承受程度結合起來，在發展和穩定中推進改革，以改革促進發展和穩定。這既是改革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一條基本經驗。
對于執政黨來說，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就是要構建起與黨的使命相適應的領導體系，逐步解決了三方面問題：一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在這一背景下使黨的領導能夠從決定一切的政治過程，轉變為黨與國家、社會有機互動的過程;二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從憲法、法律、制度上明確黨的地位和作用，規范和保障黨的領導;三是建設現代國家治理制度體系，使黨的領導與現代國家制度運作有機結合起來，建立起制度化、科學化的黨政關系，健全應對風險和危機的組織制度體系。實踐證明，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推進都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結果，既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條件，又要全面分析面臨的風險和矛盾，明確改革方面和路徑，穩中求進，漸進深化，而不能謀求畢其功于一役。
(四)堅持服務人民，依靠群眾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推進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根本出發點、動力所在和路徑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堅持黨的領導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內在一致性，就是從根本上把握住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特點。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4]改革開放以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黨在加強和改善領導體制過程中，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不忘初心”，要求全黨牢記黨的宗旨。堅持黨的領導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一致性，關鍵在黨。實踐證明，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符合人民利益，反映人民呼聲，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緊緊依靠人民，才能增強社會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五)堅持立足國情，辯證借鑒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以開放的胸襟、全球的視野，大力開展政黨交流，在相互交流學習中，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積極貢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理念和領導方式及取得的改革成就越來越獲得各方高度關注和贊賞。新時代，黨的領導體制改革要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既需要研究國際公共治理理論，立足國情，辯證地加以借鑒吸收，又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國外模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科學結論，也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和現實的選擇。深化黨的領導體制改革必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框架下，立足中國國情，將民族文化特色與現代人類文明相結合，逐步形成現代化的領導體系和話語體系，在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上為人類政治文明作出中國貢獻。
作者：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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